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胡同里的“貴族精神”
北京與上海不同，晚清以來，這座城市從未像上海那樣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商埠存在過，城市平民的生活也從未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過長的政治化歷史嚴重地遮蔽和剝離了北京作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號化的“首都”。
於是，政治成了北京生活的鹽，沒有政治，北京人和北京生活就會變得寡淡無味。
有一項關於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座城市居民總體閱讀習慣的調查，結果發現北京和廣州期發量最高的都是都市日報，上海是生活服務類週報，深圳是文摘類雜誌。在北京銷售量最大的報刊類別是新聞類報紙，這一類別的報紙包括以《北京晚報》和《京華時報》為代表的都市報，以《參考消息》為代表的國際時政消息報，也包括以《南方周末》為代表的綜合類週報，這一類報紙在北京，無論是進入期發量前30名的報刊種類數量，還是占前30名期發總量市場份額都明顯地高於其他城市，以11種和54.35%的市場份額佔據絕對優勢的統治地位。
愛參政議政是北京人的特點，而社會生活的廣泛政治化，也使這座城市形成了其獨有的性格：自居天朝的“正統感”、“恥於言利”引發的服務業落後，以及強烈的門第意識，等等。天朝心態
有人說，上海人排外，是因為他們崇洋，以“雖是土雞生的蛋，卻是洋雞孵的蛋”為豪；燕人排外，則是因為他們媚上，以“天子腳下，舍我其誰”為榮。
自1421年明成祖遷都北平，改北平為北京，至1928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復改北京為北平，北京在五百餘年間一直是中國的首都。清末民初，滿漢雜處，而且大量來自外地的官吏、教員、學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獨有的公共空間。
正如作家趙園所說，老北京就像“一個久歷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說像破落的舊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維持其氣度的雍容高貴”。然而這種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說，老北京人講究的是“倒驢不倒架”，那麼，舊上海的信條則是“笑貧不笑娼”。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在舊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齊整，衣服不光鮮，那麼，一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地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門了會不許你走正門。”這時，聲稱自己姓羅曼諾夫或愛新覺羅是沒有用的，那隻會引起哄堂大笑。
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貴族，雖然也會感到“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但仍不難通過別的東西，比如自己的氣質、風度、本事，贏得他人的尊重。哪怕這本事只不過是會看點兒風水，批個八字兒，唱幾段京劇或單弦牌子曲，懂得養鴿子養鳥養金魚的章法，也能讓他不失體面地活著，在吃棒子麵窩窩頭就鹹菜喝粥時不覺得“跌份”。
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階層區分極為鮮明。政府官吏和知識分子，幾乎組成了另外一個城市。完全可以想像，多數來自外地的知識階層與北京民眾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隔膜，北京作為首都又是怎樣將舉國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學風潮上。與上海和南方的理論研究注重實用、圍觀、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的知識分子特別熱衷於那種整體的、宏觀的、戰略的和方案的研究。那些身處國家機關和權力中心的知識分子，處於“中央的”信息圈之內，便潛移默化形成了一種“中央思維”，往往不自覺地用政治家的思維模糊了理論和學術研究的客觀立場。
