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
2003年的樣子，詩人、供職於社科院文學所研究法國文學的樹才帶來一位法國人和我們一起喝酒。這個法國人有點來頭，長期供職於法國國防部，在中東地區工作了很多年。關於國際關係和中東局勢，我們談了很多，當談到小布什關於“十字軍東征”的著名“口誤”時，國防部的前專員挑著眉頭，用一種不耐煩的口氣說：人們太天真了，其實，在布什和美國利益集團的頭腦裡，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屬於“泛伊斯蘭文化”，一定要除掉或箝制為後快的。還有什麼可多說的呢？
法國前專員的話，在座的人多年以後都能鮮明地記得。
所以當我看到很多富有個性的中國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殺的時候，表現出的那種大快意，那種淋漓酣暢的仗義情懷（當然，這種仗義是給“偉大的以色列戰士”的），看到那種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災樂禍，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0年代，想起了我們一廂情願的充滿國際主義熱情的年代。就是《中國可以說不》第一章裡所寫到的：當年我們被上海學聯安排去見巴勒斯坦學生聯合會時，我們抱持的那種挑剔的態度。我們思想是那樣的解放，我們厭煩主流媒體給我們灌輸的“正義”。 “正義”在哪裡，應該由我們自己去探索，這是對的。然而我們真的去探索了麼？難道我們沒有不知不覺地被自己的“先驗”所左右，以一種貼著西方媚著美國的勢利心態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掙扎麼?這是貫穿了多少年的真實情緒？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在問：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個具有“國際胸襟”的中國人站出來舉著蠟燭，禱念“今夜我們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討好賣乖了。我只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淒慘勁兒，只有一種強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彈的國家真好”。這個話裡的深層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嗎？我們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亞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踐別人呢？你剛剛過上安穩日子才幾天呀？對於現階段的我們來說，吉卜林的詩句也許有教益作用：
假如你懂得在失敗之後取勝，
並同樣對待這兩種假象，
我的兒子，你就會成為一個人。
現在的問題是：你做得到人家對你放心嗎？我們看到的是，慷慨激昂討伐弱小民族的做法，急吼吼跟別人劃清界限的怯懦的心態，在今天反而有一層“正義”的光暈，而且還能引起歡呼！周孝正教授最近抖機靈，宣布：以色列是個好國家。他的一個籲求，是“信息的對稱”，那麼，在他的信息空間裡，能聽到巴勒斯坦窮鬼的哭聲嗎？
素有“話嘮子”雅謔的周孝正，為以色列聲辯的手腳功夫倒是不太滯遲，我們應該佩服他從魔術繩索中盡快脫穎的本事，他老人家的故事剪裁，那種怪誕的勾連，陰毒的暗示，把一個遙遠的國際事件同內政憤懣、本土憤懣嫁接一體，功夫了得。伊拉克有個“化學阿里”，我們倒應該慶賀中國出了一個“化學週”，周氏化學程式居然是這樣的精彩，他散佈的毒化氣體是：以色列打了哈馬斯，中國人豈止是不該譴責，而且應該深情理解，應該叫好！叫好還不夠，還要回身反摑中國人自己的耳光！看看以色列怎樣拍錢！相比之下中國人怎樣的混賬王八蛋！從實際效果來看，從網絡發言普遍的冷漠態勢看，可以援用一句布什被飛鞋襲擊後說的話：他想引起歡呼，我認為他得逞了。一個大學生聲音微弱地抗議：週教授這種置身事外的“公正”態度其實是一種赤裸的殘忍！然而，大學生的抗議只說出事實的一面。搞煽動的人真是置身事外了嗎？他擺弄的如此陰毒的“多米諾”，借加沙的人道主義災難把中國人的尊嚴拿來開涮，引向不可收拾之境，導致另一種心靈的災難，他的這種用心，難道人們真的看不明白嗎？這裡，姑且再引用周教授的學生髮表的公開信的文字：
我為您的片面之詞和為侵略者辯護的荒謬邏輯感到羞愧。 ……您奇異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論我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因為您的辯護，讓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為，如果對他們滅絕人性的屠殺擄掠視而不見，你更可以讚歎他們民族所創造的種種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蹟，甚至連我都不得不為他們美言幾句：老家中學的籃球館是當年日本駐軍的兵營籃球館，也是我見過的工程質量最棒的籃球館！ ……我本人不排斥日貨，喜歡日本的遊戲動漫。