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路撒冷，有一面聞名世界的“哭牆”。 “哭牆”是被摧毀的猶太教聖殿護牆的殘存部分，也是猶太民族幾千年來悲劇性命運的縮影。
每年到了特定的宗教節日，都會有千千萬萬的猶太人來到這裡，在這面牆下失聲痛哭。他們念念不忘自己死難的先輩，他們從這面牆中汲取力量，創造屬於自己美好未來。
在中國南京，美麗的玄武湖依傍著巍峨的紫金山，六朝古都的風韻千古不變。此山此水見證了那段血淚悲歌。
在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也有一道刻滿了死難者姓名的石牆。沿著當年性暴力受害者們的腳印往前走，就可以發現石牆上刻滿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像大海中的浪花一樣，一眼望不到邊際。每年都有許多遇難者家屬來這裡悼念他們慘死的親人，還有更多的青年和兒童來這裡體驗鮮活的歷史。這面牆，就是中國的“哭牆”。
這面牆，銘記著三十多萬被屠殺的同胞悲慘的人生經歷；這面牆，銘記著一支禽獸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實施的滔天暴行。這面牆，是用中國人的血肉和淚水鑄就的。
在世紀之交和千年之交的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八日，“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在位於日本東京市區的九段會館正式開庭。
女性國際戰犯法庭是亞洲地區婦女和人權組織發起的一個民間法庭。法庭的任務是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侵害婦女的戰爭罪行，向受害國和地區進行正式謝罪，並儘快對死難者和倖存者進行謝罪和賠償。這次審判不具有法律實施的意義，被稱之為“模擬審判”和“民間審判”，同時也是“正義審判”和“良心審判”。
經過五天的審判，“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就日軍在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的行為作出判決，日本裕仁天皇被判犯有反人道罪。判決書中說，根據日本專家提供的證據，裕仁天皇有著獨特的權力及決策權威，他知道日軍的暴行，但他沒有採取措施阻止。判決還認定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責任，應當真誠地向日軍性奴隸制度的受害者道歉並賠償。
這是一次歷史性的判決，它開始恢復受害婦女的尊嚴和正義。但這一天來得實在太遲了，各國人民竟為之奮鬥了五十多年。宣判結束後，來自世界各國的六十多名性暴力受害婦女代表走上主席台，全場聽眾自發地起立，向這些勇敢地以自身痛苦經歷、公開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的老人致以長時間熱烈掌聲。
在庭審過程中，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韓國、朝鮮、印度尼西亞、東帝汶、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荷蘭等國的性暴力受害者們，相互鼓勵、相互安慰、相互攙扶，她們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用親身經歷來說明日軍所犯下的罪行，為所有被日軍殘害和污辱的姐妹們討回公道。
“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像是濃重的烏雲之中的一道閃電，劃破了半個多世紀的黑暗。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那場戰爭，曾經給全世界數十萬婦女帶來扭曲的人性經歷，給她們的精神和肉體烙下了無法癒合的傷痕。屈辱、病痛、孤獨、自卑，曾經是她們全部的生活。如今，她們重拾尊嚴，勇敢地走向法庭、走向光明。
從大陸到台灣，從北方的韓國到南方的泰國，每一個日軍性暴力受害者背後都有一串串血淚交織的故事。一個個慘遭戰爭無情烽火，歷經無數不可抗拒的“性蹂躪”，而仍僥倖活下來的卑微生命，開始用她們有限的生命去撼動粗鄙短視的日本政府。
