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2、官味沖天

幾乎所有論及“京派”的文字都抓住了“官”的特點。京城是和官場相連的，它的語言成為中國的“官話”，它最重要的產出是京官。 有作家稱京城對中國人的吸引力正像好萊塢之對於滿懷明星夢的美國人：“直到20世紀30年代，十分相似的情境在中國的京都還存在著。那裡，數以千計的官迷，年輕的，年老的，聚集在飯館和省、鄉的會館裡等待著長久渴望的與某位要人的會面或信使的到來”，“一旦機會來臨，就意味著名利會在一夜之間變為現實。” 老舍曾揭示北京的普通市民中亦多是大大小小的“官迷”。 但羅大佑的那句“北京的官僚氣氛太重了，好像每個人都有個親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樣”的感慨，卻說的是這座城市的官味。 “官”已經滲入北京的肌理，透進每天最尋常的生活點滴中，即所謂無處不在。

易中天認為北京人的霸氣，“說穿了就是官氣”。 什麼又是“官氣”呢？ “官氣就是驕虛之氣。驕，因為是官，高人一等；虛，則多因底氣不足。為什麼底氣不足因為官們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飯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頭上這頂烏紗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須擺譜。比方說，出門時鳴鑼開道，打出'嚴肅迴避'的牌子等等。” 放到京城裡某些“弼馬溫”的身上，就演變成了“拿著雞毛當令箭”的惡聲惡氣。這一點，台灣人龍應台深有體會，她還為此專門撰寫《吵架》一文，該文最早發表於1993年10月31日《文匯報》的“筆會”版。原文摘選如下： 在走之前，我這個因“生氣”而出了名的中國人就一再給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氣；第一，你一個人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沒有那個力氣。第二，那是別人的地方，你沒有充分的發言權。第三，如果你尋找的是乾淨、秩序、效率、禮貌和諧，那你就該留在歐洲——到北京，你顯然有別的需求，不是嗎？

是的，我不生氣。 到了北京機場，孩子和我夾在湧動的人潮裡——因為是德航班機，乘客多半是德國人。人潮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著制服的中年婦女，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 手指穿過人群指著我：“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我乖乖地擠過去，牽著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她說話的這種聲調、這種氣勢，好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沒注意到，一旁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了。 “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宇。 遞上證件，女人立即像洩了氣的球，松緩下來，她沒想到我是個“台灣同胞”，不是個她可以頤指氣使的自己人。 我們對看一眼。一言不發地，我拉著孩子繼續往前走。檢查護照的關口列著一條一條的隊伍，我們開始排隊等待。飛了十多個小時，三歲半的飛飛倦怠地倚著母親的腿。安安扯扯母親的手臂，我這才注意到他憂愁的臉龐。 “怎麼啦安安？”

他垂著眼瞼，看著自己的腳尖：“媽媽，剛剛那個女人為什麼那樣對你說話？我好怕。” 哦——我覺得事態有點兒嚴重。這個在德國成長但是和我講中文的孩子，一輩子還沒聽過那樣凌厲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摟過來，盡量放輕鬆地說，“她並沒有什麼惡意，可能因為人太多，她緊張了，所以那樣說話。” “在德國沒有人那樣說話，對不對，媽媽？”安安抬起頭來，“就是工作緊張也沒有人那樣對人說話，對不對？” 隨著隊伍挪動，我說：“不對，安安，這不是中國人和德國人的不同。你記得嗎？以前還有東德的時候，東德邊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樣兇的……” “可是西德人沒有那樣的，”孩子邊思考邊說，“台灣人也沒有那樣的。”