問題是，這和我對日本曾經對中國和亞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認識是兩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乾戈畢竟是曾經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不容質疑和抹殺。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徑，對於遭受炮火蹂躪的無辜巴勒斯坦民眾，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們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還是和置身事外卻還津津樂道於強者對弱者的故作姿態的周教授的立場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誰有資格代他們立言？週教授非常懂得什麼叫不合時宜與譁眾取寵，但卻缺乏一個真正知識分子最基本的客觀立場和同理心……或者說知識分子的良心……一個人可以沒有如周教授般淵博的專業知識和社會地位，但一個受過正常教育和有著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戰爭陰霾仍然飄散在弱小國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連這點大是大非都不懂，連這點跨越民族與國界的同情心和正義感都不具備，我只能選擇再次無語。
前面說過，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夠找出中國智識階級這樣的堂而皇之作踐自己賺吆喝的“優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這樣的智識集團，賣弄一種可恥的論說的同時，根本不打算掩飾自己的勢利心態和無原則的叛賣。過去我們常說，二戰期間中國大地漢奸如雲，偽軍如蜂，人民認為這個現像是中華民族之痛，是國恥。歸結原因，很容易簡單地把它歸結為小人式的個人主義，“炮樓一躺，半個皇上”，這類民間情緒，反映了一個國家令人窒息的底層困苦和精神頹唐，因此有人得過且過。但事情並沒有那麼圖譜化，在《中國可以說不》有關章節中，我曾嘗試著以日常經驗和政治情懷來解析這種歷史後果，我這樣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變成自己不喜歡的那種人。而且變成了以後，他還動輒自欺：“我變化的過程和那種人不一樣。我有很多的值得人們洒淚的故事。”屁話，你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80年代歷史翻案風正盛的時候，我讀過汪精衛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於他的悲痛之中，我覺得這個人的情懷要跟寫《報任安書》的司馬遷相比肩。一時間，我發表了一種奇談怪論：其實汪氏是一個很痛苦的愛國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慶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個人數十年革命奮鬥歷史於不顧！我這種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對汪氏的再評價達數年之久，看看這個人吧：李爾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發幽州情懷，多麼叫人感動！ ……其實細想一下：漢奸們何嘗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謀、氣力諸方面都很優秀的中國人組成的？他們投向敵營，何嘗又不是中國干部力量的損失？
政治的、軍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聞業的、實業界的、金融業的濟濟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國”的旗幟之下，抱著舉大事者須任勞任怨的信念，從事著為異族人所左右的勾當。 ……禍國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業的高超人物幹出來的，他們不一定道德敗壞，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無為者有意志力和犧牲精神；有節操，守紀律，有令人熱血沸騰的信念，有甘願孤獨成為寂寞聖賢的情懷。但我們不可能不以史學的眼光看待另一種東西，即社會的、經濟的、文化上的嚴重事實，和造成民族前進滯遲的罪惡。
我寫的這段話後來遭到了馮英子老人的批評，我覺得老人家沒有讀通我的話。我接受他在史實上的駁厘，他說汪精衛在重慶時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錢的，但這個並不妨礙我的觀點延展下去。
