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3、京華煙雲夢

按專家的說法，目前有380萬“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有人說，“北漂”除了事實上的人身漂流，還包括一種心理漂流狀態——“每天下班後，我總在路上徘徊很久，看著匆匆的行人和一輛輛駛過的車，總感覺自己原來是個孤單的人”，一名“北漂”這樣寫道。而北京的“不平等”又加深了這種安全感的缺乏：外地人買房需辦理暫住證，不能購買各公園的老人優惠年票，“北漂”子女教育也需付出額外的“擇校費”…… 界定“北漂”，是否擁有北京戶口是重要的標準。住房、醫療、子女入學等有形利益，無不以無形的戶口為前提。但很少有人將北京的農民工視為“北漂”，儘管他們同樣沒戶口。 “北漂”通常特指擁有大學學歷，從事腦力工作的外地年輕人。相比農民工只求養家糊口，“北漂”是帶著夢想和目標來到北京的。

然而，正如鳳凰網編輯彭遠文所述：“權力集中導致資源集中，做不了公務員，來大城市撿點人家嘴角掉下來的碎屑也是好的。套用這個句式：誰都想要擠進大城市，勸是勸不回去的，這不是理想，而是現實。”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一批又一批年輕人單槍匹馬闖進北京城。據香港《明報》的報導：“演藝圈'北漂'族在1992年約2萬人，目前已達30萬。近年，'北漂'大軍呈現多樣化。IT業、文學界、考試群體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張張年輕面孔，掙扎求存，追尋夢想。截至2001年，在海淀這個高新科技區域，有10萬沒有北京戶口的大學畢業生打工。” 儘管缺乏歸屬感和安全感，儘管每天經歷惱人的塞車和空氣污染，“北漂”仍對北京不離不棄。至於原因，有人說京城機會多，有人說自己有“北京情結”，也有人說僅僅因為所愛的人在這裡。如果非要按照職業理想歸納，那麼，“北漂”一族大多做著兩種夢：明星夢和當官夢。

1990年，有個叫吳文光的雲南人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名字叫《流浪北京》。講述的正是五位“盲流”藝術者（分別是張慈、高波、張大力、張夏平和牟森）在北京的奮鬥並流浪著的故事。 這些人是一個時代裡一個人群的縮影，代表了一種追求和生活方式。吳文光也是京漂一族，與五個“盲流”有著類似的心路歷程。他說：“我和片子裡的人物有過類似的生活，希望過也失望過，痛苦過也快樂過，幼稚過也瘋狂過。我當時想，我們這群自80年代初滿懷藝術夢想，拋棄職業和戶口約束盲流在北京的人或許不久都會以各自的方式結束自己'流浪北京'的歷史，我應該動手拍點東西來記錄下來。這就是當時拍這部片子的原始動機。這部片子完成之後，整個80年代這一頁已被翻過。對於一類中國青年來說，也許是一種浪漫的夢想主義時代的結束，以及進入的90年代會完全是另一種面目，即便是《流浪北京》裡的人物，他們操行的'藝術人生'也可能會變成'人生藝術'。”

因此，《流浪北京》還有一個副標題——《最後的夢想者》。北京對青年來說是一個理想中的舞台，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來到北京，就能從事他們想做的工作，發揮他們的才能。張慈因為忍受不了雲南個舊編輯部的陰冷與平淡，而最終選擇來到北京。張夏平來到北京的原因是北京是首都，“北京”兩個字吸引人，其實吸引人的是她自己對北京的理想。張大力來到北京是因為他離開了畫畫，他就無法生存。高波留在北京，是他想拍一些自己要拍的照片，他說盲流就是freelance，每個人身上都應該有一些盲流性。牟森則夢想在北京擁有一個自己的劇團，演一些自己的戲。 但是，他們的夢想卻與現實有著激烈的衝突。張大力認為他開始討厭北京的藝術氣氛了，在一大群為生活而奔忙鑽營的人中間，他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高波對盲流的理解有著矛盾的兩重性，認為自己在北京缺乏安全感，但是因為有北京身份證而不必像別的人那樣擔心戶口問題。牟森和高波、張大力一樣，有時缺乏經濟來源，就得到處蹭飯吃，還總結出了一套蹭飯的訣竅。張慈講起自己借住在北大附近，北大既是她的食堂，又是她的澡堂的時候，她哭了，因為她沒有一個真正穩定的屬於自己的家。張夏平患有嚴重的抑鬱症，俗話說得好，藝術家就是瘋子，她因為生活所迫而多次想到自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裡，做一個自由職業者就意味著面臨生活沒有著落和其他一系列的問題。在追求夢想的同時，他們還得應付生活的重壓，於是在他們的心裡，物質與精神正在進行激烈的爭鬥。

