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東、紀蘇這些人，可以說同逆向種族主義鬥了20多年，他們的視野很開闊，思路也很恢弘，而我的題目定在“心理性悲劇”。從日常感受和媒體人的角度，從一個比較低端的落點，講一講墮落的自我矮化的哲學是怎樣在我們國土上紮根的。這些想法跟我的經歷、見識也有關係。
“歹徒與大巴的故事”別解
我覺著，一切對於時局、前途最高深的問題先不忙著複雜化。不妨用最尋常的成功學道理和勵志小書的思維路徑，從平衡損益的角度來剖析某種日常性情緒的弊病，這可能對改變我們“無著”的、空落的現狀有一些實在的幫助。我們這個時代典型的心理性悲劇就是狂躁型的憤懣不合作主義帶來的社會和心理後果。據說，還有人把“論公民的不合作精神”納入學校課本里去，這個想法我覺得有點扯淡。早幾年我採訪中國著名神童張炘煬的父親，他告訴我說，他的一個心得是不要讓孩子看那種“Q版語文”的時髦讀物，什麼大灰狼其實很有愛心，小白兔其實最不是東西。正說的知識他都沒有理解透，你上來就給他灌輸反著來的、對立的、粗獷的、“解構”的，你不是對孩子不負責嗎？
說到這一點，讓人想到了成人世界裡的“Ｑ版”。 2008年出了一個範跑跑，助長了很多人撒嬌的慾念，我聽到有些人在高喊：他說出了我們時代的真相。我說：哦，原來如此，多麼不容易啊！原來要衝破那麼多的禁錮，才告訴我們世間居然還有這般可貴的真相！原來一種正面的道德，正常的倫理，只要是少先隊教育裡曾吸納過的，就是愚民工具，就是該清算的！這種邏輯不也是一廂情願和粗暴的嗎？
我看了鳳凰衛視的節目，對郭先生的表現很失望，但是這個節目的格局和氣氛，注定了他不是表現的問題了。這是注定的，拿枯瘦的道德言說同強大豐沛的市民情懷對決，那會有什麼好果子吃？回過身來再想這個事兒，想一想後來的那些叫囂。什麼叫“范老師勇敢地說出了真相”？什麼“皇帝的新衣”，在這個馬戲表演裡，這個寓言適用嗎？難道標榜一種無恥、實踐一種無恥在當今的中國還需要勇氣嗎？究竟誰是這個國家風氣頹敗的禍首？是一絲不苟地實踐著無恥的人，還是蒼白無力地空喊“道德”的人？我當著鳳凰衛視執行台長的面質疑過這個事，台長是這麼解釋的，老百姓確實很反感那類裝腔作勢的道學家，道學說教對中國的社會太有害了。我覺得台長這句話有點片面性，黃紀蘇說的一句話非常好，傷痕文學的慣性還要延續多久呢？具體地說：就是一句老話，這還是要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如果早20年，在王朔的時代，在蛇口把幾個“青年導師”掀下台的時代，這樣反潮流還有意義的話，今天你還這樣彰顯醜陋來對沖正統，理由是它其實有“率真的魅力”，這其實是矯情！這不是教會最純樸的人都去撒嬌嗎？縱容這種肆無忌憚的文化撒嬌，為臆想中的假想敵而憤怒，而耗費情感，從而絕望，拆台，實際效果往往是負面的，往高里說，是在摧毀民眾的士氣。
我真切地感受到憤懣的摧毀性，無序的憤怒不會讓任何人受益，憤懣對每個人積極情緒的摧毀，對希望的壓滅，對秩序、共識沒有底線的消解、拆除，這一切失敗主義的情緒給我們心理環境帶來了極大的污損。現在普遍流傳的這樣一個故事：
三歹徒劫持一輛大巴，將漂亮女司機拖下車強暴，女司機呼救，眾乘客啞然。唯一瘦弱書生奮起，呼籲，遭歹徒毆打，昏厥。歹徒得逞，女司機复上車，喝令瘦弱書生：“下去！我不載你了！”書生愕然，抗議，終被幸災樂禍之乘客及司機逐下。大巴開動，至一懸崖處直衝下山。車毀人亡。書生聞之，始悟美女怪異之舉動，大哭。
