第50章 七月三十日，莫斯科
紅軍的車停在莫斯科市內捷爾任斯克廣場對面一座裝飾累贅的樓前，此時是三十號下午一點。坐在副座的尤利·薩貝科中佐轉頭對森四郎他們說：“這兒就是聯邦國家保安人民委員會總部。接下來就交給這兒吧。”
今天，森四郎他們從烏克蘭的利沃夫起飛，經過三個半小時的飛行抵達了位於莫斯科舊城北邊的莫斯科中央機場。起飛前，薩貝科問森四郎他們到了莫斯科有什麼打算，格溫斯基說先去聯邦國家保安人民委員會接受調查。薩貝科認為這個回答“比較妥當”，還說要親自送他們去總部。
抵達中央機場後，森四郎他們擔心的秘密警察並沒有出現。也許就像格溫斯基說的那樣，蘇聯國內的通信狀態還是上世紀的水平。從飛機上走下來時，為了不引起周圍人的注意，森四郎只是輕輕地吐了一口氣。機場也沒有進行特別的入境審查。
有好幾輛公用車來迎接特使一行。接薩貝科的是一輛橄欖色軍車。薩貝科讓森四郎和格溫斯基坐在車的後面。這是十分鐘前的事。
格溫斯基看著NKGB的總部大樓，出人意料地對薩貝科說：“中佐，你不和我們一起去嗎？我還想請你說明怎麼救了我們。”
薩貝科有些猶豫：“我也去？”
“是啊。先把情況說清就得三個小時，不，得四個小時吧。有時間的話一起去吧。”
“時間……不太充裕。”
“中佐，那如果需要你作證再請你來，這樣行嗎？”
“那沒問題。”
“那就我們兩個先去說明情況。”格溫斯基看著森四郎，“沒關係吧，議長？”
“只好這樣了。”
薩貝科鬆了一口氣問：“調查完了怎麼辦？”
“和委員會商量著看吧。”
“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別客氣。我在參謀總部，就說負責宣傳的薩貝科中佐他們就知道。”
森四郎說：“有麻煩會找你的。到時多關照。”
“話雖如此，在賭場認識中國共產黨還是有些驚訝。”他言語中有些懷疑。
森四郎故作嚴肅地說：“一切都是為了接近日本的法西斯分子。”
“你不是很適應那裡嗎？”
“論賭博的話，再沒有比中國人狂熱的民族了。”
“中國革命將近，我也賭一百盧布。”
“人們都確信此事，賭不大吧。”
薩貝科遞給森四郎一個本子，上面寫著電話號碼，應該是薩貝科在參謀總部的辦公室。森四郎接過來，道了謝。格溫斯基下了車，森四郎也跟著下來，關上了車門。
從蘇黎世走了兩天。總算是降落在了莫斯科，可還是覺得這件事有些不真實。行李也沒有，孑然一身。說不出來的心神不寧。薩貝科的車還沒開走，他坐在副座上和善地笑著，好像想確認森四郎他們會不會真的去NKGB總部。格溫斯基向車裡的薩貝科笑笑，然後對森四郎說：“走吧，我們要在這兒接受嚴格的調查。”
格溫斯基沒走正門，向大樓的右側走去。那邊有便門。森四郎也向薩貝科揮揮手，跟在格溫斯基後面。便門的微暗的門廳里左右各站一名衛兵。左邊有窗戶，下面的門關著，看來要進去必須得到窗口的許可。
格溫斯基問警衛兵：“能用一下廁所嗎？”
士兵轉過頭來。格溫斯基重複了一遍：“想用用廁所。”
士兵像是受到了侮辱，臉都紅了，瞪著格溫斯基，兇巴巴地說：“你知道這是哪兒嗎？”
“知道，聽說這兒的廁所很氣派。”
“來NKGB有什麼事嗎？”
“沒，沒什麼。”
“出去！這裡可不是公共廁所。”
“可是……”
“出去！還有那個男的！”
士兵抬起頭，拿起肩上挎著的帶有圓形彈匣的自動步槍。
格溫斯基舉起雙手向後退著說：“明白，明白，這就出去，別激動。”
士兵拿自動步槍對著他說：“出去，快點兒！”
格溫斯基打開門跑到了捷爾任斯克廣場上。森四郎跟在他後面。薩貝科的車已經不在廣場上了。格溫斯基頭也不回地背對著大樓走著。
森四郎追著他問：“也就是說我們在莫斯科自由了？。”
格溫斯基目視前方說：“目前是。”
“接下來怎麼辦？”
“去日本大使館吧。把情報傳達給大使或大使館的副軍官。”
“然後呢？”
“就在那兒告別吧。我去華沙。”
“我怎麼去巴黎？沒有換洗衣服，俄語也只是能聽懂幾句。”
“辦完事，慢慢考慮吧。”
他們從捷爾任斯克廣場拐到了同名的街上。拐彎時，格溫斯基總算放慢了腳步。
與伯爾尼和斯德哥爾摩相比，莫斯科的街道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閒散的感覺。可能是因為斜射下來的微弱的夏日陽光，或者因為剛從戰時的貧困生活中解放出來。人們的穿著也很樸素。
剛才路過的大樓的牆上貼著很多海報。可以看出大半是為了戰爭中鼓舞士氣。有幾張是演唱會和集會召開的通知。森四郎忽然停下了腳步。格溫斯基也站住了看著森四郎。森四郎指著一張海報。上面印著一張巨幅照片，照片上的女人不自然地梳著日本發式。
“這個女的，我好像認識。”
格溫斯基讀著海報上寫的西里爾字母：“歌劇《蝴蝶夫人》，女高音是奧路爾·芳子·小川。”
森四郎歡呼起來：“是小川芳子。她在巴黎學過聲樂。”
在柏林時還和田中路子提到了在莫斯科消失的她。格溫斯基問：“怎麼日本的女高音在莫斯科？”
“被戀人引誘，私奔到了莫斯科。”
“戀人是俄羅斯人嗎？”
“是日本人，歌劇導演。他相信莫斯科是社會主義劇的天國。”
“他們什麼時候來的莫斯科？”
“戰前，三六年的秋天吧。”心裡一算，森四郎有些驚訝，“已經是九年前的事了。”
“就是說他們是政治流亡？”
“應該是吧。”
格溫斯基端詳著小川芳子的照片，說：“她可真漂亮。”
“在巴黎很受歡迎呢。不止在日本人的圈子裡，在巴黎的社交界也很受歡迎。”
在巴黎時，有段時間森四郎還相當於是小川芳子的經紀人。她去莫斯科時自己也幫了忙。森四郎回想著當時的小川芳子，問格溫斯基：“《蝴蝶夫人》什麼時候演？要是今晚的話我們能去看看嗎？”
“這是上一季的海報，公演已經結束了。”
“去哪兒能聯繫上她呢？”
格溫斯基瀏覽著海報答道：“去國家大劇院問問吧，大概是國立歌劇團。”
“你能幫我打個電話嗎？好不容易來了莫斯科，想听聽她的聲音。”
“反正要給大使館打電話，到時打。”
海報邊角上有一串像是電話號碼的數字，森四郎把它撕下來，裝進了兜里。走在標為列寧格勒大街的路上，發現了一家餐館。這家餐館叫烏茲別克斯坦。當然森四郎不認得西里爾字母，路名、店名都是格溫斯基告訴他的。
