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大公報》著名記者王芸生到日本遊歷之後，對國人發出警告說：“今天中國是戰勝國，卻並不強；日本是戰敗了，但到它國內看看，儘管困窮，儘管殘破，但無形之中總使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氣。”
作為一名優秀的日本問題專家，王芸生將中日兩國的現狀作了一番切實的比較：“凌空觀察，投降之初，日本人對中國有一種模糊的欽崇，以為中國畢竟是了不起的大國，八年戰
爭不屈，終使日本失敗了。時間過了一年多，聽聽中國國內還陷於戰亂，看看在日本的中國人的地位之無足輕重，又輕視中國人了。 ”對於日本人看待中國的態度的變化，中國人自己是否應當引起某種警覺和思索呢？
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都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或民族的禍福命運。而順逆成敗，則又取決於這個國家或民族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能力。一百多年來，中國對近代化的適應能力一直落後於日本。半個多世紀之後，王芸生早已去世，但他對中日兩國發展軌蹟的預言卻不幸成為了現實。
法國人施賴貝爾也有相似的預言：“寂靜的黑夜籠罩著日本，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沒有落到如此徹底的失敗。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將從這堆灰燼之中，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這一天留給它的一切中獲得新生的話，那將是另一個日本。”戰後的日本在一片廢墟上發奮圖強，抓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全球技術革命和經濟轉型的機遇，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重新進入全球最發達國家的行列。而中國卻飽經戰亂和政治運動之苦，在抗戰勝利之後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繞了一個大大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才開始遲到的改革開放。此時，中國已被日本遠遠地拋到了身後。
日本的領土面積為三十七萬平方公里，只有中國的二十六分之一，還沒有黑龍江省大。日本的國土中百分之六十為山地，自然資源極度缺乏，地震、颱風、火山、海嘯等自然災害極為頻繁。然而，在二戰中慘敗的日本，不僅沒有陷入長期的窮困，反倒在短短二十多年時間裡就崛起為經濟和科技大國。
從古代以來，日本人就一直以“追趕、超越”的精神來對待比自己先進的文明形態。在古代，日本把中國當作老師；在近代，日本把荷蘭當作老師；在現代，日本把美國當作老師。這是一個善於使用“拿來主義”的民族。
日本在“國際交通安全學會”發表的“社會速度指標化”中公佈，世界上步行速度最快的是日本人，其中大阪人又居世界第一位，每秒一點六七米；東京人第二，每秒一點五六米。與之相比，巴黎人不過每秒一點四六米。步行速度極具象徵意義，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日本人顯然不僅僅是步行的速度很快。
一九五二年，美國結束了對日本的佔領，日本成為獨立國家。當時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比屬於發展中國家的智利和馬來西亞還要低。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就已經超過了古羅馬的後裔意大利；一九五八年，日本又超過了明治維新時期學習過的榜樣——歐洲兩大強國英國和法國；一九六九年，日本再次超過了曾經發明生產流水線而震撼世界的工業強國德國，真正成為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二位的國家。不久，日本即取得了國內生產總值五萬億美元的驚人成就。這一發展速度確實是一日千里。
今天，日本擁有世界一流的製造技術，科研投入在全球名列前茅。日本的豐田、本田、三菱、索尼、東芝、佳能等跨國企業，無論在科研水平還是在管理運營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日本已經在汽車和鋼鐵生產領域超過了自己的良師美國。日本擁有的外匯儲備高達三千六百多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是僅次於美國、歐洲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之內，這一地位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撼動。
中日兩國的經貿極具互補性。從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復以來，中日兩國的經貿聯繫日益緊密。
中日貿易額從一九七九年時不足七十億美元，到二零零二年已經達到了一千零一十九億美元。對於中國來說，日本自一九九三年以來就是第一大貿易夥伴，中日貿易在對外貿易中佔四分之一的比重，日本還是重要的資金來源國；對於日本來說，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和主要出口市場之一，中國還是重要的對外投資國。近十年以來，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已達兩萬三千多個，實際使用金額四百億美元。
