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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文藝腔”之後可能就是兒童腔與娘娘腔

中國不高興 宋晓军 2490 2018-03-14
“文藝腔”當然不是指《詩刊》《小說選刊》《新劇本》上的文藝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藝腔”。咱們聊的是文藝領域之外的“文藝腔”,尤其是社會認識和政治動員中的“文藝腔”。首先得承認,即便在這些領域,“文藝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識分子,儒、法、道、墨、陰陽家在啟發王侯、建言獻策的時候,沒有哪家不帶文藝腔的。駱賓王寫的討伐武則天的檄文因為文藝得好,據說武則天讀了都受用;毛澤東“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宣傳隊”也是“文藝腔”,他同時還特別提防別人用“文藝腔”來“反黨”。記得我們上中學第一次下鄉勞動,背著背包奔東北旺苗圃,路遠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當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門,一位叫孫強的老師就開始站在路邊打快板:同學們,朝前看,前面就是東北旺,下定決心排萬難,勝利就在咱眼前!我們又走了倆鐘頭還聽他在路邊呱唧呱唧“前面就是東北旺”。於是同學也說了起來:紅紅太陽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孫比人小三輩兒,姓兒也比姓孫強!這樣一“文藝腔”,還真不覺得累了。那位孫老師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個好老師啊。

“文藝腔”當然是指文藝化的表達,但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不太大,也可以說不大是個問題,無非誇張猛點、比喻多點而已。馬丁?路德?金在裡說:美利堅銀行不是給人人開過“人人平等”的支票麼?今天我們黑人把支票帶來了,美利堅銀行您要是沒倒閉,就請給我們兌換現金吧。如果馬丁?路德?金當年沒用那些生動有力的比喻,沒用一浪高過一浪的排比句,而是來一篇《試論黑人族群賦權之路徑依賴》的“主題發言”,我估摸著他到這會兒沒準還活著呢(他姐好像還活著),人家滅他幹嘛呀! “文藝腔”的問題不在(起碼主要不在)表達上,主要在對於社會問題的文藝化認識上。如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社會政治過程的認識不講科學,不講邏輯,不重事實,不重證據,跟梨花姐姐她們那樣沒頭沒腦、神出鬼沒的,那問題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對社會歷史的認識的確挺“文藝腔”的。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傳統社會主義大廈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無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個比較簡單的事,沒那麼多學問,社會統計、回歸分析、結構功能什麼的非要用當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沒關係。另一方面,經過十年“文革”、上山下鄉,絕大多數新一代精英,高檔點的一肚子,低檔點的淨是《一雙繡花鞋》《曼娜回憶錄》,他對世道的見解也只能文藝化,想不文藝化都難。 說來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藝化的倒是文學中青年,大概他們看中國橫著看是“日月經天”,豎著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覺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過“文學要學問化”。當時的文藝作品挺愛點綴一些“定理”“效應”的。記不清在當時什麼雜誌上看過的一篇小說了,淨是字母、符號、公式,如果把別的部分擋著,你一定以為是在看《科學通報》什麼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報上讀到一則消息,說研究第一次引入“數理分析”的方法,後來我還真看了那篇文章,無非把賈府的小老婆以及烏頭莊進貢的年貨做了個簡單統計而已。他們的知識構成就那樣,所以轉變也只能是在皮毛上裝飾上,認識上基本不脫“文藝腔”。就說提倡“文學學問化”的王蒙吧,你讀他80年代的東西,感覺對面是位大齡文學青年;過了這麼多年讀他今天的東西,更一驚一乍的了,幾乎成了妙齡文學少年。儘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個80年代最熱鬧的一批人都是文學或准文學出身,他們對中國問題的理解充滿浪漫主義抒情色彩。就社會視野、政治動員而言,這跟當時中國普遍社會心理中的空想資本主義道路還真門當戶對,都不帶找錢的。記得“文革”後期鄧小平談軍隊整頓時曾說,戰爭年代一揮駁殼槍,“衝啊”——問題就解決了。 80年代精英對中國問題的認識也是一樣,一揮私有化,衝啊!喊“衝啊”當然是蘇曉康、劉再复這些人最會喊了。

20世紀90年代以後,市場化如火如荼地展開,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國企改革、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雖然都是橫衝直撞,但的確已經過了喊“衝啊”的階段。文學家或是一邊涼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衝鋒隊,總之,“文藝腔”雖不能說從此銷聲匿跡,但起碼低了一個八度。這時站在話筒前面的是經濟學家,講的淨是什麼諾斯、科斯、帕累托最優、邊際效益遞減之類。放以往,聽這些東西一定不比聽點鈔機工作更有趣,但這會兒大家都洗耳恭聽。記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裡除了糧食就是西方戲劇)聊經濟形勢,聊完了他感嘆說,現在大家都關心起經濟學了。事關大家的錢包和存款,大家能不關心麼!股市、房市這些年培養出的業餘經濟學家、宏觀經濟學家可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從前專門以文藝為研究對象的學者也都紛紛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經濟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之類的了。新左派裡就有不少這樣的學人,自由派曾諷刺他們太文學了,其實真沒扎著地方,扎著的是被新左努力拋棄的文學出身。坦率地說,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幫文人的學人化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很大區別,他們的確在努力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認識中國與世界,至於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孫中山那句遺言比較適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忘了朱學勤先生是說哪位新左學人用標點符號表達思想了,其實朱的文字倒是透著更濃的文人氣。像他所從事的思想史,說句老實話,不比文學更“科學”,老話說的“文史不分”是實情。還有哲學——我指的當然不是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之類——有時比文學還文學,浪漫得更沒邊。主流思想界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基本還停留在80年代的“衝啊”階段,對於“衝啊”階段,無論是表達上還是認識上的“文藝腔”都已經夠用了。

如果中國社會的發展能穩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就應和“文藝腔”漸行漸遠。理性討論理應成為社會思考政治動員及參與的主流。到時候老百姓不是發短信編段子,而是提了筆記本電腦去人民大會堂和政協禮堂,一筆一筆地分析討論四萬億資金從哪兒來、經過哪兒、到哪兒去,問得財政部部長直想提前退休。這當然是理想趨勢,以現在這個世界亂局,今兒難說明兒,明兒難說後兒,將來什麼腔誰又說得準呢?沒準兒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沒准直接就來唱腔——唱《國歌》《國際歌》了,也說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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