哦！孩子，你碰觸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將全文轉載，立刻收到很多讀者來信。有人說：“不知怎麼那麼巧，龍應台短短兩天聽到的這些語言，她一寫出來就讓人感到那麼熟悉。恐怕許多人都已是司空聽慣的了，而且對這些話語早已是生不起來氣了，更談不到吵架了。”他還提到了“顧客是上帝”的口號，“其實顧客並沒有那麼大野心想當什麼'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當個街坊鄰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當個熟人朋友”。 對於這種想當街坊、朋友的觀點，易中天爽快地否決了：“沒門兒！” 為什麼？ “因為她是'官'呀！而且是'檢查官'。”即便不算什麼大官，甚至連芝麻綠豆官都算不上，但她有權。 “她既然有權決定你通過還是通不過，走過去還是停下來，那她就有資格在你面前耍態度抖威風。沒聽說過'不怕官，就怕管'嘛，'管'有時候比'官'還厲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來了，她也會這樣。除非官大得可以坐專機，或者可以走特別通道，否則，就算你有個縣團級、司局級的職務官銜，也得聽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給我過來！'只有對'台灣同胞'她沒辦法。因為她這個'官'，暫時還管不到'台灣同胞'的頭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灣同胞'，不但立馬威風不起來，而且那同胞還有權把自己的遭遇公之於眾。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而且，她肯定要兇，不兇的話，一個小小“弼馬溫”如何現出自己是個人物呢？這真正就是“拿著雞毛當令箭”了。 後來，這篇文章被收進《啊，上海男人》（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這本書一共四輯，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 《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輯的核心，《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輯的核心，而北京這一輯的核心卻是《吵架》。 有句話說：“廣東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鄉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小地方人，都是下級。”即所謂的“長安的和尚，潼關的將”。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見官高三級”。 網上有觀點認為：新北京“爺文化”保留了胡同文化的特點，但是卻摻雜了濃重的官氣，添加了一些政治元素。

用網友老肖的話來說：“其實爺文化也是官文化，不然怎麼有官老爺的說法呢。北京人的官氣不僅表現在當官的身上也表現在老百姓身上，你隨便和一北京人聊天，都會感覺他們從動作到語氣透著一種自上而下的關切：拍拍人肩膀然後說：哥們儿，有什麼事言語一聲啊！爺們說話喜歡總結歸納，好為人指點迷津，著調不著調架勢要有，辦事總是慢悠悠的絕不小跑……沒辦法，全國的部委官員都在這混，北京人耳濡目染也就成今天這樣了。” 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雖說不是官，但就是這麼巧，他們是“北京的”售貨員和服務員，所以不但是“官商”，而且還是“京官”的“官”。 用易中天的話說，就是“官氣流落到市井，就變成了痞氣”。 痞氣“也是驕虛之氣，只不過驕不足而虛有餘。因為痞子比官員更沒有資格驕人。但為面子故，又不能不驕。結果，擺譜就變成了耍賴”。正如龍應台在日壇市場遇到的小販（《吵架》）：

“同志，這個多少錢？”表姐的聲音。 “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一個著汗衫的年輕胖子挑釁地問。 這表姐，就因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負嗎？ “那該怎麼稱呼呢？”表姐細聲細氣地。 “學了再來！”胖子說，“學會了再開口！” 我放開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麵前，說： “請您現在就告訴我，該怎麼稱呼您？” 胖子有點兒吃驚，逞強地說： “學了再來。” “我現在就跟您學習，您請說。”我固執地站著。 旁邊已經圍了一圈的人，透著看熱鬧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該說什麼好，半晌，眼睛注視別的地方，說： “你晚上來，我教你。” 旁邊的人吃吃地笑，看著我。 我彎下腰，和胖子平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還不夠資格。”

這就是所謂的北京市井小民的痞氣了。而且，“這種蠻橫無理心理內容也是一樣的，即都是因處於權力中心而產生的對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視：你算老幾？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裡，你又能怎麼著？如果你不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直接表現為霸道；如果你還真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會轉化為賴皮。不要以為耍賴就是服輸。它的深層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裡：我連自己都不放在眼裡了，你又算什麼東西？” “痞氣本是一種病態：一牌之積名曰痞氣。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種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諱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陽台上看見街上自行車帶人，會高聲唱道：'自己車，自己騎，不許公驢帶母驢。'遇到這種情況，上海的家長會把孩子叫回來，訓道：'關儂啥事體！'北京的家長則會不無欣賞地笑罵一句：'丫挺的！'”