他們決定先進餐館制訂計劃。早上隨便吃了點兒，又沒有蘇聯貨幣。先吃午飯，再把格溫斯基帶的英鎊換成盧布。
坐下後，格溫斯基和服務員說好用英鎊換盧布。他們點了菜和保加利亞紅酒，兩個人話也不說埋頭吃著。吃完飯，在店裡薄薄的電話本上查日本大使館的電話，一下就找到了。沒查到日本海軍和陸軍軍官室的電話，可能是沒有獨立的辦公室吧。格溫斯基也對駐莫斯科的日本政府相關機構不了解。
森四郎問：“應該我來打電話吧？”
格溫斯基搖搖頭說：“蘇聯對日參戰近在眼前，日本大使館的電話可能被監聽。我先打，確認一下。”
“能知道有沒有被監聽嗎？”
“我一聽對方拿起聽筒時的聲音就知道。不過蘇聯可能在開發新的監聽技術。”
“在伯爾尼沒想到這一層。”
“結果引來了美國情報部。”
“因為當時把武官叫到了外面。今天只在電話上說怎麼樣？”
“他們不會信的，即使相信也會讓蘇聯方面知道情報洩露了。最壞的結果就是加緊對日參戰。連情報已經傳過去也不能讓他們知道。”
格溫斯基用餐館角落的公共電話打電話。森四郎把耳朵湊近電話。格溫斯基撥著號碼盤。響了兩聲後，那邊接起了電話。
對方說：“日本大使館。”
格溫斯基沒出聲，馬上把電話掛了。放好電話後，格溫斯基說：“果然被監聽了。直接去大使館吧。”
“去之前能不能給大劇院打個電話？”
格溫斯基狠狠瞪了森四郎一眼，卻也沒有拒絕他。打了三次電話，每次對方都告訴他另一個號碼。打第四次電話時，他把電話遞給森四郎，冷冷地說：“通了。”
森四郎把電話奪過來放在耳邊，響起了他想念的聲音：“餵，餵，哪位？”
“森四郎。”森四郎說出了自己的名字，“是芳子嗎？”
“森……”短暫的沉默後傳來了激動的聲音，“男爵，是你嗎？是你嗎！”
“是我，森四郎。我在莫斯科。”
格溫斯基走開了。小川芳子說：“莫斯科！這又是怎麼回事？你怎麼在這兒？做什麼？你還好嗎？打仗的時候你過得怎麼樣？”
連珠炮似的問題讓森四郎忍不住笑了：“等等，芳子。讓我喘口氣。”
“不行，快說。我知道，哎，真是……”芳子百感交集，“你真的是男爵啊。”
“我看見《蝴蝶夫人》的海報，就想給你打電話，看來你在這裡發展得不錯。”
“還可以，現在充滿活力。可心情卻不是蝴蝶夫人，而是阿依達。”
“啊？”
小川芳子沒回答繼續說：“餵，快回答。你在莫斯科幹什麼？什麼時候來的？”
“剛到，有件無可奈何的事。”
“從巴黎來的？”
“不，從斯德哥爾摩經過伯爾尼來的。”
“到底為什麼？”
“哎，說來話長。你有空嗎？”
“有啊，隨時可以，現在也可以。去哪能見到你？”
“等一下。”森四郎忙說。去日本大使館的話兩個小時應該夠了。 “現在兩點，四點行嗎？”
“好，在哪兒？”
“你定一個市裡好找的地方，我去那兒。”
“好找的地方？嗯……”芳子發出惹人憐愛的撒嬌聲，然後說，“紅場？高爾基公園？啊，普希金廣場好嗎？”
“普希金廣場？”
“嗯，在有樹的環形路上，在廣場的普希金像前怎麼樣？人們都知道，離舊城近，很好找。”
“就去那兒。”
“啊，能在這兒和男爵見面，我……”
“你一點兒沒變吧，我能一眼認出你嗎。”
“唉，我已經不似以前年輕了，還胖了點兒。你呢？”
“我越來越英俊了。”
“我要抱住你。”
“不管多胖我都招架得住。那普希金廣場，四點。”
森四郎掛了電話，格溫斯基正愉快地看著他。森四郎也意識到自己表情完全放鬆了，毫不緊張。他走到格溫斯基身邊時，格溫斯基說：“你和女人說話時顯得非常幸福。”
森四郎說：“女人，對我來說就像是祖國一樣。”
“為了女人會拼命嗎？”
“這個很難說。”
“要是你說能的話，我也表示我的敬意。”格溫斯基臉上的微笑消失了，又恢復了平常的嚴峻神情，說，“好，走吧。”
森四郎跟著他走出了烏茲別克斯坦餐廳。日本大使館位於克里姆林官向西延長線上的赫爾岑路。背朝克里姆林官上了有緩坡的赫爾岑路，過了馬路就是日本大使館了。格溫斯基和森四郎快到特貝爾斯科依街時下了出租車。格溫斯基說：“別東張西望的，自然點兒。先確認一下周圍的情況再進大使館。”
森四郎他們裝作散步，在路上慢慢地走著。
日本大使館是一座石建建築物，院子裡一片蔥綠。在帝政時代大概是貴族的公館吧。陳舊卻有情調的房子。四周是石頭和鋼鐵圍牆。下面的鐵門鎖著。森四郎他們在大使館前也像剛才那樣慢慢走著。只是偶爾看一眼門柱上的告示。格溫斯基走過大使館後說：“別看。路對面的樓裡有監視組，在二樓。門旁邊停著的兩輛車應該是跟踪組的。看來已經公然進行跟踪了。那邊停的卡車像是什麼技術組的。監視比想像得還嚴。”
森四郎依舊看著路的前方，問：“監視所有的外國公館嗎？也太費事了。”
“不是，只有日本大使館特殊。對日參戰迫在眉睫了。”
“咱們怎麼辦？進去也沒問題吧？雖說外面有監視可咱們在裡面說話，他們應該不知道。”
“不行，我們一出大使館就會被拘留。送到捷爾任斯克廣場的那棟樓的地下室裡。”
這樣啊，那還是算了吧。
“那……”森四郎想了一下說，“寫信傳遞情報吧。”
“都會被審查的。”
“找個送信人怎麼樣？把情報匿名寫上送過去。”
“那樣送到的情報，他們會信嗎？”
森四郎吹了聲口哨說：“那就沒轍了，買去巴黎的票吧。”
格溫斯基說：“到了這一步，只好去日本了。”
“啊？”森四郎不禁看著格溫斯基，“你說什麼？”
格溫斯基用同樣的口氣說：“我說去日本。如果能到了中國東北滿洲里，就能進入日軍基地了。”
“你說的是真的嗎？”
森四郎站住看著格溫斯基。他的目光裡沒有一絲玩笑的意思。
格溫斯基說：“別停，離開大使館。”
森四郎又走開了，但視線並沒有從格溫斯基臉上移開。
格溫斯基也看了森四郎一眼：“我什麼時候開過玩笑？”
“可是，這兒離滿洲里有多遠？”
“至少五千公里吧。”
“從斯德哥爾摩到這兒我們已經走了四千公里了啊。”
“那再走五千公里又何妨？”
“別說得這麼輕鬆。就算能乘坐西伯利亞鐵路，也得好幾天呢。到時情報就沒用了。”
“說不定不會那樣。就算是那樣，離日本近一點不也好嗎？”
“你不知道什麼叫放棄嗎？”
格溫斯基回答得很簡潔：“不知道。”
森四郎不知再說什麼，搖了搖頭。
