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籠統地說日本人如何、如何的時候，這種說法往往會造成對某些真相的遮蔽。正如我們不能籠統地說中國人如何、如何，因為在中國人中間，既有像張自忠那樣一心抗戰、英勇捐軀的英雄，也有像汪精衛那樣賣國求榮、遺臭萬年的漢奸。同樣，在日本人中間，既有像石原慎太郎、中村粲那樣肆無忌憚地發表種族主義言論的政客，也有像村山富士、東史郎那樣堅守良知、真誠道歉的富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中日友好這一艱難的工作，戰後六十年來，一直有無數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默默地努力著，在無私地散發著他們微弱而寶貴的光與熱。他們辛勤地播種，卻不奢望自己擁有豐碩的果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著眼於未來，是為子孫後代而播種，為子孫後代而耕耘。
我們不能武斷地排斥和否定所有的日本人，否則我們自己也就成了我們所要批判的種族主義者和狹隘民族主義者。
讓我們踏上日本的國土，去尋找那一顆顆散落在高樓大廈和車水馬龍之間的日本的良心。這些日本的良心與中國的良心一起交相輝映，中日兩國的和平與友好將在他們的手上締造。
日本畫家丸木位里夫婦用十五年的時間繪畫了巨幅的廣島原爆圖，生動地展示了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的慘狀。這幅作品在美國和歐洲展覽的時候都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但是，有一次，一位美國教授對丸木位裡說：“丸木先生的廣島原爆圖畫得很好，但據我所知，日本軍隊在中國南京進行過一場慘烈的大屠殺。你為什麼不畫一畫南京大屠殺呢？”
丸木位裡並沒有對美國教授的質疑感到生氣，相反，他本著藝術家的良知開始蒐集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他這才發現被日本政府淡化的南京大屠殺是那樣的血腥和殘暴。作為一個日本人，丸木位裡感到了恥辱和羞愧；作為一名畫家，丸木位裡決心把這段不為一般日本百姓所知的歷史用畫筆表現出來。
於是，丸木位裡前後耗費了八年的時間，終於畫出了一幅“南京大屠殺圖”。在這幅巨大的圖畫上，我們聽到了慘叫，我們聞到了血腥，我們也看到了日本藝術家勇敢面對歷史的藝術良知。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在靖國神社社務所一側，一位穿著胸前寫著“反對靖國法案”背心的男性在散發傳單。傳單上寫著：“因為是戰爭死難者家屬，所以要反對！戰爭不是什麼偉大的事業！”
這個老人名叫小川武滿。他於一九四二年加入日本軍隊，從一九四三年開始，作為華北方面的軍醫，先後在石家莊醫院和北平第一陸軍醫院工作。
那天，小川武滿不知道自己將會受到什麼樣的攻擊，但仍然敢於一個人站出來，豁上命來前往靖國神社。他決定不是與反對靖國神社的同伴們一起，而是獨自背負著許多他曾親眼看著死去的官兵的遺志，去向所有將戰死者捧為英靈、把戰爭看作偉業的人們訴說歷史的真相。他的心超越了二十多年的歲月，與那些未經治愈而死去的人們的心靈傷痛共鳴著。
站在東京的街頭，小川武滿含著眼淚對那些被蒙蔽的同胞說：“靖國神社法案把戰死者尊崇為英靈，歌頌他們的遺德，要將他們的偉業永傳後世，以此把戰死者偶像化，把戰爭美化為偉業。我在戰爭中失去了兩個弟弟，我自己也準備戰死而寫了遺書。作為軍醫，我還照看過因戰爭營養失調症變得像木乃伊一樣死去的人們，目睹了對陣前逃往士兵的槍殺，看到了想逃避戰爭歇斯底里者、自殺者和發狂者，親身感受到了戰爭的現實是多麼悲慘，多麼非人道。因此我不得不吶喊'不要再製造英靈了！！''不要使戰爭的悲劇重演！！'”
作為一名軍醫，小川武滿親身經歷了戰爭的殘酷。在北京的土地上，就在他的面前，他看著七個中國農民在自己挖的坑邊被斬首，落入坑中。一個頭顱被砍傷的中國人掉進坑里，還帶著滿頭鮮血大聲喊叫“日本鬼子！”憲兵們站在坑上向這個中國人射擊，然後命令小川說：“軍醫先生，請確認一下死亡。”憲兵們站在坑上，坑底部是七個中國人的軀體和頭顱，小川不得不下到坑里確認被殺害者的脈搏已經停止了跳動。