顧頡剛就於1925年感慨道：“我們一班讀書人和民眾離得太遠了，自以為雅人而鄙薄他們為俗物，自居於貴族而呼斥他們為賤民。弄得我們所知道的國民的生活只有兩種：一種是做官的，一種是作師的：此外滿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兩種為了娛樂而連帶知道的優伶和娼妓的生活）。”
正是這種天朝心態，在政治中心的巨大官場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京人成了中國最崇尚政治的一群。
話劇中常四爺就因議論時政而入獄，王掌櫃也不斷地提醒茶客“莫談國事”。數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著潮來潮去、城頭變幻，北京的命運與國家政治的風吹草動息息相關。關心政治就是關心自己，這幾乎成了所有北京爺們的共識，“天朝心態”也就不足為奇。
所以我們常常能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有這樣一位北京青年，留美歸國後擔任美國某大公司的中國總代理，這個職位在別人的眼裡也許風光無限，但他經常處於一種心靈的煎熬之中，因為每做成一筆生意，就意味著他替美國人在中國賺了一筆錢，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權勢者在對外合作中的中飽私囊，他更是痛苦異常。為了解脫自己，他最終辭去該職，再度赴美工作。三年前一個小老闆給北京一家青年雜誌寫信，傾訴自己內心的苦悶：經商過程中道德在沉淪。由此在該雜誌上引發了一場討論。但廣東人卻對此事嗤之以鼻，他們說：有什麼好討論的？該干嘛幹嘛就是了！
正是天朝心態讓這位北京青年油然而生一種“正統感”和民族大義，這是北京人性格中的可愛之處，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治”對北京人生活的重大意義。
然而，正如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一書中所說：“政治的泛化，造成了一種政治化思維，其表現之一，是宏觀思維。這是那種居於中心或高層的人居高臨下、從大處著眼的俯視角度。”
比如文化藝術現像在北京最容易引起轟動，這在很大程度是由於北京各階層對文化藝術強烈的政治關懷。其參與和投入的程度之深，是上海人難以想像的。上海人通常只以“好看”、“不好看”這樣的平常心看戲和評論。而在北京，人們則會從政治背景、人事關係、領導人態度等各個角度分析、揣摩、猜測、評論，搞得滿城風雨。也確有各種人物在這一過程中或察言觀色，或推波助瀾，演出各種各樣的活劇。
易中天說：“北京人和廣州人也都多少有點看不起外地人。不過，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歡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而更多地是稱他們為'地方上'。這當然蓋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區'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則北京人，也就當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麼風，首先就會吹到北京人那裡，而北京人當然也就'得風氣之先'，至少也會聽到許多外地人不足與聞的'小道消息'。這就足以讓北京人對'地方上'持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種政治上的優越感，並不帶社區優越的性質。”
北京正是穿著政治的外衣，借助“首都”的身份，才顯得活色生香。如果剝離掉“首都”這個符號，那麼北京還剩下什麼？楊早（《北京的城市性格》）說：“被剝離了'首都'符號的北京，說好聽點，叫做'文化城'，當年漢花園的一班詩人，徑直便叫它做'邊城'。可不是嗎？中國的經濟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慾與邊防需要（明），或是意圖保持統治者與發祥地的血脈連繫（清），何苦將首都放在與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遙的華北，讓漕運成為一件耗力費時的大難事？”他認為，“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懸空的城市，消費著'首都'的種種，如政治權威、文化發達、金融便利，等等。”