格溫斯基說：“你想，此時半途而廢的話，我們千里迢迢到這兒就完全是徒勞了。為什麼要那麼辛苦，為什麼要騙人，為什麼要用暴力？是為了拯救日本吧。”
“話是不錯，可實際上我們不是沒辦法了嗎？從莫斯科到國境，蘇聯的秘密警察怎麼會輕易讓我們通過！”
“不試怎麼知道？”
“絕望。”
“我從沒這麼想。”
這時正好右首有條小路。森四郎拐進了小路，轉身向跟在後面的格溫斯抗議似的說：“實在幹不了了，我們現在在蘇聯的中央，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孤立無援啊。”
格溫斯基一邊的眉毛揚了揚。 “在被佔領的德國我們不是運氣很好嗎？”
“別把那塊混亂的土地和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相提並論。”
“一樣的。”格溫斯基臉靠近森四郎，說，“你想想，我在伯爾尼救你可不是為了讓你中途退場。你以為殺人是我的愛好嗎？”
森四郎把格溫斯基頂回去說：“反正我是無能為力了。你一個人幹吧。”
格溫斯基沒有退卻，強硬地說：“不行。這是你和武官的約定。你不是和武官還有夫人說好了嗎？”
“他們可沒告訴我行程會這麼艱難。”
“你是說武官撒謊了？騙你做出約定嗎？事情確實比預想得困難，可是這樣的困難和危險也在契約條件內。你是和大和田武官夫婦交換了契約的。不是強行讓你當密使。有約定的。”
森四郎想起了大和田軍官夫婦的面容。年齡的差距自不必說，這對日本軍官夫婦也毫不在意階級差別和職業貴賤，在斯德哥爾摩和自己往來。請自己喝茶，吃火鍋，選自己當網球的伙伴。特別是那美麗純潔的夫人大和田靜子。自己完全把那對夫妻當做……
忽然，另外一種情景又重疊於記憶之上。是同盟國軍佔領下的德國。化作廢墟的街道和村莊。垂頭喪氣走著的人們。一貧如洗的德國國民那暗淡的目光。
一個少年的目光又復加在這記憶之上。戰爭孤兒、偷東西的少年。衣服破爛的少年目光像野獸一樣，在已經成了廢墟的漢堡城裡跑著。自己不是從那少年的眼睛裡想起了什麼人嗎，想起了另一個男孩？想起一個偷食物的男孩，他的目光和那個少年一樣。
格溫斯基繼續說：“你還沒有履行完契約。當然即使你就此結束也可以。周圍沒有人會譴責你。你也不必徵求武官的了解。你是自由的。可以拿戒指換了錢去巴黎。也能去摩納哥的賭場，過花天酒地的日子。如果你不感到羞恥的話。”
可惡，森四郎想，在間諜的培訓課里肯定有雄辯術和說服術。我不是讓格溫斯基說得動搖了嗎？
森四郎保持沉默，格溫斯基說：“你擔心的是技術上的問題吧？”
他的語氣不像剛才那麼尖銳了。
“不是距離也不是我說的毀約。我會盡力想辦法的。別這麼輕易放棄。給我點兒時間，我想我能讓你放心。”
森四郎無力地說：“如果你能做到的話，我就再堅持一下。”
格溫斯基忽然露出了笑容，是他這個年齡沒有的年輕人的微笑。格溫斯基抱著森四郎的肩膀，點頭說：“好，把夫人的戒指拿出來吧。”
“幹什麼？”
“換錢，去遠東需要經費。”
“那是我的工錢。”
“成功的話再要報酬。拿出來吧。”
“我不想拿那枚戒指換錢。”森四郎鬆了鬆自己的腰帶，說，“用這個行嗎？”
他從腰帶扣後面取出一粒寶石。從巴黎被押送到柏林時，好不容易帶出來的鑽石。這是最後一顆了。恐怕價值是夫人給的琥珀戒指的十倍。
格溫斯基接過鑽石，非常驚訝地問：“是鑽石吧？可以嗎？”
“反正還有五千公里的路，我想把錢帶足。”
“好，謝了。”
“去哪兒？”
“有幾個黑市可以去問問。”
“我想見見那個女高音歌手。”
“你們說的是四點在普希金廣場吧。然後我也去那兒。晚了也等著我。”
格溫斯基把鑽石用手絹包起來放進兜里，給了森四郎一些盧布。大概是剛才換的錢的一半。
“那四點見。”
格溫斯基左右看了看赫爾岑路，縱身出了小路。森四郎目送著他高大的背影遠去，無奈地咂嘴撓頭。
小川芳子站在普希金廣場的文豪的銅像下。她既不像自己說的那麼老，也沒胖。只是穿著完全成了俄國女人：深色的裙子配印花襯衫和米色針織衫，頭髮扎在腦後。當年在米蘭和巴黎學聲樂時的歌手的樣子絲毫不見，就像是一個在俄國大地上出生成長的女性。可是她的微笑還是南國式的，或者是巴黎式的，讓男人痴迷的、有威力的、美豔的微笑。
“男爵！”芳子喊道，“真的是你啊。”
芳子向森四郎飛奔過去，森四郎抱起芳子轉了好幾個圈，放下時緊緊地抱著她，然後是斯拉夫式的熱吻。
芳子說：“啊，不敢相信。會在這兒見到你，你會在這兒，居然是你！”
森四郎說：“平靜一下，讓我好好看看你。我也和你一樣不敢相信。”
“我明白。”
森四郎緊抱著芳子的肩膀，直直地看著她。確實，仔細看的話，九年的歲月給了芳子相應的成熟。依舊那麼美麗，在巴黎時那種楚楚可憐的印像變淡了。現在她的容貌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悲傷的陰影美，隱藏著創傷和不幸的脆弱美。
森四郎目不轉睛地盯著芳子，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因為在打仗，不能好好化妝。儘管在莫斯科是歌手，也不能好好打扮。”
“說什麼呢。”森四郎說，“你還是那麼漂亮。不，比以前更漂亮了。”
“你的嘴也還是那樣。餵，你怎麼在莫斯科？酒店的工作？”
“不是。發生了很多事。以前的工作已經不干了。”
“不當酒店管理員了？”
“不當了，現在是個賭徒，有時也送送信。”
“什麼？”
“遇上了也沒辦法。”森四郎放眼望向廣場，說：“走走吧？”
“嗯。”
芳子輕鬆地挽著森四郎的胳膊。他們從廣場栽著樹的環形路上向特貝爾斯科依街走去。路的兩邊是車道，中間是有樹的步行道。這條路樹木蔥鬱，可以愉快地散步。
森四郎慢慢地走著，問：“他怎麼樣了？”
芳子抬頭看了森四郎一眼，說：“你是說志摩？”
志摩哲也，芳子的戀人，築地小劇場的導演。在巴黎認識了芳子，相識第三個月就帶芳子去了莫斯科。他公開聲稱自己是共產黨員。
芳子又望向了林蔭道，小聲回答說：“死了。聽說死了。”
“你們沒在一起嗎？”
“在一起的時間很短。也就是採莫斯科之後的半年。”
“發生什麼事了？”
