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追踪普萊斯到另一家汽車旅館，就在這條街上，離這兒不遠。”傑用拳頭揉眼睛。 “我租下他隔壁房間。牆壁很薄。我貼牆坐了一整天，聽他在隔壁房間的動靜。我不知道，也許我想听到悔恨、哭泣、煎熬的聲音，任何聲音。但他只是成天喝酒看電視。然後招妓。射黛絲麗的臉和斬她的手指還不到四十八小時，這個下三濫竟然打電話叫女人像叫外賣。”
傑點燃另一支香煙，凝視火苗一陣子。
“妓女離開後，我走到他房間。我們對罵幾句，我推撞他幾下。我希望他抓起一件武器，你猜怎麼著？他果然如此。一把六英寸彈簧刀。操他媽皮條客用的刀子。但好在他抽刀，使我接下來做的事看起來像自衛。多少有幾分。”
傑憔悴的臉轉向窗外，雨勢稍稍減緩。當他再度開口時，聲音平板，了無生氣。
我在他肚子切了一個小口，從屁股一邊拉倒另一邊，我緊抓著他的下巴，逼他直視我的眼睛，任由他的大腸流了一地。
他聳肩。 “我認為那是還給黛絲麗的公道。”
外面氣溫可能有七十五度，但車餐廳裡的空氣感覺比停屍間還冷。
“那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傑？”安琪說。
他露出鬼魅般的微笑。 “我打算回波士頓，我也打算剖開特雷弗·斯通的肚子。”
“然後呢，在監牢度過你的餘生？”
他看著我。 “我不在乎。如果命該如此，也罷。帕特里克，你只有一次機會找到真愛，如果你非常幸運的話。喔，我非常幸運。活到41歲，愛上一個幾乎只有我一半年齡的女人，共度兩週。然後她死了。行，世界是冷酷的。你碰到好運，遲早你會遭到真正厄運，有得必有失，人生是公平的。”他輕輕拍打桌面，敲出快節奏的鼓聲。 “很好。我接受。不喜歡，但我接受。我的人生天平已經扯平。現在我要去幫特雷弗平衡一下。”
“傑，”安琪說，“這跟自殺沒兩樣。”
他聳聳肩。 “活該倒霉。他死定了。再說，你以為他還沒派人來殺我？我知道太多秘密。我停止和他每天聯繫的那一刻，就簽下我的死亡證書。你認為克里夫頓和庫辛跟著你們幹嗎？”他閉上眼睛，嘆氣聲清晰可聞。 “不。我已經決定了。王八蛋非吃一顆子彈不可。”
“他只剩五個月生命。”
他又聳肩。 “對我來講還不夠快。”
“何不走法律途徑？”安琪說，“你可以作證他僱你殺他女兒。”
“好主意，安琪。也許案子在他死後六七個月會進入審判。”他扔下幾張鈔票付賬。 “我要取那個老惡棍的命。這星期。緩慢和痛苦地。”他微笑。 “還有什麼問題？”
傑的東西大部分還在他剛到時在聖彼得堡市中心烏坎巴克公寓租的一戶帶家具的小套房。他打算繞過去，拿了東西就上路，飛機太不可靠，機場太容易監控。他打算不睡覺，也不做其他任何準備，沿著東海岸線開二十四小時車子北上，凌晨兩點半抵達大理石首。到了那裡，他計劃闖入特雷弗·斯通的家，把老頭子活活折磨死。
“了不起的計劃。”我們從車餐廳門口台階冒著大雨沖向車子時，我對傑說。
“你喜歡？我隨便想出來的。”
安琪和我想不出我們還有什麼選擇，於是決定跟傑回馬薩諸塞州。也許我們可以在高速公路休息站和加油站繼續討論，要么說服傑放棄計劃，要么想出一個比較理智的方法解決他的問題。我們向精英汽車公司租來的賽利卡——也是傑租3000GT的地方——可以交火車托運回去，請他們把賬單寄給特雷弗。不論死活，他負擔得起。
不倒翁遲早會發現我們已經走了，他會帶著他的膝上電腦和他的小眼睛飛回家，想出一個理由向特雷弗解釋他怎樣跟丟我們。至於庫辛，我猜會爬回他的棺材，等待下一次召喚。
“他瘋了。”安琪說，我們跟隨傑的尾燈向高速公路開去。
“傑？”
她點頭。 “他以為他在兩週內愛上黛絲麗，胡扯。”
“為什麼？”
“你認得幾個人——成年人——在兩週內愛得死去活來？”
“不表示不可能發生。”我說。
“也許。但我認為他在還沒遇到黛絲麗之前已經愛上她了。美麗女孩獨自坐在公園裡，等待救星。所有男人夢寐以求。”
“美麗女孩獨自坐在公園？”
她點頭。 “等待被救。”
我們前方，傑開上通往北上275號公路的引道，小小紅色尾燈在雨中模糊不清。
“也許是事實，”我說，“也許。但不管怎樣，如果你在很短的時間內，在極度緊張的形勢下，與某人發生關係，然後那人被奪走，臉部中槍—你也會想不開。”
“就算你對。”賽利卡碰到一個有秘魯那麼大的水坑，後輪頓時打滑，向左邊歪過去，安琪立刻把車子打到空擋。她把方向盤轉向打滑的方向，車身自動矯正，我們安然開過水坑。她隨即推入四檔，然後迅速切入五檔，踩油門，追上傑。
“就是你對，”她重複，“但他要去暗殺一個實際殘廢的人，帕特里克。”
“一個邪惡的殘廢。”我說。
“我們怎麼知道那是事實？”她說。
“因為傑告訴我們，黛絲麗也證實了。”
“不！”她說，擎天橋的黃鰭在前方大約十英里處升入夜空。 “黛絲麗並沒有證實。傑說她證實了。我們唯一的根據是傑告訴我們的。我們不能向黛絲麗求證。她已經死了。我們也不能向特雷弗求證，因為他無論如何都會否認。”
“埃弗瑞特·哈姆林。”我說。
她點頭。 “我說我們一到傑的公寓就打電話給他。用公共電話，免得傑聽到。我想听埃弗瑞特親口證實傑說的全是事實。”
雨敲打賽利卡的帆布車頂，聲音像冰塊。
“我信任傑。”我說。
“我不。”她看我一下。 “無關個人因素。但他神誌不清。而且現在我不信任任何人。”
“任何人。”我說。
“除了你，”她說，“不在話下。除此之外，人人可疑。”
我靠著椅背，閉上眼睛。
人人可疑。
甚至傑。
這世界詭異極了，父親下令暗殺女兒，治療機構不提供真正治療，一個我曾經毫不猶豫託付我的性命的男人突然間不可信賴。
也許埃弗瑞特·哈姆林說得對。也許榮譽已近黃昏。也許它一直在向下沉淪。或更糟的，也許它從來只是一個幻覺。
人人可疑。人人可疑。
這句話開始變成我的四字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