社會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意味著輕商、輕民生和非生活化的傾向。
對於北京人的輕商觀念，楊東平的觀點是：
由於北京人牢固的尊卑貴賤的世俗觀念，許多北京青年寧可讓家長“飼養”而不願到服務業工作（大賓館大飯店另當別論）。至今北京的裁縫、修鞋、修傘、修表、配鑰匙、彈棉花、賣早點、當保姆之類工作，幾乎清一色是南方人，尤以江浙和安徽人為多。一位外地來的“打工妹”感慨北京的錢實在太好賺了，她說：“北京的大街上到處是錢，錢都沒腳沒脖子了，北京人就是不願彎腰去撿一下。”比較而言，上海人對自食其力的小手藝人也持一種無所謂的平常心，沒有特別的歧視，普通人如果有一技之長（例如會燒菜、會打家具）還會受到朋友、長輩的尊重。在北京，這可能被視為不屑一顧的雕蟲小技。
所以，你就不能怪近幾年北京人頻頻跳起來呼籲“限制低素質外來人口進京”，在他們眼中，那些提供他們日常生活的小商小販，儼然都是導致社會不安定的“下等人”。而這類戲碼演多了，也就不好怪全國人民誤會，誤會北京真會幹出“奧運期間驅逐農民工”的事情來了。
近年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北京人的商品意識大幅度提高，在全民經商的熱浪中，經商開始成為最時髦和榮耀的選擇。
但是，北京的商業並不純粹。因為政治和權力中心的緣故，從歷史上看，北京的商業者首先是一種權力商業。在過去，從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權力抓錢，京都生意場都是官商的氣派。在新時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點。原商業部部長胡平先生說：“京派新商人一般從傳統商人和政府官員中脫穎而出，經商方式比較多地表現為權力的轉移。北京市場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場面卻最多。主要是因為北京信息豐富。可以說權力和信息構成了京派的經商特色。”
由於自身濃重的“政治情結”，北京商人儼然像是政治家，朋友聚會就像是政治家沙龍。北京商人侃起國家大事、政治形勢，就像高山流水，氣勢磅礴。因此，有順口溜說，“北京人侃主義，廣東人談生意”；“北京街頭多口號，廣東街頭多廣告”。北京人腦袋裡裝的除了賺錢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聞，胸中存的是獨到的政治見解。有人曾戲言說：在北京街頭，隨便挑幾個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夠得上外地縣長一級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時，多喜歡帶點官味，愛打政治牌。
而且，他們幾乎十分相似地熱衷於掙大錢，不屑於掙小錢，不知薄利多銷之類的為商之道。因此，與民生密切相關的餐飲業等，經數年的發展，仍處於質次價高，狠心“宰”人的水平，遠遠差於廣州、上海、武漢等大城市，甚至也不如瀋陽、哈爾濱等北方城市。
就商人而言，關心政治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鑽到政治裡，這勢必導致市場意識的淡薄和遲鈍，而商業行為容易隨長官的意志變化而變化，對官場負責有餘，對市場負責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緒往往對市場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企業容易染上投機色彩，表面文章做得有餘，實幹苦幹精神不足。企業對市場缺乏敏感，官場考慮有餘，市場開發不足。商人缺乏對商業的忠心，官氣有餘，“商氣”不足。
北京人“恥於言利”的輕商觀念，是服務行業落後和服務人員態度惡劣的根源之一。
對於這一點，有網友不無調侃地說：“在北京，你如果想要享受什麼說得過去的服務的話，那還是趁早回家，洗洗睡吧，除非你是他大爺。”
北京人都有著與生俱來的優越感。有句話叫，“北京人眼裡，離了北京都是地方。上海人眼裡，離了上海都是阿鄉”。所以，在北京，有頭有臉的先不論，就算再不濟，也是皇城根腳下的人，也是爺。夏天光膀子在街上晃悠的，還叫“膀爺”呢。外地人去王府井大街走走，不買東西還好，要買，多一半會被氣出一肚子氣來。儘管王府井百貨基本上年年都出勞動模範、服務明星，等級從市到國家，一個不落，但金街、銀街的眼神還是那樣白多黑少、語氣還是那樣的高低失調，態度還是那樣冷熱顛倒。
