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點多我回到辦公室，埃伯哈特出去了，像往常一樣給我留了張紙條，放在桌上的一沓信封上。他的打字水平同寫字一樣糟糕，出現了許多疊字和拼錯的地方，打字機上還沾了不少色帶的顏色，所幸還能看懂。
下午三點——這是有關克雷恩自殺的報告。內容被縮減過了。
昨天打電話來找你的女人又打過三次，但仍然不肯透露姓名，也沒有留口信，只說她還會再打來。凱莉知道這件事嗎？
我現在去給丹尼森回收那輛二手車。如果晚上我趕不過去，你們先去。我已在依拉·羅卡福特餐廳訂了座。地址是聖布魯諾大街二六二一號。晚上七點半，和溫黛約好了。
我簡直等不及了，埃伯。我嘆口氣，把紙條塞進口袋裡。依拉·羅卡福特，聽起來像出租場地的倉庫或是福爾松街上的某家性虐待色情酒吧的名字。挑中依拉·羅卡福特這樣的意大利餐廳，正是溫黛的風格。一連兩晚享用豐盛的意大利食品。凱莉會愛上那裡的，正如她鍾愛鞋店女王一樣。
埃伯哈特開了自動答錄。沒有幾通電話：第一通沒有留言，只有一串電話機裡發出的嗞嗞聲，好像某人在掐一隻鴨子。大概打錯了，要不就是那位神秘女士打的，不管她是誰。
我坐下打開桌上那封信。正如埃伯哈特所說，報告沒有什麼內容——就是些報紙上報導過的以及過去兩天我蒐集到的信息。除了這麼一條：哈蒙·克雷恩在十一月六日，也就是自殺前一個月，從銀行賬戶中取走了兩千美元，沒人知道他拿這筆錢做什麼用。這筆錢並沒有出現在他的個人財產中，也沒有被花掉的記錄。揚科斯基猜測他可能輸在賭博上了——克雷恩喜歡玩撲克和賭馬——輸了那筆錢更使他抑鬱了。沒人確切知道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裡，克雷恩有沒有去賭博。
警察詢問克雷恩的鄰居後並沒發現疑點。克雷恩死前一段時間內沒人看到有誰進出過他的房子，不過那房子周圍都是大片大片的森林，有點與世隔絕，所以這樣的證詞也沒什麼用。有一份石蠟測試——當時這種方法仍被普遍使用——檢測克雷恩是否親手扣下了扳機，測試結果也不確定。可以理解城裡的警察為什麼逐漸棄用這種測試法了，它實在沒什麼用。根據驗屍官的檢驗結果，克雷恩身上只有一處槍傷，就是右太陽穴上的那個。一槍斃命。死時他處於醉酒狀態。實驗員在克雷恩辦公室沒有發現可疑之處，沒有任何線索證明這可能不是自殺。
窗戶都是鎖上的，窗台上的灰塵很均勻。沒人能從窗戶進出，因為辦公室在二樓，窗外也沒有可以攀爬的東西，使用梯子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因為窗下就是一個花園，那天下午下了很大的雨，但泥濘的土地上並沒有凹陷或腳印。
辦公室的門從裡面反鎖了。揚科斯基和亞當·波特衝進去的時候鑰匙還從裡面插在門上。有一點能證明兩人的清白：門和門框之間沒有縫隙，這排除了有人用繩子或其他工具從外面轉動鑰匙的可能性，儘管門鎖和門框已經被他們兩人衝進去的力量弄壞了，但都不是事先就壞的。在我來看，如果是謀殺的話，只可能是揚科斯基和波特合謀，在報警前已做了精心佈局。但是偵查員蓋茨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就目前所掌握的證據來看，我同意他的觀點。揚科斯基和亞當·波特根本不可能聯手。為什麼他們倆會想要密謀殺害哈蒙·克雷恩呢？況且那天晚上的情形決定了一個事實：如果是他們聯手作案的話，阿曼達·克雷恩也將參與其中，這根本是無稽之談。
所以，自殺，不得不承認是自殺。
我瀏覽了蓋茨和他手下調查過的人的名單，尋找可能非常了解克雷恩、能解釋克雷恩抑鬱的真正原因的人。但除了揚科斯基和波特，再沒有其他人了。我抄下了部分人名，這些人和丹瑟爾是同行，偶爾一起喝酒。但似乎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名單上有兩個作家克斯卡頓曾提到過，沒能幫上忙；剩下的人已經離開舊金山很久，或者去世了。
我把報告塞回信封，撥通了史蒂芬·波特的電話。我想問問他克雷恩第一任妻子埃倫·科尼爾的事，但願他知道。我還想問問他，克雷恩為什麼會從賬戶裡取走兩千美元。但是電話沒人接。傍晚似乎不是個聯繫他的好時機。
我打到貝茨和卡彭特事務所，凱莉正在接一通電話；我坐了五分鐘，等待凱莉的同時理一理頭緒。我告訴凱莉我們今晚聚餐的時間和地點，她說：“又是意大利餐廳？我就知道。我恨那個女人，真的。”