日軍慰安所分佈地區主要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緬甸、新不列顛島、新幾內亞、庫頁島以及日本本土等地。中國是日軍慰安所最多的地方，從黑龍江的中蘇邊境，到南方的海南島，只要是日軍佔領區，幾乎無處不有。
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國大陸至少有二十多萬婦女淪為日軍性奴隸，她們分佈在二十二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據各國學者的研究、調查，在亞洲各國至少有四十萬婦女被迫淪為慰安婦，中國是最大受害國。中國性暴力受害者的數字，佔日軍在亞洲戰場徵用佔領區隨軍妓女的百分之六十八。這是一個讓中國人感到痛苦、恥辱和憤怒的“世界第一”。
然而，此次開庭，各國代表團共有三百九十人出席，其中韓國共有二百二十人，台灣有六十三人，中國大陸二十八人。中國大陸參加這次審判的代表人數，僅僅是韓國的一個零頭。這是一個讓我們尷尬的對比數字。
在亞洲，由於傳統文化中“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使許多性暴力受害者長期以來飽受歧視，也不敢公開陳述自己的遭遇。與之相比，二戰期間被日軍抓去當慰安婦的白種人露芙奧罕的命運就有所不同。
最近，澳大利亞政府授予她澳洲二等勳銜，並在政府公報中表示：此次授勳，是表揚露芙奧罕在鼓勵戰時保障人權和保障婦女方面對國際社會作出的傑出貢獻，以及她在鼓勵公開戰爭暴行方面擔當的領導角色。
露芙奧罕原來是荷蘭人，在印尼爪哇居住，一九四二年被日軍捉去當慰安婦。戰後移居澳大利亞。在一九九二年韓國慰安婦公開日軍在二戰時期的暴行時，露芙奧罕挺身而出，公開自己當年的遭遇，並前往東京在聽證會上作證。
一九九四年，露芙奧罕出版自傳《五十年的緘默》，並被改編為紀錄片，贏得當年澳大利亞電影業最佳紀錄片大獎。露芙奧罕一直擔任澳大利亞紅十字會和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的義工，就人權和在戰爭中保護婦女的問題奔走呼號。
中國的性暴力受害者們理應享有像露芙奧罕那樣的榮譽和尊敬，她們不應當遭到遺忘和歧視。當她們站出來揭露侵略者暴行的時候，與那些當年捐軀疆場的戰士們一樣，她們也站成了民族的脊梁。
近年來，中國的民間索賠運動風起雲湧，顯示了中國人民民族精神和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中國人民拒絕遺忘、捍衛尊嚴的決心和勇氣。
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侵害了中國老百姓個人的基本人權，其暴行不但缺乏人類基本的良心和道德文明，也違反了國際法中有關戰爭法規則。二戰結束之後，國共兩黨政權先後放棄了對日戰爭賠款。但是，政府放棄了國家賠償的要求，並不意味著國國民也失去了民間賠償的權利。那些遭受過日本軍國主義之苦的國家的國民，對日本政府和企業要求受害賠償，不僅在道義上天經地義，在法律上也符合國際關係和國際法準則，同時這也是受害者的基本人權。
十多年來，中國兩岸三地的民間索賠運動不屈不撓，不畏各種阻礙和壓力，顯示了和平時期的英雄本色。
美國已故歷史學家、細菌戰研究者謝爾頓·哈里斯說過：“王選是一名真正愛國的中國人，她全力為日本佔領中國期間的暴行受害者的正義事業而抗爭，是一位不同尋常的人。我對她的才智、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她為全體中國人民作出的獻身，表示極大的讚賞和尊敬。”
二零零二年，在《南方周末》發起的“年度十大風雲人物評選”中，王選得票第一。相對於謝爾頓·哈里斯們的敬意來說，中國民間給予王選的敬意出現得太晚太晚了。王選多年來的風雨兼程，一直遭到主流媒體和某些部門有意無意的冷落。其實，這也是中國民間索賠運動積極分子們共同的尷尬。在中國，“民間”和“個人”總是羞於言說和遭到懷疑的詞彙。當這些被凌辱和被傷害的生命開始漫漫的索賠之旅時，他們背後沒有強大的後援力量，他們彷彿是孤獨的前行者。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日，正在日本留學的王選在電視上看到一則日本共同社采寫的消息：首屆“七三一”部隊民間國際研討會在哈爾濱召開，有三個來自浙江義烏崇山的細菌戰受害人出席，他們得到日本民間和平組織“日軍細菌戰歷史事實揭露會”的援助。他們準備向日本法庭起訴，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並賠償。