“肅清啊，三七年的，沒聽說嗎？”
“和日本人還有什麼關係嗎？”
“被懷疑有反政府陰謀。他們說莫斯科話劇界有過這種事。說我們和那些人有瓜葛，把我們抓起來了。”
“我們？你也被抓了嗎？”
“嗯，各自受到了審判，我被送進了監獄。關了兩年，三九年終於被釋放了。”
“志摩呢？”
“好像審判一完就被處死了。並沒有通知家人，只是聽人們說的。大概是死了。考慮到當時俄國的情況這也是正常的。”
他們沉默著走了一會兒，森四郎問：“之後怎麼樣？很辛苦吧？”
“四零年總算出演了《蝴蝶夫人》，然後得到了好評，常常參演意大利歌劇。去年演了《蝴蝶夫人》的主角，現在……”芳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因為是日本來的歌劇演員，比較受歡迎。演出淡季還去前線慰問呢。”
“單身嗎？”
“嗯，一直一個人。”芳子邊走邊抬頭看了一下森四郎，“說說你吧，發生什麼事了？怎麼把酒店的工作辭了？我走後巴黎發生了什麼？”
“嗯。”森四郎想說那件事，不禁苦笑了一下。 “唉，沒意思。”
森四郎本來是岩坪利八郎男爵經營的連鎖酒店的僱員，被派到了巴黎。利八郎男爵想讓兒子榮輔在巴黎學習管理。森四郎作為他的隨從一起去了巴黎。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森四郎的職位是酒店駐巴黎事務所職員。
森四郎十二歲的時候被岩坪家從孤兒院帶走了。岩坪男爵對慈善一時興起，又考慮到要培養忠實的家臣，很關注孤兒森四郎。被領回家後，森四郎成了岩坪的長子榮輔的玩伴。
十五歲時森四郎開始在岩坪的酒店東京虎之門工作。同時去夜校學習商業。十八歲時作為實習生被派去了上海的國泰酒店，學習西方的接待方法。這時學了簡單的英語和法語。也就是說作為榮輔去巴黎遊學的隨從，森四郎是合適人選。
岩坪榮輔在巴黎被委託給了酒店，他三個月就離開了那兒。他說關於日本的酒店管理沒什麼好向他們學的。後來成天不學習也不工作。就是和在巴黎的日本人玩樂，叫上人們去地方鄉鎮、在賭場一擲千金。
在巴黎，森四郎是榮輔的秘書、翻譯，也是用人。經常和榮輔一起出去，照顧他。在一旁看著榮輔奢侈的玩樂生活時，森四郎慢慢意識到了自己在賭博方面的才能。
這個時候有人稱呼森四郎為男爵。榮輔自稱男爵，可是周圍的人經常誤解，他們還以為經常和榮輔在一起的森四郎是日本的男爵。每次產生誤會時，榮輔都很生氣。周圍人覺得他生氣的樣子很好笑就故意叫森四郎男爵。一般來說被不知情的人叫男爵時會自己解開誤會，可森四郎和榮輔在一起的時候，被叫作男爵也不理會。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森四郎自己也習慣了男爵這一稱呼。
三六年春天，小川芳子來到了巴黎。她來自東京音樂學校，得到了岩坪男爵的資助，之前在米蘭學聲樂。
芳子在巴黎作為聲樂家首次登上了舞台。雖然是的配角，卻很快成了巴黎社交界的紅人。她清秀的外貌和響亮的高音迷倒了愛好歌劇的有錢人。大家都認為她是田中路子的後繼者。
岩坪榮輔也是小川芳子愛慕者中的一個。他作為資助人的兒子，所作所為簡直就像是她的主人。一周約她好幾次，帶她去看歌劇、芭蕾或者去舞廳。送她花、小東西、寶石。接著就逼迫她，讓芳子去自己家，還讓她住下。半夜不打招呼就去位於聖日耳曼昂萊市的芳子家。當然芳子沒讓他進去。
榮輔認為既然接受了岩坪利八郎的資助就應該答應自己的要求。他覺得光從岩坪家拿錢而不回報是有違人倫的。
小川芳子溫和卻又乾脆地拒絕了。他的要求越來越露骨無恥，連白天喝茶的邀請都被她拒絕了。榮輔暗示她要中止資助，她雖困惑苦惱，但也沒讓榮輔越雷池一步。
森四郎在榮輔身旁看著苦惱於誘惑和威脅的芳子，覺得很難受。可自己是僱員，不能給榮輔提意見，也不能製止他。能做的也只是安慰被拒絕後暴躁的榮輔。
這種情況下，志摩哲也來了。他是築地小劇場的導演，有著寬寬的額頭，冷靜透徹的嘴唇。對自己的藝術天分抱有絕對的自信，是一個傲慢的美男子。芳子馬上就成了他的俘虜。大概她第一次見到志摩哲也這類型的男人。志摩也很快接受了芳子。有一次，在日本人常去的餐廳，榮輔、森四郎和志摩、芳子四個人碰見了。榮輔非要坐一個桌子，挑釁志摩。
“聽說你是共產黨，和這邊的共產黨也走得很近。要不要報告特高科啊。”
志摩對榮輔的挑釁嗤之以鼻：“要是你覺得憑這個就抓住了我的小辮子，你就是個無可救藥的白痴。比你的長相還白痴。我聽說在巴黎有隻猴子自稱是男爵，我知道是誰了。”
榮輔拿著香檳瓶站起來了。餐廳裡一下亂了，森四郎馬上奪過瓶子把榮輔按在那兒。森四郎按著榮輔的時候，志摩帶著芳子出了餐廳。就在這晚，芳子搬到了志摩住的便宜旅店。兩個人同居的事成了醜聞，在巴黎狹小的日本人社會中很快就傳開了。
榮輔給父親利八郎男爵發了電報。他說接受利八郎資助的小川芳子在巴黎和共產黨歌劇導演同居了，應該中止資助。利八郎沒給榮輔回電。倒是小川芳子收到了電報。電報上說有流言傳來，要求芳子報告事實。如誠如傳言，就和共產黨分手，還暗示她如果無視指示就停止資助。
不知所措的芳子悄悄找森四郎商量。芳子的家庭不怎麼富裕。如果沒有利八郎的資助生活都會有困難，繼續聲樂學習就更談不上了。雖說如此卻也沒說和志摩哲也分手的事。森四郎勸她哪怕只是形式也好，和志摩分開。如果不在一起生活就可以給利八郎報告說同居是毫無根據的謠言。資助也會繼續。三天后，芳子來找他，說要和志摩一起去莫斯科。把一切告訴志摩後，志摩說不應該永遠在那樣的資本家的庇護下，去莫斯科吧，在那里人們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你應該也能繼續當歌唱家。