很多年以後，小川武滿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再次來到中國。
一九八一年，小川武滿在北京參加了首都教會舉行的共祈和平的中日共同禮拜。在祈禱的時候，小川武滿用並不流利的中國話說：“我們只能道歉，不能說'讓我們彼此原諒吧'這樣的話。應該是救助人命的醫生，卻協助殺人；本來必須拯救人的牧師，卻見死不救。我是同罪者。你們在為和平而祈禱時，不會不思考日本發動的那場戰爭吧。現在最該負戰爭罪責的是我自己。我不告白這一點，就不能去談《聖經》上的語言。”
在戰後的半個多世紀裡，小川武滿一直矢志不移地堅持著對軍國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和平的呼籲。他相信，愛和良知是人類不可缺少的品質，只有愛和良知可以化解仇恨。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國政府從蘇聯方面接管了九百六十九名日本戰犯，包括將官、佐官、尉官、下士官，他們都曾經在中國的土地上犯下了燒、殺、搶、掠等滔天罪行。
這群殺人魔鬼對未來的命運忐忑不安，他們擔心中國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同樣殘酷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然而，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中國政府本著“恨罪不恨人”的改造政策，在撫順和太原兩個戰犯管理所對他們進行了人道主義的改造。
昔日，這群戰爭惡魔在軍國主義思想的熏陶下，完成了從人到魔鬼的嬗變；如今，他們在和平主義思想的教育下，重新完成了從魔鬼到人回歸。這群戰犯被釋放回到日本之後，成立了日本“中國歸還者聯絡會”。許多人成為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維護中日友好、同日本種族主義勢力進行不屈不撓鬥爭的和平衛士。
在日本眾多的民間社團中，“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是一個多來來孜孜不倦地從事中日友
好事業的社團。在這群“從人到鬼”又“從鬼到人”的和平衛士中，有昔日日軍中將師團長藤田茂、前陸軍大本營中將參謀遠藤三郎等高級將官，他們的轉變具有像徵意義。
從回到日本土地的第一天起，這些侵華戰爭中發號施令的高級將領就決心帶動“中歸聯”會員們，充分利用自己獨特的身份和立場，積極參加日本國內的反戰和平活動。雖然已經步入高齡，他們依然不辭辛勞，帶頭參加反戰演講會，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事情來揭露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八年，劉連仁在北海道的深山中被當地獵人發現。這位山東省高密縣草泊村村民，一九四四年被侵華日軍抓到北海道當奴隸勞工，一九四五年逃到深山中，在僅能容身的洞穴中穴居十三年。當時的日本岸信介政府不僅不向劉連仁道歉和賠償，反而污衊他是“間諜”。
“中歸聯”的成員們挺身而出，為劉連仁主持正義，一方面批評日本官方的冷漠和殘酷，另一方面積極與中國政府聯絡。最後在各界的努力下，終於順利將劉連仁送回中國。
當日本教育部門企圖修改教科書並扭曲歷史的時候，奮不顧身地與這股逆流進行鬥爭的是日本學者家永三郎。
家永三郎是日本東京教育大學的教授，他編寫的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敘述史實比較客觀、公正，戰後一直被日本學校廣泛使用。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文部省突然宣布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審定不合格，沒有肯定日本祖先的努力成果、沒有提高國民的民族自覺和民族精神。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對“南京大屠殺”和“七三一部隊”的記述。