崇山是王選的故鄉！她童年的記憶被激活了。在那場浩劫中，王選家族有八口人罹難，義烏崇山村有三百九十六個村民死於鼠疫。王選設法聯繫到日本市民團體成員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告訴他們說：“我要參加你們的調查，我是義烏人，我有義務。”懂得日語、英語、崇山方言的王選意識到：“我是一根紅線，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國、日本、美國之間，只有我能把這些老頭老太太串起來。”
於是，王選在日本讀書、工作的平靜日子結束了。
這是一場“路漫漫而修遠兮”的官司，但是對於王选和她的同伴們來說，則是“吾將上下而求索”。歲月與病魔無情，二十九名原告團中，數名已經高齡的成員已經撒手人寰。還有人不想再告了，因為八年調查取證、訴訟開始後的五年間二十七次的開庭，當事人耗費了大量的錢財、身心俱疲。
中國民間索賠之路為何難於上青天？一方面，中國沒有發達的民間組織和基金會，為之提供各種支援和幫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一直不願正視若干戰爭遺留問題。其實，有識之士早已指出：“日本遺留化學武器事件是日本侵華戰爭的活歷史，是檢驗日本政府如何對待侵華戰爭歷史的標尺。”只要日本政府遵守中日兩國之間簽訂的三個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則，深刻反省侵略戰爭歷史，切實承擔戰爭責任，這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的一審結果是：駁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與賠償的要求，但是破天荒地確認了日軍細菌戰的罪惡史實。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東京地方法院審判長片山良廣在法庭上鄭重宣布，日本政府在對待日軍當年遺棄在中國的化學武器問題上態度怠慢，日本要向中國的十三名原告作出總額約一億九千萬日元的賠償。日本媒體指出，這一判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法庭上宣讀的判決書認為，舊日軍在中國遺棄化學武器和砲彈，是附隨戰爭行為的組織行為，是國家行使權力的結果。作為日本國，其後採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這也屬於國家行使權力行為。本來，日本政府可以通過詢問舊軍隊的有關人員和調查軍隊留下來的相關資料，詳細掌握遺棄的化學武器情況。即使中日恢復邦交後，日本國仍沒有履行這一義務，導致化學武器傷人事故的發生。這種怠慢做法屬於違法的權力行為。按照日本賠償法，受害者應得到賠償。關於時效問題，判決書認為，日本國在戰後和中日兩國復交後都沒有對傷害事件進行調查以及向中國提供防止傷害事件發生的信息，提出時效問題沒有絲毫的正當性。日本政府以時效已過為由迴避賠償是明顯有悖於正義和公平理念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三天之後，日本政府沒有接受這個判決而提出了上訴，這場本該劃上句號的官司還將推展到下一階段。王選們表示，他們將奉陪到底。
八年來常常啃燒餅、宿車站的王選為對日民間索賠運動奉獻出了一百萬日元之鉅的“自費”。是的，“自費”二字在中國有著特別的含義。
在“為人民服務”這一冠冕堂皇的旗號下，各級官僚每年公款吃喝嫖賭就花費了數千億人民幣。然而，在大會小會上振振有詞地宣講“愛國主義”的官僚們，卻從來沒有給予王选和原告們任何資助。在市民社會剛剛開始萌芽的中國，也沒有企業家、基金會和民間組織願意成為公益事業的強大後援。因此，中國公民個體的索賠之路比任何國家都要走得艱辛和困難。
我們在敬重王選這一“螞蟻挑戰大象”的事業的同時，又不能不遺憾地承認這樣的一個事實：調查、搶救細菌戰受難者的歷史事實，首先應該是“有關部門”的責任；沒有一份完整的受難者名錄，至少是“有關部門”的失職……
中國人必須拒絕遺忘。如果連中國人自己也忘卻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那麼悲劇就有可能重新降臨到我們頭上。中國人必須保存記憶。如果連中國人的記憶也出現了模糊和差錯，那麼昔日的劊子手們便成功地實現了第二次的謀殺。