實際上志摩要去莫斯科的事之前就在巴黎的日本人中間傳開了。人們說他在巴黎打探去莫斯科的機會。因為單憑去莫斯科這個理由拿不到護照，為了出國就暫且先來了巴黎。志摩要去莫斯科的事傳到了榮輔耳朵裡，芳子也去的消息使榮輔很激動，絕對不允許父親庇護資助的女人做出私奔這種事。更何況還是去莫斯科。他要給志摩重重一擊。榮輔把車停在志摩住的旅店前，開始監視他。可以說他因為嫉妒而精神失常了。森四郎也被命令監視他們。第二天早上森四郎就放棄了這份愚蠢的工作。他去了志摩和芳子的房間，說去東站的話給他們運行李。兩個人早已經打點好行李了。森四郎忙開車送兩人去了東站，他們上了去維也納的列車。那是三六年晚秋的事。結果森四郎被榮輔狠狠地罵了一頓。
走在林蔭道上，森四郎回想著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戰爭初露端倪的歐洲，不安地度過每一天，虛幻乏味的每一天。回想著巴黎，森四郎向芳子訴說那之後的自己的人生，芳子拋棄一切和志摩私奔後的事。自己為什麼成了賭徒，怎麼留在戰亂的歐洲等。
森四郎說：“我也漸漸討厭伺候那位少爺了，不久後，那位少爺對住在附近的法國少女做了無恥的事。但是給警察的報告弄錯了，我被抓起來了。”
芳子問：“怎麼弄錯了？”
“報告說自稱男爵的日本人強奸了少女。結果不是榮輔先生而是我被警察廳逮捕了，關進了拘留所。”
“誤解很快就解開了吧？”
“榮輔先生搭上了去馬賽的火車。正好是日本郵船箱根丸號來的時候。他準備逃離法國。我一直以為榮輔先生會自首的，可是他根本沒來。我非常擔心，通過律師向日本大使館求助。也被斷然拒絕了。結果我在拘留所被關了七天，出來時收到了日本來的電報，通知我被酒店解雇了。”
“男爵的電報？我一直以為他很器重你。”
“榮輔先生和他的狗腿子一直中傷我，再加上因強姦罪被逮捕的事，男爵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你去莫斯科後大概半年的事。三七年的春天。”
“然後呢？”
“開始做翻譯、導遊這些工作。每天去諏訪酒店等日本人，從噁心的有錢人那騙了很多錢。這樣的生活接續到大戰開始。”
“再然後呢？”
“日本發來了回國命令。我還不想回國，就沒理。於是命令我歸還護照，我也裝作不知道。接著就下發了護照無效公告。我通過關係弄到了土耳其護照，從此成了土耳其國民，當了職業賭徒。”
森四郎還簡單地說了一下自己在巴黎被蓋世太保逮捕、押到德國和得到驅逐出境令到了斯德哥爾摩的事。
“來這兒的原因……”森四郎想做個總結。這部分最難說清。 “在斯德哥爾摩有一對日本夫妻託我往日本送信兒。所以正在想怎麼能穿過西伯利亞。”
一看表已經是下午四點四十分了。格溫斯基應該在普希金廣場等著。
“哎呀，去廣場見我的同伴吧。走吧。”
“女的？”芳子的聲音裡夾著一絲不安。
“男的。波蘭人。”
“我去方便嗎？”
“當然了。我可不想和你斷了聯繫。”
芳子露出了放心的微笑：“走吧，我也不想就這麼放過你。”
格溫斯基已經在普希金廣場等著了。他在那兒走來走去，那樣子讓人想到了動物園裡的熊。
森四郎介紹兩人認識。芳子像貴婦人那樣向格溫斯基伸出手，格溫斯基握著她的手，恭敬有禮地吻了一下。
格溫斯基直起身問芳子：“海報上你的名字好像是奧路爾這個俄羅斯名字。”
“啊，那個啊。”芳子很愉快地回答，“我名字小川的發音是奧爾娃，不知什麼時候就有了那個俄羅斯名。”
“那小姐您的暱稱是？”
“奧麗爾，我也很喜歡這個名字，在日本人聽來感覺有好事將要發生。可以的話請您也這麼稱呼我，比稱呼小姐更合適。”
“那奧麗爾，可能你們有很多話要說，但請把男爵借我一下，我有話想和他說。”
“嗯，好的。”
格溫斯基拉著森四郎走了幾步，把芳子留在了銅像下。
森四郎在意芳子，對格溫斯基說：“她又不是秘密警察的狗。背著她說不是反倒讓她介意嗎？”
格溫斯基沒理會森四郎的抗議。 “很難買西伯利亞鐵路的票。去遠東的軍用火車優先運行。每天有十幾輛軍用火車開向遠東。現在能買下禮拜的票。”
“買上那個也成啊。”
“說不定下禮拜對日戰爭就開始了。我們不能再磨蹭了。”
“那坐飛機？”
“沒打聽到飛機的消息。除了公用的專機大概沒有去遠東的飛機了吧。”
“你可別說坐軍用火車啊。”
格溫斯基輕鬆地說：“我想過這個，求助薩貝科中佐，他會不會給我們什麼文件？”
森四郎盯著格溫斯基說：“我總算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了。你就是個孤擲一注的賭徒。”
“問個問題，在輪盤賭裡，用最少的錢投在紅色或黑色能贏嗎？”
“這可不是輪盤賭。”
“我們已經被逼站在俄羅斯輪盤賭前面了。只能相信運氣，向存活的方向奮力一搏。要是你想到了別的辦法就說。”
應該沒了。森四郎伸出雙手望著天。視線的余光裡映著芳子的身影。她有些不安地看著森四郎他們。
森四郎說：“你有沒有想過，也許我們可以出黑海，走南面的路。從土耳其到巴格達、印度方向不是開通航線了嗎？說不定現在普通人也能坐。”
“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森四郎對格溫斯基的頑固很生氣，他說：“就算這樣我和芳子約會的時間總有吧。我們都九年沒見了。”
回到芳子身邊時，她有些詫異地問：“有什麼麻煩嗎？”
森四郎明確地否定了：“沒有，沒什麼。就是去遠東的事。”
“你們怎麼了？德克特爾有些難過地看著這邊。”
森四郎回頭看了一下格溫斯基，說：“他負責安排旅行。買不到票，毫無頭緒。”
“好像現在西伯利亞鐵路很混亂。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明明有那麼多人想去去不成，我居然一直拒絕去遠東慰問。”
“你說什麼？”
芳子側著頭問：“啊？去遠東慰問的事。”
“是去遠東那邊慰問嗎？”
“嗯，從紅石到遠東。文化部和紅軍都請我參加慰問團。我覺得旅途會很辛苦，還沒答應。”
“什麼時候出發？去哪兒？”
芳子笑森四郎：“幹嗎，一下子這麼嚴肅。”
“快告訴我。”森四郎又重複了一遍，“去哪兒，什麼時候去？”
“慰問團後天出發。去遠東軍各地的駐紮地。巡迴四周。據說那邊的軍隊在大戰中一直沒有文娛活動，對娛樂如飢似渴。”
“先去哪兒？”
“先去博爾賈。”
“博爾賈在哪兒？”
“在貝爾湖的最東邊。比一個叫赤塔的城市還靠近滿洲。”