家永三郎對這一結果莫名驚詫。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他就文部省違反憲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徑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希望用法律來捍衛歷史的尊嚴。
萬萬沒有想到，這場馬拉松式的官司一直拖了三十二年，歷經三次起訴和日本地方、高等和最高法院的十次判決。作為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家永三郎把他的後半生全部傾注到了這場艱苦的官司當中。在三十三年漫長的時間裡，一個孤單的個體面對一個龐大的政府機構，需要怎樣的勇氣和毅力啊！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日本最高法院對“教科書訴訟案”作出最後判決，判定教科書審訂機構在刪掉“七三一部隊”的記述是違法的，同時認定教科書中關於日軍暴行的記述合法。總的來看，這場官司以原告家永三郎勝訴而告終。
家永三郎的身上體現出了一位歷史學家和教育工作者的良知，他對日本教科書嚴肅認真、客觀公正的態度，啟示著作為受害國的我們更應當重視自己的歷史教科書。
在日本，總是有一批堅守正義和良知的人，無論是面對保守勢力的攻擊和辱罵，還是面對普通國民的冷漠和嘲笑，他們依然矢志不渝地訴說真實的歷史，鍥而不捨地反思戰爭的罪惡。
他們中間，有揭露南京大屠殺暴行的侵華老兵東史郎，有直言“天皇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的長崎市市長本島等。東史郎陷入一場荒唐的官司之中，因為說真話而受到懲罰；本島等則遭到右翼恐怖分之的槍擊而身受重傷。他們付出的是名譽和生命的代價。
長崎是日本受到原子彈轟炸的兩個城市之一。作為長崎市的市長，很容易陷入一個自我悲情的心理圓圈之中。然而，擔任長崎市市長十六年之久的本島等，卻由長崎的悲劇命運開始了對日本的天皇制度和軍國主義思想的反思與批判。
本島等市長在議會上公開批評天皇的戰爭罪行說：“日本侵略中國十五年，日本軍隊就是天皇的軍隊，理所當然天皇應當承擔戰爭罪責。”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八日，一名殺手在市政廳前向本島等開了一槍，本島等身受重傷。兇手當場被抓獲。當時，槍手距離本島等只有一點五米，而且對准其心臟。因為子彈射中了第五肋骨，本島等得以倖免於難。
後來，警方查出兇手是極右翼團體“正氣塾”成員，好多重要的日本政治家都與此組織有聯繫。
本島等跳出了長崎市孤獨的個案來看待原子彈的問題，他指出：“日本人強調原子彈不應該使用，但在當時原子彈的使用是免不了的。日本軍隊乾了太壞太壞的事情，如屠殺和性暴力等。在南京被活埋的中國人，他們的痛苦難道就比廣島、長崎死於原爆的人小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原爆中的死難者許多是在一瞬間死亡的，而南京那些被強迫自己挖坑埋自己的平民，內心的壓抑恐怖有過之而無不及。原爆固然殘酷，但我們日本人不能說只有原爆最殘酷，日軍的暴行就不殘酷。”
身材矮小的本島等是一位真正的勇敢者，他贏得了有良知的長崎市民的尊重，成為長崎任期最長的市長之一。當年的暗殺事件發生之後，長崎市民自發組成保衛市長的守護會，並在全國發起簽名活動，共有三十萬人簽名反對暗殺事件。新聞媒體也對此事進行了報導，媒體報導的重點不是本島所談的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而是保護言論自由，即不能用暴力扼殺言論自由。
退休之後，本島等四處演講，北到北海道、南至沖繩。他說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和平運動。
在多宗中國民間賠償案件中，活躍著一個日本律師團。他們中的一些成員已是滿頭銀髮，卻依舊健步如飛。他們中的一些成員早已是日本著名的律師，處理一個案件就可以獲得巨額的收入，但卻選擇了這些不僅得不到律師費、甚至還得自己掏錢幫助原告的索賠案件。他們接手這樣的案件無疑是在冒險，既冒律師這一職業生涯的風險，更冒被日本保守勢力辱罵為“賣國賊”的風險。
他們是日本人、是成功人士、是中產階級。大多數人的父母或者親人，跟當年的侵華戰爭並沒有直接的關係。那麼，他們為什麼要站出來，與那些衰老不堪的慰安婦、勞工們和細菌戰毒氣彈受害者站在一起呢？
