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奇·科爾根說他的祖先來自阿爾及利亞，但我不大相信。以他有仇必報的個性，我敢發誓他有一半西西里血統。
清晨七點他吵醒我，對我的窗子丟雪球，直到聲音傳入我的夢境，硬生生把我從法國鄉間和艾曼紐·貝阿的漫步中拖走，丟進一個泥濘的散兵坑，敵人難以理解地用彈弓射葡萄柚到我們中間。
我從床上坐起，看到玻璃窗上濺了一坨濕答答的雪。我第一個念頭是慶幸還好不是葡萄柚。然後我清醒了，走到窗前，看到里奇站在下面。
卑鄙的混蛋向我揮手。
“悲痛紓解公司，”里奇坐在廚房餐桌旁說，“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組織。”
“多有意思？”
“有意思到兩個鐘頭前我吵醒我的編輯，他答應給我兩個禮拜假，不寫專欄，專心調查，如果我能交出我認為我會交出的東西，他答應連載五天的專題報導，登在頭版右下角。”
“你認為你會交出什麼？”安琪說。她端著咖啡杯怒目注視他，臉腫泡泡的，頭髮垂在眼睛上，一點也不樂見天亮的樣子。
“這個嘛……”他翻閱攤開在桌上的筆記本。 “我只是大略瀏覽你給我的磁盤，但，老天，這些人真下流。從我所能看到的東西來說，他們的'治療'和'層級'牽涉系統化的心理崩解，接著快速重建。很像美國軍隊訓練士兵的'打垮他們以便改造他們'的概念。但軍隊，說句公道話，至少一開始就表明他們使用的技巧。”他拍拍桌上筆記本。 “這些突變種卻是另一回事。”
“舉例。”安琪說。
“好，你知道層級——一級、二級等等？”
我點頭。
“好，每一級包括一組步驟。步驟名稱看你在哪一級而定，但內容基本相同。這些步驟的目標是'分水嶺'。”
“分水嶺是六級。”
“沒錯，”他說，“分水嶺號稱是終極目標。因此，為了達到總分水嶺，你必須先有一堆小分水嶺。比如說，假如你在第二級，所謂的孤寂，你經過一系列治療訓練或'步驟'，達到'分水嶺'，你不再孤寂。這些步驟是：誠實、赤裸——”
“赤裸？”安琪說。
“是。感情上，不是肉體上，雖然赤身裸體也可以。誠實、赤裸、展示和啟示。”
“啟示？”我說。
“是。那是第二級的'分水嶺'。”
“第三級的分水嶺叫什麼？”安琪問。
他查筆記。 “'頓悟'。明白嗎？一樣的東西。在第四級叫揭露。第五級叫天啟。第六級叫真理。”
“《聖經》味好濃。”我說。
“完全正確。悲痛紓解假心理學之名販賣宗教。”
“心理學，”安琪說，“本身和它產生的東西本來就是宗教。”
“沒錯。但不是有組織的宗教。”
“你的意思是心理學和心理分析的大祭司不會把他們收到的小費湊在一起？”
他用咖啡杯跟我碰杯。 “完全正確。”
“那麼，”我說，“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你是說悲痛紓解？”
“不是，里奇，”我說，“是漢堡王。我們在談誰啊？”
他嗅嗅咖啡。 “這是那種特濃咖啡嗎？”
“里奇，”安琪說，“拜託。”
“悲痛紓解的目的，據我所知，是替真理與啟示教會吸收成員。”
“你已經證明他們的關係啦？”安琪說。
“還不到能登出來的地步，不過，是的，他們勾結在一起。我們都知道真理與啟示教會是波士頓的教會。對嗎？”
我們點頭。
“那他們的管理公司怎麼會來自芝加哥？他們的房地產中介也是？現在正在幫他們向國稅局申請宗教免稅身份的律師事務所也是？”
“因為他們喜歡芝加哥？”安琪說。
“這麼說悲痛紓解也喜歡芝加哥嘍，”里奇說，“因為同一批芝加哥公司也幫他們處理所有事務。”
“那麼，”我說，“要多久才能把這兩個在報紙上連起來？”
他向後靠著椅背，伸懶腰，打哈欠。 “就像我說的，至少兩週。所有數據都埋在空頭公司裡不見天日。到目前為止，我只能推論悲痛紓解和真理與啟示教會之間有聯繫，但我不能白紙黑字證明它。無論如何，教會平安啦。”
“但悲痛紓解呢？”安琪說。
他微笑。 “我可以活埋他們。”
“怎樣活埋？”我說。
“記得我告訴過你們，不同層級包含的步驟基本上都一樣？假如你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他們只不過發現了一套有效的技術，按照個別病人的悲痛層級，以不同程度的細微差別運用這套技術罷了。”