“靠近滿洲啊。”森四郎回過頭叫格溫斯基，“有話和你說。”
森四郎讓芳子把剛才說的事給格溫斯基重複一遍。
格溫斯基目光炯炯地問：“慰問團是坐西伯利亞鐵路嗎？”
芳子答道：“不是，飛機。坐專機一個接一個地訪問駐紮地。”
“慰問團有哪些人？”
“主要是人民劇場的波波夫劇團。還有樂隊、一個男歌手和兩個舞蹈演員。”
“奧麗爾，你為什麼拒絕邀請呢？”
芳子有些為難地說：“我不怎麼懂俄羅斯的流行歌曲。軍歌也不會。只會意大利歌劇的詠嘆調和世界名曲，好像士兵對這些不感興趣。”
“可紅軍方面不還是邀請你了嗎？”
“因為我受歡迎有特別的原因。”
“怎麼講？”
“我是可憐的日本藝術家的象徵。我在法西斯國家不受歡迎，來了蘇聯得到好評。我現在受歡迎也許是因為這個。俄羅斯人把我看做蝴蝶夫人了。”
“就算是俄羅斯士兵也會感動於真正的藝術吧。要是去不也很好嗎？”
格溫斯基的話沒什麼說服力，芳子說：“九月要開始排練了。”
格溫斯基說：“我再問你，慰問團的成員都定了嗎？”
“除了我都定了。”
“慰問團的飛機能再坐兩個外部的人嗎，我和森四郎？”
“不太清楚。”芳子看著森四郎，“你說要帶消息去日本。坐西伯利亞鐵路去不行嗎？”
“最後關頭了，想盡快送到。”
“為什麼？”
森四郎猶豫了一下。讓她知道了也會給她添麻煩，可是不告訴她實情，卻拜託她帶他們一起去又不坦誠。
森四郎說：“再磨蹭的話，日本就要亡了。”
芳子驚得目瞪口呆。這話從森四郎嘴裡說出來太讓人意外了。
芳子問：“為什麼？為什麼那個國家會滅亡？”
“這個不好說，反正日本不知道滅亡這件事，還在胡亂繼續著戰爭。有入託我把能作為結束戰爭根據的一些情報盡快送到日本的領導層。”
“怎麼這麼吞吞吐吐的。”
“反正就是剛才說的那樣。”
“也就是說你想去遠東是為了能盡快去日本。”
“過了'滿洲國'的話，之後應該沒什麼麻煩了。”
“再然後呢？”
“回巴黎。”
“巴黎……”芳子的瞳孔裡好像燃起了一束光，“去巴黎嗎？”
“還得等這份工作結束了。恐怕也沒那麼容易。”
芳子看看森四郎又看看格溫斯基，一時陷入了沉默，好像在計劃著什麼事。過了一會兒，芳子說：“和慰問團一起去赤塔，然後再換乘西伯利亞鐵路的話應該馬上就到滿洲里了。我試著去和慰問團長說明情況讓你們搭飛機。”
森四郎說：“蘇聯政府是個麻煩，不能告訴他們實情。”
“不是為了和平嘛。”
“蘇聯準備馬上對日參戰。”
芳子驚呆了。森四郎說：“還有一件事也和你明說了吧，我們來莫斯科用的是非法手段。也就是說去滿洲不能堂堂正正地通過國境審查，要騙過政府或者只能強行沖過去。”
“我們一起走吧。”芳子說，語調並非躊躇滿志，而是用平常的語氣。
森四郎吃驚極了。芳子繼續說：“要是這樣的話我加入慰問團。你們的事我會想辦法的。”
“能行嗎？”
“歌劇歌手任性是常事兒。既然他們請我，就要為難他們一下。”
“我們憑什麼進慰問團？”
“就說你是我的戀人吧。沒你陪著我就失去了精神平衡。連歌也不能唱了。”
“德克特爾呢？”
芳子看著格溫斯基：“德克特爾，你有什麼手藝嗎？”
格溫斯基並不怎麼為難，說：“鋼琴會點兒，手風琴也會。”
“樂隊應該有拉手風琴的人。不過可以說是我的歌唱指導老師。就說為了九月的公演必須上課。”
森四郎意識到了芳子的計劃不夠周全。 “就算一起去了，用不了一個晚上就會暴露的。”
芳子看著森四郎說：“不會的。先去的慰問地是赤塔。到了赤塔當天就能穿過'滿洲國'國境。”
“我是擔心你。我們跑了你會被追究的。幫助來歷不明的人越境，會嚴格地調查你的。”
芳子神采飛揚地說：“說什麼呢？我也一起走啊。”
“去日本？”森四郎不禁又吃了一驚。她之前拋棄了日本，私奔到了蘇聯。 “你要放棄這裡的生活、這裡的人生嗎？”
“是。”
“怎麼能那麼輕易地就放棄？”
芳子盯著森四郎說：“能啊。莫斯科到底有什麼？有一個愛的人也就算了，我什麼都沒有，一無所有啊。”
“有工作啊。你很受歡迎吧。”
“沒有，我現在意識到了，從我出了監獄，就一直在等待離開這個國家的機會。等待帶我離開的人。”
“就算這樣，離開蘇聯你又去哪兒呢？日本的話，現在這個時代西洋樂歌手是活不下去的。”
芳子搖搖頭說：“去巴黎。說好了，你帶我去。這樣的話我就幫你們。”
森四郎看著格溫斯基。格溫斯基聳聳肩，似乎在說只好這樣了。
從普希金廣場到人民劇場波波夫劇團的辦公室只要走十分鐘。從特貝爾斯科依街一拐到奧爾料夫街，在一座不太起眼的五層樓的建築裡。對面是藝術劇團路，藝術劇團路往裡走一點兒就是莫斯科藝術劇團。
波波夫劇團的團長是一個叫亞歷山大·波波夫的喜劇演員。五十多歲，很胖，頭髮稀少，藍眼睛，圓鼻子。臉就像塗了口紅一樣，他接待了森四郎他們。
芳子叫著波波夫的暱稱：“薩沙，一直沒給你消息，不過今天決定了。請讓我加入你的慰問團吧。”
波波夫笑容滿面地叫道：“太好了。我總算沒有白等。奧麗爾你來的話我們的巡演一定會非常成功。走到哪都會滿座，還能得到勳章。”
“不過呢，”芳子說，“我有兩個條件。”
“條件？什麼條件？”
“第一，我非常神經質，要是身邊沒有信賴的人關心我，我連舞台都上不了。我希望您讓我的戀人和我們同行。”
波波夫拉下臉來盯著森四郎，神情像是在問你就是她的戀人嗎。芳子也含淚望著森四郎。剛才進屋的時候，森四郎和芳子像十八歲的戀人似的手拉手肩並肩。森四郎討好地向波波夫笑著，點了點頭。
芳子介紹道：“他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員。森四郎先生，是我和我的藝術的知音。我要是離開他了，連台也不能上。”
森四郎用法語純真地說：“只有我能讓奧麗爾平靜、幸福。”
波波夫的表情裡夾雜著困惑和歡迎，他轉過頭問芳子：“這是條件之一啊。”
“是，還有一個。下一季我有兩場公演，一個是意大利亞歌劇《阿依達》，另一個是《伊凡·蘇薩寧》。”
波波夫的小藍眼睛睜得大大的：“你要演《伊凡·蘇薩寧》嗎？偉大的俄羅斯歌劇！”
“是的，因為大祖國戰爭勝利了，我想今年《伊凡·蘇薩寧》的公演一定會掀起熱潮的。斯大林元帥也一定會多次駕臨國家大劇院的。”