律師團團長小野寺利孝認為，他們的這種選擇既不是出於政治，也不是出於法律，而是出於良心。十多年來，這個最初只有三十多人律師團已經發展到六百多人。他們說，自己才是日本真正的愛國者。
東京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律師、同時也是為中國性暴力受害者萬愛花辯護的律師川口和子，時常奔波在從日本到中國和從中國回日本的路上。通過對一系列訴訟案件的研究，她發現了天皇在戰爭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川口和子認為，儘管日軍在投降之後迅速燒毀了檔案材料，目前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是天皇命令士兵屠殺和強奸的，但是可以找到諸多的間接證據。例如，天皇是“大元帥”，是軍隊的最高負責人，理應知道有慰安所的存在，他要阻止只要說一句話就夠了。天皇的弟弟是軍人，直接在前線指揮作戰，當然會知道日軍的暴行；同時，天皇身邊的侍從官在日記中也記載了發生在南京的屠殺和強姦，很難想像他不向天皇匯報。戰時天皇十分重視西方媒體對日軍行動的報導，而當時的西方媒體對日軍的暴行有大量的報導，天皇也能從其中知道日軍在中國干了些什麼。因此，從以上這些證據可以認定，天皇犯有不可推卸的戰爭罪行。
正義的聲音不在廟堂之上，正義的聲音總是在民間。
松岡環，大阪一名普通女教師。一九八八年，她第一次到南京，接觸到大屠殺的倖存者。從此，她每年八月十五日在日本舉辦南京大屠殺犧牲者追悼集會。為了弄清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教育日本青少年，她不辭辛勞、不怕威脅，利用業餘時間到日本各地採訪曾經親歷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終於完成了《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侵華日軍原士兵一百零二人的證言》一書。每一次的採訪都是一次艱難的心靈之旅，要打開老兵們鏽跡斑斑的心鎖，需要一把靈巧而堅韌的鑰匙。
吉岡數子小時候曾在朝鮮和滿洲生活過。戰後回國，當了三十二年的老師。在教學中，她感到應當把日本加害亞洲各國的歷史告訴孩子，“自己作為'在滿少國民'，也參與了加害”。
退休之後，吉岡數子創辦的“和平人權兒童中心”，這是一間蒐集歷史教科書以及各種與戰爭有關的資料文獻的圖書館。吉岡數子發現，今天的日本教科書正在像戰時的教科書回歸，這是一種相當危險的趨向。戰時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盧溝橋事變的原因是“日軍演習受中國軍隊的攻擊被迫還擊”；在如今的一種教科書中，則表述為“日軍演習受襲擊”。雖然不敢像戰時教科書中那樣明目張膽地說是受到了中國軍隊的襲擊，但對歷史真相的有意歪曲是顯而易見的。
在長崎有一家小小的“和平資料館”。長崎大學教授、法國文學專家高實康稔是這個資料館的支持者之一。他介紹說，資料館的創辦人是牧師岡正治。岡正治曾經擔任過日本海軍的下士官，從軍時間長達十一年。當長崎原爆的蘑菇雲升起之後，岡正治開始思考天皇在戰爭中的責任問題。然而，當岡正治開始表述這一觀點時，卻遭到了軍國主義分子的圍攻和毆打，在臉頰上留下了一塊終生都沒有消除的傷疤。戰後，岡正治決心贖罪，以議員身份為那些在原爆中死難和受害的的外國人、主要是朝鮮人和中國人呼籲。
一九八四年，岡正治開始深入調查這段被埋沒的歷史，主持出版期刊《原爆與朝鮮人》。一九九四年，岡正治去世之後，大家為了紀念他，便加緊了資料館的建立。一九九五年，這家特色鮮明的“和平資料館”終於正式開館了。
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存在於它的自我批判精神之中。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固然有不願反省、逃避罪責的一面，但是對於日本社會和日本文化的弊病，也有不少日本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孩子一樣，勇敢地說出了真話。