“但假如你從比較不厚道的角度來看——”
“就像任何優秀的媒體人應該……”
“不在話下……”
“那麼，”里奇說，“這些人就是一流騙子。再回頭看第二級的步驟，記住其他層級的所有步驟都是一樣的東西，只是名字不同而已。”他說，“第一步是誠實。基本上它的意思是，向你的主治諮詢師坦白你是誰，你為什麼來這裡，究竟什麼事真正困擾你。然後你晉升到赤裸階段，剝光你所有的掩飾，讓你整個內在自我裸露出來。”
“在誰面前？”安琪說。
“在這個階段只是你的主治諮詢師。基本上所有你在第一步隱瞞的狗屁倒灶事情——小時候殺了一隻貓、背著你老婆偷腥、侵占公款，管它什麼——都應該在第二步和盤托出。”
“自動從你的舌頭上滾出來，”我說，“像這樣？”我啪啪捻我的手指頭。
他點頭，站起來，給自己再倒一杯咖啡。 “諮詢師有一套計謀，讓客戶像脫衣服一樣一件件剝光。起先你承認某個基本事實——也許是你的淨資產。然後是你上回撒了什麼謊。再下來也許是你上星期做了什麼令你羞愧的事。一件接一件。連續十二小時。”
安琪走到咖啡機前，站在他旁邊。 “十二小時？”
他從冰箱抓了一把奶精。 “必要時更長。磁盤上記載這些'密集會談'有的長達十九小時。”
“合法嗎？”我說。
“如果是警察就不合法。想想看，”他說，回到我對面椅子坐下，“在我們這州，如果警察審訊犯罪嫌疑人超過十二小時，只要超過一秒，就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民權，於是犯罪嫌疑人說的任何事情——不論十二小時之前或之後說的——都不能當作呈堂證據。這個規定其實有很好的理由。”
“哈！”安琪說。
“噢，不是你們這些法律與秩序型的人愛聽的理由，但面對事實吧，如果你被一個掌握公權力的人連續審問十二小時以上——我個人認為十小時應該是極限——你會變得神智不清。你會承認任何事情，只要能結束審訊。見鬼，只要能睡一下。”
“所以，悲痛紓解，”安琪說，“給客戶洗腦？”
“有些例子如此。在其他例子，他們收集一大堆關於客戶的個人資料。比如說你是一個已婚男人，有太太和兩個小孩，住花園洋房，但你剛承認你每個月逛兩次同性戀酒吧，品嚐那裡的貨色。然後諮詢師說：'好。傑出的赤裸。現在試試比較容易的問題。我必須信任你，所以你也必須信任我。你的銀行密碼是什麼？'”
“慢著，里奇，”我說，“你是說這一切是為了拿到財務資料，好讓他們侵吞客戶的財產？”
“不，”他說，“沒那麼簡單。他們建立客戶檔案，包括完整的身體、感情、心理及財務數據。他們知道客戶的全部底細。”
“然後呢？”
他微笑。 “然後他們就擁有他了，帕特里克。永遠。”
“用來做什麼？”安琪說。
“用途多著呢。再回到我們剛才假設的有妻子兒女和隱瞞同性戀的客戶。他從赤裸進入展示階段，基本上是在一群其他客戶和工作人員面前承認醜陋的真相。接下來，他通常參加靜修班，在南塔克島上他們擁有的一塊地方。他已經被剝光，剩下一個空殼子，他和其他空殼子朝夕相處五天，他們談、談、談——永遠'誠實地'，在悲痛紓解員工控制和保護的環境裡，一次又一次裸露自己。這些人通常是十分脆弱、錯亂的人，現在他們屬於一個社群，和其他脆弱、錯亂的人同病相憐，這群人見不得人的醜事跟他一樣多。我們這個假想的傢伙感覺如釋重負。他感覺淨化了。他不是壞人。他還不錯。他找到一個家庭。他得到啟示。他到這裡來因為他感到孤寂。現在他不再孤寂。問題解決。他可以回去過他的日子。對嗎？”
“錯。”我說。
他點頭。 “正確。現在他需要他的新家庭。他們告訴他已經進步，但隨時可能退步。還有其他課要上，其他步驟要走，其他層級要爬。喔，對了，某人會問他，你讀過《聆聽信息》沒有？”
“真理與啟示教會的聖經。”安琪說。
“答對了。等我們這個假想的傢伙回過神來，發現自己成了邪教信徒，被會費、什一奉獻、研討會和靜修班學費或其他苛捐雜稅搞得傾家蕩產時，已經太遲了。他想脫離悲痛紓解或教會，卻發現自己脫不了身。他們有他的銀行賬號，他的密碼，他所有的秘密。”
“但這只是你的推論，”我說，“你沒有確鑿證據。”
