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寫過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時代曾參加過侵華戰爭。這個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幾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的愛好。
後來，人們才知道，老人對牡丹花的喜愛與他早年的戰爭經歷有關，在老人的眼睛裡，每一棵牡丹花都像徵著一名當年被他所殺害的美麗的中國姑娘。一大片牡丹花叢，就是他屠殺的一群中國少女。這個老兵絲毫不為當年的殺戮感到悔恨，相反卻把昔日的暴行審美化了。他覺得，那是他的驕傲，那是他的特權。
就是這樣一個變態的殺人魔王，在信仰軍國主義的三島由紀夫筆下，成了一個享受著審美愉悅的藝術大師。縱觀人類數千個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這種“化醜陋為美麗”、“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
當三島由紀夫重建一個軍國主義的日本的夢想破滅之後，他選擇了自殺，他企圖以生命來“喚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與他的作品一起成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鮮活見證。
日本人看待歷史，有一種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視角。把對自己有利的一面無限誇大，而把對自己不利的一面盡量縮小。他們堅持用顯微鏡去看待別人的缺點，卻在自己的錯誤前面固執地閉上了眼睛。
是猶太少女安妮在被納粹殺害之前寫下的一本真實的日記。這本書讓全世界的心靈都為之而震撼，讓人們思索什麼是生命、什麼是和平、什麼是正義。在全球的銷量，日本僅次於美國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說，的讀者中，日本人的數量僅次於美國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問題研究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大部分的日本讀者，並不是把這本書作為猶太人問題來閱讀，而作為一個因戰爭而被害的天真無邪、純潔的少女的象徵。在閱讀的時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種角色的轉變——他們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樣的戰爭的受害者。
於是，作為戰爭挑動者和實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到過異國的土地上去殺害和奴役平民，他們似乎從來沒有給他國的人民帶去過死亡和血淚。恰恰相反，他們僅僅是廣島和長崎的受害者，他們固守著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識。
於是，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見了，只剩下作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為殺人如麻的劊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見了，只剩下沉醉在美麗的牡丹中的種花老人；創造將強姦合法化和製度化的“慰安婦制度”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在天皇英明領導下的“經濟強國”。他們像頑童一樣，在肆意地破壞之後，卻不承認自己做錯了事。
日軍的暴行呈現出了一種虐待狂和破壞狂的特徵，這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湖南常德親眼目睹了日軍的暴行，他在給《時代》周刊寫的報導中描述說：“人們會問，日本農民在國內時視糧食為珍寶，十分珍惜自己的勞動成果，但為什麼到了中國後，他們不僅掠奪中國農民的大米，而且朝著運不走的糧食大小便?人們會問，是什麼原因，使得日本兵在進入孤兒院後，偷走孤兒的被褥，並不嫌其煩從樓下的院內搬來大塊石頭，將一所職業學校的紡織機械砸得粉碎?他們闖入學校，向牆上猛摔墨水瓶，從中又得到了什麼樂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實際上大概沒有人能回答這些尖銳的問題。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滲透到了日本軍人這些匪夷所思的“樂趣”之中。
日本的歷史是一部殺戮不斷、硝煙瀰漫的歷史。經過幾百年的血腥內戰、八百年的軍事統治以及近代以來的對外擴張之後，軍事生活形態已經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對許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戰爭，戰爭就是生活。戰略思想和戰鬥手法，是數百年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對中國古代典籍《孫子兵法》和等的關注和研究，遠遠超過了中國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論政治、經濟、商業、工業等各方面，日本依然處在戰爭思維和權謀觀念的應用範圍之內。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種源遠流長的“集團主義”，既能把個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個人的責任縮小。當日本人在戰爭中殺人、強奸的時候，不僅不會有罪惡感，還會因為自己的表現比別人出色而充滿自豪感。同時，因為是集團行為，既有“上級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樣”，這就形成了一種“無責任集團”，幹壞事的時候沒有犯罪感，幹完之後也沒有責任感。
