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8日，北京市建築工程研究院發生了一起令人震驚的兇殺案，該單位8年前被辭退的工程師王衍芳持刀闖入研究院，殺害了前任院長和前任書記。
從工程師到辭退職工，從北大高材生到像死狗一樣被扔出來的廢物，王衍芳忍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打擊。除了第一次打擊是來自天命，他無法抗爭。但後來的幾次打擊，王衍芳覺得給他造成滅頂之災的是研究院，是陸院長和米書記。
王衍芳被辭退後，妻子同他離婚，並帶走了兩個女兒。王衍芳隨之承受了妻離子散的人生第六次打擊，這時候的王衍芳已經失去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他唯一的想法是與那些改變他人生的人同歸於盡。
從2006年10月12日王衍芳被起訴到法院以來，王衍芳殺人案的相關資料在我的案頭已經擱置了8個月，但我卻一直沒有動筆寫這個案子。從開庭到宣判，我兩次旁聽這個案件的審判過程，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但我仍然不知道該怎麼去描述這個被眾多媒體稱之為“逼上樑山”的殺人犯。
我曾經把製造王府井血案撞死撞傷9名無辜者的艾紹強與梁山上的武松作過比較，得出個人恐怖主義的結論。但是，對這個被稱作“逼上樑山”的王衍芳，我至今卻不知道怎麼定位才合宜。我只是常常在望著王衍芳殺人案的捲宗發呆的時候，眼前浮現出電視連續劇中的兩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是“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一節中，林沖揮舞著花槍在山神廟前刺死陸虞侯，此時大雪橫飛，林教頭豹眼圓睜恰似一團火球。那個仰拍的鏡頭，讓人感到復仇後的酣暢淋漓。
第二個畫面是“宋江三敗高太尉”一節中，林沖得知梁山兄弟捉住高俅，提一口單刀直奔聚義廳，要了斷高俅老兒的性命以雪前仇，卻不想被攔在城門下，悲憤交加的林沖一口熱血噴薄而出，頓時昏倒在城門之下。那個俯拍的鏡頭，讓人感到的是無盡壓抑。
對於王衍芳殺人案，我感受到的是一種壓抑。而王衍芳無論是在法庭上還是在殺人現場，他所表現出來的卻似乎是一種酣暢淋漓的快感。
一百零八條好漢上樑山的起因、動機、條件都不相同，但有一條是相同的，那就是“官逼民反”，而林沖的上樑山最能說明“被逼”這貫穿全書的主題。林沖原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受人敬重，生活富裕，有個美滿的家庭。他本無造反之心，然而高俅百般陷害，逼得他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林沖由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到逼上樑山的故事，是“官逼民反”的最典型例子。
林沖是好漢，我們不能不佩服，他殺壞人時我們跟著一起感受某種快感。但是，對於本案中殺死兩位前任領導的王衍芳，我們卻不能把他跟林沖對等起來。因為林沖是無辜被高俅陷害而逼上樑山，而王衍芳卻是因為自己賭博和行為不檢點等原因被辭退，儘管從他個人的感受上是受到了單位領導的不公正待遇。但是，良知告訴我們，王衍芳把自己的人生糟糕境遇完全歸咎於領導所逼並殺害兩位前領導，無論從法律上還是從道義上，都應該受到審判和譴責。
庭審之後，我多次仔細翻閱王衍芳殺人卷宗，直到今天，才在字裡行間發現兩個令人可怖的字：復仇。王衍芳在被單位開除之後整整8年時間裡，他處心積慮地想到和實施的只有這兩個字。那麼，是什麼讓王衍芳會如此毅然決然地用8年時間實施他的複仇計劃呢？
五次打擊，北大高材生落魄18年