而最能集中體現北京服務行業質量的，恐怕就屬這城裡的公交車了，儼然一個微型的北京社會。
許多到北京出差的上海人，包括許多北京人都有過這種難堪的經歷：下車時在售票員的逼視下和眾目睽睽之中，狼狽地上下搜尋，找不到上車時購買的車票。
北京與上海的公交車控製售票的方法，前者是控制出口（下車時驗票），後者是控制入口（上車時購票）。在上海乘車，服務規範的售票員會主動提醒每一位剛上車者立即購票。他們的本事在與，絕不會混淆剛上車未買票的乘客與已經買過（或出示過）票的乘客。這兩種辦法在提高購票率上的作用估計差不多，沒有明顯優劣；但是，在上海乘車顯然感到比較輕鬆、友善和自尊，不必像在北京將票攥出了汗，唯恐下車時摸不出來。此外，控制出口對售票員來說比較簡單易行，不像控制進口那麼費心。
這正是兩地管理行為的區別所在：北京是從司乘人員角度出發的，而上海則是從乘客出發的。
直到1980年代初，北京老式的公共汽車上，售票員往往不能坐著工作，而是最後一個上車，在人群中穿插擁擠售票，勞動強度較大。近年來，北京的售票員才和上海一樣，在固定的座位上售票——但是他們佔據的空間未免太多了。為了方便他們售票，拆除了兩個乘客座位，從而使他們可以從後門座位處走到靠近中門的位置無需別人傳遞而直接售票。在如此有限的空間和乘客如此擁擠的情況下，拆除兩個座位以方便售票員購票，這在上海是絕不可想像的。
至於北京公交車售票員與乘客的關係，女作家徐坤在她的《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中有過一段生動描寫：
吃過飯，他們又乘上公共汽車慕名趕往琉璃廠。一路上，聽售票員的報站，牛皮烘烘，嘴裡像含塊糖球似的，嗚嚕嗚嚕，含混不清，又說得飛快，舌頭一打卷，一嘟嚕，“下一站，XXXX……”就報過去了，啥也沒聽清，像成心為難外地人。早上這會兒車里人多，看不見外面每一站的到站站牌，陳米松怕坐過站，就問售票員：“同志，琉璃廠到了嗎？”
那男售票員一聽他是東北口音，連臉都沒扭轉過來一下，仍盯著窗外看天，半搭不理、有氣無力地說：“沒吶。”
陳米松只能自己繼續費力地透過人縫看到站的站牌。下一站，售票員報的站名又沒聽清，陳米松忙又問：“同志，琉璃廠到了嗎？”
售票員不耐煩地白了他一眼：“沒呢。自己聽著點報站。”
陳米松說：“同志，你能不能把站名報清楚點？”
“怎麼著怎麼著，有嘛不清楚的？”售票員挑釁似的，聲音一下子高八度，彷彿剛才他還無精打采、百無聊賴，現在卻一下子興奮度被提升起來。
“你這是什麼態度？”陳米松血氣方剛，一股火也竄上來了。
“我就這態度能怎麼著吧？”
“你……找你們領導來。我不跟你說話。”
“嘿，我說你這人，怎麼著？領導？我就是領導，你說你想怎麼著吧？”
旁邊的乘客忙勸陳米松：“算了，小伙子，算了，算了。”
毛榛也在一旁膽怯地扯了扯陳米松衣角，叫他不要再說。她真不知道，北京人的服務態度怎麼會是這個樣。
她還不知道，凡是初來乍到北京的外地人，都會先被北京的司售人員來這麼一個下馬威。幾乎概莫能外，誰都被他們給打擊、折磨過。
北京的公共汽車的售票員，最先用他們嗚嚕不清的北京兒化音，用他們舌頭捲曲得特別過分的當地土話，顯示他們京腔京韻、生活在皇城根底下的老大自得和優越感，給初來乍到的外地人一個擠壓式的印象，讓他們立刻自慚形穢，從此就封住喉舌。
不就是仗著說了一口北京話嗎？有什麼可高傲的？
毛榛忽然覺得，又失語，又失落。
誰要是先看過北京天安門的紅色，然後再遭到北京人用兒化音的一頓奚落，誰在這塊地界上就什麼也不敢說，什麼也不能做了。
真的是又失語，又失落。
徐坤說：“這簡直是一種創傷性體驗。外省人進北京時的創傷性體驗。這種創傷性體驗，在他們進北京之初、在每一個人進北京之初就在心裡打下了，活活被那些臭服務員的一嘴京油子給鑿打上的。從此以後每一個外省人就要為成為一個北京人、一個里里外外都散發著北京味兒的北京人而抗爭。”
再自信的外省人到了北京，都要經歷他在北京的第一課，北京公汽上的售票員是他們共同的老師——傲慢、自大，並且不容於人。這就是與北京相遇的“初夜”，再也無法忘記。
外省人這個時候最理直氣壯的回擊就是，北京再好，還不是全國支援的？可是這種回擊又是多麼的不堪一擊，女售票員會立即跟上說：那怎麼不支援你？
沒有一個外省人是得勝的，他們幾乎都是落荒而逃。北京城上的無形光環就把他們嚇住了，那是一種北京情結，他們都是被自己的北京情結打敗的。
若非要論到售票員與乘客的關係，上海顯然比北京好得多。在上海乘車，兩者之間是一種互相幫忙的關係。售票員經常號召“老乘客幫幫忙，往裡面走走”，或讓乘客幫助他“擺渡”（轉遞售票員夠不到的錢、票）。在上海擁擠的車中，靠乘客“擺渡”是主要的售票方式，乘客之間互相“擺渡”（接力）也已成習慣，售票員和購票者都要向擺渡者致謝。而這在北京遠未成為習慣，這正是北京售票員佔據更多的空間，自己走到中門處售票的客觀原因——文化的原因。