“保持微笑，忍耐一下，好嗎？”
“如果你向我保證這是最後一次。”
“你知道我保證不了。”
“哦，好吧。那麼保證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這是唯一的聚會，至少是這樣。”
“好。今天你過得怎麼樣？”
“差勁。晚上最好別再這樣。”
“不會的。”我說，希望這不是個彌天大謊。
我們剛講定我去接她的時間，她又有電話要接了。 “我要是那麼受歡迎就好了。”我說，但她已經掛了。
我走到打字機那兒，站著打了份簡要的報告給邁克爾·克斯卡頓。我打算過一會兒去見他，研究一下他的約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說，但客戶都希望同時拿到書面報告。打在事務所信紙上的字大概可以使他們消除疑慮，確信我是個嚴肅、勤勞、認真的偵探，給他們安全感。
打完報告我撥通了克斯卡頓的電話。林恩·克斯卡頓接了。我問克斯卡頓在不在，她說：“他在睡覺。你是哪位？”我告訴了她，她的聲音立即變得很輕很輕，像是耳語。我勉強聽到她說：“哦，太好了，很高興你終於打來了。我已經試圖聯繫你兩天了。”
“是你一直在打我辦公室電話？”
“是的。”
“為什麼不留下你的名字？”
“我不希望你跟邁克爾說我打電話找你。”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讓他知道我在和你聯繫。我們需要談談。”
“談什麼？”
“邁克爾和他父親，他僱你做的事。我們能立刻見個面嗎？”
“好……我正要問你丈夫我是否可以來拜訪。”
“這兒？為什麼？”
“我要看他父親的小說。”
“為什麼？”
“找一個名字。你看，克斯卡頓太太——”
“我們在公園見面，”她說，“對街的那個。就幾分鐘，在你見邁克爾之前。求你了，這很重要。”
“……好吧。在公園哪裡？”
“有個長凳圍成的圈，直穿過我家綠地的第一條小徑邊上就是。你能找到的。多長時間能到？”
“大概二十五分鐘。”
“我等你。”她說。
今天海風很大，把金門高地上的樹都吹彎了腰，弄得葉子沙沙作響。綠地上空無一人，只有幾個孩子在北邊的兒童樂園玩耍。我把車停在昨天的老位置，經過克斯卡頓的房子，低頭穿過草坪。風不停地抽打在我的臉上，眼睛都被吹出了淚水。
我毫不費力地找到了那條小徑，克斯卡頓太太一會兒也來了。她蜷縮在一件白色駝呢大衣裡，亮藍色圍巾圍在短髮外。她找了條靠近圓圈盡頭的長椅坐下，對面有棵巨大的雪松。她看起來寒冷、嚴肅、擔憂。
“謝謝你能來。”我坐到她旁邊時她對我說，同時瑟縮了一下，“天哪，這風像冰一樣冷。”
“我們可以坐到我車裡去。”
“不。我離開時邁克爾還在睡覺，但我不想冒險。”
“如果他看到你和我說話會怎麼樣？”
“他會猜測原因，然後找我麻煩。”
“找麻煩？”
“他會大喊大叫，”她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也許他是知道的，但我弄不清楚。然後他會忽略我好幾天，好像我不存在一樣。”
“我不明白，克斯卡頓太太。”
“他的病，”她說，“還有為找出他父親的真相而得的強迫症。”
“就從這病開始講講吧。”
“他告訴過你嗎？他快要死了？”
“是的。糖尿病。”
“但我肯定他沒告訴你這對他的心理產生了什麼影響。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過去的他樂觀、愉快……正常。現在他情緒很不穩定，有時極度抑鬱，整個人都變了。”
“在這種情況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醫生也這麼說。但是和邁克爾住在一起的是我，不是醫生。有時候他……怎麼說，讓人無法忍受。”
“他沒有暴力行為吧？”
“不，不，對我沒有。但是他的抑鬱越來越嚴重。有時我在想……”她停頓了一下，用一隻戴著手套的手做了個手勢，“他有把槍。”她說。 “槍？”
“手槍。他把它鎖在自己房裡。”
“他一直有這把手槍？”
“不，從醫院回來後他就買了它。”
“為什麼？”
“據說隔壁克萊格蒙特街上遭過夜賊的光顧。邁克爾說槍是用來防身的。”
“但你不這麼認為？”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