日本的一千家大公司中，已經有四百二十家將生產基地搬到中國。據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對世界三十一個國家進行“全世界商業成本比較”調查表明，中國排在第二十八位，接近於成本最低的國家。據日本貿易振興會二零零一年版的《投資白皮書》調查顯示，百分之九十五點五的會員企業認為：“中國是海外投資的理想國。”許多製造業計劃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將其生產能力的一半轉移到中國。
日本還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該貸款屬政府開發援助性質。截至二零零二年底，日本累計向中國承諾政府貸款兩萬九千五百零四點八九億日元，項目達一百九十九個。中國共接受日本無償援助累計一千兩百七十九點七二億日元，用於一百一十九個項目的建設。日元確實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基礎建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今天，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家中沒有中國製造的服裝和玩具的日本城市居民家庭，我們也很難找到一個家中沒有日本製造的日用電器的中國城市居民家庭。在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的今天，中日兩國都無法忽視對方的存在。
中國大陸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廣闊的市場空間，以及每年平均百分之八左右的增長，都為日本企業提供了一個前程似錦的運轉舞台。前日本貿易振興會理事長白田山認為：“不應
當把中國大陸的發展看成威脅，應該把中國大陸的繁榮與發展看作是日本自己的繁榮發展，因為中國大陸的發展也會給我們帶來利益。 ”
中日經貿關係的良性發展，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而且進一步推動了日本的產業結構調整。反過來，經濟的共同繁榮又成為聯結中日關係的紐帶，並成為東亞地區穩定、發展的基礎。
然而，中日兩國之間僅有經貿的合作是不夠的。多年來，中日兩國在政治上異常冷淡，兩國國民之間也遠未達成起碼的理解和友好。中日兩國要成為親密的盟友關係，還要克服很多障礙、還要越過很多鴻溝。
據《中國青年報》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中國的被調查者中，認為日本“壞”和“特別壞”的中國人高達百分之四十二。而日本首相府外交輿論調查則表明，對中國有親切感的日本國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曾經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到了一九九六年跌至百分之四十五以下。一九九七年，對中國人沒有親切感的人數第一次超過了有親切感的人數。
上述調查無可迴避地表明：中日兩國甚至在多數普通國民的層面上，已經形成了互相厭惡的情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要為和平、友好而真誠祈禱，我們更要為和平、友好創建牢固的根基。
居家過日子，要是鄰居令人厭惡和畏懼，如果無法讓他走開，那麼最多我們自己搬家走開就是了。然而，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居，即便誰都不認為對方是個讓人喜愛的芳鄰，卻注定了誰都無法讓對方搬走，自己也無法走開了事。因此，無論是厭惡也好、喜愛也罷，中日兩國都無法迴避、漠視對方，無法在與對方打交道時一廂情願地自說自話。
既然我們無法迴避日本的存在，就應當了解和研究這個與我們有著上千年復雜糾葛和恩怨情仇的鄰居。對於中國來說，或許最應該、最重要、也是最好的選擇，莫過於客觀地了解、研究和認識對方，理性地把握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辱罵、仇恨和敵視，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倒會對我們自身造成重大的傷害。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寫過《菊花與刀》、，歐洲作家小泉八雲寫過《日本與日本人》、韓國教授李禦寧寫過《日本人的縮小意識》，它們都成為外國人研究日本的經典著作。而作為近鄰和戰爭受害者的中國人，迄今為止卻沒有寫出一本舉世公認的研究日本的巨著來。
相反，日本學術界對中國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現代中國，無論是文學、政治還是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竹內好、丸山真男、藤井省三、溝口雄三、安丸良夫等日本學者，都取得了讓我們本國學者汗顏的卓越成就。
曾經拍攝過電影的導演姜文說過：“我對日本民族本身並不反感，但對他們的做法感到憤怒。我們要小心他們，更要研究他們。”
我們一方面恐懼日本的野心，另一方面卻羨慕日本的財富。我們一聽見日本侮辱中國的事件就情緒激昂，一看見日本價廉物美的商品就眼紅心跳。
但是，日本的歷史傳統、國民性格和社會結構究竟是怎樣的？日本實現富裕和強大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日本未來經濟調整和政治發展的走向究竟如何？對於這樣一些並不復雜的問題，卻沒有幾個中國人能夠加以回答。這種現象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危險：不了解的對手，是難以戰勝的對手。對敵人的蔑視，是一種只有在“知己知彼”之後才能擺出的資格。
中國對日本的了解和研究處於“雖近實遠”的狀態，甚至遠遠比不上對歐洲和美國的了解和研究。日本是中國的近鄰，普通中國人對它的了解卻僅僅止於相撲、藝妓、插花、索尼電器、豐田汽車、村上春樹的小說和青春偶像劇。
