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章

劉索拉：我認識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在八十年代時在國際上同時得了幾項金牌，她的演唱非常出色。出國以後她很誠實的對我說，她面臨著一個危機，就是：中國的音樂家都是為了得獎才練習音樂，所以特別能得獎，整天練的都是比賽項目。 但是出來找工作就有困難，因為會的曲目太少，沒有西方歌劇演員的修養，雖然都是音樂學院訓練出來的，西方的歌劇演員對從古典到現代的所有樂譜都熟悉，而中國的歌劇演員只會那幾首為拿獎的曲子。我記得歐耐德?考門跟我說過的話：有些人做古典音樂不是因為愛音樂，是因為家庭臉面——家長認為孩子是古典音樂家就很體面。我想這種事情在亞洲更加盛行，所以音樂的話題總是難深入，連音樂家自己都不感興趣。不過話說回來了，歐洲歌劇不是中國歌劇的傳統，能把別人的東西模仿得比別人還好，也夠不容易的。但問題是，無論是做民族音樂還是西方音樂，怎麼用“心”去做？ “心”在何處？

查建英：這個問題並沒有隨著八十年代結束，現在照樣有，甚至愈演愈烈。中國的家長和教師都知道“應試的一代”這個說法，就是說一切為了應付高考，從小學準備考中學，中學準備考大學，全都是為了考試，把所有題目都做得爛熟，做題速度會是最快的，考分會是最高的，但是這樣的畢業生出來以後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也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這樣的教育強調的不是通識，培養的是單面人，他可能有一個強項，但他很難有寬廣的視野和雍容、從容、滋潤的氣質。 問題是，美國人有一半人中學畢業能上大學，中國才百分之五；在中國，通過高考上大學是很多沒有關係背景的普通人、窮苦人改變自己命運的惟一相對公平的途徑。競爭這麼激烈，他只有孤注一擲瞄準這個獨木橋衝刺，他無暇享受學習的過程和快樂，這種情況下你拿貴族精英教育的標準要求他，講觸類旁通、得意忘言的境界，就比較殘酷了。他要不把那個“言”照單硬背下來他別想進大學。更要命的是，這個“言”的內容、這種考試方式背後貫穿的仍舊是那種大一統的指導思想，它強調、表彰的不是自由、獨立、活潑的思維和質詢，而是統一思維、標準答案。這就像拿產鉗夾住一個幼兒柔嫩的腦袋，再給他/她灌進去按你的各種比例配製好的人工奶，這種哺育方式、成長過程正常嗎？有些父母明知這種教育方式壓抑孩子個性，為前途也只好咬牙逼孩子，真是大人、小孩都可憐。然後上了大學再奔下一個目標：留洋。我看到過一個報導，北大一個女生一接到美國某大學給她獎學金的信就精神失常了，恍恍惚惚走出校園失踪了。當時就想起范進中舉的故事，真難受。得獎也是，整個兒是讓人盯著一個目標：就是為家庭或是為民族爭光什麼的。也許這是一心要赶超要成功的第三世界國家教育的一個普遍症狀，緊巴巴的，拼命三郎似的，有點像當年張德培打網球，個子小更得死命跑……

劉索拉：八十年代和如今的不同是還有一點兒精英意識，那時的藝術家是嘔心瀝血做藝術。悲哀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也不知道在國外會面臨的真正挑戰，偶然鬧出個響動，以為是震驚世界的，其實還是井底之蛙，但是單純。那時候的人其實不會算計，並不知道世界上會有各種各樣的機會，後來出現了那些機會都不是預料中的。而八十年代之後、九十年代到至今的人才有經營意識，一開始學什麼就先有個目的，知道每一步的棋怎麼下。在文學中會佈局，知道說什麼話能暢銷；在藝術上能走捷徑，知道用觀念省略技巧等等。也可以說八十年代的人跟九十年代以後的人相比，還是比較土。八十年代的人大部分經歷過“文革”和插隊，或多或少有些嬉皮式的概念，除此還滿懷著精英野心，這種矛盾的人一出國，既不能完全像嬉皮似的放鬆，也沒有國外精英式的訓練，也不懂藝術的商業經營。比如有些音樂精英們，出去十五年以後還在討論自己是不是大師或者是否成功。而國外的音樂家，從來不會討論這種“大”問題，而是對任何樂譜都能掌握，對任何音樂都會感興趣，也懂得音樂就是一個自己喜歡的工作，要經營，要學習，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國外的音樂家不在乎獲獎，而在乎先活在音樂里，再經營音樂。而我們受過的訓練，既沒有享受音樂這一項——所有的聲音都曾是為社會服務的，能享受嗎？還老得爭論是非——誰背叛了傳統誰標新立異就大逆不道了；更沒有音樂商業訓練，所以一開始經營了反而什麼道德準則都沒有，也沒有美學準則了，反正就是要么當婊子要么立牌坊，就是不能當一個正常的人，去享受正常的藝術。

大家出了國，天地大了，四周都是聲兒，怎麼繼續？我們是誰？把自己放到地上，太傷自尊，在國內被寵得一當普通人就心理不平衡，於是用傲慢維持自我，坐在家裡給自己封大師，可以閉上眼睛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我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不是業餘的！不是民間的！更不是流行的！我識譜！ ！ ……其實, 如果搞西方音樂的，不懂西方意識形態，如同搞中國音樂的，不懂中國畫兒, 你得多少獎也不可能有一個正常的心理狀態去對待自己的工作。你不能享受呀，淨想著怎麼讓人承認了。 查建英：讓人承認，這是個關鍵詞。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承認的政治”，談的就是弱勢民族、群體在心理上那種很深的讓別人——尤其是強勢民族、群體——承認的慾望和需求。我想，這種“讓人承認”的慾望是很人性的，因為在弱者那裡它是與“有尊嚴”連著的，或者換成一個更中國的詞兒就是“有面子”。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這種心理就滲透在我們這個民族的血液中了，咱們可以分析它，也可以反省、批評它，提醒大家別把生活變成“死要面子活受罪”。但能不能改變它我實在不知道，因為一個人在打翻身仗的時候很難享受。就像你提醒張德培：餵，別緊張，悠著點，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聽得進去嗎？他覺得一放鬆他就出局了，一出局他的天就塌了，再精彩的世界也沒他的份了。也就是說，除非他不參賽，根本不操心評委承認不承認他這件事，否則他就很難把打球變成享受。這與教育體制和學習態度有關，與生理、心理條件有關，也與在全球化這個遊戲里中國人所處的地位有關。像桑普拉斯、阿加西，先天條件比張德培優越得多，同樣一路賽上來，風度大不一樣——張德培還算華裔裡極為優秀的，也是美國土生土長，從那個體制培養出來的尖子。如果改成打乒乓球或者下圍棋，那也許局面完全不同了，東方人馬上會顯得游刃有餘。但現在你覺得小小乒乓不過癮了，也要去賽網球，那你玩得的確不容易，因為它不是你這個土壤長出來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