日本學者加藤週一在《日本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徵》一書中分析說：“在十五年戰爭中，作為個人，日本沒有一個戰爭責任者，即大家都有錯。戰爭責任由全體日本國民承擔，不是由領導人承擔。所謂'一億總懺悔'，就是說無論是香煙舖的老闆娘還是東條首相，都有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事實上就是等於零，即變得沒有責任。大家都有責任，幾乎等同於沒有責任。”
日本國民固然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認日本國民也是軍國主義的支持者。他們不是“無辜者”和“無所事事的旁觀者”。軍國主義的土壤從何而來？如果整個民族不被一種拓展生存空間的觀念所激動，不被大和民族天生優越的幻覺所麻醉，軍國主義怎能如此迅速地開動戰爭機器呢？
這不是簡簡單單地說一句“我們受到了欺騙”就能夠讓人信服的。
在日本，從甲級戰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的罪過。同樣是十惡不赦的戰爭罪犯，德國的漢斯·弗蘭克在紐倫堡就刑前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而日本的東條英機卻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萬歲！”為什麼會有這種根本性的差別呢？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中談到了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差別。罪感文化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恥感文化則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在以日本為代表的以恥為主要強制力的文化中，對犯罪行為，人們感到的僅僅是懊惱。而且，只要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惱。他們認為坦白和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在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
對於德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認罪和懺悔，並因此而重獲新生；對於日本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通過懺悔獲得寬容，而是遮住罪過以免在世界面前丟臉。在德國公眾心目中，二戰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慘劇，而不是盟軍對柏林的轟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殺和重慶大轟炸。
同樣是犯下了嚴重的戰爭罪行，德國人不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歐美民眾，不僅深切懺悔，而且有著對人性的懷疑和擔當。但是日本人卻沒有懺悔和倫理責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在精神層面卻依然空洞而單薄。
要日本人承認錯誤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們最擅長把錯誤推諉給別人。日本人為什麼如此喜愛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們很重視面子，本尼迪克特在中論述說：“日本人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因此，他們寧願用一百個錯誤來遮蓋一個錯誤，而不願誠心誠意地承認和改正這個錯誤。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權力，並不擇手段地去獲取權力。明治時期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指出：“有史以來，日本武士就遵循著本國人與人之間的規矩準則，生活在權力偏重的環境中，從不以對人的屈從為恥，這和西洋人愛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維護自己的權利相比，有顯著的差別。”
這種特有的“恥感文化”與武士道精神相結合，將“不懺悔主義”推向了極端。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論述說：“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輝，在其生母的製度業已死亡之後卻還活著，現在還在照耀著我們的道德之路。”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軍閥悍然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內在動力之一。幾百年來，日本的軍事統治透過武士階級昇華到一種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並徹底融入國家的主流價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與日本武士階層的形成互為表裡。日本武士視殺人為友誼，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殺者的頭顱；日本武士視殺人為權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後可以殺死對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視殺人為職業，武士拔刀之後必須殺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戰鬥到底或者自殺才能保全名譽。萬一被俘，就會名譽掃地，即使活著，他也是一個“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還要糟糕。