“北漂”齊聚北京而不是深圳、武漢等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裡差不多集中了全國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的權威，而且全國人民的目光都聚集在這裡。如此優良的環境在國內是獨一無二的，營造的氛圍也是獨一無二的，這無疑為追逐夢想的“北漂”們提供了最好的“成長環境”。更為重要的是，走高端線路是成功成名的最好辦法，跟權威們套近乎，期望得到“名師”的指點、提攜、包裝、推廣，以圖一夜成名，無疑是很多“北漂”藝人的心底的“小九九”。 在北京城裡追逐“藝術夢想”，渴望成名立腕，是“北京夢”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特質。 “北漂”並非自今日始，北京歷來就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北漂現象”在清末民初就方興未艾了。北京前門大柵欄和天橋一帶商業繁華，也是茶樓酒肆三教九流薈萃之處，自然成為打擂、賣藝、說書、唱曲的理想場所，所謂“酒旗戲鼓天橋市，多少游人不憶家”。大批民間藝人從天南海北漂到此“撂地兒”表演，建國後家喻戶曉的相聲大師侯寶林、郭全寶、白全福、常貴田、張少杰和“評劇皇后”白玉霜、新鳳霞等人，都屬“北漂”成功的典範。

說起因“北漂”成功的藝術家，就不能不提國畫大師齊白石了。 齊白石原籍湖南湘潭，出身貧寒農家，少時當過放牛娃，26歲之前是個小木匠，業餘時跟人學習詩詞書畫，逐漸在繪畫上有所長進。 1920年，57歲的齊白石背井離鄉獨闖北京，成為史上最年長的“北漂族”。他以為憑藉自己的繪畫技術不難在北京謀生，但其畫作卻無人問津，根本賣不出去。陷入困境的齊白石痛苦反思，始懂得繪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於是徹底否定自己的畫法。他身居破廟日夜苦練，師法徐渭、朱耷、石濤、吳昌碩等大家，終使“衰年變法”成功，畫技日臻完美，形成獨特的大寫意國畫風格，開“紅花墨葉”之先河。尤以瓜果菜蔬、花鳥蟲魚為一絕，名氣大振，價格也與日俱增不斷攀升。 1926年，齊白石出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名譽教授；1931年，67歲的齊白石在北京買了房子，正式在京落戶。

“北漂”們正是跟隨著成功者的腳印，前仆後繼。遠的不說了，這兩年成為“北漂”佼佼者的幸運兒比比皆是。於2008年推出了首部個人自傳《向前進，一個青春時代的奮鬥史》的“傻根”王寶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這個出生在河北的農村娃，由一間睡六個人的地下室開始了他的“北漂”人生：“我在北京西站下了車，下了火車之後一看，啊，這就是北京的火車站——北京西站。高樓大廈真高，我第一次見這麼高的樓，北京那麼大，自己真是一片茫然”；“'最便宜的賓館'，也要一百二十塊，我身上，一共只有不到600塊錢，500塊，是自己吃苦受累積攢下來的，80塊，是爸爸、媽媽給的。我忽然有些惶惑，在北京，真的最便宜的住宿也要那麼貴嗎？那我這點錢，夠花幾天呢？”然而，對拍電影的執著夢想，讓傻根在北京堅守了下來。他當然吃了很多苦，這是“北京夢”需要他付出的代價。

