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女兒在坦帕市。”特雷弗·斯通說。
“斯通先生，”安琪說，“你沒聽到我們講的話嗎？”
他拉緊晚裝便服領口。透過迷濛的眼睛看她。 “聽到。兩個男人相信她死了。”
“是。”我說。
“你覺得呢？”
“還很難說，”我說，“但從我們聽到的描述來看，傑夫·普萊斯不像是會在企圖躲藏的時候，還帶著像你女兒這麼引人注目的女人在身邊。所以坦帕市的線索……”
他張口想說話，隨即閉上。眼睛緊閉，似乎在強忍某種酸性物質。他的臉滑溜溜地滲出汗水，臉色比漂白過的骨頭還蒼白。昨天早上他準備好要見我們，他使用拐杖，穿著講究，展現一個虛弱但驕傲且不屈不撓的鬥士形象。
但今天晚上他來不及準備我們就到了，他坐在輪椅上，據朱利安說，如今他有四分之三的時間使用輪椅，被癌症和企圖對抗癌症的化療折磨得身心俱疲。頭髮稀稀疏疏翹在頭頂，聲音是非常沙啞的微弱低語。
“無論如何總是一個線索。”他說，眼睛仍然閉上，哆嗦的拳頭按住嘴巴。 “也許那也是貝克先生失踪的地方。嗯？”
“也許。”我說。
“你們多快能動身？”
“什麼？”安琪說。
他睜開眼睛。 “去坦帕市。你們明天一早能不能準備好？”
“我們必須訂機票。”我說。
他皺眉。 “沒有必要訂機票。朱利安可以明天一大早去接你們，載你們去搭我的飛機。”
“你的飛機。”安琪說。
“找到我女兒或貝克先生或普萊斯先生。”
“斯通先生，”安琪說，“機會不大。”
“好。”他對著拳頭咳嗽，眼睛又閉上一會兒。 “如果她還活著，我要找到她。如果她死了，我要知道。如果這個普萊斯先生是害死她的人，你們願不願意為我做件事？”
“什麼事？”我說。
“你們能不能幫我一個大忙殺了他？”
房間空氣突然冷得像冰。
“不。”我說。
“你以前殺過人。”他說。
“絕對不再。”我說。他轉頭面對窗戶。 “斯通先生。”
他把頭轉回來，看著我。
“絕對不再，”我重複，“明白嗎？”
他閉上眼睛，頭靠在輪椅頭枕上，從房間向我們揮手。
“你看到的男人像死人多過於活人。”朱利安說，我們在大理石玄關，他手上拿著安琪的大衣。
安琪伸手接大衣，他示意她轉身背對他。她做個鬼臉，但照做了，朱利安將大衣滑上她的臂膀，蓋住她的背。
“我看到的男人，”他邊說邊伸手到壁櫥拿我的夾克，“像塔一樣高聳在其他男人之前，高聳在工業和金融和他願意踏足的每一個領域之上。這個男人的腳步聲令人顫抖，而且尊敬，至高無上的尊敬。”
他舉起我的夾克，我套進去，聞到他身上乾淨清涼的古龍水味道。我聞不出那是什麼牌子，但我知道反正我買不起。
“你跟他多久了，朱利安？”
“三十五年，肯奇先生。”
“不倒翁呢？”安琪說。
朱利安對她淡淡一笑。 “你是說克里夫頓先生？”
“是。”
“他跟我們也有二十年了。他本來是斯通夫人的男僕和私人秘書。現在他幫我料理房地產的維修和保養，當斯通先生本人太累時，照顧斯通先生的生意。”
我轉身面對他。 “你認為黛絲麗出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希望不是什麼不可挽回的事。她是一個極乖巧的孩子。”
“貝克先生呢？”安琪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小姐？”
