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1日下午4時50分，隨著無照商販崔英傑那把帶著烤腸熱度的尖刀刺入北京市海淀區城管副隊長李志強的脖頸，一起城管與商販之間查抄與反查抄的對抗，釀成了北京市城管部門成立8年來第一起因公殉職案，李志強也因此成為北京市城管部門成立8年來因公犧牲的第一人。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崔英傑死刑緩期2年執行。這個判決結果受到了各界的關注，絕大多數人表示尊重法院的宣判結果，包括北京大學法學院著名法學教授賀衛方在內的一些法學專家都認為，死緩是能夠取得的最好判決結果。
城管副隊長李志強最終因搶救無效永遠離我們而去，用生命換來了鐵面無私好城管的美名。儘管他成為北京城管行列裡第一個死在工作崗位上的烈士，但他突然拋下的孤兒寡母和年邁父母，卻要痛斷肝腸。而身陷囹圄的崔英傑遠在鄉下的父母，又何嘗不是整日以淚洗面！
前塵往事，鄉村孩子崔英傑
我只是在法庭上認識當過兵、幹過保安和賣過烤腸的無照小販崔英傑，他的年輕英俊讓人心痛。我也只是在照片上看到已經成為烈士的城管副隊長李志強，他淡然寬厚的目光讓人心碎。本來，他們的生死和我毫無關係。可是，在億萬人民關注“小販殺城管”案件時，作為法院系統的政法記者，我覺得有必要更多地了解詳情，更準確地告知大眾案件真相。況且，我對崔英杰和李志強總有一種非常熟悉的感覺，因為我和他們都生活在北京，這個北京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北京，就像祖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祖國一樣。
而且，我的一段人生經歷和崔英傑類似，都是從一個農村孩子喊著響應祖國號召的口號、怀揣著改變人生、追求富貴的私心獻身國防，都曾在濟南軍區部隊服役，也都曾經是優秀士兵受到過上級嘉獎，後來都為了更好地像人一樣地活著，來到不是我們家鄉的北京。而被崔英傑殺死的城管副隊長李志強來自河北唐山，他和來自河北保定的崔英傑是河北老鄉，他們來到北京的目的也都是為了活得更好一些，更有尊嚴一些。
李志強這位戴著眼鏡、身材魁梧的城管副隊長面目和善、文質彬彬，現在卻只能被定格在遺像上了。李志強之死被媒體廣泛傳播後，輿論在對其殉職表示哀悼的同時，也經由此案鄭重反思歷時10年，爭議重重的城管制度。但是，我不想去討論城管制度的問題，我更不想刻意地把李志強和崔英傑放在“貓”與“鼠”的角度去分析。我只想從人性的角度，或者從社會和諧的角度，提供一個人與人如何和諧共存的血腥標本。
在講述2006年8月11日那個血色黃昏之前，我們必須梳理一下崔英杰和李志強的前塵往事，因為這對於忠於職守的城管副隊長李志強和勉強生存的鄉村青年崔英傑來說，實在是不得不說的故事。
河北省阜平縣平陽鎮各老村，是崔英傑的家鄉。 1983年7月15日崔英傑出生在這個山清水秀的山溝裡。所謂“各老”，當地土語即“偏僻角落”的意思。崔英傑的家鄉雖然山清水秀，同時也是一處窮鄉僻壤。 60多年前，八路軍在這裡轉戰太行，跟日本鬼子做過艱苦卓絕的鬥爭，之後，毛主席帶領中央領導機關在這大山的皺褶裡，指揮解放軍進行了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至今，在太行山區的這個小小村落，老百姓依然很窮，唯一能夠讓當地百姓看到希望的，是那個地方還有幾處小煤窯，出產少量的煤。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崔英傑患有心髒病的母親時常在附近的小煤窯幫人挖煤，以貼補家用，回家的時候，除了牙是白的，別的地方都是黑的。而他患有高血壓的父親在農閒時給人做短工，收入也極其可憐。
崔英傑是家中老四，他的一個姐姐是聾啞人。初中畢業崔英傑就輟學了。他有兩條路可以走出重重疊疊的大山：一是外出打工，二是當兵。
崔英傑選擇了當兵，對於崔英傑來說，當兵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太行子弟對於國家的責任，而對於他本人而言，更是改變人生命運的機會。經過層層選拔，崔英傑來到濟南軍區某電子乾擾部隊服役，成為一名報務員。在服役期間，崔英傑表現良好，平時訓練刻苦，成績突出，榮獲“優秀士兵”稱號，多次在軍人大會上作為典型被點名表揚，並獲嘉獎一次。