但是，我們必須直面一個現實中蠢蠢欲動中的日本，我們必須洞察日本的精神內核和政治走向。這一切又得依靠實證研究，而不是想像和臆測，正像姜文說：“日本右翼分子、反華勢力、否認戰爭罪行的大有人在，並不像我們常說的那樣是一小撮，只不過在那裡上躥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等於沒有正視日本這個強大的對手。另一個不好的傾向是：我們有些文藝作品經常替日本人向中國人謝罪。而事實上不肯謝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們為什麼總要用那一小撮謝罪的日本人來麻醉和滿足自己呢？”
中國要贏得一個同日本友好相處、平等相待的地位，首要的問題是讓自己早日成為一個現代、富裕、文明、民主的亞洲強國。中國的知識階層要警惕民族主義、閉關鎖國主義、復古主義和和反現代化的思潮，堅持致力於人道、和平、民主、自由、博愛這些先進價值觀的闡發，使中國儘早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潮。
在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之內，中日之間文化和經濟等方面的競爭將難以避免。但是，這種競爭應當是和平、友好、互相促進的競爭。 “中國威脅論”和“日本威脅論”都有其相當的片面性。昔日戰場上兵戎相見的悲劇，無論是中國人民還是日本人民，誰都不願意看到。
中日之間要避免悲劇的發生，就中國自身而言，最關鍵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強大起來。所謂“強大”，必須包括經濟水準的飛躍、政治制度的革新、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
國民整體素質的提升等諸多方面，而不僅是一個多世紀之前滿清帝國的洋務派所說的“船堅砲利”。
僅有“船堅砲利”的強大絕不是真正的強大，近代中國血的悲劇已經說明了這個道理。甲午海戰的時候，中國北洋艦隊的實力在日本艦隊之上，但沒有“人”的現代化，這支“硬件”好、“軟件”差的龐大艦隊並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戰鬥力。士兵們在砲台上晾曬衣服，即便是鄧世昌這樣的優秀艦長，也將寵物帶上軍艦照料。觀察到這些細節之後，日本的諜報人員便確信，日本艦隊一定能獲得勝利。
一個國家的振興，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談到日本經濟和科技高度發達的根本原因，東方人和西方人都會異口同聲地說：教育。日本的經濟奇蹟，確實得益於完善的教育體系和由此培育出來的高素質的國民。
一個舉世公認的觀點是：教育是一個國家能否建設成為文明社會、能否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競爭，實際上就是教育戰略的競爭，就是國民素質的競爭。
早在上個世紀初，日本文盲率就幾乎降到了零。 “明治維新”中頒布的《學制》中明確指出，要讓整個日本“邑無不學之戶，戶無不學之人”。
今天，日本適齡兒童與少年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小學教育和百分之一百的初中教育，百分之九十六點八的初中生入高中學習，百分之五十的高中畢業生升入大學學習。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數佔總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四十八。日本的終身教育也非常普遍，許多七八十歲的退休老人還在孜孜不倦地學習電腦和外語。
日本有十二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中八位是自然科學方面的。日本已經制訂計劃，在未來五十年中，將此人數提高到三十名。日本科技人員的總數，按照萬人人口和萬人勞動力比例兩種口徑計算，從一九八六年起就超過了美國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每年專利申請件數維持在三十九萬件上下，也居世界第一位。
然而，中國的數據與日本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文盲半文盲的人數，約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根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的數據，一九九二年度中國的教育經費只佔政府預算的百分之二點五，這一比例到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更是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世界一百五十一個國家中，名列第一百四十九位。
中國仍有四分之一的縣沒有普及小學教育，貧困地區、山區、少數民族地區的小學升學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中學升學率只有百分之十。全國平均中學升學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四，也就是說全國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孩子沒有讀中學。全國大學升學率不到百分之二，即使完成國家“教育發展綱要”的計劃，仍大大低於世界大學生佔總人口比例的平均數百分之十六，更無法與高收入國家的百分之四十二相提並論。直到今天，人口十倍於日本的中國，仍然與各項諾貝爾獎無緣。