門當戶對，聽起來就很老土。但這正是從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產生出來的，北京人重門第、重學歷、重背景的傳統，恰恰與政治化相關。
尤其在北京的上層，門當戶對的婚姻仍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如果你看到一位堪稱英俊的男士，他的妻子卻顯得似乎不太般配，那麼你可能會被告知，她是某某人的女兒，那位男士的內心顯然很平衡。
易中天用“圈子意識”來概括北京人強烈的等級觀，以及各個階層之間涇渭分明的差別與難以融合。 “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還有許許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機關、學校、工廠、醫院，一律高牆大院，壁壘森嚴，自成系統。北京人，就生活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裡，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圈子意識'。儘管現在大圈子（北京城牆）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漸次消失，但'圈子意識'卻已成為北京人的一種'文化無意識'，積澱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層，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種文化性格”。
國內知名的調查機構零點集團公佈於2006年4月開始中國城市宜居指數的調查，歷時近一年時間，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深圳、大連、濟南等20個城市的2553名18-60歲常住居民進行入戶訪問。並根據這項調查公佈了《中國公眾城市宜居指數2006年度報告》。
其中，在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北京包容性居全國倒數第二”，這一消息立刻受到公眾的強烈關注。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淪落到如此地步，恐怕和北京人的優越感和強烈的等級觀密切相關。
所謂包容性，是指外來人不僅可獲得經濟物質條件的滿足感，還能迅速融入當地文化，融入當地生活圈子，安居立業，獲得深層次滿足感。包容性的調查包括：溝通、就業、就學、做鄰居、子女結婚等七個問題。結果表明，在我國的主要城市裡，尤其是北京，本地人對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見那麼高。
一個外來者想要融入這座城市的主流社會，是非常有難度的，尤其是當這個外鄉人在這座城市裡毫無背景。
劉典（化名）就真正陷入了北京人的門第意識，無法前行，甚至產生了窒息的感覺。因為他愛上了一個北京女孩，甚至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對方父母卻以“門不當，戶不對”這個在劉典看來，只可能出現在十點檔古裝肥皂劇中的台詞，來阻止他們繼續往來。
28歲的劉典是個開朗的江西小伙，2007年在北京一家國企的內刊當編輯至今，善交際，人緣好，經常能賺到外快，因而收入還算不錯，但靠他這點工資在北京買房是肯定沒戲的。不過，劉典從不以為這是個問題，因為女友艾麗（化名）不僅與他是同事，還是他的頂頭上司——這本內刊的主編，收入自然不會比他少，兩個人即便在市中心租房，生活也可以很優質。而且比他年長五歲的艾麗，也是看中了劉典的熱情和真誠，別無他圖。
但是，艾麗的父母態度卻越來越明確——反對，堅決反對。起初，看到女兒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外地小子領回家，母親沒有多說話，劉典便以為未來的岳父岳母是默許了。不曾想，當劉典再次登門，表示要和艾麗訂婚時，被明確拒絕了。
“因為小麗說她父母很傳統，所以我想訂婚的事情也弄得正式一點，就特意把我媽從鄉下老家接過來，一起上門拜訪。”劉典回憶起半年前的事，仍餘怒未消，“誰料到，居然讓我親媽被別人夾槍帶棍地奚落了一通，一個農村老太太，這輩子頭一回上北京，愣是被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很慚愧！”