兩年後，崔英傑從部隊復員。回到家鄉的崔英傑發現，家鄉變化很大，別人家都蓋了新房子，但他的家依然沒有任何變化，全家依然擠在低矮的破房子裡。而且，隨著兄弟們年齡的增長，娶媳婦成了迫在眉睫的問題。可是，家貧如洗如何娶上媳婦啊。眼下要緊的是要掙錢改變家裡的現狀，給家裡修房子成為當務之急。
崔英傑決定外出打工，他選擇的去向是北京。他的哥哥崔英豪已經先期到了北京打工。但是，除了一副好身板和一身好力氣之外，只有初中文化的崔英傑並沒有什麼特長在城市立足。最後，他像其他退伍的戰友一樣，選擇了當保安。
崔英傑當兵是為祖國站崗，而當保安就難說給什麼人站崗了。尤其是在一些燈紅酒綠的娛樂場所當保安，這讓曾為軍人的崔英傑感到一些不快，但是，為了生存，他只能盡職盡責。 2006年4月，崔英傑來到了位於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的一家餐飲娛樂城上班。公司提供兩頓飯，但是公司要每月扣100元飯費。到2006年8月之前，崔英傑在這裡一共乾了4個月，卻只發了2次薪水，大概1800元。
拿到手的工資崔英傑很快就拿去還債了，因為他還要付房租和支付其他費用。北京的花銷高，房租也很貴，尤其在中關村，他那點工資除了消費之外，幾乎連房租都交不起。
但是，崔英傑覺得，只要能吃苦，有上進心，沒有什麼困難能夠壓垮自己。崔英傑當保安的上班時間是凌晨2點到早上10點，下班過後大家都去睡覺了。他覺得這樣太浪費時間，就在下班之後另找了一個送外賣的活掙錢。跟他一起幹的小保安們看到他那麼能吃苦，都很佩服他。在崔英傑的啟發下，好幾個保安都開始下班去送外賣掙點辛苦錢。
但是，送外賣賺錢還是很少。崔英傑發現在中關村的核心地帶海龍大廈和科貿大廈附近，有一些蹬著三輪車賣烤腸和煎餅果子的小攤，生意非常火爆，一天下來能夠賺幾十塊錢。腦子靈活的崔英傑就打起了賣烤腸的主意。很快，崔英傑買來一輛三輪車，又買來爐子，他的烤腸攤就支起來了。聽說崔英傑下班之後去賣烤腸，他的保安朋友們都去看。娛樂城的一位主管得知後，常常當著其他保安誇獎崔英傑，這小伙子不簡單，這麼年輕的小伙子不好意思在大街上賣東西，而且經常被城管追著跑，一般人都拉不下這個臉。
當一個人還在餓肚子的時候，再談面子問題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就這樣，每天上午10點下班後，崔英傑換掉保安服裝，騎上自己的三輪車去進貨，中午12點趕回中關村，然後開始串烤腸到下午2點，隨便吃點飯後就到下午4點了，這時候崔英傑騎著他的三輪車出來在海龍大廈和科貿大廈一帶擺攤賣烤腸，直到晚上10點左右收攤，吃點晚飯趕緊睡上2個小時再到娛樂城上班。
雖然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滿滿噹噹，雖然每天只睡2個多小時，但崔英傑還是非常知足，因為這樣就有了不錯的收入。買三輪車和爐子等賣烤腸的工具，崔英傑欠了同事1000多塊錢的債，他要多賣點烤腸盡快還債。
在北京生存很難，但依然有很多人來到北京闖蕩，這其中包括崔英傑的戰友。那些部隊裡的好兄弟們跟崔英傑一樣都來自農村，剛來北京沒有錢，崔英傑二話不說，拿起錢就塞給戰友。甚至娛樂城後廚的一個小伙子，剛來北京工作還沒拿到工資，沒有錢花也是崔英傑給的錢。雖然只有十塊二十塊的生活費，但對他們來說已經解了燃眉之急，這些錢都是崔英傑每天賣烤腸賺的。
崔英傑是個看不得別人可憐的人，有一天他正在賣烤腸，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小女孩呆呆地站在他的攤前。崔英傑望著那飢餓的眼神，連忙遞給那個小女孩一根熱乎乎的烤腸，看著小女孩狼吞虎咽地吞下，崔英傑又遞過去一根，直到小女孩打起飽嗝之後，崔英傑才說，小妹妹，你幫我賣烤腸吧，我給你錢，讓你吃飽飯，小女孩感激地點點頭。從此之後，崔英傑的小攤前多了一個幫著賣烤腸的小女孩。
儘管崔英傑在城市的夾縫中品嚐了生存的艱難，但是他能吃苦，他開朗的性格影響著周圍的人，在他的帶動下，他的同事們在當保安之餘，也紛紛出去打工賺錢。在這個別人的城市裡，崔英傑只想踏實地賺點錢，他不想也不敢惹事。在崔英傑打工的娛樂城，因為剛剛上班的前兩個月的保安都沒開工資，有人要鬧著去找老闆要錢，也讓崔英傑給攔住了。