當日本明治政府將甲午戰爭的賠款大部分用於基礎教育的時候，中國剛剛啟動的戊戌變法卻把教育的重點放到了創辦京師大學堂上。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也許是出於自私的想法，也許是出於好高騖遠的理想，企圖一下子就興辦起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來。他們卻忘記了一個最簡單的常識：空中樓閣是建立不起來的。沒有與之相配套的普遍而高水準的基礎教育，孤零零的幾所貴族化的大學無法對國家的近代化進程發揮良性的作用。
歷史過去了一個多世紀，中國的決策者們似乎仍然沒有吸取這一前車之鑑的教訓。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將數百億教育經費投放到少數名牌大學之中，並大肆宣傳教育“產業化”的錯誤方向，使得基礎教育、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技術教育雪上加霜、步履維艱，使得九年制義務教育幾乎形同虛設，使得幾乎大部分城鄉民眾都在教育支出的重壓下痛苦不堪。
當中國許多一流的學者盤踞在大學的象牙塔中沾沾自喜的時候，日本大量的知識精英都走向中小學的課堂。他們不認為當中小學老師是大材小用，他們深知這一職業緊緊關聯著國家的未來。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
日本比較教育學者南亮進認為：中國的初級教育相當於日本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零年的水平，落後日本八十五年；中等教育相當於日本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後日本七十五年；高等教育相當於日本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後日本七十年；教育經費相當於日本一九二五年的水平，落後日本六十五年。
可以斷言：教育是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最為失敗、最為歷史所詬病、也對中華民族整體的社會發展產生最為深遠的負面影響的一個領域。
可以斷言：中國如果不在教育方面赶超日本，在其他方面則很難有勝算。
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的海外總資產一舉增加了三千三百一十七億美元，日本製造業在海外的銷售額每年都在一萬億美元以上，僅此一項就超過了中國當年的全國國民生產總值。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
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國民銀行存款總額為七點七萬億美元，約為中國當年國民儲蓄總額的十倍以上。日本的個人金融資產一千兩百萬億日元，住宅資產和社
會資產也有一千萬億日元以上。
一九九九年，日本提供的國際難民援助金額為超過二點九億美元，日本的國際難民援助金額為世界第一位。這是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官員經常由一位日本女性出任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爭取其國際地位的利器。日本交納的聯合國會費也名列前茅，因此積極運動要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近年來，日本在不停哭窮、不停叫喊衰落的同時，靜悄悄投到設備技術開發和刺激生產上的資金，已經高達一千兆日圓，折合七十萬億人民幣左右。據中國經濟學界估算，到二零零一年，中國社會總資產大約在三十六萬億到五十二萬億人民幣之間。這也就是說，即使日本過去的工業基礎為零，用這筆真正的巨資重新打造一個工業王國，也已經超過了中國社會資產的總和！
日本有理由為自己在亞洲率先向現代化轉變而感到驕傲。然而，這種驕傲因為忽略了在物質經濟增長的同時，昇華道德的關懷、人類的關懷的必要，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的歷史，說明人類的自我完善仍然是一個沒有完成的過程。就像個體靈魂的拯救一樣，人類的自我完善必須也只能依靠各民族的自覺，而不是外在的強制。雖然日本搶先完成了經濟的現代化，但種種歷史的曲折表明，日本國民並不會因經濟進步而自動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近年來，奧姆真理教的地鐵投毒案件、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貪污賄賂醜聞等，充分地呈現出日本社會的種種危機與弊病。據日本官方調查，奧姆真理教曾在非洲購買細菌設廠繁殖，計劃在東京施放，預計殺人百萬，藉此引起社會動盪並伺機奪取政權，並將其權力施於海外。
日本雖然是亞洲政治最穩定的民主國家之一，但其財閥政治的本質依然隱患重重，自民黨一黨獨大的格局也難以改變。日本的政治還停留在少數特權階層和政客家族爭權奪利的階段，遠未進入社會秩序的責任倫理看護的領域。對內缺乏開放和透明，對外也缺乏對其他亞洲國家的扶助和關懷。
在世紀之交，“日本綜合症”讓不少有識之士開始警醒和反思：財政的重建、行政機構的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失業率的上升以及人口老華、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嚴峻。過去十年的經濟停滯，被日本人稱之為“失去的十年”。
就在所有這些問題都迫在眉睫、急需解決的時候，日本的整個社會依然處於上下互不信任、人浮於事、人心渙散的狀態。日本在新的產業革命技術革命領域的對應也滯後於時代的發展。支撐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即提供資金的銀行、從事生產的企業以及購買產品的個人之間，已經形成了找不到出路的惡性循環。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出現了地價和股價大暴跌。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未能發揮人們期望的正面影響力。相反，有百年曆史的山一證券、大名鼎鼎的八百伴百貨公司以及北海道拓殖銀行相繼倒閉，象徵著日本經濟陷入蕭條之中。
