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藝腔”，有兩個方面：一是有問題的思維方式，二是把“文化”“軟力量”等放到了過高的位置上。
缺乏邏輯的“文藝腔”思維，首先我們來談談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不講邏輯，缺乏對於事物的深入分析，只講辭藻的華麗、感情的激動，只訴諸人們的感官、人們的表層認識。為什麼把這種思維方式稱為“文藝腔”？坦率地說，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個人所接受的基礎訓練有關。接受過較為嚴格的理工科訓練的人犯這種思維毛病的比較少；但絕不是說，所有理工科出身的人就都沒有這個毛病，更不是說理工科的在所有問題上都不犯這個毛病——理工科的人在社科、人文問題上往往由於缺乏自信而特別容易受“文藝腔”誤導。一直接受文科訓練的人比較容易犯這個毛病，但有些文科出身的人邏輯思維一樣很強。按說文科生和理科生在思維上的差別不應這麼大，這裡反映了我們在教育上的失誤。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文藝腔”對等於文科生，理工科思維對等於理科生。
我在這裡可以舉某些“文藝腔”們的一些毛病。比如說網上有這麼一個帖子，說是諷刺“小右”的，其中很有一些恰恰是擊中了“小右”們的“文藝腔”思維，我在這裡引用幾條：
他說：“中國宋朝被蒙古打敗，因此文化有問題。”你問他：“西羅馬、拜占庭被野蠻民族攻滅，是不是文化的問題？”他說不知道！
他說：“中國古代有太監。”然後哈哈哈大聲嘲笑。你問他：“歐洲的太監，閹割的藝人，自廢的教徒呢？”他說不知道！
他說：“中國人裹小腳。”然後哈哈哈大聲嘲笑。你問他：“現在的隆胸呢？”他裝聽不見！
他說：“孔子流浪各國，不異於犬與雞。”你問他：“十二宗徒呢？”他不敢放個屁！
他說：“儒教黑暗，八股，封建宗法！”你問他：“歐洲的宗教裁判所呢？”他茫然不知！
他說：“儒教殺人太多，該被廢除！”你問他：“歐洲的天主教殺人更多，為什麼不廢除？”他耍太極。
他說：“孔子曰婦人難養，孔子壓迫婦女。”你告訴他：“聖經裡稱婦女為淫婦！”他照樣和女朋友去過聖誕節！
他說：“中國有那麼多酷刑，野蠻啊！”你告訴他：“歐洲中世紀挖皮肉、鉤舌頭、灑石灰、淋鉛水！”他聞所未聞！
他說：“我咒罵古代人？我這叫勇而知恥！”你問他：“勇而知恥是反省自己，你為什麼不反省自己？為什麼把誹謗古人和反躬自省混淆？”他迷糊。
他說：“祖宗對不起我們，祖宗害了我們啊。”你問他：“中國古代領先，現代落後，你為什麼不向祖先請罪？”他說他沒錯。
他說：“唐玄宗納兒媳，那叫亂倫。”你問他：“查里二世把女兒許配給自己的叔叔，是不是亂倫？”他啞巴！
他說：“中國的古代建築還留著幹嗎？”你問他：“外國人保護古代建築。”他說那叫愛心！
他說：“項羽破壞文化，野蠻！”你問他：“阿拉力克（更正式的譯法是亞拉里克）焚燒羅馬，野蠻嗎？”他不曉得阿拉力克是哪國人！
他說：“新疆人、蒙古人吃肉半生不熟，有細菌。”你問他：“西餐的肉也半生不熟，怎麼講？”他說那叫保留營養。
他一會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大聲喧嘩、沒有禮貌、不知道羞恥！”一會又大罵中國的文化：“禮義廉恥、仁義道德為虛偽！”悍然自扇耳光而不知！
別以為這樣思考問題的只是一些“小右”網民而已，當代中國無數的大“啟蒙思想家”們並沒有比這個水平高出多少。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往往沒完沒了地嘲笑傳統中國在軍事方面的懦弱無能，但是，你只要一說“尚武精神”“加強國防建設”，他們就會立即跳出來破口大罵你是“法西斯”。那麼，究竟應該怎麼辦才好呢？他們絕對不會去想這個問題，反正是你左右都不行，他們罵痛快了就好。還有，你一講“強國”，他就說“長江都快變成第二條黃河了，還要什麼國！”他們就不想一想，要解決“長江將變成第二條黃河”的問題，就更需要強國。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文藝腔”與一個人的意識形態並無直接關係：左派和民族主義者當中也有很多人是“文藝腔”思維，認識問題缺乏邏輯，更不能深入思考。左派中的一些人把改革開放前說得十分完美時，他就忘了，如果那時真的是如此完美，你又怎麼解釋我們是如何走上今天的道路的？左派和民族主義者中的一些人一方面對現實進行極為激烈的批評，把現實說得一無是處，另一方面卻又反對別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對權力進行製衡等等主張。
這裡面有無知的因素，也有裝傻的因素，但無論是製造這些自扇耳光“啟蒙思想”的人，還是相信這些觀點的人，他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裝傻，是真相信，同時也不完全是因為信息缺乏，而是不具備處理複雜信息的能力。所以曉軍將“文藝腔”比喻為“286”，其實是很貼切的。 “286”的中央處理器，你給它配上再好的內存和硬盤都不行，它就是處理不了這些信息。