這些困難對於崔英傑來說，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來自城管的查抄。崔英傑知道，跟他一起賣烤腸和煎餅果子的人，都是無照經營，也影響城市環境。但是，崔英傑沒有能力像一個真正的商人那樣填一大堆的表格、辦理一大堆的證件、交一筆又一筆的費用，他根本沒有那麼多的錢能夠堂堂正正地辦理好所有的手續再去賣烤腸，他只能像過街老鼠那樣在城管趕來的時候四處逃竄。
崔英傑的烤腸攤從2006年7月開始支起，前後被城管抄了三次。第一次他跑得快，基本沒損失什麼。但第二次比較嚴重，那天他的手機、錢包都放在三輪車上，結果不知道是不是小偷偷了，還是被什麼人拿了，正在崔英傑在發呆的時候，城管就來查他的攤。崔英傑使勁說好話，但是沒起作用，城管最後還是抄了他的攤，收了貨，收了車，那時候崔英傑幾乎一無所有了。
那次查抄對崔英傑打擊很大。他錢包沒了，手機都沒了，車也沒了，貨也沒了，甚至連希望都沒了。被抄攤那天，房東又催交房租，崔英傑連交房租的錢也沒有了，只好四處借債，以至於連續兩天都沒到單位上班。他的保安同事們看他沒來上班，就去他的出租屋去看他，為了勸慰崔英傑，大家一起喝酒。崔英傑一邊喝著酒，一邊在同事們面前號啕大哭著說：“我每天只睡兩個小時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像人一樣活著嗎？我不想這樣，可我又該怎麼樣？”
但是，僅僅過了兩天，崔英傑開始重操舊業了，因為他給老家打電話的時候告訴父親，自己在幹保安之餘還支了一個烤腸攤，收入很不錯。不久，父親從老家打電話來說，他要來北京看看兒子的生意。崔英傑只好再次找同事們藉了1000塊錢，花500多塊錢買了車，又買了爐子和香腸，準備迎接父親的到來。 2006年8月10日下午，父親從河北阜平老家來到北京，看望在北京又當保安又做生意的兒子。聽說兒子在北京做買賣，父親甚至還帶來一個親戚家的女孩來找崔英傑，讓他幫著找個工作。
為了讓父親高興，崔英傑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委屈統統掩飾起來，快快樂樂地當起了他的烤腸攤攤主。安頓好父親之後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8月11日下午4點多，崔英傑帶著第一天來找工作的小女孩來到中關村科貿大廈樓前，準時出攤了。正是這重打鑼鼓另開張的日子，崔英傑遇到了李志強，他們兩人的人生也由此發生了大逆轉。
寬厚隨和，城管副隊長李志強
接下來我將講述城管副隊長李志強的故事。
李志強的年齡在2006年8月11日被永遠定格在36歲。李志強母親說起兒子的童年時說，李志強是個寬容、隨和的人，性格內向，小時候屬於文靜可愛的孩子，他很少吵架，讀書的時候不吵，執法的時候也沒有吵過。李志強剛剛當城管的時候，連鄰居們都不理解這麼文靜的人怎麼能去當城管。不少鄰居問李志強的父親說，你兒子是乾什麼啊？又不是警察，怎麼整天站在街上。父親將問題轉給兒子時，李志強笑了笑，回答說，自己是為老百姓維護環境。
李志強整天露天執法讓父親心疼，特別是下大雨的時候，回家累得精疲力竭。父親曾經動過給兒子調動工作的念頭，但是李志強說既然乾了城管，就要干好，不准備再換工作。
李志強的父親有到公園鍛練的習慣，一天早上回家時，老人家發現玉淵潭附近橋下有一名男子帶著一個小姑娘，當時天有些涼，但兩人衣著卻很單薄。回到家，父親提起了這個事情，李志強就問女兒說：“人家很冷，你看應該怎麼辦？”女兒想了一想，就走回自己的屋子，拿出一些衣服抱給爺爺。當晚，李志強的父親將衣服給了橋下那個小女孩。回到家，孫女還不停追問衣服人家收了沒有，穿上是不是合身。李志強還曾向全家人提議，捐助了4名貧困學生。
回憶起丈夫，李志強的妻子使用了寬容這個詞。妻子的年紀比李志強小，在妻子發火的時候，李志強從來都是哄勸，從不生氣。一天晚上，妻子看到屋子有些臟，讓李志強拖一下地，但李志強工作很累就沒有動。妻子發火了，李志強便不聲不響地起來，拿起拖把開始拖地。妻子回憶起這件事時抽泣起來：我應該讓他多休息一下啊！
李志強還是個孝順的孩子，李志強的岳父曾經在香山被馬蜂叮了，臉腫得很厲害，岳母打電話過來說晚上不方便，讓李志強夫妻第二天再過去，但李志強堅持連夜過去，陪著岳父輸液。李志強的母親很清楚地記得，幾年前她生病住院，李志強在城管分隊裡儘管很忙，但是每天中午都準時將盒飯送到病床前，還不停問她輸液的情況。醫院的護士們都說，李志強這兒子像姑娘一樣細心。