“他失踪那晚是在來這個房子的途中。我們向警方查過，奧奇森先生。那天晚上1A號公路沿途沒有發生過任何騷動或不尋常的事件。沒有車禍或遺棄車輛。沒有出租車公司在那段時間載客到這個地址或往這個方向。傑·貝克那天沒有租過車，他自己的車子還停在他的公寓停車場。”
“因此你們假設？”朱利安說。
“我們沒有假設，”我說，“只有感覺，朱利安。”
“哦。”他替我們開門，湧進門廊的空氣像來自北極。 “那些感覺告訴你們什麼？”
“告訴我們有人說謊。”安琪說。 “也許很多人。”
“值得思索。是的。”朱利安頷首。 “晚安，肯奇先生，珍納洛小姐。開車小心。”
“上是下。”安琪說，車子駛過杜賓橋，萬家燈火的都市夜景鋪展在我們眼前。
“什麼？”我說。
“上是下。黑是白。北是南。”
“行，”我說得很慢，“你要不要開到路邊，換我來開？”
她瞅我一眼。 “這個案子，”她說，“我開始感覺人人在說謊，人人有什麼東西要隱瞞。”
“那麼，你想怎樣？”
“我想停止對別人的話信以為真。我想質疑每一件事和不信任每一個人。”
“行。”
“而且我想闖入傑·貝克的家。”
“現在？”我說。
“現在。”她說。
傑·貝克住在慧帝苑，一棟俯瞰查爾斯河或艦隊中心的高樓大廈，全看你的公寓面對哪個方向。
慧帝苑是查爾斯河公寓群的一部分，一個可怕的現代豪華集合住宅區，20世紀70年代建造，和市政廳、荷利與林德曼中心、肯尼迪大樓一起取代舊的西角小區，因為幾個天才都市計劃專家決定這個小區非剷除不可，好讓70年代的波士頓看起來像《發條橘子》裡的倫敦。從前西角很像北角，雖然有些地方因為鄰近斯考萊廣場和北站的紅燈區，看起來比較髒一點、寒酸一點。如今紅燈區不再，西角已逝，五點以後路上行人寥寥無幾。都市計劃專家在原來的小區豎起鋼骨組裝的市政建築，蜷伏蔓生的水泥叢林，沒有機能只有形式，且形式醜陋無比，以及高大的混凝土空心磚集合住宅，那個模樣除了乾旱不毛、毫無特色的地獄外，無以名之。
我們繞著斯多洛環道開到慧帝苑入口，充滿巧思的招牌歡迎我們：“如果你住在這裡，你終於到家了”。
“如果我住在這輛車裡，”安琪說，“我難道不也是到家了？”
“或住在那座橋下。”
“或住在查爾斯河。”
“或住在那個垃圾箱。”
我們一來一往玩這個遊戲直到找到停車位，另一個如果我們住在那裡也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
“你真的痛恨現代，是嗎？”她說，我們向慧帝苑走去，我抬頭看這棟建築，掩不住臉上嫌惡的表情。
我聳肩。 “我喜歡現代音樂。有些電視節目也比從前好看。但僅此而已。”
“沒有一棟現代建築你看得上眼？”
“我看到漢考克大樓或遺產廣場不會立刻想炸了它。但法蘭克·洛伊'錯'和貝聿銘設計的房子或建築沒有一棟比得上甚至最基本的維多利亞建築。”“你絕對是波士頓男孩，帕特里克。徹頭徹尾。”
我點點頭。我們爬上慧帝苑門口台階。 “我只希望他們放過我的波士頓，安琪。如果他們一定要建這種狗屎，去哈福特好了，或洛杉磯。管它哪裡，只要不是波士頓。”
她捏捏我的手，我注視她的臉，看到一抹微笑。
我們穿過一組玻璃門進入候客室，迎面是另一組鎖上的玻璃門。我們右邊牆上有一列名牌。每個名牌旁邊有三個數字，整列名牌左邊有一具電話。正是我所擔心的。你甚至不能用一次按十個門鈴，盼望其中一戶會幫你開門的老伎倆。如果你使用電話，接電話的人可以透過監視攝影機看到你。
那些可惡的小賊害我們私家偵探日子不好過。
