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八章

查建英：對，無論主流還是另類，應該有共存、互惠的心態。前一段在北大教改的爭論當中，有位朋友向我解釋“海歸”與“土鱉”學者的利益衝突時，用了一個詞，叫“卡位”，好像是從台灣傳過來的。比如說工作只有十份，那麼誰先把這十個佔住，卡住位子，後來的人就難以競爭了，哪怕你的條件更好。在資源和空間有限而又缺少公平競爭的地方，容易發生“卡位”，它觸發了人狹隘排他的本能和有我沒你的心態。八十年代的社會主義色彩更濃，好像還不大有這種東西。 劉索拉：八十年代有互助的精神，因為那時候大家很單純，一起要把事情做好，總是一起探索一些藝術上的創新，也為別人的成就感動。也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的世界還很小，誰也沒往太遠了看。等一出國，發現有那麼多國際好處等著，這些好處象徵著生存質量的巨大不同，國際基金、商業合同、藝術獎等等。對於音樂家來說，每一場音樂會都意味著下一場的合同，和今後的前途。於是你說的這種卡位的事兒就有了。比如在一個國際音樂節上只能有一位中國音樂家的時候，就會有中國音樂家在下面使絆儿了。經常會發現你介紹一位中國朋友進入某場合，最後你的中國朋友就把你給嗆了。出國以後你能感覺到中國人喜歡卡位， 特別有競爭心理。所以出國以後的中國人反而危險，比外國人會算計，互相爭鬥，互相使壞，還非常會利用外國人，非常會吹牛。這點上說，在海外的香港人和台灣人也許比大陸人要單純。對於他們來說可能是從小地方到了大地方，可算鬆了口氣，用不著計較了吧？我不太了解香港人和台灣人的狀態。

查建英：台灣我不了解。在香港住過兩年，彈丸之地，人口密度那麼高，但我感覺他們的競爭比大陸要規範，因為歷史不同、體制不同，他們經過了英國人督制下的改造。而我們這邊的體制還在艱難的改革過程中，走走停停，我們離開“文革”也不過三十年，那段歷史從沒有真正拿到太陽底下來翻曬，很多人競爭起來還帶著那股陰毒味道，拉幫派、弄權術…… 劉索拉：如果說台灣地方小，必須得爭奪，必須得排斥，那這種事情就不應該發生在大陸。在國內的人沒有這種生存壓力，國內地方大、機會多……除非還是要爭著當主流，當祖師。但是社會是變動的，每一個時代會有不同的祖師出現，得學會讓位給新的祖師。八十年代的人是靠名，九十年代的人是靠錢。每一個時代有一個發燒的焦點，八十年代是燒文化——因為長期的文化封鎖；九十年代是燒錢，因為長期貧困。未來的風流人物將燒什麼？八十年代的人認為九十年代的人俗，九十年代的人認為八十年代的人傻,將來的人肯定對我們大家都會翻白眼兒，因為將來的人會更自然，更接近二十一世紀的本質。

查建英：他們會面臨新的問題和困境，但希望不再重犯我們的錯誤。 劉索拉：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人兩邊互相看不起，是因為兩邊都不願意當普通人。我們需要一種正常的心理，來享受藝術和操作藝術，享受商業和操作商業。生活就是如此平淡和有趣的，用不著幹什麼都想進入史冊，用不著為了自己的成功和別人拼殺， 更用不著拿自己家的財產和別人較勁。我們應該對過去的英雄主義教育有一個反省，因為導致悲劇的往往是野心。 查建英：一個正常社會，總會有俗有雅，有大眾有小資，有新派有老派，應該各種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空間，沒必要非得排出個座次來，甲乙丙丁分出個高低，再互相排斥。 劉索拉：對，排座次，特可怕。只有農民起義才在乎座次。一個長期文明的社會，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該在什麼地方，所謂安居樂業。

查建英：我有位做房地產的朋友去美國旅行，回來之後很感嘆。他說在美國海灘上觀察，常有人躺在那兒長時間的看書，特別厚的書，然後戴著墨鏡躺那兒想半天，再接著看。另外，每個城市都有很多一邊跑步鍛煉一邊戴著耳機聽音樂的人。他發現這種情景在中國很少能看到，於是就歸納了一句：中國人在活著， 美國人在生活。我覺得他這個歸納很有意思。這個區別就是說，同樣在活，中國人老在急急忙忙的趕場，生怕錯過，因為這個機會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沒了，過了這站就沒車了，也許又天下大亂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工作起來很容易抱投機甚至賭博的心理，玩起來呢，又可能是一種昏天黑地及時行樂的放縱。這樣的人沒有深謀遠慮，他有興奮點、有快感，但沒有境界。其實，在西方住長了，我們知道悠閒的調子在歐洲更容易看到，美國有很多工作狂，美國人生活的座右銘是work hard, play hard——拼命工作，拼命玩，但無論工作還是玩，其中都注入著一種精神，我想這與他們長久的信仰有關。

現在的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但人心底還是有種不安全感。因為這個社會一百年來不斷在變動，而且一變就非常劇烈，最後大家覺得什麼都不可信不可靠，除了眼前看得到的利益和快樂。貧窮的烏托邦可怕，繁榮的烏有之鄉也可怕。大家樂於看到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市場、消費市場，但我們是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靈魂市場？我們有十三億人口，這十三億人的靈魂依託在哪裡？有位美國俄亥俄州的女法官來中國巡迴演講，旅行了一圈之後對我說：我這一代美國人也就趕上六十年代和越戰那麼一次，都覺得我們經歷了很強的社會震盪。你們中國人經受了那麼多次震盪，還都那麼大幅度，真不能想像你們心理上是怎麼適應的？我無法回答她這個問題，因為在很多事情上我覺得我自己從來沒有真正適應過。在這種情況下，你看到周圍人各種各樣的心理扭曲、不平衡和不健康，你覺得難受，有時忍不住要冷嘲熱諷，但你明白你其實無法苛責。把任何人扔到這種歷史裡過一遭，他/她也會得心症，是不是？九二年我去莫斯科，莫斯科和北京有某種古怪的類似，所以我與莫斯科人很容易有親切、相通的感覺，記得當時一位莫斯科朋友喝著伏特加對我說：俄國人需要麥當勞、需要民主，可是最最需要的就是心理治療。這朋友叫安德烈，我至今記得他長了一張像花朵一樣嬌嫩敏感的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