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五章

這一點你把中國人和印度人稍微對比一下，態度就不同。前些年有一回開奧運會，我在美國報上看到一篇印度人寫的評論印像極深，金牌銀牌他們一塊沒得，銅牌好像也只在冷門賽項裡才有，而這篇評論呢，寫得輕鬆俏皮，一路插科打諢，完全是一種黑色幽默！我覺得這是一種放棄遊戲者的心態——至少我放棄這個體育遊戲了，這方面我弱，我認了，我就去搞IT搞學術搞瑜伽就行了。相比之下，中國的民族復興是全面出擊，文藝、體育、貿易、製造……一個都不能少，而且功利心重，要立竿見影打翻身仗。所以賽事一開，從運動員到觀眾，舉國上下像一張繃得緊緊的弓，人們的情緒隨著場上輸贏大起大落。這股憋足了勁走向世界讓人（尤其是西方人）承認的傾向，應該說是從八十年代國門一打開就開始了，在精英當中更為突出。那時候大學生又少，七七級七八級才多少人能進去啊，進去就被當成精英。

劉索拉：這種對成功的虛榮心理好像是“文革”以後才有的。民國時期的中國音樂家很講究只對學問的追求，“文革”前的音樂家也是只有一腔熱情為民族為革命，而不會動輒就想什麼歷史意義的。真正的精英意識應該是指對專業質量的純粹追求，而不針對作品的社會轟動性。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起，我們的社會有了那種當兵就要當拿破崙的意識。要是所有的人都是拿破崙，誰當他的兵呢？音樂學院更是如此，歷代的音樂學院學生都是少數，我們那一屆還算是人數多的。也許是“文革”打破了以前的革命集體意識，到八十年代我們剛有了個人意識，所以就整天想著最個人性的那些歷史例子：當作曲家就得當貝多芬！我們是音樂學院在“文革”後第一批招進去的學生，作曲系歷來是每年只有十個學生，我們班有二十幾個。據說因為那年全國競爭激烈，成千上萬的人競爭，老師不忍心手下太摳門兒，就收了這二十幾個。所以進去了就自我感覺良好，我記得耳邊淨聽見有些同學議論西方音樂史中的人物，可能老是在那兒給自己找位置呢。

後來再有人得了獎，那不就成了國寶了。管弦系聲樂係也是如此。音樂學院的學生在技術訓練上可以算是國際水平，但是在音樂美學和文化訓練上跟國外的中學生差不多。國外一個普通專業管弦樂隊的音樂家，能把古典音樂到現代音樂的所有著名樂譜都掌握了，隨便說什麼流派都知道，拿起任何風格的譜子都能很快掌握音樂，對文學和美術有起碼的見解。而那時我們的音樂美學教育太少了，音樂各流派的教育也沒有，要不是因為自學，對音樂的了解基本上停在二十世紀初， 加上蘇聯式的革命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教育。出國後就面臨從頭學，不光是技術，還有美學和風格，否則就是傻逼。跟文學一樣，有些人看了幾本譯文就以為懂得西方現代文學了，真敢大發議論，仗著世界上大部分人懂禮貌，不願揭穿他的無知；有些作家聰明些，乾脆只談“道”，反正說“道”不會露怯。但是做音樂的不能光說“道”呀，一出聲兒，就牽扯到現代音樂美學。創作音樂的得明白這音樂後面的人文精神，對時代和對自我精神的判斷；演奏音樂的至少得明白音樂流派風格。要是一群人整天琢磨怎麼得獎怎麼掙錢怎麼穿名牌兒，那叫精英嗎？那叫窮瘋了。

查建英：其實是在一片貧瘠的土地上，掙扎出來的幾根草。 劉索拉：對，倒是特單純，就跟一個村兒裡出來了幾個文化人兒似的，殺出一條血路來…… 查建英：披荊斬棘…… 劉索拉：但不是所向無敵。真可憐，一出去，四面伏敵，束手無策。你的敵人就是那些最起碼的專業競爭，出去以後，你就是一個普通的藝術家，怎么生活下去？這種情況對作家更難，還有語言障礙，中文越好外文越不通，結果在國內學外語專業的出去以後都能當作家寫自傳，國內的作家出去以後最好改行。音樂、繪畫還好點兒，沒有語言，但因為在國內閉塞，很多技術訓練到了西方都不符合美學標準。比如說我認識一個一輩子在中國彈鋼琴的人，後來又出國深造，可是有次他在一次義演音樂會的台上練了兩下鋼琴，就被音樂會主持人當即給取消了演出資格，說叫這個人下來，別上去了。旁邊的人解釋說，這朋友上了一輩子音樂學院，馬上要演出了，不過是練練手。可是那主持人說，你讓他下去，今天晚上別上了，一聽他練琴就知道他沒戲，再讓他彈五十年的琴也沒戲，因為他不懂得怎麼觸鍵。旁人問，為什麼？主持人說，你們的彈鋼琴方法完全是錯的，那種蘇聯的革命浪漫主義的彈琴方法，完全是砸琴，不是音樂。聽這個主持人一說，基本上我們一輩子都白鬧了。所以很多彈鋼琴的人出國以後就是教琴，但是無法演奏。你要是從小學的觸鍵方法就是那種俄羅斯浪漫主義的誇張手法，歐洲人聽著就捂耳朵。拉赫瑪尼諾夫在歐洲演出的時候曾使所有觀眾氣憤，認為是有辱鋼琴藝術，但他的音樂在我們這兒是發洩偉大情感的楷模。我曾經和一位從蘇聯到美國的鋼琴家討論過此事，她說到了美國以後她得重新學歐洲的演奏風格。

我們從小接受的信息和教育及社會制度全都和西方不一樣，但是我們的社會教育其中之一就是誇大自己的成功，這種為了臉面而對成功的誇大，或者說沒見過世面的誇大，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成了世界級的誇大。以前從舊中國過來的人，見過世面，又有家教，知道說話要悠著，有錢要藏著；老一輩革命家，有建立新中國不當殖民地的自尊心，知道自己一窮二白也要挺著。所以以前的文人不會吹世界級的牛皮，而擅長謙卑。但是八十年代的開放給新一代的文化人多出一種幻覺，就是受世界級的邀請，得世界級的獎，變成世界級的人，於是人生的意義得到了最大的誇張。比如，諾貝爾獎曾使多少現代文人都睡不著覺？但在魯迅的時代，這並不是文人生活和創作的準則。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要當英雄，結果趕上了一個名人時代。英雄和名人不是一回事，英雄是把一條命給豁出去就算了，名人是把一條命給擰巴擰巴放進史冊裡。我記得曾有作家說，我和誰誰誰在一起做了什麼，糟了，這下子要傳遍全世界了。有人為了自己的名字緊張一輩子，一舉手一投足，以為全世界就盯著他/她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