比起林沖的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來，王衍芳的來歷也算不錯。王衍芳1954年10月7日生於遼寧瀋陽市，198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學的本科生應該比現在的博士生要吃香得多。
王衍芳畢業後作為高材生進入北京市化工局科研處工作，1982年調到北京東方化工廠研究所。之後，王衍芳與在醫院工作的妻子結婚，並生下一個有殘疾的女兒。為了照顧家庭，1984年王衍芳調入北京市建築工程研究院擔任研究員。 5年之後，根據國家有關政策，他們又生了第二個女兒。
大女兒的殘疾是帶給剛剛組成家庭的王衍芳的第一次打擊，但是，年輕的王衍芳很快走出陰影振作起來，因為這個家庭需要他來支撐。他把精力投入在工作之中，加上他沉默寡言待人仗義，受到單位同事和領導的好評。很快，王衍芳就成為令人羨慕的工程師，在同齡人中，王衍芳是毫無疑問的佼佼者。
王衍芳人生的第二次打擊是1991年。這一年，建築工程研究院成立了一個塗料課題研究小組，一位姓陳的大姐擔任課題組組長，王衍芳是組員。課題研究小組成立不久，研究院陸院長突然把王衍芳叫到辦公室裡問：“你是不是把單位的設備和塗料配方賣了？”
“沒有啊，您這是從哪裡聽來的小道消息啊！”王衍芳以為陸院長跟他開玩笑。
“有人向院裡反映，說是你賣了設備和塗料配方，你還不承認嗎？”陸院長非常嚴肅。
“胡說八道，哪個王八蛋在打我的小報告？你們當領導的憑什麼不查清楚就相信別人的陷害？”脾氣倔強的王衍芳認為自己沒有賣配方，自然不承認這種誣陷。這次與陸院長的談話不歡而散。
回到家裡，王衍芳越想越不對勁，他想來想去，覺得打小報告的就是平時對自己不怎麼好的陳大姐，現在又是自己的組長，一氣之下，王衍芳第二天就從課題小組撤了出來。在之後的3個月時間裡，院裡對王衍芳偷賣設備和塗料配方的事情進行了審查，但最後卻沒有作出任何結論，只好不了了之。王衍芳為此悶悶不樂，覺得領導在有意整他，他跟領導的關係也慢慢疏遠起來。對於工作，王衍芳再也不那麼上心，在一些朋友的帶動下，他慢慢迷戀上了打牌賭博，甚至上班時間也瞞著領導溜出去找人玩麻將，隨著賭癮的養成，王衍芳逐漸將工作荒廢。這些事情反映到領導那裡，更加加劇了領導對他的不滿。
第三次打擊在1992年。這一年研究院里分房子，按當時的房屋分配原則，單位可以將職工的福利住房賣給個人。但在這次單位房屋改革中，研究院因為王衍芳賣設備和塗料配方的事情一直沒有結論，加上此後他賭博耽誤工作，單位就沒有將福利房賣給他。直到院裡其他人的房子都已經辦理了買賣手續，王衍芳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王衍芳沒有從自己的缺點找原因，反而認為是領導在有意整他，他覺得單位的決定就是領導說了算，是陸院長從中作梗。由此，他忌恨上了陸院長。
第四次打擊是1993年那個寒冷的冬天。為了能夠照顧自己患病的母親，孝順的王衍芳把母親在崇文區的房子與同事換了房，王衍芳當時考慮兩個便利，一是換到了自己的住房附近可以照顧母親，二是同事的房子有暖氣，能夠讓母親過個暖和冬天。但是，正當王衍芳的母親住進那間小平房之後，房子裡的暖氣卻莫名其妙地被停了。王衍芳非常惱火，認為是陸院長下令給停的，他只好找到院裡的米書記，但米書記表示不知道這件事情。王衍芳一氣之下又找到上級主管部門反映情況，但是，折騰了一圈兒之後仍然沒有解決暖氣問題。此時已經是12月的隆冬，王衍芳只好將被凍了很久的母親送到大哥那裡。沒想到，母親剛到大哥那裡就大病一場，之後經過醫治，命雖然保住了，母親卻從此一病不起，差點變成了植物人。王衍芳覺得，母親之所以生病就是因為院裡給停了暖氣造成的，由此，他更加痛恨陸院長、米書記了。
此後，王衍芳多次找上級領導反映此事，最終通了暖氣，也幫助其他十幾戶都裝上了暖氣，街坊鄰居都沾了他的光，但經過這麼一番折騰，領導們對王衍芳更不滿意了。
接踵而至的是第五次打擊，這個打擊對王衍芳來說才是真正致命的。 1995年院裡成立了裝飾研究所，王衍芳因為學化工出身，正好專業對口，被分配到裝飾研究所。面對生活日益窘迫，他一度產生了洗心革面的想法，並向領導發誓“再賭就剁一隻手”。但不久，王衍芳的保證便落了空。