雖說，艾麗的父親不過是個小科長，但因為手握實權，所以平時上門巴結的人倒也不少。母親是某區的婦聯主任，做慣了大小報告，更是官威十足。兩人將近四十歲時才生了艾麗這一根獨苗，所以從小就呵護備至。對於寶貝女兒的終生大事，兩位老人步調一致，一定要找個“門當戶對的官家子弟”，否則“不成體統”。周圍的親友也輪番上陣，一起遊說艾麗，讓她不要被情沖昏頭腦。
劉典說，自從那次“登門提親”鬧得不歡而散之後，艾麗請了幾天病假沒來上班，回來之後對他的態度就冷淡不少，兩人此後雖然也一起逛街、吃飯，但再也沒提起結婚的事情了。
至於今後的路要怎麼走，劉典很困惑。他說，艾麗前不久表示她正在準備出國，想去國外進修服裝設計。劉典說：“也許這是故事最好的結局，總好過'門不當，戶不對'被踢掉，聽起來遜斃了。”對於艾麗要出國的事，劉典隻字不提“挽留”，女友也沒要求他等她，因為“大家心裡都清楚想留也留不住，那就隨它去吧！”
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說出了自己的夢想，“讓自由的人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是全國人民的首善之區。但如今的事實卻是，一個外省青年通過自己努力可以得到一個單位的肯定，成為在京城里居住的一份子，卻很難讓這個城市接納其為新市民，仍然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排擠，這不僅僅是北京的“戶籍之痛”，更是這座城市的“文化之痛”。
全國人民已經一次次見證了北京戶籍面具下的“傲慢與偏見”，但這樣的戲碼還在變著法兒地於這座城市的各個角落上演，橫亙在衣食住行，甚至愛情面前。
一個城市給外來人口設置的藩籬越多，越是能夠看出其背後的狹隘和偏執。它的宜居指數和開放精神就值得懷疑。 “北京包容性居全國倒數第二”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按照陳獨秀在一文中的說法，“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顯然，所謂“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氣質和審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為重要。所以，貴族精神其實無關乎門第和血統，也無關乎身份和地位。
易中天認為，“貴族精神既名之曰'貴族'，也就並非輕易可以養成。它多半是在優勢的文化教育環境中熏陶出來的。所以，它不大可能產生在鄉村，而基本上只會是城市文化、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應物。北京是中國最大最高貴的城市，北京當然會有貴族精神”；況且，“北京從來就是一個敢於獨立思考同時也敢於發表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會成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才會有那麼多熱血青年在天安門廣場為真理而獻身。就連所謂'北京人甚麼話都敢說'，也有這種精神在內。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貧嘴不那麼讓人討厭，反倒有時會有幾分可愛”。
但是，這種貴族精神一鑽進胡同，似乎就串了味。天朝心態日益膨脹了城中居民的政治優越感，從而開始嚷嚷著要區別人之素質高低，以達到京城內99%以上都是“高素質”人口的“宏願”，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也有人說北京服務業的態度比早兩年改善不少，但正如廣州政府大聲叫屈說已經大力整頓治安，但還有人抱怨廣州火車站是賊窩、匪巢一樣，這實在因為之前過於“劣跡斑斑”了。而且現在依然沒人能保證，你一個外省人興致勃勃跑到北京，就不會被某個服務業的服務人員冷不丁“上一課”，以致像徐坤一樣終生難忘，非要把這種情緒宣洩在小說中，廣為傳看不可。
更不幸地是，讓純潔的愛情在北京人莫名其妙的門第觀念和圈子意識裡，觸礁。北京，確是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而生活在城裡的北京人更是“高深莫測”，與他們交往，似乎需要時時防備有暗礁。儘管他們乍看熱情，“有事兒您說話”，但你仍需牢記，這種熱情也只限於某個圈子內部。如果你不幸站在圈外，請繞道，以免貼上冷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