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早上，我沒去辦公室，直接開車穿過海灣地區去伯克利。我不打算一直在辦公室裡徘徊，等待埃伯哈特恢復平靜回來工作，或者擔心他就此不回來了。要是依拉·羅卡福特餐廳的事情在他看來嚴重到可以把我們的友誼和合作關係一筆勾銷的話，那他就是個十足的蠢蛋，不值得我擔心。我和自己的愚蠢鬥爭已經夠麻煩的了，可不想再應付另一個蠢蛋。
今天早晨我又有那種陰鬱的感覺，但我說不清楚是哪種，也許是昨晚的濃霧和今天陰沉沉的天色造成的。即使在平日陽光充足的伯克利，今天也是一片陰沉，電報大道行車更難了。
但我首先去的是林登街，阿曼達·克雷恩和她侄女住在那兒。這次我不是去找克雷恩太太的，我想與她的侄女談一談——如果能有這個機會的話。她一定知道一九四九年發生的所有事情，也可能從克雷恩太太或者是別人那兒拿了什麼東西，這也許對調查有幫助。
不走運的是，她和阿曼達·克雷恩都不在家。或者她們都在，但不願給我這樣的人開門。
我穿過沙特克，在錢寧路上停了車，走回電報大道，然後轉向北，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羅福特校門。人行道十分擁擠，各色人等混雜在一起：學生、顧客、妓女、商人和買家、音樂家、賣各種物品的街頭藝人，兜售著從廉價首飾到手工雕刻小煙斗那樣五花八門的小玩意兒。一個穿斗篷的女孩在一家店門口一邊賣銅手鐲、戒指、耳環和項鍊，一邊彈著吉他曲，唱著瓊·貝茲的《抗議之歌》，吉他底部有個紅白徽章寫著“戰爭販之死”。一名截癱患者開著摩托輪椅隆隆地經過我身旁，匆匆前往某個地方，又或者只是漫無目的地閒逛。在伯克利你能看到很多截癱患者——有些是天生的，有些則是越戰的犧牲品。去班克羅福特的路上有三個小孩向我乞討，其中一個眼神空洞，流著口水，像個白痴。一名女流浪者在陰溝裡撿拾壓扁了的可樂罐。一個男人一手拿著本《聖經》，一手捧著一堆宣傳單告訴我上帝生氣了，上帝不再壓制憤怒，隨後遞給我一張宣傳單，上面用粗體黑字印著幾行字：末日即將來臨——準備好！沒人能逃過審判日！
去山上宣傳吧，兄弟，也許有人會聽。
這條街使我沮喪，總是這樣。醜陋，無處不在的絕望感。荒地。責任全在我們自己——在人類本身。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製造出電報大街，正如過去八十多年來我們製造戰爭，培植貪婪，默許傻瓜和惡棍的所作所為。這個世紀，我們的二十世紀。啟蒙、理解、智慧、同情的世紀。
在這個陰冷的十月的早晨宣揚憤世嫉俗的哲學不是什麼好事，也許我該站在那個發傳單的人身邊，大聲地說給所有人聽。路過的人大概會笑話我：又一個電報大道的瘋子。
加州大學校園某種程度上減輕了我的沮喪。它乾淨、迷人、精緻，天真的莘莘學子聚集在那兒。我在他們中間穿過，經過學生會和路德維希噴泉，來到斯普勞爾樓。學生辦公室就在這幢大樓的一層，我進去時只有幾個辦事員在。秋季入學註冊高峰已經過了很長時間，現在這兒很安靜。
接待我的辦事員壯得像匹小公馬，而臉長得像老母馬：尖耳朵，劉海遮住了眼睛，長臉，牙齒很多。我告訴她我叫威廉姆·柯林斯，正在為加州大學以前的一個學生寫一本傳記，他叫哈蒙·克雷恩，是個家喻戶曉的通俗小說家。她從未聽過哈蒙的名字——她高傲地說她從來不讀通俗小說，圖書館沒有這類收藏；她讀過普魯斯特、薩特、喬伊斯的作品。
普魯斯特、薩特、喬伊斯，老掉牙組合。不過我並沒有把我的不屑說出來。
我說我想查一下哈蒙·克雷恩的第一任妻子埃倫·科尼爾的信息，三十年代初她也是伯克利的學生。我希望可以看一下埃倫·科尼爾的記錄資料。她說不行，絕對不行，這違反了學校的規定。我合理地爭辯道，那些記錄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了，現在拿出來不可能對當事人造成任何傷害。我向她展示了我的文學史常識，儘管我們只是在討論一個不入流的神秘小說作家。她動搖了。
“我不能給你看記錄，”但她還是這麼說，語氣很堅定，“絕對不行。”
“那麼我問你一些問題，你來回答，怎麼樣？”
“我不能回答關於某個學生入學材料方面的問題。”她說。
“我不問那些。”
“或者學分記錄。”
“也不問那些。”
“或者筆試成績，不管是個人的還是班級的。”
“我就問一些背景。”
她終於點頭了，說查這些文件要花一些時間，所以建議我一小時後再來。於是我去校園裡逛逛，從地球科學樓走到北門，再往回走，一小時後我準時站在了馬臉女士的面前。
“你真準時。”她露齒一笑。我幾乎期待著她開始讚賞自己也是如此守時了。