“文藝腔”們一方面氣壯如牛，對於理工科思維不屑一顧。比如20多年前，我與“河殤”派辯論時，他們就說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沒有資格參加辯論。我曾碰到過一位非常著名的學者，他說：理工科的人不可能有“終極關懷”。我當時笑答：請你告訴我，“終極關懷”是什麼時候成為一門專業的？我也曾碰到過一位自己原本是理工科出身的企業家，聲稱：理工科出身的人沒有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文藝腔”們內心卻又往往相當自卑。我這裡可以舉王小波的神話這個例子。王小波的神話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有所謂的“理科思維”“歐美理性”。比如新浪博客上有一篇《理科生王小波》的博文就說：他是一個學理工的改行寫作，並且他的理科思維特點強烈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帶有明顯的邏輯色彩。另有無數的文章吹噓他的“歐美理性”或“英美理性”。我估計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都是學文科的，至少是沒有真正養成理工科思維，也非常不了解王小波的歷史。因為他們不知道，王小波根本就不是一個理科生，他從來就沒有修習過任何真正的理科課程（最多也就是修了幾門計算機課程吧，還沒有拿到學位），坦率地說，他的思維特點在真正受過嚴格的理科訓練的人看來，恰恰相反，是非常缺乏邏輯，非常“文藝腔”的。這一點不單是我自己這麼看，有一個喜歡、同情王小波的網友說得也非常好：“我是學計算機的。在我看來，小波文章的邏輯，的確如你所說，比較弱。一方面是他的想像力太豐富；另一方面，他的理科知識大概全是自學的，支離破碎，對寫某些文章反而有害。”然而，王小波僅僅憑著自己擺出的一副所謂“理科思維”的架勢，就蒙住了無數的“文藝腔”——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比較嫩、還沒有真正形成理工科思維的理工科學生。這充分說明了“文藝腔”們自己在內心是認為自己的“文藝腔”思維遠遜於理工科思維的。
“文藝腔”的另一個大問題是他們把“文化”（看上去比“文藝”廣義一點），把“軟實力”放到了過高的位置。這些年來，我們不斷地看到思想界、學術界、主流媒體，乃至跟著鸚鵡學舌的政界、商界，沒完沒了地強調“文化”的重要性，強調“軟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強調僅憑所謂“中國傳統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為萬世開太平”。然而，強調了半天，中國的“軟力量”仍舊弱到幾乎是負數（當然這不僅僅是“文藝腔”的問題，還有中國的“軟力量”的其他軟肋，如民主等問題，因偏離了這裡的主題，我就不多說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我的《天命所歸是大國》中的有關論述），投上去的資源除了解決了負責這一塊的個人腰包，沒有給中國增添分毫的力量。
我在這裡決不是說“文化”“軟力量”沒有重要性。 “軟力量”確實很重要。拿我自己來說，我原來是學“硬力量”的，現在幹的卻是“軟力量”的工作，這就已經說明了“軟力量”的重要性。回顧當年，我在本科學的東西是與高端技術、國防工業相關的，我的那些沒改行的同學，不少至今仍在這些領域工作。我為什麼要改行呢？因為我當年已經認識到：國家發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學的那幾年裡掉頭了，我們的前途將大打折扣了。要把這個方向搬過來，需要的是披上“文藝腔”外衣的“軟力量”（雖然當年還沒有這個詞彙），所以我棄理從文，頗有魯迅先生當年棄醫從文的那種想法。記得有一次在烏有之鄉開會，曉軍說了一段話，大意是思想領域的爭論不重要，重要的是國防工業。當時，楊帆不同意，他說：如果思想領域打不贏，國防工業就不可能拿到錢去發展。這時站起來一位聽眾，自稱是屬於國防工業的，說楊帆這個觀點太對了。還拿計算機打比方，“文藝腔”是友好的界面，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友好的界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友好的界面後面就什麼都沒有了。
然而，首先，“軟力量”雖然有幫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還是得有“硬力量”為基礎。這些日子熱映《梅蘭芳》，又有文人出來寫博客感嘆了，說是京劇在西方根本沒有任何市場，所謂“梅蘭芳上個世紀30年代在美國的風靡”也是被誇大了的，於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裡自怨自艾了起來，但有一個跟帖發表了話糙理不糙的意見，它說：“想讓京劇佔領美國市場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中國軍隊在美國設立軍事基地，懂不？”我在這裡引用這句話當然不是鼓吹咱們現在就想辦法去美國設立軍事基地，而是說，它確實簡單透徹地擺明了“軟力量”與“硬力量”之間的關係。說實話，如果不是西方的堅船利炮打敗了中國，中國人有幾個會去喜歡西方的歌劇？即使今天，我也從根本上懷疑那些花重金去聽西方歌劇的小資是真的喜歡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歡，但他們不敢像西方人評論中國的京劇那樣毫無顧忌地說出來，他們必須裝作十分喜歡，不然他們就會被周圍的人認為“不文明”。
其次，在當今中國，“軟力量”應該用來為提升“硬力量”服務，就像我前面所說的那樣，而不是像現在的那些“文藝腔”所做的那樣，自己擴張自己，搞自肥。這裡的關係可以拿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來類比：金融市場本來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結果它卻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自我膨脹起來，最後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嚴重牽連了實體經濟。
