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二章

建英：是不是也和八十年代這批人出國的方式有關。和出去當學生不一樣：你留學你的身份就是學生，你出去就是準備去學習的，心態就不一樣。而這些人出國前已經有了一個成功身份，把你吊在那兒了…… 劉索拉：剛開始這些人總是被邀請出去的，是國家代表，特高興，因為待遇特好，有人接待，如果你是作家，就有機會在大會上演講，還討論你，你以為你就是誰了。 但其實就因為你是“中國的”作家，最後你才明白你他媽就是動物園裡的一個進口猴子，人家看個新鮮！但剛開始有些人以為這下子屁股上補個補丁全世界人都能知道了。隨後呢，如果你趕快回國，你還可以回來接著吹牛，說你在國內怎怎，繼續稱霸；問題是你要沒回來，放棄了國家代表的身份，作為一個普通藝術家留下來，和任何一個在西方的外國人一樣生活，那你就馬上變成零。那些沒有曾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成過功的出國藝術家，他們就沒有這個坎兒，他們什麼都能幹，會認真地去對待謀生問題，也會正視自己與國外的差別，沒有懷舊感，只有往前看，就好辦得多。而這些成功的人有非常可怕的包袱，他們沒有辦法像別的藝術家那樣下去經歷一些真正的生活。這是八十年代給這批人造成的，怎麼說呢……

查建英：心理障礙。 劉索拉：對，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例子，乾脆撒腿跑回來算了…… 查建英：那你覺得有多少人從高處吧噠摔下來了，但又重新站起來了，然後有了一個清醒的自我認識，開始從業餘進入一種專業狀態，往下走，比較本分了，但又沒有因為挫折失去自信或者迷失自我？像有些人就無聲無息了，放棄或者乾脆轉行了，覺得乾這個太難了。要么就在華人小圈子裡邊呆著，拒絕學外語、迴避和洋人交往。有多少人堅持往下走？ 劉索拉：其實只要留在國外了， 你只有堅持往下走。不過是走的方法不同。只要是在國外堅持不改行的，就必須要過那個正視自我的關。我覺得陳丹青就屬於頭腦清醒的那一類。 查建英：他出去的早，八二年。 劉索拉：對，雖然他也很早就有名了，但沒趕上八十年代最寵人的那一段。所以他一去紐約就好像消失了、沉底了，但他其實並不是放棄而是在沉澱，有很長時間在紐約的寂寞思索過程。他畫了好多畫兒，過著藝術家慣常的清貧生活，但是他一直在觀察和思索，從來沒有放棄或者是迎合過，和他聊天兒，不會感到任何那種由於長期迎合而養成的虛假氣或者是小有成功後的虛榮等等，他也沒有因為不能暴富而懷陰暗仇恨心理。說到作曲家，我們班很多同學都經歷了長期的掙扎。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四大才子，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和變化。最近我聽到瞿小鬆的新作品，變化很大，能感到他作為一個作曲家只是把精力全都放在追求音樂的細微變化中，這是純音樂家的本質，只追求自己想听到的聲音。還有郭文景，他沒出國，但他沒有採取“我不出去就不看不知道”的態度，他對各種音樂都感興趣，在國內活得像個學生，出國的時候像個小孩兒，對什麼都樂在其中。他對音樂一直都有特別開放式的態度，一點兒都不排斥從外邊回來的人，比如告訴他點兒新信息，他就會好奇興奮。他在作曲上很有自己的路數，對每一個音符都特別認真的處理，這說明他能保持一種創作上的沉靜心情——至少在大部分時間裡。我們這些人都經歷過很不成熟的階段， 也由於一些架空的名氣就成了爭議的對象。經歷了從中國熱水跳進西方冷水刺激的人，沒給弄殘廢了就算很幸運了。

查建英：其實不出國，敏感的人也應該能意識到自己的局限。當然這裡有個信息和眼界的問題，要沒看過多少東西確實談不上標準。前提是你先要見過真正的好東西，知道什麼是好壞高低，你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有幾兩重。然後你還要有勇氣，敢誠實地承認某些可能對你的虛榮心很不利的事實。 這需要一個比較強的自我，而浮誇的名聲和吹捧擊中的正是人的軟處，哪怕你知道那是面哈哈鏡。好在各種信息透過各種渠道逐漸在傳進來。 劉索拉：外邊的信息會慢慢進來。如果你成心讓自己活著不順心，就別承認現實，閉上眼睛否認一個多彩的世界。但只要你是個聰明開放的人，是個明朗的人，你就敢於說：快告訴我這是個什麼新招！挺好玩兒的！ 郭文景就屬於這種人。他會興奮地聽，也會很明朗地說：你們那一套我不太明白，我現在要做這個。他是個很明朗的例子。

但還有很多別的例子。很多人，無論在小說在音樂上，他們會根本閉眼：我不要知道，別告訴我外邊都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就是牛逼。這種牛逼人也是八十年代的產物，別的時代都造不出這種牛逼人來。也不知道為什麼，八十年代可以給一些名人這麼牛逼的心態。 只有八十年代，才會出現那一批跟老紅軍有一拼的藝術家和文人，認定了這中國現代藝術的江山要由自己打下來，無論時代怎麼變遷，就是不掉下來，我就是大王，你不認我我也是！架不住我們沒有老紅軍的幸運，現代藝術不是政權，它和政權正相反，它的聖殿不在於穩固，而在於變化。就是這個變化，使八十年代的幸運兒們經歷了各種幻象和心理學問題。比如那些關於大師的幻象，突然在八十年代的某天出現在某人面前，某人就以為自己是大師了，沒當了兩天大師，時代變了，自己所處的地域變了，突然又發現自己誰都不是了。八十年代對新藝術家的歡呼聲是從前和後來都沒有出現過的，那種歡呼聲也是一種幻象——我們似乎在經歷西方二十世紀初的現代文藝復興，可等到國門一開放，一看世界，鬧了半天，咱們大家都不過是能識字的紅高粱稈子！這上上下下的感覺是一種特別的心理學過程。也是由於八十年代對成功定義的那種虛榮，就造成了社會上對成功的種種誤會，過分的崇拜名人或過分的仇視名人。幻像沒有砸到自己頭上的人，就會憤憤不平：丫挺的怎麼成功的？丫挺的怎麼那麼成功？我怎麼沒有？ ……大家不議論藝術的實質，老是在價值觀上兜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