2006年8月6日，李志強的父母到北戴河，當天他們在北京見了兒子最後一面。 8月10日父母回京時，李志強連打了4個電話準備去接站，但父親都沒讓接，因為他不想讓兒子知道自己回京的具體時間，不想耽誤兒子的工作。但不想就此生死永別，白髮人送黑髮人。提起兒子的殉職，李志強的父親忍不住痛哭，因為李志強去世的那個時間本來是到車站接父母的。
那個時間是2006年8月11日16時50分。
血色黃昏，城管副隊長李志強的最後時刻
2006年8月11日16時50分，這是城管副隊長李志強和小販崔英傑相遇的時間。這個時候，36歲的北京城管海淀分隊副隊長李志強參加城管組織的聯合整治行動，城管車隊從海龍大廈前兜了一個圈，來到科貿大廈西北側。這是北京城管組織的聯合整治行動的第三天，距離這次行動結束時間18時只剩下1小時10分鐘。
此時，23歲的崔英傑剛剛出攤，正在科貿大廈門前賣烤腸，城管的出現讓他措手不及。 3個月前剛剛調任海淀分隊擔任副隊長的李志強和他的同事們封堵了崔英傑的去路。但是，崔英傑並不甘心自己新買的三輪車和爐子被沒收，他苦苦哀求著，手裡拿著用來切烤腸的小刀。
十幾名城管人員圍繞在崔英傑周圍，崔英傑手裡緊握小刀舞動著，他雙手緊緊拽住三輪車，哀求的口氣很軟弱：“把車給我留下吧，其他你們什麼東西都可以拿走，這是我剛剛借錢買的啊。”但是，這種司空見慣的哀求沒有打動城管人員，他們提醒崔英傑說：“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但是，崔英傑並沒有放下右手中的刀，而是緊緊拽住三輪車哀求著：“什麼東西都可以拿走，請把我的三輪車留下吧！”最終，崔英傑的哀求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城管收繳成功開始回撤。之後，崔英傑放棄了努力，退回到巷子中。
當城管隊員協助李志強把三輪車抬到城管的卡車那一刻，崔英傑心痛了，那是他剛剛花500塊錢買來的新車。眼看著裝載著三輪車的城管車隊馬上就要準備離開，這時，崔英傑從人群中再次沖了出來，反手握著那把切烤腸的刀走向李志強。崔英傑曾經親眼看到過新疆賣哈密瓜的商販經過苦苦哀求要回了自己的三輪車，他非常心痛自己的新車，他想最後試一試。抱著這個想法，崔英傑就又衝了上去。
就在崔英杰和李志強擦肩而過時，李志強的手和崔英傑的手碰了一下，崔英傑以為李志強要抓他，接受過良好軍事格鬥訓練的崔英傑揮動著自己手中的尖刀，本能地隨手朝李志強揮去。
對於曾為軍人的崔英傑的這一致命動作，李志強還沒來得及表現出應有的恐懼和反抗，崔英傑就已經把刀子扎在他的鎖骨與咽喉之間，血柱立刻從咽喉處噴出了一尺多高。此時，崔英傑的手中只剩下了一把紅色的刀柄，10.5厘米長的刀片深深地嵌入了李志強的身體裡。李志強本能地用手按住傷口，但是噴湧而出的血在指縫間汩汩湧出。
城管隊員迅速將李志強送往海淀醫院，但是，尖刀深深嵌在李志強的脖子裡，這把刀直接刺在了頸部主動脈，刀口斷在了李志強身體裡面。刀長10.5厘米，寬2.3厘米，李志強的氣管、頸動脈被割斷，體內大量淤血，傷勢十分嚴重，雖然醫院全力施救，仍未挽回李志強的生命。最終，李志強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崔英傑將尖刀插入李志強的脖頸之後，他當然知道自己闖禍了，他扔下手中的刀柄，迅速向小巷跑去。因為城管隊員當時都著急送李志強去醫院，雖然派人圍堵崔英傑，但還是讓崔英傑跑了。
崔英傑逃離現場後，因為手上沒錢，他很快找到自己的朋友借錢，並在朋友的安排下逃到了天津。到達天津之後，崔英傑曾經發短信給朋友詢問李志強的傷勢狀況，但他並沒得到確切的消息。 8月12日早上5點30分，在逃亡了11個小時之後，崔英傑在天津塘沽區被警方抓獲。
被抓獲之後，崔英傑對自己揮刀紮傷李志強的行為供認不諱。但此時，他並不知道李志強已經去世。
“小販殺城管”案經過媒體的報導，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據媒體報導，城管們習慣把每年的8月叫做“黑八月”。因為這段時間天氣悶熱，人情緒容易激動，據估算，與城管發生的暴力衝突75％發生在8月。
也有與城管周旋多年的商販談起自己的經驗時說“要是崔英傑再在這行幹上半年，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了。”因為這些經驗豐富的商販們認為乾這行要用舊車子，收了就收了，損失不會太大。崔英傑剛來不懂，一輛新車值四五百元，他捨不得才殺人。