那麼現在來看，中國人的優秀人物中，有沒有這種精神堪憂的現象呢？當然我們不會像麥卡錫那樣，用“非美委員會”的嚴厲繩尺來給現在的鬆弛混亂的精神狀態做斷語，實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點出：我們中國確實存在著這種令人堪憂的精神前景！記得建國以後，直至1979年，我們修訂的各本憲法，都把懲辦賣國賊放在導言裡，以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誇大敵情觀念的做法，“賣國賊”這個詞語從憲法中隱去了。而我們在今天看到的，民間紛湧起各式各樣對“漢奸”“賣國賊”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們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實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開看到的墮落的徵兆。
一說到這一點，有人就跳出來了：開歷史倒車了！出“愛國賊”了！
只要說出這樣的不愉快的事實，就有人跳出來把你賦予一種色彩。 “愛國賊”這個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報裝蒜小丑們最突出的發明，且不說它是最糟糕的修辭，語義上毫無知識可言。即使從事實來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葉障目的。
誰要對外部壓迫發表一些抗議的意見，誰就是反改革。這是《交鋒》的邏輯，“唯開放論”忽悠國人的言論。 《交鋒》熱起來的時候，作者之一馬立誠到處作報告。台上發言，台下記錄，嘖嘖，風光無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興奮情緒高漲的時候，我們就有保留意見。我經常對香港的媒體朋友說，你們這些年的興奮點就是找內地的激進派和保守派，任何一個事情，你們都能解讀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鋸戰，然後來一番拜占庭宮廷陰謀描繪，誇飾一些不存在的困難，為改革車輪找碾碎的對象，毛澤東批評過的，“揪人”。有人批評民族主義是在轉移國內矛盾，搞民族主義的人起了壞作用。我看熱衷於這種故事的人應該反躬自問：製造拜占庭神話，是不是轉移矛盾，沉浸在這種興奮當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吧，那個時期，中國的青年人也跟著改革派激動，大家都知道蘇聯黨內有個保守派叫利加喬夫，我們一邊跟著新思維跟著那種鬥爭的幻覺心潮起伏。我每次在電視上看到利加喬夫的臉，看著他那張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臉，想像他如何搞陰謀詭計，會湧起對保守派官僚的憤恨。後來回想起這段感情經歷，有點好笑：自始至終，利加喬夫在哪裡？利加喬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實沒招誰惹誰呀。利加喬夫的存在意義，就像歷史上“破遼鬼”的幽默：金國打遼國，攻打的理由就是遼國收留了金國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終於把遼國滅了，結果怎麼著？金兵把那個叛臣老頭兒逮住，打了一頓，放了。那老頭兒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紹：我叫“破遼鬼”。還有一個安德烈耶娃，她發表了一篇《我必須堅持原則》，當年中國以極大的熱情關心著蘇聯的改革，這篇文字在當年《參考消息》全文登過，中國人也跟著為蘇聯改革的前程擔憂。結果是那個共青團報紙為發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國道歉。我們也長了見識，反改革的打手原來是這個德性，而今天回過頭看，當年看起來那麼討厭的安德烈耶娃倒並不討厭。她那缺乏策略性和親和力的論點，從實際後果來看，每一個都是對的。
想到這個插曲，真想禱念一句“天佑中國”。好在我們有鄰國的悲劇，好在我們有各個方向的堵壓，好在我們有了這麼些年的一些內部折騰。我們沒有走到那麼不堪的境地。
我們知道，馬立誠後來成為了民間道義指控的首當其衝者。他為日本二戰期間暴行的“折中”，抗日軍民與哈馬斯的類比，就是中國“優秀分子”思維品質出了大問題的突出例證。在這一點上，很多憤世嫉俗的中國知識分子是非常羨慕他的勇敢的。這倒是給我們一個啟示，我以前總是這麼去想：中國的民族虛無主義，肯定不是好玩意，但從自戕程度來說，好像也沒有那麼過頭，至少沒有去觸那個底線：比如中日戰爭的是非底線。現在看來，他們的勇毅果決，超乎我們的想像。時代大氣氛的寬容，使他們有這樣的空間，把對本民族使“倒拐”的話說得非常滿，把遮羞布都棄而不要了！ （因為我們以前的經驗是，很多親美的知識分子也會玩一把愛國秀的，他會舉例：你看，我討厭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老百姓應該感謝他們這麼去表現，因為他們已經不屑於去搞“言說策略”。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在中國並不積弱的年代，他們的這一番表演，很精準地刻畫了精英是怎樣製造墮落的“時代精神”圖譜的。如果他們不加檢點，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話，未來的漢奸排行榜上，會少一些爭議，少一些曲筆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