研究院是國家差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因此，單位裡的工程師需完成科研成果、專利、發表學術文章等軟指標，或者達到一定收入的硬指標，但這些王衍芳都做不到。 1996年研究院改制，由院長聘任中層幹部，中層幹部聘任職工，當時因為王衍芳的賭博以及和領導關係的僵化，已經沒有科室願意接收他。按照研究院當時的規定，凡無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人員，均由研究院下屬的發展中心接收。 1997年，王衍芳與發展中心簽訂了一年期的勞動合同。該中心規定，每位職工每年需要完成3萬元的盈利額上交到院裡，否則就中止勞動合同。也就是說，如果不能按期上交3萬元，王衍芳就要捲鋪蓋回家。這不是那種獲得某種補償的下崗，而是被辭退，被辭退的職工是沒有任何待遇的。
但是，到1997年底，王衍芳第一年度沒有完成指標，他只好藉了1萬元找院領導，希望院領導能夠給自己一個機會，把沒有完成的指標順延到1998年完成。按照院裡的規定，本應終止勞動合同，但面對王衍芳的請求，發展中心又與王衍芳續簽了一年勞動合同，但在合同期內，王衍芳仍沒能完成指標。 1998年2月，研究院將王衍芳的檔案轉至王衍芳居住的街道，不再與他簽訂勞動合同。也就是說，王衍芳被辭退了。
王衍芳被辭退時，他不敢相信這是事實，畢竟自己畢業於名牌大學，是單位裡的工程師。那一天他依然照常去上班，但單位的人告訴他，說他被辭退了。他跑到單位人事部門和街道一查，才知道是真的。
處心積慮，八年尋槍為複仇
工作了18年的王衍芳失業了，但失業的王衍芳還要養活老婆孩子。被辭退後，王衍芳一直沒找到工作。之後的8年裡，王衍芳生活陷入窘困狀態，因為沒有經濟來源，他甚至賣掉了原單位分配的一套房子，靠房租糊口。自己住在院內母親那間七八平方米的平房內，為了生存，他甚至去扛過大包。
當一個人一無所有的時候，也是最無畏的時候。王衍芳沒房子、沒老婆、沒孩子、沒工作，這時候他單身一個還怕誰？
在離開研究院之前，王衍芳曾找到一位院領導談話，希望化解矛盾，王衍芳曾經留下一句話：“我活是研究院的人，死是研究院的鬼！”但是，領導們僅僅以為這是一種語言上的威脅，當即向派出所報案，派出所也只是來人把王衍芳勸走了事。
沒有人想到王衍芳會真的以死復仇。其實，從1998年3月走出研究院的那一刻，王衍芳就下定決心殺掉那些改變他命運的人。王衍芳覺得，是陳大姐打小報告，自己才落得這個下場，而陸院長和米書記是穿一條褲子的同夥，他最初把報仇的目標定在了前任領導以及陳大姐身上。
殺人需要工具，王衍芳離開研究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準備殺人工具，他決定購買一把槍。
陷入復仇狂態的王衍芳開始了他的“尋槍”之旅，在1998年到2003年的5年時間裡，王衍芳從來沒有停止過買槍。在這5年到處找人買槍的過程中，王衍芳去過門頭溝、昌平甚至河北燕郊鎮，他幾乎遇見誰就讓人家幫著他買槍，而他找的這些人他根本就不認識。王衍芳就這樣瞎轉了5年，結果是槍沒有買到，卻讓人騙去了2萬多塊錢。
被辭退之初，王衍芳也曾試著找過工作，但是畢竟是40多歲的人了，找工作遇到很大困難，經濟方面幾乎一貧如洗。後來加上妻離子散，沒有經濟收入的王衍芳開始自暴自棄，整天喝酒、賭博，逢酒必醉，每次喝酒之後，他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區里大罵領導，多次揚言“要宰了書記和院長”，王衍芳的這些話整個居民樓的人都聽見過，但很少有人相信蔫蔫的王衍芳真的會去殺人。
在買槍復仇的過程中，王衍芳變換了策略，既然領導不讓自己好過，他也不讓領導們過上安生日子。從2000年開始，王衍芳頻繁出現在各級領導的家裡，多次招致民警前來協調。上級主管單位領導、研究院領導、人大代表，甚至轄區派出所，王衍芳都找過，目的就是為了回研究院工作，得到自己應有的待遇。但是，王衍芳的要求依然沒有得到正面答复，倒是王衍芳揚言要報復領導的說法廣為人知。但這些話王衍芳說得太多了，幾乎每次喝酒的時候都要說上幾遍，別人都以為王衍芳是在撒酒瘋，沒人相信王衍芳會真的跟領導拼命。