槍下留人，判決受到普遍認可
崔英傑殺死李志強，這本來是一起簡單的刑事案件，由於雙方當事人的身份，卻成為社會弱勢群體生存權與城管執法合法性、合理性之間博弈的具有標本意義的事件。此案引起了眾多媒體和網絡輿論的廣泛關注。在網絡各大論壇上，網民紛紛對崔英傑灑以同情之淚，眾多學者發出了“慎用死刑、槍下留人”的呼籲。
李志強殉職後，為表彰李志強嚴格執法、不畏凶險、英勇獻身的精神，北京市政府第127次市長辦公會議決定：批准李志強同志為革命烈士。李志強因此成為北京市城管執法機構成立8年來首位因公殉職的執法人員。而在北京市城管系統內，也發起向李志強同志學習的決定，並為李志強建了一個網上紀念館。有一位李志強的同行留言：得知殺害您的兇手已經接受審判了，作為一個同行，感到很欣慰！期盼審判結果早日到來！
李志強殉職後，他的家人謝絕採訪。經過半年多漫長而痛苦的煎熬，作為烈士家屬，李志強的家人在聽說崔英傑的家庭狀況後，在崔英傑殺人案開庭前，主動放棄了民事索賠。
無論如何，崔英傑都要面對法律的審判。而在此案發生之後，法庭之外關於崔英傑案的爭論和關注，從案發起就開始沸沸揚揚地展開了。從陣容強大的法律學者的研討到鋪天蓋地的網民帖子，從痛失同行的城管群體到東躲西藏的小攤販們，從旁聽席上哭倒在親人懷中的李志強之妻到眼中含著混濁淚水的崔英傑的父親，無數人都在即將到來的判決中註視著崔英傑的生死。
崔英傑在北京殺死城管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崔英傑的家鄉，他的親人得知崔英傑闖下大禍後像無頭蒼蠅無所適從，他的父親一次次來到北京，他覺得應該做些什麼卻又不知如何做才能保住兒子的命。經過媒體報導後，崔英傑的家裡收到來自各地陌生人的匯款，附言裡是些安慰的話。老家村民、小學中學、服役部隊、保安同事紛紛寫來求情信向法院證明崔英傑是個好人。
在法院判決之前，對於崔英傑殺人一案大致有兩種聲音：一是崔英傑該殺，二是崔英傑不該殺。而崔英傑在法庭上供述時說：“我根本不想殺他，造成傷害我懺悔，我願意承擔責任。”法庭上說這些話時崔英傑硬朗的臉上流著眼淚。
而自崔英傑得知自己揮刀奪去城管副隊長李志強的生命起，他一直在看守所等待可能隨時而至的死刑判決。
2006年12月12日，“小販殺城管”案在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與崔英傑同時站在法庭上的，是以窩藏罪被起訴、在他逃亡中提供幫助的4位朋友。
檢方以故意殺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檢方指控崔英傑是以暴力手段妨害城管執法人員執行公務，並持刀行凶致人死亡，情節惡劣，後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但辯方反對這一指控，為崔英傑提供法律援助的兩位律師認為，崔英傑的行為僅屬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粗通法律的人都知道，故意傷害還是故意殺人，對崔英傑而言，兩者最直接的區別就是生與死。
庭審中檢方當庭播放了事發現場的錄像資料，這被認為是本案中最為關鍵的證據。畫面顯示，十幾個執法人員圍繞在崔英傑周圍，崔英傑手裡緊握小刀本能地舞動，口氣卻軟弱：把車給我留下，其他你們拿走。城管的聲音在說，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爭執的最後場面是崔英傑的手仍死抓住三輪車不放。 “我哀求他們，什麼東西都可以拿走，就是請把我的三輪車留下，因為那是我頭天剛剛借錢買的。”崔英傑在庭審中形容當時心情。
崔英傑的辯護律師夏霖和李勁松認為崔英傑故意殺人不成立。他們表示，犯罪的故意有兩個特點：一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二是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態度。崔英傑與被害人李志強素不相識、無冤無仇，崔英傑的行為是在挽救自己三輪車的同時，擔心自己人身可能受到強制，急於脫身時一次隨便的揮刀。崔英傑逃到天津後，曾向朋友發短信詢問李志強的傷情，這一點可以證明崔英傑確實沒有預見到李志強死亡的後果，對李的死亡結果沒有主觀上的希望或放任態度。