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多年來致力與中日友好工作，他是一位敢於揭自己之短的日本人。在外交界工作多年，中江要介發現，日本沒有向世界敞開胸懷，日本僅僅把外交看作獲取本國利益的舞台。他在一次演講中指出：“從亞洲人看來，日本確實提供了資金和技術，但對亞洲國家的事，根本不像親人那樣給想辦法，而只是看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的臉色行事。因為看不出有什麼政治信念，所以既得不到亞洲各國的信賴，也得不到尊重。在太平洋戰爭中那樣狠狠地蹂躪了近鄰各國，卻不從加害者的立場反省，誠心誠意地進行謝罪，因此被大家厭棄，被人視為傲慢的令人討厭的傢伙。”日本政府的官僚中，有多少人傾聽到了中江要介的肺腑之言呢？
日本著名活動家宇都宮德馬，有一次在回答記者“你為什麼喜歡中國”的問題時，不假思索地說：“如果喜歡日本，那一定會喜歡鄰居和鄰國，不是嗎？”這是宇都宮德馬拒絕一切官職而投身中日友好事業的原因，他堪稱真正的“無冕之王”。在自民黨內，他像堂吉訶德似的，幾十年如一日地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號。能夠分析戰前、戰後日本的第一人，非宇都宮德馬莫屬。
宇都宮德馬所主張的“必須實現全體國民的、按照國民意志的、一切為了國民的政治和民治”，是對青年一代迫切的訴說。宇都宮德馬認為，致力於批判日本現實狀況和促進中日友好事業才是真正的愛國行為，那些打著愛國旗號的極端分子，他們的所作所為其實是害了日本也害了亞洲各國。他曾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由於我的父親宇都宮太郎是陸軍大將的關係，我從小就在陸軍少年學校學習，因為有這一經歷，所以很詳細地知道官僚與軍閥勾結的情況。我曾經在舊制度的水戶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讀書。曾經一度也很熱衷於社會主義。因此，對官僚與社會主義的結合和強行建立戰爭經濟體制的內情也了解得很清楚。”
宇都宮德馬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沒有民主主義，也不是民主國家。”他在《官僚社會主義》一書中指出，“天皇的官僚”、“明治的官僚”是半封建的官僚，這一半封建的官僚沾上了社會主義的影響，結果把日本引向“全體主義同盟”，使之毀滅。而且，還形成了戰後重建日本時的最大毒瘤。
森村誠一是日本著名的小說家，就在創作的高峰時段毅然放棄小說寫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搜求日本細菌戰部隊罪行的人證、物證，耐心說服七三一部隊成員吐露真相，終於完成了揭露七三一部隊罪行的《惡魔的飽食》一書。
森村誠一在書中寫道：“真正可怕的是，犯下這種殘酷罪行的人和我們一樣並非另一種人這一事實。絕對不能忘記：我們也是在七三一部隊延長線上的人。萬一再發生戰爭，處於同樣條件下，我們也會不斷地干出同樣殘酷的惡魔行徑來。”他所要做的事業，就是斬斷惡魔的爪牙，讓和平成為生命的基石。
森村誠一坦誠地說：“揭露祖國犯過的錯誤是伴隨著痛苦的，我們忍受著痛苦把這些錯誤的事實告訴下一代，使他們不要隨著記憶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過寶貴的犧牲而應該學到的東西。我執筆寫《惡魔的飽食》的真正原因，並非僅僅暴露侵略軍的殘酷性，並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傳給下一代人，以防止日本人重蹈覆轍。我相信這就是戰爭體驗者的義務。”
《惡魔的飽食》出版之後，森村誠一連續收到多封暴力團伙的恐嚇信。他出門的時候不得不穿上防彈背心。儘管如此，森村誠一表示，他並不害怕和後悔。
除了揭露具體的戰爭罪惡之外，還有不少日本學者更是對日本的近代歷史和文化傳統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竹內好是日本知識分子當中罕見的一位具有反省精神的學者，他認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是近代日本頹廢主義的一種反撥，在這個意義上說，“悲劇的主體在近代”。另一位日本學者伊藤虎丸發展了這一觀點，進而指出，日本之所以發動侵略戰爭，不僅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錯誤，更根本原因在於明治以來總體的日本近代“文化”。日本人將西洋看作“先進國”來崇拜，而將中國看作“後進國”來蔑視。兩位學者的反省已經觸及了日本人的“奴隸”、同時也是“奴隸主”的精神結構。在強者面前，許多日本人甘願當奴隸；而在弱者面前，他們卻搖身一變成了奴隸主。