然而，不管痞氣也好，爺脾氣也罷，北京人的這副德性就是不招人待見。也因為其身處首都這樣的中心位置，而引起外省人更多的憤懣。鑑於此，早有專家、媒體大聲呼籲，北京人必須改掉這種“爺脾氣”，否則將“不利於北京的發展建設”。這個帽子扣大了，但仔細想想，難道沒道理嗎？ 於是，北京市商務局在2006年11月30日公佈了《北京市商業零售企業員工行為禮儀規範（試行）》，禁止商業零售業服務人員亂發“爺”脾氣，如不得有不耐煩情緒，嚴禁用輕蔑或審視的眼光掃視顧客等——這套禮儀規範倒是列得細緻，但其中關於“輕蔑或審視的眼光”，您想想這得在服務業有多大的普遍性和普及率，才能被正兒八經地“規範更正”呢？ 全國人民眼瞅著北京人當了這麼多年“爺”，終於想到要改一改了。只是光明網的記者針對這一“好消息”仍然止不住發了一通牢騷：“來北京創業的，先要把舌頭拐個彎兒，把北京話說溜了，才好在北京街頭混，如果不是北京創業者而是遊客，那也得裝得像個北京人兒，下了火車飛機，立即把舌頭尖捲起來，裝出半個北京腔來拿捏著自己，生怕自己被當成孫子。”