李志強的妻子旁聽了當天的庭審，當錄像顯示李志強倒在血泊中時，她哭倒在家人的懷裡。李志強去世後，留下了7歲的女兒，考慮到崔英傑的實際情況，她放棄了附帶民事賠償。
在辯護過程中，崔英傑的律師夏霖當庭為崔英傑發表了聲情並茂的辯護，他在法庭上說：“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我的當事人來到城市，被生活所迫，從事這樣一份卑微貧賤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終善良淳樸，沒有偷盜沒有搶劫，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莊嚴地向各位發問，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將心比心，你們會不會比我的當事人更加冷靜和忍耐？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們的公民更幸福還是要使他們更困苦？我們作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這個社會更和諧還是要使它更慘烈？我們已經失去了李志強是否還要失去崔英傑？”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崔英傑殺人案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崔英傑死刑，緩期2年執行。
整個宣判過程中，崔英傑情緒低落。他身著紅色囚服，腳上戴著鐐銬。進門後，他向旁聽席張望著，見到了自己的父母。與數月前相比，崔英傑瘦了一大圈。法庭裡不時傳來老人的抽泣聲。
崔英傑低頭盯著地面，從頭到尾一言未發。當聽到“被告人崔英傑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時，崔英傑的身體稍微顫動了一下，臉上表情木然。當審判長最後念出“緩期2年執行”時，崔英傑的眼睛突然閉上了。在離開審判席時，他再次轉頭，深情地望向年邁的父母。整整10分鐘的宣判，崔英傑幾乎是閉著眼睛聽完的，彷彿他要在心底記住與他有關的每一個字。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判決後的律師會見時，崔英傑對辯護律師李勁松表示，他有求死之心，他接受不了成為殺人犯的心理落差，因為將來待在監獄裡會“給家人丟臉，是家裡的負擔”。但律師勸崔英傑服從判決，因為這是一個公平的判決。最後，崔英傑委託會見律師帶給父母兩句話。他說：“第一，讓我大哥不要在北京乾了，趕快回家。第二，媽媽歲數這麼大了，以後不要再去挖煤了。”
在親自聽了崔英傑的宣判後，崔英傑54歲的母親走出法院大門後泣不成聲。 “我的兒子保住了命。但我知道，李志強也是一個兒子，也有家人。”崔英傑的父親說：“我今年56歲了，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孩子還能不能回來。”他們老兩口計劃去受害人李志強的墓前，替兒子道歉。他們還想向他的家人承諾，盡最大的誠意、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經濟條件，為受害人家長養老送終。
崔英傑的父親最後托律師給崔英傑帶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要崔英傑感謝公正的法律，給他留了一條命。 “這樣，你就有機會成為一個悔過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殺人犯死去。我們希望你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承擔起你的責任，為我們父母，也為被害人。”
判處死刑，但緩刑2年執行，這就意味著崔英傑可以不被立即執行死刑了，這是一個被各方普遍認可的結果。包括北京市城管局對崔英傑的判決結果，也表示“相信法律公正並尊重法院這一判決結果”。
和諧社會，城管和小販最終需要什麼