“看你剛才越說越激動的樣子很好玩。”安琪說。她打開皮包，高舉過頂，稀里嘩啦把裡面東西倒了一地。
“是嗎？”我跪在她旁邊，我們開始把東西一一撿回皮包。
“是啊。很久沒看到你為任何事情激動了。”
“你也是。”我說。
我們對望，她眼中的問題那一刻可能也存在我的眼中：
這些日子我們是誰？傑瑞·格林奪走一切後，還剩下什麼？我們怎樣才能再快樂起來？
“一個女人究竟需要多少支潤唇膏？”我說，繼續揀地上的東西。
“十支剛剛好，”她說，“至少五支，如果你必須減輕行李。”
一對夫妻在玻璃門另一邊向我們走過來。男的像律師，造型過的黑白相間頭髮，紅黃相間的古奇領帶。女的像律師太太，吝嗇而多疑。
“該你上場。”我對安琪說。
男的推開門，安琪移動膝蓋讓路，一縷長發從耳後散落，盪下她的頰骨，框住她的眼睛。
“對不起，”她說，咯咯輕笑，回眸看那個男人，“老是笨手笨腳。”
他低頭看她，冷酷無情的會議室眼神感染到她的歡樂氣氛。 “我也一樣，我連穿過空房間都會絆倒自己。”
“啊，”安琪說，“遇到知己了。”
男人微笑得像一個害臊的十歲男孩。 “手腳伶俐者當心。”他說。
安琪發出短促、清脆的笑聲，彷彿他的非凡機智令她驚奇似的。她撿起鑰匙。 “在這裡。”
我們站起來，太太從我旁邊走過，先生按住打開的門。
“下次小心點。”他故作嚴厲地說。
“我會努力。”安琪有點慵懶地吐這幾個字。
“搬來多久了？”
“過來，華特。”女人說。
“六個月。”
“過來，華特。”女人又說。
華特凝視最後一眼安琪的眼睛，走了。
當門在他們身後關上時，我說：“起立，華特。打滾，華特。”
“可憐的華特。”安琪說，我們走到電梯通道。
“可憐的華特。得了吧。對了，你還能比剛才嗲得更厲害嗎？”
“嗲？”
“'妞個月。'”我模仿瑪麗蓮·夢露的聲音說。
“我沒說'妞'。我說'六'。我也沒那麼嗲。”
“隨你怎麼說，諾瑪·簡。”她用肘彎捅我，電梯門開了，我們上十二樓。
在傑的公寓門口，安琪說：“你帶了巴巴的禮物？”
巴巴的禮物是一個警報譯碼器。去年聖誕節他送我的，但我一直沒機會試用。它會讀警報器發出的音波，在幾秒內解碼。當譯碼器上的小LED銀幕出現紅燈時，你把它對準警報來源，按下中央按鈕，警報的嗶嗶聲就會停止。
至少理論上如此。
我以前用過巴巴的設備，通常只要他沒有用“最先進”的形容詞都還不錯。在巴巴的詞彙裡，最先進的意思是系統還有幾個沒解決的毛病，或尚未經過測試。他送我譯碼器的時候沒說最先進，但直到我們進了傑的公寓，我仍然不知道這玩意是否有效。
我從過去造訪的經驗得知，傑還有一個無聲警報器連接波特與拉露斯顧問公司，一家城中心的保安公司。當你觸動警報器時，你有三十秒時間打電話給保安公司，給他們你的暗號，否則保安人員立刻上路。
來這裡的路上，我跟安琪提到這件事，她說：“山人自有妙計。相信我。”
我監視走廊，安琪用她的工具撬開兩道門鎖，她打開門，我們跨進去。我關上身後的門，傑的第一個警報器大作。
那個聲音只比空襲警報稍微大一點，我用巴巴的譯碼器對準廚房門廊上方閃著光的盒子，按下中央黑色按鈕。然後我等待。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快點，快點，快點……巴巴快要失去出獄回家的交通工具了，然後LED亮起紅燈，我再按一次黑色按鈕，空襲警報解除。
我望著手上的小盒子。 “哇！”我說。
安琪拿起客廳電話，按下一個快速撥號鍵，等半晌，然後說：“雪佛港。”
我進入客廳。