“唔，關於悲痛紓解，我有。我有諮詢師訓練手冊，明確要求他們拿到客戶的財務資料。光憑這個手冊我就能埋葬他們。但教會？沒有。我需要比對會員名冊。”
“再說一遍？”
他伸手到他腳邊的運動袋，抽出一疊電腦打印紙。 “這些是所有曾經接受悲痛紓解治療的人的名字。如果我能拿到教會信眾名單，比對一下，我就等著領普利策獎了。”
“你做夢。”安琪說。她伸手拿名單，一頁頁翻過，直到找到她要的那一頁。然後她微笑。
“在上面，是嗎？”我問。
她點頭。 “白紙黑字，寶貝。”她把那疊紙轉過來，讓我看那頁中間的名字：
黛絲麗·斯通。
里奇把他袋子裡的打印數據留下，足有九英寸厚，讓我們仔細研究。所有他到目前為止在磁盤裡找到的東西都在這裡。他也把磁盤還給我們，昨晚他已經給自己做了備份。
安琪和我瞪著堆在我們中間的紙張，正在考慮從何下手，電話響了。
“哈嘍。”我說。
“我們想要回我們的磁盤。”某人說。
“你們當然想囉，”我說。垂下話筒，對安琪說，“他們想要回他們的磁盤。”
“嘿，見者有份。”她說。
“見者有份。”我對電話說。
“你最近付賬有困難嗎，肯奇先生？”
“什麼？”
“你最好打電話給你的銀行，”那個聲音說，“我給你十分鐘。確定我再打來的時候線路暢通。”
我掛斷，立刻衝進臥房拿我的皮夾。
“怎麼啦？”安琪問。
我搖頭，打電話給Visa，按語音服務的指示一路按鈕，直到我跟真的人通上話。我給她我的卡號、到期日和郵政編碼。
“肯奇先生？”她說。
“我就是。”
“你的卡被揭穿是偽造的。”
“什麼？”
“假信用卡，先生。”
“不，不是。你們發給我的。”
她厭煩地嘆口氣。 “不，我們沒發。內部電腦調查顯示你的卡片和號碼是三年前我們的會計數據庫遭到大規模入侵失竊的東西之一。”
“不可能，”我說，“你們發給我的。”
“我確定我們沒有。”她用紆尊降貴的平板聲音說。
“活見鬼，這是什麼意思？”我說。
“我們的律師會跟你聯絡，肯奇先生。檢察總署郵件及計算機詐騙組也會。日安。”
她不等我回答就掛斷。
“帕特里克？”安琪說。
我又搖頭，撥銀行號碼。
我出身貧窮。時時刻刻擔心，其實是怕得要死，某個不露面的官僚和討債人高高在上藐視我，根據我的銀行賬戶決定我的價值，先入為主地用我剛出道時的身價判斷我有沒有權利賺錢。過去十年我辛辛苦苦賺錢、省錢、累積我的收入。我絕不再過窮日子，我告訴自己。絕不。
“你的賬戶已經凍結。”銀行的珀爾先生告訴我。
“凍結？”我說，“請解釋凍結。”
“資金被查封，肯奇先生。被國稅局。”
“法院命令？”我說。
“審理中。”他說。
我可以聽到他聲音中的輕蔑。那是窮人隨時隨地聽到的——從銀行家、債權人、商人口中。輕蔑，因為窮人是次等人，又蠢又懶，道德和精神太散漫，以致不能合法地守住他們的錢，並對社會做出貢獻。我至少七年沒聽到這種輕蔑的腔調了，也許十年，我一時不能適應。我感覺立刻矮了一截。
“審理中。”我說。
“我說過了。”他的聲音乾巴巴的，從容自在，對他的身份地位充滿自信。他好像在跟他兒子說話。
我不能買車嗎，爸爸？
我說過了。
“珀爾先生。”我說。
“是，肯奇先生？”
“你聽過哈特曼暨海爾律師事務所嗎？”
“當然聽過，肯奇先生。”
“很好。他們會跟你聯絡。很快。那個審理中的法院命令最好——”
“日安，肯奇先生。”他掛斷。
安琪繞到桌子這邊，一手放在我背上，另一手握我的右手。 “帕特里克，”她說，“你的臉白得像鬼。”
“天吶，”我說，“老天爺。”
“放心，”她說，“他們不能這麼做。”
“他們正在做，安琪。”
三分鐘後電話響了，才響一聲我立刻拿起話筒。
“最近手頭有點緊，肯奇先生？”
“時間地點，曼尼？”
他咯咯笑。 “哦哦，我們聽起來好像——怎麼說呢——洩了氣，肯奇先生。”
“時間地點？”我說。
“普拉多。你知道那地方嗎？”
“知道。時間？”
“中午，”曼尼說，“日正當中。呵呵。”他掛斷。
今天人人掛我電話。還不到九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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