一名侵華老兵曾說過：“日本武士道是極崇高的、極其偉大、是高深莫測的。在武士道之名刀發出的正宗的鋒刃寒光中，藏匿著連列強都畏懼的深不可測的震懾力和玄妙。”美軍攻占塞班島時，四萬多日軍全軍覆沒，島上還有一萬多名平民，日軍強迫他們自殺，母親殺死嬰孩之後自殺，老人們互相他殺或者自殺。
在《朝日新聞》關於“我記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徵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讀者寫了一篇《我們為什麼沒能反對戰爭》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質問：你們為什麼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並不懷疑國家的政策。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邊'做出的決定不抱懷疑。”
首先，政府不許給國民提供正確的信息。根據治安維持法等發令，對軍隊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進而被修改成對軍隊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傳。
其次，國民不能反對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國家的存在。天皇說過，長官之命即朕之命。對於老百姓來說，軍隊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對戰爭，直到天皇下令停戰為止。
第三，國民的優越感被煽動起來。戰爭領袖在開戰以前必須煽動人民。希特勒德國煽動德意志人民是血統優秀的國民，而日本則煽動自己是天皇萬世一統的世界第一的神國。
第四，領導人胡亂強調國家的危機。國家危機的說法不斷傳播，被煽動的國民信以為真，陷於偏狹的國家主義，成為推動戰爭的力量，還自以為是。
日本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是這套強盜邏輯和戰爭哲學生長的肥沃土壤。
日本學者田中由紀在《隱藏的恐怖暴行：二戰期間的日本人罪行》一書中認為，南京大屠殺等暴行，是由一種名為“壓迫轉移”的現象引起的。日本軍隊在一開始成軍之際，就蘊藏了殘暴的高度危險性。
日軍的獸性化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會階層化的本質，使得長期以來日本軍官以羞辱士兵為樂。士兵要洗軍官的內衣褲，或是乖乖地站好，讓長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軍內部，高級將領對普通士兵的生命毫無尊重和憐憫。當年，豐臣秀吉不顧朝鮮冬季的嚴寒，讓士兵穿著草鞋作戰，結果使得幾萬年輕士兵凍掉了腳趾。與之相似，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中，日軍企圖通過組建“神風敢死隊”來挽救失敗的命運。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機器一樣。高級統帥在知道盟軍已經解讀了密碼的情況下，為了所謂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繼續使用，造成了基層士兵的大量傷亡。
權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階層者的生殺大權時，通常最有虐待狂傾向。當日本士兵佔領南京時，由這種長幼尊卑的階層逐漸形成的瘋狂，終於有了宣洩的出口。他們壓抑這麼多年的憤怒、憎恨和對權威的恐懼，在南京輕而易舉地爆發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日軍獸性化的第二個原因是，日本人對中國人充滿了憎惡和鄙視，這種感情是從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教化培養出來的。在明治維新以來“脫亞入歐”的思潮中，日本人開始把自己當作“準白人”，並產生了對亞洲其他黃種人的歧視。在昔日以種族隔離聞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類為“名譽白人”，雖然日本人是黃色人種，卻坐在白人一方，享受著與白人同樣的特殊待遇。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並忘記了自己是黃種人這一無法改變的事實。
許多日本士兵認為，中國人還稱不上人類，殺他們就像壓扁一隻甲蟲，或者殺死一隻豬一樣。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把十個中國俘虜綁在一起，這樣捆成很多堆。然後一堆一堆地將中國人推進洞坑，活活燒死。後來，他為自己的行為開脫說：“豬比中國人的性命還有價值，因為豬還可以吃。”
日軍獸性化的第三個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間瀰漫著的暴力具有某種神聖的意義。在日本軍隊中，暴力成為一種強烈的文化義務。日本軍部發給士兵的作戰手冊中宣稱：“每一顆子彈都要以皇家的方式發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燒著國家情操。”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認為天皇比上帝還要崇高，那麼日本軍隊就很容易接受這樣的信念：戰爭即使充滿暴力，但最終的結果是，暴力不但對自己有利，對受害者也有利。為了達到這樣一種“日本式”的勝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日本學者野田正彰在《戰爭罪責》一書中，將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批判結合起來，對日本的文化和國民性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認為，這是個人的問題，也是集團的問題，因為包圍著日本的文化在不知不覺中指引著人們如何去處事，如何去感受。