沒有人相信“狼真的會來”。
到2003年春節前，王衍芳依然沒買到槍，但是他覺得這個時候不能單靠買槍來解決問題了，於是，他準備了兩把刀、一把裝修人員使用的射釘槍和一桶汽油，他原來的打算是先砍死陸院長和米書記，然後火燒研究院。但沒想到，王衍芳趕到研究院時，當時只有米書記一個人在場，而且和顏悅色地跟他說話。王衍芳一看只有米書記和另外一個院領導在場，他決定放棄這次行動。
米書記見王衍芳殺氣騰騰地趕來，也許那天心情不錯，他微笑著問王衍芳：“老王，最近忙什麼呢？”
“我一直想買槍殺了你們，但花了2萬多一直沒有買到，怎麼，你把我買槍的錢給出了？今天你不解決問題我就要殺人放火了！”王衍芳的眼裡冒著絕望的光，死死盯著米書記。米書記讓王衍芳氣勢洶洶的樣子嚇毛了，雖然之前王衍芳曾經多次來找麻煩，但從來都是兩手空空，這次又是菜刀、又是汽油、又是射釘槍，如此大動干戈讓米書記不知所措。最後，王衍芳的恐嚇得逞了，他從院裡拿走了2萬元，回家過了一個還算富足的春節。
這時，樓下的員工聽到樓上有動靜，急忙跑來，見王衍芳拿著血淋淋的菜刀，都嚇得跑開了。王衍芳提著菜刀和黃挎包直奔三樓米書記的辦公室，但辦公室沒有人，王衍芳迅速向二樓找去。此時米書記正在一間辦公室前與幾個同事聊天，王衍芳揮刀直奔米書記而去。米書記見勢急忙從辦公室拿起一把椅子抵擋，王衍芳一刀砍去，因為用力過猛菜刀飛了出去。米書記見狀急忙向三樓跑去，王衍芳二話不說，從挎包裡抽出水果刀緊追而去。在過道裡，一位同事用椅子頂住王衍芳，但殺紅了眼的王衍芳大喊一聲“少管閒事”，推開同事追到二樓與三樓之間的樓梯時，王衍芳從米書記背後捅了一刀，米書記當即倒下。恰好路過此處的工會副主席正欲上前拉住王衍芳，也被王衍芳的刀子劃傷了手。
就這樣，在10分鐘的時間裡王衍芳連殺2人。隨後，滿身鮮血的王衍芳走出辦公樓到路邊打車，準備去買汽油燒了研究院，但是，過往司機沒有一個敢停車。
研究院裡的3名保安得知王衍芳殺人後，一直不遠不近地跟著王衍芳。王衍芳拿著刀對保安說：“給我離遠點，這事跟你們無關。”隨後，王衍芳回到四樓的一間辦公室打了兩個電話。第一個電話是打給110報警：“我叫王衍芳，我在復興路34號院殺了兩個人，你們趕快來！”之後，王衍芳又打給電視台“特別關注”欄目組電話，告訴欄目組的人說：“我半年前寄給你們的信可以打開看了。”
打完電話後，王衍芳拿著刀來到樓頂，此時警察已經趕至現場，將王衍芳圍困在樓頂。在與談判專家交談近1個小時後，王衍芳被民警制伏。
被捕後，王衍芳對殺人的事情供認不諱。
2006年9月25日，在案發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王衍芳被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殺人罪起訴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法庭上，王衍芳對自己殺人的罪行供認不諱。
2006年11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王衍芳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給絕望者以希望，是社會和諧的起碼底線
王衍芳目無國法，殺人手段狠毒，實屬萬惡不赦，似乎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但3條人命，3個家庭，頓時毀於一個不理智的報復。王衍芳的殺人動機難道不該令我們感嘆深思嗎？
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如果不是王衍芳賭博不上班，甚至還有倒賣設備和塗料配方的行為，領導們會為難王衍芳嗎？難道兩位領導就一定是害得王衍芳妻離子散、生活無著落的直接仇人？也許是因為當時研究院的某種規定或者集體討論，院長、書記不得不這樣做，也許是因為院長、書記辦事不太圓滑結下了仇恨。因為他們當年恰好在那個位置上，他不得不為王衍芳的仇恨承擔風險。