讓我們從江湖回到廟堂。之前就說過，官味已經滲入北京的肌理，這座城市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官味無處不在。在這城里當官的身上，自然就更明顯了。 平頭小百姓每天睜眼閉眼地過日子，也不定能真正接觸到多少頭頂“官”字的人。不過，來北京投資的外省商人們，可就真有發言權了。 2004年“兩會”期間，北京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台就專門邀請了北京市政協委員施祖麟，在線談“優化北京發展環境”問題。施祖麟說，北京有三資企業18000多家，港澳台僑佔了67%和32%，但是數量上跟江蘇、上海和廣東等南方地區相比仍差得很遠，這方面的投資要少些。其中的原因不乏如下幾點：一是這些港澳台僑的企業認為北京市整個政府職能有了很大的改變；二是覺得審批部門太多，手續太繁鎖，整個服務效率低下；最後一點就是台商反映北京做官的官氣比較大。 對此，施祖麟也“檢討”了其中的原因：過去大家都感覺北京是在皇帝腳下，重官輕商的意識比較嚴重。說皇帝的女兒不愁嫁，你愛來不來，反正有人來。這種觀念下，對外商、港澳台資都不是那麼的熱情，不像蘇州崑山那樣，提出的口號叫“輕商、安商、富商”——企業的事情找到市長，市長就幫助他幹，工商稅務等部門，只要你有問題也會幫著幹。但在北京，北京官最大了，可能找市長不容易，但是委辦局的領導也很難找，加上有些部門之間的協調差一點了，許多事情就讓老百姓感覺像在踢皮球：人難找，臉難看，事難辦。 對於京城的“官僚主義”，署名為“香山紫煙”的網友發表了一通頗為逗趣的言論。他說：“我不愛來北京，真的就因為自己的官太小。”因為官小，他很無奈地在北京吃癟了。故事大致是這樣的： 1998年，他因為參加國家某協會的會議，就順道進了京城。在賓館報到的時候，遇到一位負責接待的處長，此前這兩人曾見過面，還一起喝酒划拳，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把我忘了，問我啥級別？那時我還是正科級，就如實說了。處長說，我們這是國家級的會，你不夠級別的。不夠級別自然不給安排食宿。頭兒有些尷尬，說，你們的會議通知並沒說謝絕縣處級以下乾部參加的啊。解釋了半天沒用。人家床鋪不夠。處長礙於情面，做了讓步，說你可以參加會議，但必須到外面吃住，做為基層的同志，一生參加一次國家級的會不容易。我一聽，差點哭出笑聲來”。 在很多人眼裡，這可能都不算個事兒，因為這在北京也已司空見慣。 實際上，北京的沖天“官味”，你都不用直接和大小官員們接觸，去城裡的旅行社轉轉，也能“深有感觸”了。 國家旅遊局規劃發展與財務司司長魏小安就做了一番分析：北京市場太“官氣”，上海市場太“民氣”，廣東市場太“商氣”。 魏小安認為北京旅遊市場是“三大一小”，旅行社只盯住“三大”——大款、大官、大鼻子，最終卻形成了一個小市場。北京旅行社的經營觀念和外地旅行社的經營觀念差得太遠，常常看不到百姓視角。旅行社基本上把“三大”作為主要客戶，所以都在高樓深巷裡，甚至都沒有“找一間臨街的房子，把旅行社的牌子豎起來”的概念，因為它不需要這一套。到外地一看，旅行社的招牌滿街都是，因為它面對的是老百姓，這就是兩種不同的市場觀念形成的兩種根本不同的經營方式。北京1100萬人口中有300萬人口是在郊區縣，這300萬人口我們基本上沒有看到，這麼大的市場擺在那裡也不想去挖掘，一天到晚只盯著現有的“三大”，這就形成了一個小市場的格局，這也和北京那種官商意識有關係。 上海和廣東的景象就大為不同了。魏小安說，上海旅遊市場的特點就是“兩小一大”：“兩小”一是小市民，二是小算計，也就是“民氣”，但它卻培育了一個大市場。而廣東旅遊培育了“三大”，即大市場、大旅遊、大格局，概括起來說，廣東市場就是一個“商氣”。 雖說北京的旅遊市場“官氣”有餘，“商氣”不足；然而，京城高校和學術界卻是這兩大氣味都沾染了。 易中天雖表示贊成學者、科學家“學而優則仕”，但同時認為“'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學就該言學，不能吃著碗裡想著鍋裡，更不能做著學者卻想著擺官譜過官癮”。可是，“北京學術界卻真有這樣的人”，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親身經歷： 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區某民營書店裡偶遇一場民間舉辦的作品討論會。民間活動，又在民營書店舉行，應該頗多“民氣”吧？然而不，官氣十足。巴掌大的一塊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與會、旁聽四個區位。主席台上，依官方會議例，擺了寫著姓名的牌子，幾個文壇領袖、學界泰斗、社會名流彷彿登壇作法似的，嚴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對號入座，一個秘書長之類的人物則煞有介事地宣讀官腔十足的賀信賀詞。說實在的，我當時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覺。 正如魯迅先生曾說的：“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所以，北京學術界歷來就有“近官”甚至“進官”的傳統，而於今尤甚。 退一步說，學者尚官，也不是什麼大罪，但如果因此誤人子弟，就罪該萬死了。各大媒體就曾報導過大學裡的橫生怪象：有的校長掉進基建項目的腐敗泥淖中，有的博導惹上了“潛規則”女生的官司，有的學校明碼標價地開出了學位買賣的“店鋪”……大學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名利場，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2010年4月，北京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做客華中科技大學“科學精神與實踐”講座時，說：“中國目前沒有世界一流大學。”這句話被不少人認為不過是又一個身居高位者“下台”後說些不痛不癢的真話，說得再動聽也只是“馬後砲”。 但《北京青年報》評論員李星文認為“這樣的責難有些想當然”——許智宏在任時就曾在一個校長論壇上說過，“北大何時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我還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的時間表”。 李星文為此撰文寫道：“大學之內官氣瀰漫，是大學行政化運作的必然結果。為了追逐政績，很多校長都像地方官員追逐GDP一樣夢想著把大學'做大做強'，校園裡的高樓大廈和教學設備一年比一年豪華，教授們出版著作和發表論文的數量一年比一年更多，只是學校的學術水平和畢業生的質量並不見有真正的提高。大舉貸款辦學一度成了風尚，幾年後很多大學負債累累，不是'逼'政府埋單，就是賣地還債。” 列舉上述種種怪現象，只是想要你對北京這座城市的“官味”有更充分的認識，使勁嗅一嗅，看你受不受得了。鼻子敏感，或者神經脆弱的人，似乎都不太適宜久居此城，容易急火攻心或慢性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