在經濟危機的背後，更嚴重的是人的危機。在今天的日本社會，大部分中產階級單純追求個人享受，對周圍的人群漠不關心，年輕人中傳統的認真敬業的精神變得淡薄，新聞媒介依附於權力和資本喪失了監督的理念，教育上出現精神空洞化和由於人口減少而導致的課堂崩潰。這一切都說明：日本國民精神的自我完善，還必須通過一次次對歷史的自我檢討，以及對現實弱點的診斷和治療，不無痛苦地來完成。
那種認為歷史檢討會帶來“民族自虐”的觀點，恰恰是對本民族自救最不負責任的態度。這正是日本社會和日本文化最大的病根。
二十多年以前，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發現了日本在亞洲的孤立地位，他指出：“日本似乎在亞洲逐漸孤立。我會見的所有亞洲國家領導人，都不認為日本是朋友。”這種暴發戶式的孤立是日本自己造成的，它既對日本自身的和平與發展不利，也對亞洲的和平與發展不利。
施密特認為：“雖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識到，日本人在世界上尤其是在鄰國缺少朋友這個事實，他們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贏得朋友。與此同時，由於日本認為不對他人的侵略和暴行表示道歉就可以過關，又給它要在鄰國建立信任的努力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難。”作為旁觀者的施密特的這番真誠告誡，被多少“身在廬山中”的日本人聽到了呢？
近代以來，東北亞地區就像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一樣，紛爭不斷、戰火連綿。中國、日本以及南北韓之間的和平共處，一直是善良的人們的夢想。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日中關係的穩定是亞洲和平的基石》的社論。這篇社論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中日兩國國民的想法：和平是兩國國民共同的事業，維護平等、健康而穩定的中日關係，對中日都是不可忽視的大事。兩國應當走出一條“雙贏”的道路來。
我們應當意識到，作為鄰居的日本，其可怕之處並不在於其保守勢力不承認戰爭罪行、修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侵占釣魚島等等，而在於它那理性的國家管理、成熟的社會機制、高素質的國民以及深謀遠慮的國際競爭戰略與策略。
在二十一世紀的地平線上，日本作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形象，已然呼之欲出。當中國正在與俄羅斯談判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石油資源的時候，日本後來居上與俄羅斯達成了共建
石油管道的合作計劃；當中國剛剛與東盟達成自由貿易協議的時候，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將東盟各國首腦邀請到東京，以巨額投資和經濟援助吸引東盟與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關係。中日之間在國際舞台上激烈競爭的態勢隱隱形成。
中日之間，既有值得懷念的友誼，也有不堪回首的血淚。歷史作為一面鏡子，假如這一切從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開始算起的話，這份沉重和復雜就幾乎無法擺脫了。如果我們再放寬歷史的視界，從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國的時候算起，兩國的密切交往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時間了。其間，老師與學生的身份發生了巧妙的錯位，兄弟和敵人的關係也發生了奇特的置換。
悠久的歷史只有成為反思的資源時，才是值得寶貴的財富；深重的苦難只有成為奮起的動力時，才是值得驕傲的資本。
中國要真正成為世界強國，受到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尊敬和重視，第一步就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成為一個獨立的、自由的、具有公民素質和文明意識、具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大寫的“人”。正如五四運動的旗手、啟蒙主義的先驅胡適所說：“現在有人對你所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現實呼應著歷史，歷史啟示著未來。
未來，在中國與日本的相互關係中，只能有三個選擇：友好、對抗、並立。
友好，不是我們一廂情願就能得到的；對抗，也許兩家都不願意；而如果我們做不好自己的事情，無法在競爭中贏得自己的地位與尊嚴的話，那麼我們可能連並立的資格都沒有。
抱怨沒有用，咒罵沒有用，仇恨也沒有用。
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做好自己的事！
我們能做好嗎？
對於這個問題，每一個真正熱愛祖國的中國人都無法迴避。
讓答案在每一個人心中像種子一樣生根發芽；讓答案在每一片土地上像花朵一樣蓬勃綻放。
謹以此書獻給百年來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先烈們；
謹以此書獻給百年來為個人的自由和人權而奮不顧身、前赴後繼的先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