“他說過要用手槍來自殺嗎？”
“沒有。但我不喜歡房子裡有把槍。你不能因此而責備我，不是嗎？”
我沒回答。這不是我能回答的問題。
“還有，就是邁克爾對他父親一事的過分執著。”克斯卡頓太太說，“這是不正常的。”
“怎麼說？”
“這就是不正常。現在這是他唯一感興趣的事，也是他唯一談論的事。他花了近兩千美元蒐集他父親所有的作品，現在又花了天知道多少錢僱私家偵探。我們並不富裕。我們的錢已經用光了。”
對此我也不能說什麼。
她說：“你也沒查出什麼吧？都過了這麼多年了。”
“還是有可能的。”我字斟句酌地說。
“無論能不能都不關我的事。我要知道哈蒙·克雷恩自殺的原因做什麼呢？我真正關心的是邁克爾和我自己。這些年來我的生活真是如同地獄。”
“所以你希望我停止調查。”
“對。這個調查很愚蠢，只是滿足了他的強迫症。”
“停止調查沒有任何好處，”我說，“他那麼堅定，一定會再找別人調查的。而那個人可能沒我這麼正直，可能花費你們更多的錢。”
“我不是說你不正直……”她又停了下來，望著那棵雪松，好像樹里蘊藏著洞察力和同情心。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低聲說。
“你帶他去諮詢過嗎？”
“精神病醫生？他不會去的。”
“你試過嗎？”
“我提過一次。他大發雷霆。”
“這樣的話我很抱歉，克斯卡頓太太，我只能給你這一個建議。”
“你打算繼續調查。”她痛苦地說。
“我必須這樣，我向你丈夫承諾過。如果他叫我停止，我會照做，但這樣的命令必須來自他本人。現在還有機會，只要有足夠的時間，我會找到令他滿意的答案。”
“多久？”
“我還不能回答。”
“一個多星期？”
“可能用不了。”
她咬住下嘴唇，牙齒沾上了一點口紅，看起來像門齒上有個暗紅色的小洞。 “我想你是對的。”最後她順從地說。
我說：“為什麼你不找他的醫生談談？醫生說不定能說服他。”
“是的，我會去試試。”
我站起身。 “要我先走嗎？”
“請。我隨後就到，他會以為我出去散步了。”
我留她坐在那裡，獨自沿著原路穿過草坪來到第十二大街。林恩·克斯卡頓是個自我中心又自傷自憐的女人，只關心自己，但我還是同情她。毫無疑問，克斯卡頓確診後她的日子很艱難，但她始終支持他。要是能為她做點什麼就好了，比如停止調查，或者不要工資。但我不能這麼紳士，因為我得生活，得付賬單。
克斯卡頓一分鐘後才應門，但看起來也不像剛睡過覺。他吃了什麼沾芥末醬的東西，臉頰上有一點黃色的汁。一見到我，他眼睛一亮，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請進，請進。你發現什麼了嗎？”
“不完全是，克斯卡頓先生。”
“那為什麼……”
“我進來說。”
他急切地跟著我進屋。我告訴他我做了些什麼，以及今天來這裡的原因。他仔細地聽我講的每一個字，好像我帶來了能治愈他疾病的消息一樣。
“你有進展了，”他說，“我知道你能做到，我知道。我去拿阿克斯系列，你在這兒等著。”
“我去拿吧……”
“不，不，我知道它們在哪兒。”然後他重重地敲著拐杖，以我從沒見過的驚人速度走了。幾分鐘後他回來了，說：“這是他寫的最後一本書，《斧頭和痛苦》。我肯定就是這本。殺人犯名叫貝托魯奇，安吉洛·貝托魯奇。”
他把書遞給我，我翻到最後一頁看名字的拼法。克斯卡頓看著我，用手把原本蓬亂的黑髮撥弄得更亂了。
我問他：“這個名字對你有什麼意義嗎？”
“沒有。”
“沒人和你提過這個名字？”
“如果有我肯定記得。你現在要去托馬利灣嗎？”
“今晚不去，明早去。”
“然後呢？”
“那要看我去托馬利灣能發現什麼了。”
他還問了我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不過我倒是十分耐心地一一作答。我要走了；已經快六點半了，七點要去接凱莉。但不光是這個原因。和克斯卡頓太太談過以後，這座房子和克斯卡頓急切的渴望讓我的心情很沉重。
我保證明天一從托馬利灣回來就給他電話，這才得以脫身。送我到門口後，他執意和我握手。他的手又黏又濕，以至於我不得不忍住在外套上擦手的衝動。
我沒有在外面見到克斯卡頓太太。我想她大概是趁我在的時候溜進去的，不過我沒聽到她的動靜。或許她還坐在公園的長凳上，望著大雪松，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