這故事很震撼，對於讀者來說也很過癮，媒體人可能非常憤怒：這為什麼不是真人真事（其實非真人真事也無妨，媒體營造的虛假情感故事，我們見得還少麼）？散播的人很有滿足感，對於大多數受眾來說，不太講求新聞與傳聞的界限，把它當新聞來讀。最可怕的是，它符合心靈的鏡像、心理感應的真實。但是那種透發其中的“憤怒突擊”式的情緒釋放，強化卑劣人性的故事元素的戲劇性編排（其實是一種牽強的編排），有意反映的心理鏡像凸顯著末世的瘋狂，誰看出它的恐怖性？誰能體悟到，我們在閱讀這個故事時，實際上被快感征服？它的喻世效果是什麼呢？我們在不知不覺地陷入女司機和書生“兩情相知”的悲情之中，棄一車的遇難者於不顧，漾起一種自以為崇高的感覺。
這個故事可能是一個孩子編寫的，我並沒有指責作者的意思，但是這種極端幼稚的情感和設置，復仇想像的大快慰會得到如此廣泛的呼應，這就讓人想到，“因為太黑暗，所以我的黑暗有正義性”，這種自以為是的“厚黑”、非人類的心理症狀、不惜“與爾皆亡”、鄙棄社會的潮流暗湧，實在是不愛惜自己，與自己為難了！
我分明聽到，歡呼著那個崩盤的“拐點”滑翔而去的時代凱歌，到處是秘密的喜悅，人人都在等著“好看”，等著分一杯羹；我分明聽到“參議院烏鴉”戈德華特的聲音在中國的論壇上迴盪：“保衛自由的極端主義不是罪惡！在追求正義中所表現的溫和態度不是美德！”
對內政狀況的不滿，從改革的進步而言，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跡象。情緒釋放時代到來，那種瀰漫於民眾心裡的強烈被剝奪感是需要更多理解的，而那個造成被剝奪感的元兇是要清算的！我在一家報紙上談30年改革感受，講了我在90年代中期的一個遭遇。酷暑天，我家那個小區停電，如是反复，電力部門來了好幾趟都不能解決問題。居民們急了，堵住工程車不讓走，釀成小型群體性事件。我趕忙打市長公開電話，殊不知，值班幹部呵斥我：你作為一個新聞記者，不同歪風邪氣做鬥爭，反而助長他們的氣焰！從那時起，我認識到一點：官員的傲慢愚蠢，將來肯定會導致大問題。現在，問題層出。依照民眾的情緒審視國策，審視我們的公共政策、我們的國民動員體制，哪怕是像徵性的開始，這也是全民性的勝利。能不能以更積極的、正面的心態迎接這個？能不能從“得分”的角度，抱持一種維護改革開放成果的態度來把握形勢的走向？人總不能靠冷嘲熱諷來打發日子。無厘頭的八方灑怨肯定是有害的，更以“去中國化”的情緒，來支配這種憤怒。圖了爽快，糟踐的是自己。
關於我們社會的黑色幽默
悲劇性的心理現實,往偏鋒裡說，就是有時我們會讓我們被自己的感情所愚弄。 20世紀8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個日本偵探小說大意是講，歹徒綁架了一列火車上的人，跟警方講條件，把贖金搬上火車，每一站我們釋放一批旅客，到了終點，警匪之間再攤牌。小說的結尾是火車到達終點之後，警方回過神來：不好，上當了，被誤導了，擒拿的對像已經溜之大吉了。那些歹徒已經混跡於前面各站被釋放的旅客中離開了車廂。車門口的持槍歹徒其實是乘客扮演的。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恐懼在統治著這列火車”。
這個故事放在現在的環境氣氛裡看，是非常有深意的。
當我們把一個憤怒的對像人格化的時候，我們會想像那列火車裡頭，有人在發抖，我們會獲得一種發洩的滿足，會為可能出現的秩序顛倒而鼓舞。我們料想不到的是，那裡面的人會離棄，會輕盈地解脫。至少在這場心理性悲劇裡，除了極少數的焦點人物外，是普遍的“與我無干”的輕鬆心態。作協代表大會期間，我們在北京請客會友。席間，作家朋友們頗有些“明白人”的議論，會心一笑的表情，引而不發的潛台詞。我和馬松私下感嘆：這簡直就像一個寓言。大家挖苦的是一種不祥的體制、一些可笑的事，而這些“明白人”，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北京飯店、宴請、主席團榮位，享受著體制給他們的可以好逸惡勞的平台：住房、創作假、補貼。但是，他們的嘲諷比我們更加犀利！個個都像與己無關似的！那麼，循環下來，我們可能清算誰呢？我們誰也沒有逮著！我們討伐的也許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東西。因為最令人痛心的是：誰肯擔當？