但在本文中，我們應該還注意到一些關鍵詞：改制、承包、辭退、返聘……，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一個單位“改革”的歷程。王衍芳參加工作不久就成為研究員，說明他不是什麼也乾不成的草包。但是，現實的情況是，經過一次次人生打擊，1998年44歲的王衍芳最終因為單位“改制”被實實在在地淘汰了。
如果將一些單位“改制”的措施比作“地圖”，這些措施就是一把軟軟的看不見的匕首，被這把匕首所傷的人，更多的是自己舔舔傷口繼續掙扎在人生的苦旅中。但是，總有不堪重壓的人會就走極端，王衍芳就屬於後者，而兇手王衍芳在殺人時連“地圖”都免了，直接舉起菜刀就砍向領導，這種行為令人髮指，也令人深思。
善待別人就是善待自己，那些現在手中還有些權力的領導們需要記住。
當然，把離開單位8年的王衍芳的犯罪原因完全歸罪於企業、甚至歸罪於改革和領導，也是毫無道理的。根據有關材料證實，研究院在兩位被殺害的老領導帶領下，獲得幾十項省部級科技獎，其中陸院長個人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是享受國家級特貼的國內知名專家。他們領導的研究院年收入由幾百萬元發展到上億元，連年被北京市評為北京市科研院所中的前十名，科技人員收入大幅度提高，研究所的廣大員工非常愛戴、尊敬這兩位老領導！
猛一看，這起血案猝不及防，突然發生，是偶然事件，但要看到王衍芳的複仇已經醞釀了8年，王衍芳早存害人之意、殺人之心。試想，在這漫長的8年之中，倘若有一次有效的思想工作化解他與單位日趨激化的矛盾，倘若有一項得力的措施使他平靜下來，倘若事前能夠讓他放下罪惡的屠刀，只要在某一個環節上製止了，都不至於釀成這起血案。很可惜，直到王衍芳殺了人之後，人們似乎才知道他真的敢殺人，而且連奪兩命。人死不能複生，他的罪惡造成了幾個家庭的悲劇，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和難以挽回的損失，代價實在太大了。
要改變王衍芳在工作、生活中的態度，要阻止他殺人的暴行，外因還是應該也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的。很重要的一條，是要讓他能夠看到工作的前景和生活的希望，體會到人間的關愛和社會的溫暖，同時要讓他知道國法無情。總之，要讓他明白是非和利害，抱有生活的希望，也要對國法有所畏懼。我們的每一個乾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應該關心一下身邊那些需要關心的人，幫他們一把，也許就拔掉了引爆仇恨的“導火索”，就會使他們放下將要舉起的屠刀，也許就會平安無事了。怕就怕冷漠、推諉和敷衍，更怕的是火上澆油激化矛盾。
這篇文章不僅僅是為了向大家講述一個刑事案件，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其意義遠遠大於關注個案事件本身。建立和諧社會不是遠大的理想，而是切實的工作，這個工作就是建立起公平的製度。制度不公平，多數人的利益受損，那就必然導致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
不患寡而患不均，古往今來同一個道理。給無路者一條路，給絕望者以希望，不是出於道德要求，而是社會和諧的起碼底線。最近電視台在播演《貞觀之治》，魏徵勸諫李世民的一句話到今天還很管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王衍芳臨走的時候留下一句話：“你們等著，過了春節我再來找你們談！”院裡怕王衍芳再來鬧事，連忙加強了保安力量，天天在辦公樓前巡邏。王衍芳得知後對一位院領導說：“你們不要那麼劍拔弩張，既然我說節後談事，在我限定的期限內不會有任何事情。”