拒絕遺忘和保存記憶，是對自身尊嚴的捍衛。一個連自己的苦難和恥辱都迅速遺忘的民族，必然是一個沒有尊嚴感的民族，也必然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民族。
在譴責日本的教育部門不斷修改歷史教科書的同時，我們更要關注我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是否忠實而詳細地講述了我們的恥辱和我們的苦難？在警惕日本的中小學教育淡化侵略戰爭罪行的同時，我們更要重視對我們的青少年的歷史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是否清晰和全面地知道當年的災難和慘劇？
長期以來，在我們歷史教科書中，抗戰的章節不僅過於簡略，而且也脫離了歷史真實。國民黨軍隊正面抗戰的功績被一筆帶過，蔣介石受到了漫畫式的醜化。沒有多少孩子知道，國民政府曾經組織過有七十五個師參加的淞滬戰役，國民黨動用了幾乎全部的精銳部隊；沒有多少孩子知道，戰爭後期蔣介石參與簽署了發揚國威的《開羅宣言》，中國躋身世界四強的行列，並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同樣，美蘇兩大國對於中國人民抗戰事業的態度也遭到了歪曲和顛倒。
一向被描述成“老大哥”的蘇聯，其實一直與日本暗送秋波。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出任駐華軍事總顧問時，親自交待說：“您的任務，我們在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人的手腳。”崔可夫後來滿意地總結說：“甚至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蘇聯和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雙方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兩國在瓜分中國權益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斯大林專門到火車站為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送行，並說：“我們都是亞洲人。”
相反，一直被妖魔化為“美帝國主義”的美國，卻給予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以最大的支持。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美國政府就給予中國大筆貸款，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美國參眾兩院一直通過法案，向中國提供五億美元的財政援助。包括英國提供的援助，加起來超過了當時國民政府的全部預算。對於飽受戰爭創傷而本身經濟力量又極為單薄的中國來說，這筆援助無疑是雪中送炭。
抗戰期間，美軍僅僅損失在駝峰航線上的飛機就達四百六十八架，犧牲和失踪飛行員一千五百七十九人。無論是陳納德飛虎隊飛翔在駝峰航線上的美國空軍志願者們，還是史迪威將軍率領的在緬甸戰場上與中國兄弟並肩戰鬥的美國陸軍士兵們，都應當被我們記住。只有記住誰是朋友，才能同時記住誰是敵人。忘記了誰是朋友，也就忘記了誰是敵人。
幾年前，曾經與中國人民並肩戰爭的美國“飛虎隊”老飛行員們來到昆明舊地重遊。他們下飛機時激動地走向歡迎的人群，沒有想到那些人卻是在等候日本的商務代表團。他們佩帶著抗戰的勳章走在街道上，卻只是迎來許多想換美元的人。訪問團團長湯姆斯老人含著眼淚離開這片當年為之灑下熱血的土地……
在中國兒童喜歡的電子遊戲中，不少是從日本進口的軟件。其中，居然出現了日本皇軍耀武揚威、征服世界的情節。許多無知的孩子並不知道基本的歷史背景，依然自得其樂地玩著這類軟件。
在“七三一”部隊的舊址上，有人竟然開始建造一座龐大的遊樂園；著名軍歌《說句心裡話》的激光唱片上，居然配上了當年日本皇軍衝鋒陷陣的畫面；某抗戰烈士的紀念館，居然將陳列室出租為愛犬交易所。
在某些旅遊景點和餐館飯店裡，一些服務人員堂而皇之地穿上汪偽漢奸服裝乃至日本皇軍服裝，以此來招攬顧客。有的地方居然因此生意紅火。無論是經營管理人員還是光顧的顧客，都沒有意識到這是對歷史的褻瀆和對尊嚴的侮辱。
二零零零年，南京大屠殺六十三週年祭日前後，卻發生了一家酒店在擴建中人為地毀損大屠殺紀念碑的事件。