在日本這個民主制度尚不穩固，皇道主義、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盛行的國家裡，為民主、自由、和平而奮鬥是艱鉅的，也是必要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次演講中說過：“以自己羸弱之身，在二十世紀，與鈍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學技術與交通的畸形發展中積累的被害者的苦難……並對全體人類的醫治與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義的貢獻。”
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大江健三郎的演說詞是《我在曖昧的日本》，他把二十六年前在同一地點演講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麗的日本”置換成“曖昧的日本”，其中充滿了深刻的寓意。在東西方文明的夾縫裡張惶失措的日本、既成不了白種人也不願做黃種人的日本、泯滅個性和死愛面子的日本，難道不是“曖昧的日本”嗎？
大江健三郎明確反對天皇體制，認為天皇犯有不可饒恕的戰爭罪行。當天皇要給他頒發文化勳章的時候，大江健三郎毫不猶豫地拒絕了。許多保皇分子因此在他家門口示威和謾罵。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說，“共生”是亞洲的希望。他充滿憂慮地說：“以後的日本作家，還能作為友好的客人來到中國、並受到熱情的歡迎嗎？”大江踏上曾被日本侵略軍蹂躪的中國的土地，心中充滿了和平的期盼。
據說，在當年的侵華戰爭中，許多燒殺搶掠的日本士兵，背包里居然裝著和魯迅的著作。大江健三郎認為：“這種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須加以解決。”他呼籲，處於“第四次閉關鎖國”時期的日本，應當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站出來發出正義的聲音。 “我不希望中日之間再發生戰爭，更不希望未來的日本士兵在背包中帶上我的作品。”文學能不能打破心與心之間的堅冰，達成溝通和交流呢？這是大江留給中日兩國國民的問題。
中日友好，不僅是中國人民的事業，也是日本人民的事業；不僅是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事業，更是普通國民的事業。只有充分的信息交換，才能避免誤解和猜忌。只有雙方不斷的互動和交流，才能創建永久的和平。
中日建交三十多年以來，許多日本民間社團、企業和個人，都在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號、添磚加瓦。也有許多日本友人一直在關注著中國的扶貧、環保、希望工程等公益項目，有的人甚至無私地捐獻出了一生的積蓄。他們是日本的良心，他們是和平的使者。這些日本人愛日本，也愛中國。他們深深地知道：要面向鄰居，把鄰居當著自己。他們也深深地知道：那些拒絕讓日本人在精神上實現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保守勢力，最終帶給日本的將是難以想像的危害，帶給亞洲人民的則是新一輪的大悲劇。
認識歷史，展望未來；誠心認罪，攜手進步。這項工程決不僅僅是為了鄰居，更是為了日本、為了日本人民。這才是亞洲和世界和平唯一的出路。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被鮮血遮住視線的民族，中國人民願意成為一切為和平而奮鬥的人士的朋友。
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當為之而奮鬥。
為了我們的明天，為了我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