在日本，許多中老年人感情僵硬，缺乏同他人坦誠交流的能力。大企業的管理層、官僚、學者、新聞工作者，也就是所謂的精英分子們並不是感情豐富的人。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對他人情感的感受能力、想像力過於貧乏。還有一心一意適應這個社會的普通老百姓。作為他們孩子的青年一代感情更是淡薄，把人與人的交流僅僅看作信息的交換來考慮。
一個嚴峻的事實是，今天的日本人並沒有生活在與那場戰爭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戰爭的確已經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這期間也發生過廢除核武器的和平運動。但是，對個人不予尊重，一味適應集團的需要，懷著激烈的競爭心理，只看到人與人之間上下關係的文化，還是同過去一樣。崇尚學歷、名牌學校，注重所屬組織的優劣，執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並對懷疑這種價值觀的人施加無形的壓力。此外，學校、工作場所的以強凌弱，使私生活貧乏的會社主義，加班以及應酬等同樣腐蝕著日本人的個性。壓制個人價值、忽視人文素養，導致日本人進入經濟領域就變成經濟動物，進入政治領域便門戶森嚴，進入文化領域便沉溺於病態之美。
對此，許多日本的有識之士追問說：將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狀態與侵略時期日軍縱容老兵欺壓新兵，通過刺殺中國人把士兵培養成戰爭之鬼，鼓動在軍隊中出人頭地，對被壓抑者的痛苦毫無感覺的所謂“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較，能夠說兩者有多大的區別嗎？將這種體制與侵略戰爭時期人們從兒童就開始殘酷競爭，在羨慕和屈辱的關口提高人的攻擊性，進而組織軍事力量的體制相比較，兩者不是如出一轍嗎？
在獲知南京大屠殺的消息之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老師、法國文學專家渡邊一夫曾經這樣寫道：“南京事件不僅僅是對中國人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對日本國民自身的侮辱。深知倫理道德的尊嚴，卻放棄了一切責任，將倫理道德視為護身符一樣珍惜的國民由此而陷入自我崩潰的深淵。”
南京大屠殺罪行的曝光，啟動了日本少數有辨別是非能力的知識分子的反思和懺悔。但是，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今天日本自民黨內部的“歷史研究委員會”的政客和學者們，卻在竭盡所能地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明星大學人文系教授高橋師郎認為：“《太平洋戰爭史》首次提到的'南京大屠殺'問題，對挫傷日本人的自尊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於是，他們狡辯說，這種戰爭史觀是美國人強迫灌輸給日本人的，必須加以抵制和否定。在日本的輿論和政界，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卻能夠獲得滿堂喝采。
在恥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眾迅速完成了對戰爭罪行的遺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黃地篡改歷史。
自民黨眾議員議員奧野誠亮聲稱：“過去日本不是發動侵略戰爭，也沒有採取過殖民政策。”法務大臣永野茂門聲稱：“大東亞戰爭並非侵略戰爭，而是日本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認真思考的產物。戰爭的目的在當時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許與正當
的。 ”環境廳長官櫻井新說：“與其說是侵略戰爭，毋寧說是幾乎所有亞洲國家托它的福。從歐洲殖民地的支配獲得獨立，結果教育也相當普及，較諸長期受歐洲支配的非洲的識字率為高。只不過半個世紀，整個亞洲便出現經濟繁榮的氣勢。 ”
自民黨在“終戰五十週年國會議員聯盟”的“成立意向書”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與繁榮是建立在兩百多萬戰爭殉難者的基礎上。這些殉難者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衛和亞洲和平而貢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對於這些指鹿為馬的言論，一位德國知識分子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德國人是歐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員，講究實事求是，因此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對外侵略的歷史。可是日本人則不同，他們以所謂的'東洋文明'為由，不想承認錯誤，這難道不是軍國主義思想的體現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國和日本對他們各自的戰爭罪行採取了迥然不同的態度。荷蘭作家布魯瑪在《恍惚有無前朝罪》一書中，對比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態度。德國總理勃蘭特跪在猶太紀念碑前，但沒有一個日本領導人有過這樣的舉動。在德國，否認戰爭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極端主義光頭黨；在日本，卻是首相、國會議員、內閣大臣和歷史學家。
德國總統魏茨澤曾經在一篇演說中指出，戰後德國支付了一千億馬克的個人賠款，而日本卻幾乎什麼也沒有做。他批評日本戰後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戰後日本的歷屆首相都不曾明確而充滿真誠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國人民道歉，他們每次都含糊其詞，並一味主張把對本國不利的歷史從教科書中刪除。