我問了一些埃倫·科尼爾的家庭背景；她回答問題時把資料放得很遠，好像怕我越過櫃檯一下子奪走它們似的。她所說的沒什麼用。埃倫·科尼爾出生於明尼蘇達州的伯米吉；兩歲母親去世，七歲父親也去世了，在那之後她搬去加州和姑媽住在一起。她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其他親戚。她姑媽一九三二年時六十二歲，也就是埃倫·科尼爾進大學那年。如果她還活著的話，現在應該有一百一十四歲了，似乎不大可能仍然健在。一九三三年科尼爾退學，與哈蒙·克雷恩結婚，兩年後她又回到學校繼續攻讀，取得了學位。
“什麼學位？”我問。
“對不起，我沒聽清。”
“她獲得了什麼學位？專業是什麼？”
“哦。製圖學學士學位。”
“製作地圖？”
“製圖學，先生。”
“啊哈，一個冷門專業。”
“我想你會這麼說。尤其對一個女性來講。”
“女性進步了不少。”我微笑著對她說。
她沒有笑。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她的語氣裡含有警告的成分。我想告訴她我不是敵人——凱莉曾非常真誠地稱我為“男女平等主義者”，讓我倍感榮幸——但是要讓眼前這位二十歲，閱讀普魯斯特、薩特、喬伊斯的作品，而視神秘小說為垃圾的女士認清我這個人，真是項艱鉅的任務，大概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和耐心。我再次向她表示感謝，然後走出史普羅樓，從班克羅夫特門出了校園。
但我沒去電報大道拿車，而是走了很長的路，從班克羅夫特到鮑迪奇。今天我需要這段附加的旅程。
椴樹街的房子依然沒有人。於是我開車返回，通過海灣大橋，把車停進歐法雷爾大樓車庫，走向辦公室。門沒鎖；我推開門走進去，發現埃伯哈特坐在辦公桌後，怒視著桌上一堆文件。關門聲使他的目光轉到我身上，但他什麼都沒說。所以我來打破堅冰。
“哦，哦，”我說，“瞧瞧誰來了。”
“我不想談那件事。”他說。
“哪件事？”
“你知道的。我不想談。”
“好吧。”
“業務，只談業務。”
“隨你，埃伯。”
“凱莉打過我的電話，我也這麼說。”
“那她說什麼？”
“你想她能說什麼？她說好的。”
“好。”
“嗯。好。今早有兩個電話找你。”
“誰打來的？”
“都是邁克爾·克斯卡頓。他叫你打給他。”
“他說明原因了嗎？”
“沒有，但聽上去他有點生氣。”埃伯哈特停頓了一下繼續說，“凱莉不會也對他做了那種事吧？”
“我以為你並不想談這個呢。”
“什麼？”
“依拉·羅卡福特餐廳發生的事。”
“我講過我不想談了。”
“我也是。”
我掛好帽子和外套，給自己倒了杯咖啡，在辦公桌前坐下。埃伯哈特一直看著我，我撥通了克斯卡頓的電話。
克斯卡頓正在生氣。鈴只響了一聲他就接起來了，好像他一直在電話機旁徘徊一樣。一聽到我的名字他就說：“該死的，你昨天干嗎不打給我？為什麼不告訴我事情到底怎麼樣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見鬼。你在托馬利灣發現的那堆骨頭。”
“你怎麼會聽說——”
“馬林縣縣長辦公室。迪卡爾布警官。他想在我這兒證實一下你在為我工作。你是不是呢？”
“為你工作？當然——”
“那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要我從警察那裡得到消息，你覺得我的感受會是怎樣的？”
“你看，克斯卡頓先生，”我耐心地解釋，“我沒打電話給你，是因為所有的事情都還沒法確定。那些骸骨可能與你父親無關。”
“也許你相信，但我不這麼認為。它們和他的自殺有關，一定有。”
我沒說話。
“那是具女人的骸骨。”克斯卡頓說。
“迪卡爾布警官這麼告訴你的？”
“是的。骨頭旁的一些東西可以證實。”
“是些什麼？”
“他不會告訴我。沒人告訴我。”現在他很暴躁，“我以為我可以信任你。”他說。
“當然。我告訴過你了，我沒給你打電話是因為——”
“從現在起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他說，“你明白了嗎？你做的一切，你發現的一切。”
我再次沉默。
“你還在聽嗎？”
“在，”我說，“如果你給我下最後通牒的話，我不干了。這不符合我的工作習慣。”
這次輪到他沉默了。然後他開口道：“我並沒有給你下最後通牒。”
“很好。我也沒有向你隱瞞任何事情，那也不是我的做事方式。確實有事情需要報告時我會通知你。現在我可以繼續我的工作了嗎？”
“……好吧。對不起，我並不是想冒犯你，只是……那堆骨頭，埋在那兒好像……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別多想，”我說，“等待更多的事實吧。再見，克斯卡頓先生，保持聯繫。”
“好。”他語氣中的氣惱和任性都已經消失了，聽起來很憂鬱。