此事件發生之後，有關部門的反應顯得十分傲慢與荒謬。祭日前一天，部分省、市、區領導驅車來到該大酒店隆重祝賀開業。南京市民紛紛致信致電南京文物局和媒體，卻沒有引起任何的關注。冷漠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精神病症之一。難道為了一家酒店的門臉，就可以毀壞具有歷史意義的大屠殺紀念碑？如此惡劣的行徑，跟那些日本種族主義分子有什麼差別呢？
大屠殺祭日當天，也就是酒店開業的次日，成千上萬的南京市民自發地湧向酒店，責問其違法行為。還有憤怒的市民將酒店門窗玻璃砸壞，然後是連綿數日的靜坐與遊行抗議。
難道民族情感只有在被傷害的時候才會被喚醒？難道民族尊嚴只有在被侮辱的時候才會受重視？
中國人，你為什麼如此善於遺忘？
是因為你的歷史太悠久？還是因為你的苦難太深重？
中國人，你為什麼如此善於遺忘？
難道你不知道遺忘將帶來悲劇的重演？難道你不知道遺忘就意味著自殺？
多年以來致力於中日文化比較研究的學者孫歌指出，在中日青年中共同存在著歷史記憶的喪失。特別是在中國的年輕一代中，存在著對待自己民族歷史的旁觀者的態度。而不了解真實的歷史，就無法對現實作出深切的思考和正確的判斷。一個沒有歷史感的民族，必然難以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在日記中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日本老兵東史郎在中國演講的時候，流著眼淚描述當年南京城的慘狀。然而，台下的大學生們居然發出笑聲來。東史郎在南京大學向當年死難者紀念碑謝罪時，圍觀者中很多人都驚訝地說道：“我們在這裡讀了好幾年書，怎麼就不知道學校內還有這個紀念碑？”
遺忘讓綠洲變成了沙漠，遺忘讓恥辱變成了驕傲，遺忘讓苦難變成了笑料。當享受著最好的教育資源的大學生們也喪失了基本的歷史感和常識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夠從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呢？
以色列對納粹餘孽的追捕直到今天還沒有結束。
其中，轟動全世界的一個事件就是對艾克曼的追捕和審判。艾克曼是二戰期間納粹滅絕猶太人計劃的主要策劃者之一，二戰之後神秘失踪。此後十多年間，以色列特工鍥而不捨地追查艾克曼的下落，終於發現他在南美的行踪，並通過跨過特別行動將其抓捕歸案。
一九六一年，艾克曼因為犯有反人類和反猶太人民罪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被絞死。這是唯一的一次依照以色列法律執行死刑。以色列人向全世界顯示了他們的決心和勇氣。以色列雖然是一個小國，卻因此獲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欽佩。
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拒絕道歉、篡改課本、紀念戰犯，這些行徑固然與日本民族自身的劣根性有關，同時也與中國對其戰爭罪行的姑息和遺忘有關。
假如中國像以色列一樣教育後代牢記民族的苦難、譴責日軍暴行、並且數十年如一日地追捕戰犯、維護真相、伸張正義，日本的保守勢力還敢如此囂張嗎？許多日本國民的不懺悔，跟大部分中國人沒有原則的“寬容”互為因果。這種“寬容”源於中國人性格中的懦弱和姑息，也源於國共兩黨內戰前後的利益訴求，同時也有當時國際“冷戰”格局的大背景。在對待中日關係上，中國人民固然應當本著“向前看”的原則，卻必須首先明確昔日的罪與責、是與非、善與惡。
日本民族奉行力量崇拜，認為日本是被美國打敗的，因此願意服從美國的佔領；但他們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並不服氣，始終不肯向亞洲人民低頭道歉。
在抗戰前夕就對日本有相當研究的王芸生，在戰後實地考察了日本之後，概括了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普遍看法：“大致說來，一般日本人對於中國有兩種不同的感識存在著：一種以為中國人不是自力戰胜日本的，竟參加聯合國逞威風，滿心不佩服。另一種思想，以為日本人雖已被逐出中國，或者有一天會歡迎日本人。以前日本人靠著武力侵入中國，是不好的；從此以後，或者能夠以同文同種的關係，真正的友好共存，中國是需要日本人的技術的。這兩種思想，究竟誰佔多數，那就很難說了。”在中國軍民都沉浸在抗戰勝利的喜悅之中時，王芸生的這番話顯然並不悅耳，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份報告。