小販崔英傑殺死城管李志強的案件終於有了一個受到大家認可的判決結果，作為普通公民，現在我們可以鬆下一口氣，拋開那些讓我們頭痛的法律和城管機制問題，來心平氣和地談談在未來的歲月裡小販和城管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們希望不要再出現如此極端的傷心場景。
同情是一種高尚的情感。在中國當下，同情弱者是一種更加現實的情感。同情殺人者，是因為殺人者有時也會是弱勢人群，對弱勢者的同情讓我心如刀絞。但是，當弱勢人群變成殺人犯，在受害者李志強沒有得到足夠的同情以前，在對崔英傑殺人的罪惡沒有進行審判之前，盲目同情崔英傑，對於李志強和他的家庭以及他從事的工作，都是一種不尊重甚至是褻瀆。
當這個轟動全國的大案審結之後，當我們審慎地把這個案子放在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之下進行考量時，對於崔英傑來說，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同情，而是需要考慮李志強和崔英傑如何達到某種“和諧”。
我們無法忘記崔英傑在法庭上流下懺悔淚水時說的話：“我沒有文化，不懂技術，來北京是想用自己的雙手謀生。我在一家公司當保安，發不了工資，只好擺個攤賣烤腸。我不是個十惡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殺他的，我對被害人家屬表示深深的歉意，我願意承擔責任。”
三輪車是崔英傑唯一值錢的財產，也是他所有的希望。試問，有誰在遭遇到這種殘酷打擊下還能保持冷靜？被收繳了承載著他人生期望的三輪車的崔英傑感到萬念俱灰，他和許多來北京飄蕩身無分文的窮孩子一樣，在旁人看來，這輛三輪車不過值三五百元，可在崔英傑心裡，卻是他和他全家的全部希望，沒了它就等於沒了崔英傑的生活希望。崔英傑在揮刀的那一刻也許絕望了，一個絕望的人是什麼事都能幹出來的。誰也不知道崔英傑在這一瞬間都想了些什麼，也許他什麼也來不及想，只是出於一種下意識的本能行動。此時，那把切烤腸的小刀變成了令人生畏的殺人利器，李志強這位城市秩序的維護者，還沒來得及叫一聲就仰面栽倒。
崔英傑需要的和諧，也許僅僅是他沾滿烤腸油漬的手接過的那幾塊錢。而李志強需要的和諧，是這個城市的街道不再那麼雜亂、擁堵。他們需要的和諧都沒有錯，只是在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時間相遇釀成大禍。但是，我們相信，一定會有一種甚至很多種辦法來消解這種“貓”與“鼠”的對抗。
城管所面對的大多是從事個體商販的老百姓。城管作為政府的派出執法人員，理論上應該是“公僕”，理論上必須像對待自己的父母那樣對待這些無權無勢的老百姓。但是，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當作了恪盡職守的“貓”，那些違紀的“父母”在他們眼裡變成了“老鼠”，對待理論上的“父母”，他們通常採用的辦法就是“查抄”。
如果家財萬貫或者生活富裕，沒有谁愿意當沿街叫賣的小販，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須用善良的心態，以規勸的方式，熱情而妥善地處理這類事情。如果城管人員只會通過沒收個體商販的物品進行管理，在人們眼裡就改變了性質。如果城管不尊重一個小商販對於他那架三輪車、那個鍋的所有權，那是國家公職人員嗎？如果城管在執法時首先張揚出來暴力傾向，那他還是國家的公僕嗎？
作為一名為國家站過崗的戰士，退伍後的崔英傑們將面臨什麼呢？他們也許將面臨著失業，也許面臨著貧困。他們在部隊所學的專業、所掌握的軍事技能將怎麼樣得到運用，那些退伍的戰士們希望社會能夠關注那些身懷絕技卻掙扎在貧困邊緣的人們。崔英傑退伍後來到北京，一無學歷二無資本，作為一個退伍軍人最好找的工作就是保安，在被拖欠了好幾個月工資的情況下，他只能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只能在街頭巷尾擺攤賣烤腸。當然，我們不能單純強調崔英傑是不是退伍軍人，因為，無論是誰，只要他是一個公民，都有賣香腸的權利！