躁鬱症，我邊放下話筒邊想。他的妻子是對的；如果她不找個人來修理一下他的腦袋，他會崩潰的。然後怎麼樣？如果像克斯卡頓這樣的人精神失常了會怎麼樣？
埃伯哈特仍看著我，問：“到底怎麼回事？人骨？”
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他，然後問道：“你認識一個叫迪卡爾布的馬林縣調查員嗎？”
“他姓什麼？”
“切特。”
“沒錯，我認識。怎麼了？”
“我想要那些骨頭和其他物品的最新消息。但我想他不會給我。”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會給我？”
“可能。你能打電話給他嗎？”
“該死的。”他罵了一句，不過還是拿起了電話。
我拿出黃頁查找專業組織一欄。沒有“製圖師”這一分類，這並沒有使我十分驚訝。我去查了市中心蘭德·麥克納利商場的電話，蘭德·麥克納利現在是最大的地圖公司，我撥過去詢問是否有人能幫我解答一下關於製圖師的問題。過了一會兒一個人接過電話，我問是否有專門製作地圖的組織，他說有，叫“美國製圖師協會”，還給了我一個電話。隨後我問他是否知道一個叫埃倫·科尼爾的製圖師，他說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撥通了那個電話，一個老人用顫抖的聲音回答我：是的，他是美國製圖師協會的會員，有四十四年了，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是有六十四年了。我問他是否知道一個叫埃倫·科尼爾的製圖師，一九三八年畢業於加州大學。
“科尼爾，科尼爾，”他念叨著，“這名字有點熟……真的，但我想不起來。等一下，年輕人。”
年輕人，我笑了。這笑容讓埃伯哈特大為光火。此時他已掛了電話，再次看著我。
老人回來了。 “是的，是的他說，我想起這個名字了。埃倫·科尼爾·布朗。”
“什麼？”
“她婚後的名字。布朗。她的丈夫叫倫道夫·布朗。”
“也是個製圖師？”
“當然，他很有名氣。”
“好的，先生。你知道她還健在嗎？”
“呃，健在？當然。至少今年她付了會員費。”
“你能告訴我她住在哪兒嗎？”
“不，不行。保密信息。”
“她住在海灣地區嗎？”
“很抱歉，年輕人。”
“那你能給我一個她的聯繫電話嗎？”
“為什麼？你想做什麼？”
我是個自由撰稿人，正在寫關於製圖學的文章，重點寫女性製圖師——這回答讓他很滿意，於是給了我電話。沒有區號，應該是本地的。從號碼的前三位看，像是半島地區——聖布魯諾、密爾布萊或是伯林甘姆。
我剛掛電話，埃伯哈特說話了：“迪卡爾佈出去了，一點之前不會回來。我會再打給他。”
“謝謝，埃伯。”
“他媽的奴隸，這就是我在這兒乾的事情。記口信，打電話，打報告。我他媽的是你的秘書。”
“你要是穿上裙子看起來會很糟糕。”我說。
“可笑。”他說。
“誰會要一個腿毛很多的秘書？”
“你可真滑稽，”他說，“看到我笑的樣子了嗎？”
我撥了埃倫·科尼爾·布朗的號碼。一個女人接了電話，聲音聽上去很老，但並不像製圖師協會的那個老人那樣顫抖。她說她正是埃倫·科尼爾·布朗。我告訴她我是如何得到她的電話號碼的，並且問她是否於一九三八年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她說是的。我詢問是否可以採訪她，以幫助我做一個關於她過去的項目——我並非故意要撒謊，只是讓她覺得我對她的製圖史感興趣。她並不多疑，馬上答應了，問我今天下午兩點鐘怎麼樣。我說好，她便給了我密爾布萊山的紅山脊路上的住址。就這樣，我輕易地得到了她的地址信息。事情有時候就是如此，意外的簡單。
但不經常發生。
喝完咖啡，我準備出發。 “我去吃點午飯，”我對埃伯哈特說，“一塊兒嗎？”
“不，我現在不餓。”
“早飯吃晚了？”
“沒有，只是不餓。你幹嗎不找凱莉一起吃？”
“今天中午她有個飯局。”
“大客戶，嗯？”
“應該是。”
“我希望她不會喝醉了把意大利麵條倒在人家頭上。”
我沒答理他。
“這是那晚她幹出的噁心事兒。”他說。
“你改主意了，埃伯？”
“什麼？”
“談談依拉·羅卡福特餐廳發生的事？”
“不。我跟你說過了不。”
“那麼你幹嗎不斷地提到那件事？”
“不是我在說，而是你提到的。你他媽的到底怎麼回事？”
我嘆了口氣。埃伯，我說，有時候我覺得你和溫黛都是自找的。當然我只是在心裡說說而已。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打開門。
背後埃伯哈特嘀咕著：“叫她閉上她的肥嘴，再往她頭上澆一盆意大利面！耶穌基督！”
我走出去，輕輕地帶上門。
註釋： 等。 等。
註釋： 等。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