果然，在將近1年的時間裡，王衍芳沒有鬧事。但是，到了2003年年底，見研究院依然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主動找自己談，王衍芳再次找上門去，為自己當年買房子的事要說法。為了防止王衍芳繼續鬧事，在當地派出所所長的主持下，2003年12月17日，由研究院工會主席和王衍芳簽訂了一份《關於王衍芳購房問題的決定》。研究院決定王衍芳以1992年房價購買他所居住的單位一套福利房，同時免去王衍芳拖欠的房租、采暖、水電、衛生費用2.7萬元，條件是王衍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院里和院領導解決任何問題。
王衍芳也在“決定”上簽字，承諾不再要求院裡解決任何問題，同時表示原先發生的事情請院里和派出所領導諒解。
就這樣，王衍芳以一萬多元的價格從單位買到一套房子，當時，王衍芳非常高興，此後的幾年裡，王衍芳按照自己的承諾，果然很少來再到院裡找領導的麻煩。
但是，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王衍芳復仇的決心猶如一根導火索，從來就沒有改變過燃點，只是沒有遇到電光火石的那一瞬間。
圖窮匕現，工程師血濺研究院
2004年2月，王衍芳將剛剛買下的房子賣了出去，他需要錢養活自己殘疾的大女兒和正在上學的小女兒，還要為臥病在床的老母親治病。但是，2006年春節前，王衍芳的母親真的變成了植物人，沒有辦法，王衍芳只好把母親送進了敬老院。這件事情對困頓不堪又非常孝順的王衍芳來說，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8年前那個殺人的念頭不可遏制地被點燃了！
王衍芳不能不拿自己跟陸院長和米書記作比較，他們都是退休後仍被返聘擔任領導，但王衍芳8年沒有工作，而且沒有申請下來低保，天天自己生悶氣。王衍芳對此極其憤慨，心想自己因改制被解僱，可領導退休還當官，他的內心極不平衡。在這種想法的支配下，王衍芳再次去單位找領導，每隔幾天就去找他們討說法，要求解決工作和生活問題，但始終沒得到解決。
2006年1月8日，王衍芳找到退休後返聘的陸院長談了10分鐘，讓陸院長半年內給自己一個說法。之後，王衍芳轉身來到派出所找到所長說：“我從今天開始活膩了，說不定哪天我要殺人，為了這一方水土保持安寧，你把我抓起來吧！”
但是，忙於工作的所長安慰王衍芳說：“你的事情我們再調解調解，你回去等我電話吧，好好過個年！”
回家後，王衍芳寫下了一份《一個男人的自白》，並把這份自白郵寄給一家電視台的“特別關注”欄目組，王衍芳在信封上特別註明，讓收信人半年後才可以打開看。
沒有人知道在這半年時間裡，去意已決的王衍芳是怎樣過的，按照他自己定下的時間表，2006年6月8日是半年的最後期限。但是，在這個期間，沒有任何一位領導主動來找王衍芳談，也沒有任何一個知心朋友能夠從旁規勸。
2006年6月1日，王衍芳將自己那間六七平方米的平房過戶給了小女兒，又將房子以小女兒的名義租了出去，並預收了3個月的租金3600元錢，隨後馬上就拿去還了所有賭債，還完之後，自己身上只剩幾十塊錢。
拿著這點錢，他已經無處可去，最後王衍芳只好擠在院子裡一個熟人家住了幾天，靜靜等待著6月8日的來臨。
2006年6月8日上午10點30分，王衍芳肩挎一個黃挎包來到了研究院，他的挎包裡是一把菜刀和一把一尺多長的水果刀。王衍芳揣著利器先來到四樓陸院長的辦公室，由於這幾年來王衍芳老跑到辦公室找領導，雙方雖然經常在屋裡吵架，但也未動過手，因此進門後陸院長對他沒有提防。王衍芳進門後把房門反鎖上，拿出尖刀對陸院長說：“我原來告訴過你我活夠了，今天是來帶著你一塊走的。”
陸院長一看王衍芳拿著刀，連忙上前抱住王衍芳，大聲喊著：“你要幹什麼？快來人啊！”但此時菜刀已經雨點般砍在了陸院長身上，陸院長當場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