其實，李志強和崔英傑都是普通老百姓。從本質上說，他們兩個都沒什麼區別，都是為了謀生。我們不能對李志強的殉職說三道四，因為他畢竟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城管隊長，他為我們這個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們必須對李志強表示無限敬意。崔英傑殺人，就應當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負責。我們該反思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怎麼才能不再發生這樣的悲劇？
在此案前後，媒體也曾報導過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門執法過程中的突發事件。本案雖以最極端的面目突然出現，卻絕非偶然事件，而正暴露了以壓制性手段進行城市管理的製度漏洞和突出矛盾。從更深層意義看，我們還可以說它反射出社會變革中公權力和私權利日益尖銳的衝突。如果這些衝突繼續存在或者無限加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每個城市的每個街頭，可能都正站著一個崔英傑。
城市小攤販和城管的衝突，是近年來我們城市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景象，崔英傑案只是其中最不幸的一幕，但是不管城管的力度如何加強，“無證攤販”等問題始終是一個久治不癒的頑症。但是，要把一個城市動輒幾萬、幾十萬的“無證商販”全給“管”好了、“規範”好了，絕不是靠簡單化的取締和查抄政策能解決得了的。無論多麼發達的城市，在規劃之初，就該留出足夠的空間，給小商小販以低門檻、高效率的經營場所，才能解決市容整潔與現實生存這一看似矛盾的需要。我們的城市管理的觀念要變，不能為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潔淨、整齊、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看不慣的東西都趕出城外。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志強和崔英傑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動城市管理理念的改變進程。在李志強被害之後，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許多城市，對於小商販的管理政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城市劃出專門的區域供小販擺攤，北京對於小商販的經營管理也緩和了許多。
當崔英傑們仍然源源不斷地湧入城市，天地之大，崔英傑們需要一條生存的路，這是擺在政府和城市管理者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毫無疑問，崔英傑殺人有罪，他終究要為自己的衝動不冷靜付出代價。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給崔英傑判了死緩就忘記崔英傑那揮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嗎？那是一聲尋求生存的吶喊，一個催人淚下的對於和諧的呼喚！
沸沸揚揚的“小販殺城管”案告一段落，但我多麼希望看到這樣的場景：在很多很多年之後的某一天，小販崔英杰和城管副隊長李志強在天堂里相遇，那裡是一片多麼和諧的樂土啊。高樓林立的中關村依然車水馬龍，除了金碧輝煌的商場、酒店、科貿大廈，還有留給崔英傑這樣的小商販一塊小小的熱鬧場地，城管副隊長李志強不時幫助崔英傑維持著秩序，而崔英傑快樂地拿出自己剛剛做出的熱乎乎的烤腸招呼著城管哥哥李志強。在那裡，李志強和崔英傑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在天堂的一個三輪車支起的烤腸小攤上，他們正在一起喝著二鍋頭……
那是多麼和諧的一個場面啊，那時候，再也沒有人把李志強當作“貓”了，崔英傑也不會把自己當作時刻逃跑的“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