“空列車”的故事，沒有擔當的“局”，折射出一個國家的心理悲劇。強大的公眾信息在一座軟牆上附著、掉落，我們找尋那個出口，而那裡發出同樣的疑問：你們在找什麼？
“空列車”的隱喻，令我有一個奇怪的聯想，一個有關我們這個社會的超級黑色幽默。裡的馬貢多鎮，不怎麼開化的居民不能忍受電影，因為電影演員的角色置換嘲弄了他們的感情。一個在西部片裡贏得他們尊敬的英雄，剛剛在觀眾的淚水中下葬，又在另一個片子里以阿拉伯人的形像出現。這讓他們氣得發瘋，於是他們砸了電影院的座椅。這個看似好笑的描寫，讓我注意到了黃紀蘇曾說到的強烈印象，負具體責任的人，在貫徹路線方針政策的同時，又在巧妙地扮演著冷峭尖刻的批評者，都在巧妙地告訴大家：其實我是明白人。這種雙重置換，是不負責任的“聰明人社會”的安身立命的技能。推衍開來說，我們這個社會登峰造極的超級悖論，就是王朔早年間所點到的：一夜之間大家都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現，王朔這樣回擊：去你媽的，早的時候你幹什麼去了？王朔這樣罵，可能有點粗線條，可是，看看那些身懷“屠龍術”的媒體人、那些自由知識分子，不正是這樣玩變身的嗎？明明他們是掠奪性“改革”的歡呼者，明明他們是急功近利的價值觀的吹鼓手，明明他們是壟斷資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階層，然而搖身一變，一切令人不高興的後果都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裝出一副總是在受排擠、總是弱勢聲音的樣子，把30年的圖景、路線圖描繪成他們永遠同老古董們作戰的“大明英烈傳”。現在出問題了，他們又急匆匆地把中國劃分成爭執著的兩方面，繼續抖機靈，做大義凜然狀，估算著自己未來的得益。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他們的選擇性“失憶”是否玩得過頭了一點？
這絕不是激憤之言。
愛國真是“強勢”嗎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周慶安告訴我，我們現在根本不缺最具有智慧含量的批評。現在的流程已經發達到這個程度——出了一件事，報紙的評論版會馬上找到對應的專門人士量身裁衣，有模有樣的公義討伐當夜就出來了，而相比之下，建設性的言論則沒有那麼便捷。
現在的知識分子，實在是太聰明了。
中國的時運，中國的走勢，各有各的說法。按照《南方周末》評論員宣稱的，現在進入了“拐點”。雖然南方報業總愛做出一副龐然大物的姿態，描繪時局圖輿，引領先進思潮，風光之盛，動靜之猛，意味之深，端出一副“我上面有人”的俏嬌模樣（讓人想起《武林外傳》裡的範大娘），不免引起其他非嫡係人們的訕笑和妒忌。但“拐點”之說，真是找准了感覺。問題是我們這個“拐點”怎麼一個“拐”？中國不再是昨天的中國，改革開放是不可逆轉的，言論的自由空間擴大了，且讓我們快慰而鼓舞，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為現今和未來建言。
可是，我們還是忍不住要扮演高歌猛進時代的“低調俱樂部”角色。因為這種“高歌猛進”是貼著人家的，是一種調子怪怪的極其勢利心態的“激進主義”。因為有這種真實情緒在，起碼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他們根本不想打算掩飾的雙重標準，同樣是民眾高漲的情緒，只看到對內政狀況不滿的強大精神現實的熱切關注，而同樣強大的另一個精神現實——對西方欺凌我們的民眾反應，那種則加以痛斥、辱罵、壓滅、有意地誤讀。是的，痛快地說，有好的民意和壞的民意，一種民意潮流中也具有正面和負面兩方面的性質，民族主義情緒如此，本土憤懣熱情也難免，但是像南方報業這樣長期一以貫之的、完全一刀切的旗幟鮮明，永遠傳承，也是難得的風骨。