然而，日本保守勢力不僅不接受魏茨澤的忠告，反而對德國進行攻擊和辱罵。日本電器通信大學教授西尾乾二宣稱，德國的認罪和賠償恰恰說明了德國人的“自我欺騙”。他認為，戰後大多數納粹分子都是德國人自己揭發和審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軍進行的東京審判和各國對乙級及丙級戰犯的審判之外，並沒有自己人揭發自己人的情況，這是日本的驕傲、自信和寶貴的“愛國主義”。
布魯瑪在與日本作家澤地久枝的對話中，嘆息日本知識分子沒有歷史責任感。澤地久枝解釋說：“從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著封鎖壓制言論的危險。”
布魯瑪吃驚地問：“右翼勢力有那麼強大嗎？”
澤地久枝用厭惡的口吻回答道：“我還不能說日本是一個文明開化的社會。”
受歐洲民主主義教育的布魯瑪高聲問道：“那麼，直接譴責右翼有危險嗎？”
澤地久枝回答說：“我想得豁出命來。”
澤地久枝的說法並沒有誇張之處。同樣是君主立憲制度，在荷蘭、英國、丹麥，國民和媒體可以任意批評女王甚至辱罵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聖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為，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和攻擊。
一個不對罪惡懺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難以獲得世界的信任和親近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飾和歪曲歷史的行為，使得亞洲各國的國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當作“敵人”來看待。
戰後的德國能夠迅速融入歐洲，與昔日戰場上的對手們一起致力於建立歐盟，得益於德國徹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義毒素。而戰後的日本遲遲無法完成由“戰敗國”向“普通國家”的轉變，根本原因還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別昨天的邪惡、不願真誠地道歉。難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一位副國務卿喬治·鮑爾驚呼道：“誰也不知道日本人甚麼時候會發瘋！”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曾經在一次演講中指出：“戰後日本採取的態度與有同樣處境的德國相比，對比鮮明。戰後德國毫不猶豫地徹底地進行了反省、認罪，並且對受害國家給予了巨額的戰爭賠償。從小學開始，德國就講述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國國民人人都知道自己國家所犯的罪行。這些做法與戰後日本政府採取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我為我們未能同日本成為真正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遺憾。我殷切地希望，在徹底清算過去的基礎上，早日迎接新時代的到來。”金大中的說法代表了亞洲各國人民對日本政府和民眾的諄諄告誡，但願它能被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傾聽和領悟。
對於日本來說，要想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友好相處，首要的問題是正視歷史、深切反省。富裕並不意味著自動地擁有了遺忘歷史、輕蔑他人的權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為一個政治大國、獲得更大的發言權，就應當先讓自己成為一個有責任感和尊嚴感的國家。為使日本今後能在亞洲起到重要作用，從政府到一般輿論，都有必要正視罪惡、喚醒記憶，在日本內部掀起一場道義上的討論。在向世界呼籲記住廣島和長崎之前，對自身進行道義的清算。日本人需要這樣的運動。
世紀之交，日本自身也面臨著價值觀念的重大轉型。日本著名企業家稻盛和夫說過：“世界要求日本從利己價值觀向利人價值觀轉變。這是世界潮流。泡沫經濟崩潰之後，在金融界、證券界、大建築公司出現了許多漏洞，暴露了日本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的本性，也暴露了日本社會背後的人際關係，以及過去自私、利己的積弊。必須從自私向與世界協調的方向轉變。在這個問題上要恰如其分地去做。世界形勢迫使日本要大大轉換價值觀。日本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果不打算大幅度轉換價值觀，就要成為世界的孤兒。”
日本的孤立不是日本的光榮。日本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特蕾莎修女說過，地球上有兩個飢餓地帶，一是非洲，一是日本。前者是物質上的飢餓，後者是精神上的飢餓。有多少日本人意識到了這種精神上的飢餓呢？
沒有真心的懺悔和實際的賠償，就沒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這是日本與亞洲各國交往的一個基本常識和前提。日本學者尾村太一郎在《與曖昧的五十年訣別》一文中尖銳地指出：“日本現在剩下的只是一夥脫下昔日軍裝、以篡改歷史為己任的國賊財團和披著社會民主主義外衣卻沒有骨頭的行屍走肉了。承擔國家責任的主體不見了，負責組建這一主體的國會也墮落到只會討論稅金問題的程度。日本應該明白，和平是由無數人的死亡換來的，如果忘記這段歷史和這個道理，那麼和平之樹就將枯萎。”日本有沒有這樣一種清理自身歷史垃圾的勇氣呢？我們拭目以待。
在新世紀的曙光中，日本民族進行深刻而真誠的懺悔，對於日本自己、對於亞洲、對於世界，都是一道繞不過去的門檻。這場懺悔將是日本建立嶄新的國際形象的起點，這場懺悔將是日本與相鄰各國友好相處的保證。
但願“日本，是我們的朋友”的說法，最終成為亞洲各國人民真實的感受和深切的認知。
但願“日本，你為什麼不懺悔”的追問，再也不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持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