“是啊，是啊。奧麗爾，你將得到無上的光榮！”
“不過我有件麻煩事。這部偉大的俄羅斯歌劇我並不拿手。也得矯正俄語發音。現在還上著課，這課一天都不想停。”
“也就是說……”波波夫的臉又拉下來了，“那該怎麼辦？”
“巡演中請讓我繼續上課吧。這位是指導我《伊凡·蘇薩寧》的教授。我想請他和我們一起去。”
格溫斯基表情嚴肅地對波波夫說：“您也知道歌劇女主角一天也不能休息。休息一天自己就感覺到了，休息兩天樂隊就能看出來，休息三天觀眾就能看出來。”
波波夫用兩手誇張地抽著自己的臉，搖搖頭說：“奧麗爾，要請你加入慰問團一定要讓這兩位一起去嗎？”
“是的。”
“兩個人都去？”
“是的。”
波波夫從桌子後面取出文件夾，不停地翻翻這兒翻翻那兒，說：“一個人的話還有辦法……”
芳子的聲音裡夾著憤怒：“您是說讓我選其中一個嗎？戀人或者是指導教授？”
“不是，我……”
“我很高興能為慰問團做些貢獻，所以勉強求他們去遠東，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了，您居然如此無情地拒絕我。”
波波夫狼狽地說：“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加入的話手續也……”
“怎麼辦？我放棄加入慰問團，就這麼回去嗎？我也覺得在元帥面前歌唱更重要。”
“等一下。”波波夫抱著文件夾，都快哭出來了，“給我點時間。也得和相關方面協商一下。能不能加人我現在不敢說。飛機和住宿也需要安排。”
“去的話，我也得準備。等到什麼時候呢？”
“明天下午之前吧？”
“下午兩點吧。為了保養嗓子我上午要休養。”
有人敲門。波波夫的聲音大得驚人：“什麼事？”
_個年輕男子探進頭來：“薩沙，來看一下排練。”
波波夫站起來說：“總之，給我點兒時間。我會盡力和文化部交涉的。”
芳子讓波波夫吻了一下右手，就揚長而去了。森四郎他們跟在她後面。森四郎對芳子堂而皇之的無理任性有些吃驚。這技術是天生的還是像唱歌一樣是學來的？
走上馬路後，森四郎對芳子說：“怎麼樣？我們倆能一起去嗎？”
芳子答道：“差不多。現在去文化部和紅軍那兒活動應該很難。不過最後實在不行，更換成員也會帶你們去吧。”
“你剛才說的《伊凡·蘇薩寧》是什麼？”
“俄羅斯的愛國歌劇。就像日本的《忠臣藏》。斯大林很喜歡。”
芳子帶著些蔑視的語氣。大概是討厭俄羅斯歌劇吧。
“你要演那部歌劇嗎？”
“我瞎說的。連故事情節都不知道。那麼說是為了從聲勢上壓倒他。”
格溫斯基說：“另外，奧麗爾，不好意思，有些現實問題要跟你說。”
芳子抬起頭看著格溫斯基。格溫斯基像看著年幼侄女似的看著她說：“我們沒有住的地方。連替換的衣服都沒有。錢還有些，能不能想想辦法？”
芳子說：“就請二位住在我家吧。住在外面還得另做打算。衣服嘛，我問問朋友。實在不行就去大劇院的服裝間找找看。”
心情終於輕鬆了一點兒。還有五千多公里的路要走，憂慮也沒用。這個辦法行得通行不通還不知道。明天兩點以前還是只想著高興的事吧。
看看表，下午五點二十分了。
七月三十日，自德國投降已經過去了三個月，離大和田武官認為的事態期限，還有九天。
明斯克大街三十七號是一座希臘式風格的古宅，過去是書店而廣為人知。可大祖國戰爭爆發後，很少有市民知道這座建築做什麼用。
只有極少數的政治局成員和軍隊高官知道。蘇聯陸軍參謀部搬到了這裡。建築的地下雖然連著地鐵站，可是開戰以來這一站禁止一般市民出入，列車也不在這兒停而直接通過。地下鐵站也全部作為參謀總部的設施被使用。
下午五點十分，地上建築的二樓，朝著內院的辦公室裡，薩貝科中校掛了電話。他向NKGB的德國科詢問一件很在意的事，也就是今天下午有沒有兩個人去那兒。一個叫米法埃羅·庫利科夫的中年俄羅斯人，另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員。接電話的職員詳細盤問了薩貝科的來歷，為什麼要問這件事，好像想知道理由。薩貝科回答說偶然把那兩個人從莫斯科中央機場送到了NKGB總部，好像他們有什麼重要的事，想知道是不是順利地解決了。
對方說自己先把電話掛了，然後打參謀總部公開的電話。回答是：沒有那樣的人物來訪。
薩貝科點著在伯爾尼時買的美國煙草，想著，那兩個人真的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嗎？因為他們自己說要去NKGB總部，也就沒有懷疑他們的真實身份，可是他們沒去。 NKGB有可能沒說實話，但是說不定自己做錯了什麼。
他產生了一絲不安。他想著那兩個男人說的話。為了排除自己是日本的情報員，和美國情報部門產生了糾紛。事實上，那天美國的政府職員發生了事故。就算和美國情報部成員發生糾紛是事實，那和日本情報部門的關係又怎麼樣呢？東洋人說自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和日本的法西斯分子作鬥爭。這話是真的嗎？
日本的法西斯分子？
現在參謀總部為了應對“滿洲國”的緊張局面，從歐洲到遠東正在繼續大規模的運輸作戰。還有傳言說正在為對日戰爭做準備。
和日本法西斯分子的鬥爭……
和美國情報部職員的糾紛……
薩貝格中校抖了一下，把煙從嘴裡拿出來。
他覺得從道理上考慮的話，前面有一個大黑洞在等著他。這是一個能吞沒一切的無底洞，包括薩貝科輝煌的軍歷，免於肅清的幸運。
薩貝科想還是別考慮了。因為自己是第一次出國旅行，所以有些興奮和輕率。以後也只能祈禱這不是個大問題，不會發展為大事件。只能祈禱了。
此時在波茨坦的西施林官，斯大林正從首席秘書官波斯克廖貝合夫手裡接過一份極秘密電報。
這是身處遠東的A． M．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發來的。華西列夫斯基元帥作為斯大林的代理，六月末被派遣到了遠東。為了準備對日戰爭。
斯大林發出了加快對日作戰的準備這樣一條命令，華西列夫斯基的電報是對這一命令的最新報告。華西列夫斯基這麼寫著：兵力配備大概在八月一日完成。之後十天開戰準備完成。