這種情緒背後一種令人失望的歷史積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宇宙觀、世界觀的立論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識分子那裡，猶未跳出“河殤”時代的水平。因為有這樣真實的情感路線，對於外國的欺凌羞辱，中國民眾的正當反應理所當然地招惹自由知識分子和時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讀為“愚昧不開化”“缺乏大國風度”“缺乏全球視野”“中國前進之憂患”。主流輿論和自由知識分子拒斥一切強調國家利益的觀點。對不和諧現狀的憤怒似乎又使這種拒斥有了正義性的依托。它的通俗版本，它的現實映照版本就是我的朋友質問我的——（西方）羞辱了誰？這個國家是誰的？你的？我的？這種對撞，王小東就活生生領教過。 2008年上半年，一家省級電視台對“抵製家樂福”做了一個話題pk。一個海歸藝術家跳起來大罵：“你這是討政府的好！你們就敢抵製家樂福，別的你們敢抵制嗎？”他最為精彩的一句就是：“現在大多數人都愛國，愛國是強勢，你愛國是站在強勢一邊，作為知識分子，你愛國是你的恥辱！”且不說誰討了政府的好。這種表演就是簡單粗暴，愚不可及的簡單粗暴。
這種不求上進的簡單粗暴比比皆是，更粗俗的版本就是這樣的對答：
“為什麼西藏人大會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值得肯定的？”
“因為他們追求民主自由。”
“為什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是令人鄙夷的？”
“因為他們腦殘了。”
“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人都反對我們，難道他們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們當然要反思，因為他們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為什麼海外華人中有那麼多人都義憤填膺，難道他們也有自己的道理？”
“沒有，因為他們都腦殘了。”
“藏獨人士運用自己的權利抗議火炬傳遞，是不是對自己權利的正常行使？”
“那當然，民主社會嘛。”
“中國公民運用自己的權利為火炬傳遞助威，是不是對權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幫腦殘。”
想起一個有意思的小問題：愛國真是“強勢”嗎？至少在媒體的把持者那裡，在“高等華人”的裁判下，是強勢嗎？王小東和那位海歸藝術家的對決，後來兩人都在博客上有說辭，然而，新浪博客的編排是揚抑分明的，指控王小東的文章擺放在顯眼位置上，而王小東的反擊文章被摁在角落裡，到後來看到沒有扭轉海歸的不利局面，乾脆把王小東的文章從首頁拿下去。留下那位反對民族主義的海歸一人在顯眼位置。這種拙劣的“拉偏架”，宋曉軍看不下去了，打了電話給新浪博客，告誡他們不要太過分，版面編輯這才不情願地改正過來。
回到開始用的那個列車的比喻，黃紀蘇講到的一種感覺是非常對的，我們遊走在一種慣性之中，還在像祥林嫂那樣說“傷痕”，還在說“解放束縛”，是不是該說點別的？
這是一個文化心理上的悲劇，也是記憶的悲劇。記憶的悲劇導致歷史觀的自我矮化，這個“功德”，該歸功於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