對於未來的中日關係，王芸生充滿了憂慮，他寫道：“日本人是不會忘情於中國的。我們所見到的日本人，無論三教九流，問起來，差不多都曾到達過中國。這些人，當他們吃不到糖時就想念台灣，缺鹽時想念長蘆，缺煤燒時，就會想念我們東北，缺紙張時就要想念庫頁島。中日關係總是要恢復的，空洞的勝利之念對將來是無用的。”這種憂慮並不是杞人憂天，而是一個愛國者的遠見卓識。
戰後六十年，在釣魚島主權爭端中，日本一直以赤裸裸的武力處置國際糾紛。
無數的歷史記錄和圖示可以證明，釣魚島群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釣魚島的面積雖然只有七平方公里，但它決定著周圍二十萬平方公里海域的歸屬。該海域還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還具有重要的海洋戰略地位。
日本對釣魚島的覬覦由來已久，並企圖通過對釣魚島的吞併，將其海防線延伸三百海裡，從而實現其“千里海防”的戰略構想。因此，儘管中方有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良好意願，日本卻不顧中方的多次聲明，擅自在島上修建臨時機場等工程，海上保安廳定期派遣軍艦及直升機在該海域巡邏。當中國漁船在該海域作業時，日本竟然出動軍艦以武力加以驅逐，其對國際法的蔑視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日，日本通過了建立二百海裡排他性的“專屬經濟區域”的法律，將釣魚島包括在內。日本政府支持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民間組織“日本青年社”登島挑釁。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國民間的保釣運動就在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留學生當中如同星星之火般展開了。兩岸四地以及僑居海外、具有民族氣節和良知的中國人，無論有什麼樣的政治觀點的分歧，但在捍衛釣魚島的主權上，都有著共同的目標和追求。
一九九六年，香港立法會議員陳毓祥駕小船前往釣魚島，以實際行動申明中國人民鍥而不捨的保釣精神。然而，就在小船即將靠近釣魚島的時候，日本軍艦故意將其撞翻。陳毓祥不幸犧牲，藍天碧海容納了這位勇士的英靈。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五位保釣人士駕駛一艘小漁船前往釣魚島宣示主權。在即將到達釣魚島的時候，他們遭到日本方面六艘軍艦和兩架直升飛機的攔截。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國的七名保釣人士成功登上釣魚島，隨後遭到日本警方的扣押。兩天之後，七位中國公民被日方釋放回國。耐人尋味的是，日本以政府行為和軍事力量來實現對釣魚島的佔領，而中國的保釣運動卻只能以民間的方式艱難地展開。
和平不是通過放棄國家利益、對外示弱就可以實現的。尊嚴不是別人賜予的，尊嚴是靠自己捍衛的。 “擱置主權”的含混說法不能贏得永久的和平。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和平意味著堅持和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相當部分的民間保釣人士不僅是愛國者，而且是和平的使者。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每年春天到來的時候，總會有猶太學生手持電動喇叭，大聲念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殺害的那些猶太人的名字。每人朗誦兩個小時，二十四個小時一秒鐘也不間斷。整個春天校園裡，都迴盪著他們那單調、固執、苦澀而不屈不撓的聲音。
這種聲音深入人心，這種聲音記憶著歷史，這種聲音呼應著現實，這種聲音啟示著未來。在我們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廣袤而苦難的土地上，也應當響起這樣綿綿不絕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