斯大林對站在桌子旁邊的波斯克廖貝合夫說：“發兩條命令。”
他拿起了筆記本和筆。
“第一，任命華西列夫斯基為遠東蘇聯軍總司令官。”
斯大林頓了一下，他看著旁邊的大地球儀。波茨坦也有和自己克里姆林官的辦公室裡一樣的東西。正好地球儀上歐亞大陸的東部朝著斯大林。斯大林看著地球儀，說：“對日總進攻定於八月十一日。”
波斯克廖貝合夫表情沒有絲毫變化，把這些話寫到了本子上。
芳子住在莫斯科的山手，這個地區過去是外國人街。這是一座面向波羅的街的五層建築。芳子住在四層。
房間佈局是一個臥室，放著鋼琴的客廳，還有廚房和衛生間。小且樸素的房子。比起同是歌劇歌手、嫁給國家級演員的田中路子來，生活條件有很大的差距。不過芳子肯定對這樣的生活沒有絲毫的不滿。她招呼森四郎他們進來，用各種食材高興地準備晚飯。
森四郎邊吃邊向芳子訴說這九年的生活，比下午更詳細更坦誠。與斯德哥爾摩的大和田軍官夫婦的交往這部分，可能說得更多，也向她坦白了從斯德哥爾摩到莫斯科旅途的詳細過程。一開始只是說遇到了危險，可是芳子毫不避諱地問細節。森四郎只好把殺人的事也說了。芳子聽了好像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什麼也說不出來。
芳子說了來莫斯科後和志摩的生活，以及之後被逮捕和監獄生活，接下來戰爭時期的窮困。她帶著些許感傷說著這些事。聽著聽著，森四郎對芳子的憐愛越發難以抑制。
格溫斯基聽不懂森四郎他們的日語對話，他只是細品著芳子遞來的紅酒。吃完晚飯，格溫斯基突然說自己要出去辦點事，可能半夜才回來。
森四郎問他在莫斯科究竟有什麼事，他也沒回答。從他的表情來看好像有什麼相當緊張刺激的事在等著他。格溫斯基站起來說那我出去了，朝芳子眨了下眼睛，出了房間。
腳步聲從走廊上消失後，芳子說：“他是在意我們吧？”
森四郎故意咳嗽了一下，說：“不是，你也太多心了吧。”
“太多心？”芳子說著把手伸到了桌子上，“你不是說他不是非常敏感的人嗎？”
明白了，吃飯的時候一直有一種濃烈的情感共鳴交織在森四郎和芳子之間，他們都被對方吸引著。想得到對方的心情隱藏不住，也無須懷疑，已經清楚地呈現在雙方的眼神裡、聲音裡。森四郎拉起芳子的手站起來，走到桌邊，兩個人抱在了一起。
長時間的接吻後，芳子注視著森四郎喘息著說：“就像做夢一樣，你居然在莫斯科。而且比九年前更有魅力，一直在我的眼前閃耀著。”
森四郎吻著她，又一次纏綿的接吻後，森四郎說：“我也是。那個曾屬於別人的小川芳子被我這麼抱著，讓我這麼親吻著。明明是高不可攀、離我很遠的女人。”
“再近一點，再親密一點吧。我們來填補這九年的時間吧。”
芳子催促森四郎進臥室，森四郎就那麼摟著芳子的腰向臥室走去。情事在雙方的溫柔體貼中慢慢升溫。雖然有第一次身體重疊的羞怯，但這成不了達到高潮的阻礙。兩個人確認著對方的感受，慢慢地把身體交給器官，融為一體，共同歡喜。達到頂點的瞬間，芳子發出了忘我的叫聲。森四郎知道她美妙的聲音是與生俱來的。大叫之後，芳子的喘息持續了很長時間。
兩個人的身體緊緊地黏在一起，直到身體冷卻，意識恢復。這期間，芳子有好幾次腿微微痙攣，持續了很長時間不能退去。
不久痙攣完全平息了。芳子低語道：“你為什麼要給那種男人當秘書？為什麼只是在一旁守著我？為什麼要幫我和志摩逃到莫斯科？要是你推開別人站到我前面說想要我，說別去莫斯科和我在一起，你要是這麼說就好了。你沒想過我多期望這些嗎？”
森四郎頗感意外地說：“真的嗎？你真的這麼期待嗎？當時你很愛志摩吧？”
“是，我尊敬他。他的才能確實也光彩奪目。女演員一般對導演都會有一種類似愛情的感覺。但那隻是像愛情，並不是真的愛情。他從來不是我的戀人，一直都是導演，作為導演凌駕於我之上。”
“沒看出來。”
“我看起來很幸福嗎？”
“只有你們兩個人的時候，難道沒覺得幸福嗎？”森四郎意識到自己的話有些諷刺，又說，“也是，確實沒看出來你在幸福地談戀愛。”
“他是個暴君。完全不考慮我的感受，想幹什麼就乾什麼。隨意擺佈我。有好幾次說我笨蛋、無能。我就像是他的奴隸。”
“可你不還是跟著他去了莫斯科嗎？”
“不知哪位先生幫助安排的。”
“你是說我多管閒事嗎？”
芳子沒有直接回答，說：“你想想我去找你商量時的事，我馬上就要離開巴黎前的事。”
“你來巴黎半年後吧？”
“更久些吧，八個月左右。在那最後關頭我突然意識到，在巴黎，我身邊的人裡誰最重要。”
“志摩吧？”
“不是。你覺得我在那個時候找你，盼著你給我什麼回答呢？你勸我和志摩表面分手繼續接受男爵的資助，你覺得我想要這樣的勸告嗎？我想一直幫我的你會不會這麼說：資助不要了，榮輔也別管了，和我在一起吧。或者是你喜歡我的話會告訴我，我還以為你會這麼說。你一直對我很好，什麼時候都護著我。明里暗裡都幫著我。我這個沒名氣的小歌手常在想，他除了作為榮輔先生的跟班是不是還有別的意思。我天真地盼著你能對我說你不要工作了，要我和你在一起。”
森四郎玩味著芳子的話，他說：“我到底是遲鈍啊。”
胃液倒流的感覺充滿了胸膛。如果這是真的話，那自己……
芳子一邊用手指繞在森四郎的胸前，一邊說：“還是當時你有珍惜的人，就沒把我放在眼裡？”
“怎麼會。”森四郎有些無力地說，“我想儘管只是工作，還是想在榮輔對你的誘惑下保護你，幫一把你和志摩。”
“太好了。”芳子的聲音輕柔起來，“我果然不是憑空誤解你的心意。”
“你讓我誤解了。我沒想到你會那麼想。我以為你只是把我看做榮輔的秘書。”
“我們兩個人都好幼稚啊。一點兒都不懂男女之情。”
森四郎起身打開床頭燈。昏黃的燈光圍繞著他們。森四郎從夾克兜里掏出煙，得抽根煙了。房間裡飄著煙，芳子從床上起來，裸身向窗邊走去。朝向馬路的窗子的窗簾拉著一半。芳子背對森四郎看著街上。芳子看著外面說：“這條街看起來和平時不一樣，是因為你在吧。有你在，我覺得這條街道也不賴。”
森四郎說：“我可不能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