我們今天就算搞的是“軟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藝腔”，其背後的思維應該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應該是為“硬力量”服務的。只有當我們的力量大到無與倫比，可以高枕無憂地享受時，只有到了那一天，我們才可以為軟力量而軟力量，純搞“文藝腔”。當然我並不是完全排除純娛樂，純娛樂也是需要的，否則他們那頂“法西斯”的帽子馬上扣過來了。但今天的問題是我們讓“文藝腔”佔據了幾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間，主導了中國的大方向，這就不行了。
“文藝腔”確實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但我們已經玩不起這種奢侈的傳統了。中國古代就特別重視詩詞歌賦，而不太注重邏輯思維。其實，在先秦的時候，中國人還是相當“理工科”思維的。雖然中國沒有像古希臘那樣，發展出較明確的形式邏輯，但當時理性、務實的精神還是相當普遍的。我們看看當時秦國的標準化生產、各諸侯國在戰爭中的表現，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實都不太“文藝腔”。 “文藝腔”的開始應該是在漢代，從那時起，中國人就過於偏重華麗的辭藻了。但古人對“文藝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寧變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舉中的詩賦考試，使得考試能夠選拔出更為實用的人才。我們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詩賦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認識到了“文藝腔”的危害，因此想採取行動予以糾正。可惜的是他失敗了。
為什麼“文藝腔”有不小的危害，卻在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歷史中佔據了不應有的重要位置，有識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這恐怕也可以用我經常使用的“選擇壓”的概念來解釋：到了漢代，中國最激烈的戰爭打完了，按東方朔的話說就是“天下平均，合為一家”。沒有壓力了，太舒服了，當然可以玩“文藝腔”了。然而，秦漢留下的老本我們已經吃了兩千多年，吃沒了。到了近代，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挨打和挨餓兩大問題，實際上是玩不起“文藝腔”這一傳統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而，像中國這樣的古老文明的慣性是相當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藝腔”還在阻擋我們現代化的腳步。
即使偉大如毛澤東，我看也有過分“文藝腔”的問題。從建國開始，就折騰《武訓傳》《清宮秘史》等，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海瑞罷官》入手的。其實，所謂“文化大革命”這個字面本身，就說明了毛澤東過分重視“文藝腔”的問題。我認為，如果毛澤東不整天折騰這些“文藝腔”的事情，不把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堅持把精力放在發展經濟和國防建設上面，中國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場合提到對日本國民素質的觀察。要論最優秀大學的理工科畢業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國一流大學裡這麼多的天才，所以當時我認為中國可以很快趕上去。我當時還有一個後來被證明是不正確的“理論”，即科學技術用不著考慮人均素質，一個天才發明出來的東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後來我回到國內，進入了社會，才知道我原來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國雖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國大學生，特別是文科大學生的自然科學、數學、邏輯的素養遠遠比不上日本大學生。也就是說，在甲午戰敗100多年之後，與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國大學生、中國的知識分子，科技素質仍舊差得很遠，仍舊過分“文藝腔”。然而，一個國家的進步不能只靠少數理工科天才，一個國家的進步是要講人均素質的。如果一個社會裡，甚至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科技素養都這麼低，那麼，正確的意見就會被埋沒，少數優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會被這個社會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會可以利用的財富。如同我前面所說的王小波的例子，一個半吊子自稱的“理科生”，隨隨便便就可以蒙住這麼多人，隨隨便便就可以在這些人心目中成為具有“理工科思維”的神，中國的進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認為，中華民族的複興有賴於中國知識分子科技素養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說，中國文明必須擯棄“文藝腔”，中華民族才能夠完成現代化，並進而成為世界的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