“也祝你晚安。”她對話筒說，掛上電話。
“雪佛港？”我說。
“傑出生的地方。”
“我知道。你怎麼知道？”
她聳一聳肩，環視客廳。 “我一定是跟傑喝酒或什麼的時候聽他提過。”
“你怎麼知道那是他的暗號？”
她又對我微微聳肩。
“喝酒？”我說。
“嗯。”她經過我旁邊，向臥房走去。
客廳一塵不染。 L型黑色皮沙發佔據三分之一空間，沙發前面有一個深灰色玻璃茶几。茶几上擺了三本疊得整整齊齊的《GQ》雜誌和四個遙控器。一個控制五十英寸寬銀幕電視，另一個控制錄放映機，第三個控制激光唱盤，第四個控制音響系統。
“傑，”我說，“幫幫忙，買一個萬用遙控器吧。”
書架上有幾本操作手冊，幾本勒卡雷的間諜小說，還有杰喜愛的超現實主義作家——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科塔薩爾等人的作品。
我匆匆翻一下書本，然後是沙發墊，沒發現任何東西，於是走去臥房。
優秀的私家偵探是出了名的極簡派。他們有第一手經驗，知道隨手寫在一張紙上的字或隱秘的日記可以引出什麼東西，因此他們極少堆積雜物。不只一人說過我的公寓像旅館套房，不像家。傑的公寓，雖然物質上遠比我的豪華，仍然相當缺少個人風格。
我站在臥房門口，看安琪掀起古董雪橇床的床墊，掀開胡桃木梳妝台前面的小地毯。客廳是冷冰冰的現代色調，只有黑色、深灰色和牆上掛的深藍色後現代畫。臥房則採用更自然主義的基調，光潔的金黃色硬木地板在仿古小吊燈下閃閃發光。床罩是手工縫製的，色澤明亮，角落書桌是和梳妝台和五斗櫃搭配的胡桃木。
安琪移到書桌，我說：“你什麼時候跟傑喝過酒？”
“我跟他上過床，帕特里克。好了吧？忘了它。”
“什麼時候？”
她聳聳肩，我走過去，站在她背後。 “去年春天或夏天。大約那段時期。”
我打開一個抽屜，她在我旁邊打開對應的抽屜。 “在你的'發洩時期'？”我說。
她微笑。 “是的。”
“發洩時期”是安琪形容她和菲爾分居後的約會模式——極其短暫、不涉感情的關係，主要是性關係，對性隨便的程度是艾滋病發現以來的極限。那是一段過渡時期，她很快就厭倦了，比我當年快得多。她的發洩時期延續了也許六個月，我的差不多九年。
“他的功夫如何？”
她對抽屜裡某個東西皺眉。 “很好。但他喜歡呻吟。我不能忍受男人呻吟得太大聲。”
“我也不能。”我說。
她大笑。 “你找到什麼？”
我關上最後一個抽屜。 “文具、筆、汽車保險單，什麼都沒找到。”
“我也沒。”
我們檢查客房，沒發現任何東西，回到客廳。
“再說一遍我們找什麼？”我說。
“線索。”
“什麼樣的線索？”
“大條的。”
“哦。”
我檢查畫的背後。我拆下電視機背板。我檢查放激光唱片的盒子，放CD的多層匣子，錄放映機的卡帶孔。所有東西都明顯缺乏線索。
“餵。”安琪從廚房回來。
“找到大條線索啦？”我說。
“我不知道算不算大條。”
“我們今天只接受大條線索。”
她遞給我一張剪報。 “掛在冰箱上。”
那是一則登在報屁股上的小新聞，日期是去年8月29日。
里薩多的父親拒絕評論本案。
“我認為這是線索。”我說。
“大或小？”
“看你量寬度還是長度。”
為了這句話，走出房門時我後腦勺被狠狠打了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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