王寶強的成功案例，似乎是典型的青春勵志故事。但人們習慣在看到成功之後，忽略背後的付出和積累——8歲進少林寺學武，一待就是6年；16歲隻身到北京追逐電影夢，兜里只有580塊錢，天天蹲在電影厂門口等著被選中，充當一個可能連影兒都找不著的群眾演員；直到馮小剛給了他機會，而他牢牢抓住了。 “北漂”一族，確有人成功了，但這些人的成功並非因為他們選擇了北京，而是北京選擇了他們。 “北京夢”人人都可以做，但北京絕不會因為你做著關於她的夢，而對你放低進入她的門檻，因為城裡夢想氾濫；你必須為了留在這座城市，為了更靠近夢想而付出代價，每時每刻，但付出多少才算夠，你說了不算。 正如雷泓霈在他的文章中表述的：“我贊同有能力、有智慧的年輕人，將青春安放到大城市，可這個'安放'有前提。'有能力'意味著，有突出的職業能力和專業素質，不一定擁有光鮮的文憑，能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高人一籌，能在人滿為患的大城市擁有一席之地。'有智慧'就更有特殊內涵，僅僅具有專業水平是不夠的，更要有較好的社會生存能力、心理能力和沈著冷靜的心理素質。在心理髮展上，達到真正的成人狀態，面對未來各種挫折和心理的沉痛打擊，能夠順利化解，坦然自若。”

缺少上述任何一種特質，僅僅怀揣一個“北京夢”就闖進北京城，那都是不明智，甚至是危險的。 2006年，北京“懷柔小院”的黑幕在記者的追查下被揭開。大白於天下的真相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噩夢。一群20歲上下、以高中學歷為主的外地孩子，因從小熱愛影視、做著明星夢的。故而來到北京，但幾經波折後，八成以上被非法影視公司“輸送”到懷柔，聚居到一些不法分子租用的農家小院內，開始遭到院頭們各種方式的榨取。 所謂的懷柔小院，是一種“業內”稱呼，即聚居著大量北漂演員的農家院舍。這些院舍都是當地居民的，以每個月幾百元錢的租金租給一些不法分子（被稱為院頭）；然後就被用來“圈養”北漂演員。 “一間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放了8張床；床是上下舖，共住16人，過道只容得下一個人通過。床上的被子，則臟得看不清顏色，亂七八糟地堆著”。

孩子們一旦進入這樣的小院，基本上就被“軟禁”了起來：進來時，院頭就想方設法搜光他們身上所有的錢，然後告訴他們“等戲”，但基本上等不到什麼大戲。 來自石家莊的小李，由於營養不良，嘴上起了不少惡瘡。兩個月前她來到小院，每個月得向院頭交100元住宿費、100元管理費、80元導演說戲費；交完錢，她就身無分文了。但是兩個月以來，她只上過一場戲，沒有台詞，也沒拿到一分工資。 “我們平時就是睡覺、想法弄點吃的，沒什麼事可做。” 孩子們住在院子裡，逐漸被院頭“分化”。首先，院頭花言巧語，以“兄弟”相稱，將一部分男孩養成打手，對內“維護秩序”，對外鞏固小院實力。女孩子的遭遇更慘，她們經常被強迫出去“陪酒”。很多陪酒的女孩子，都得經過“最後一關”。其中一個17歲的女孩因此已經懷孕兩次了。

2006年6月，經過全國媒體的共同關注，北漂演員的問題引起社會各方的重視，半數以上的懷柔小院關閉了。但大部分“北漂演員”的處境並沒有得到根本改善。騙人的影視公司仍然存在，他們仍然無家可歸。 你知道嗎？毛澤東當年也曾是“北漂”一族。 1920年，青年毛澤東經恩師楊昌濟（也是他後來的岳父）介紹，從長沙來到北京，他借宿於楊宅院裡的一個房間，在北大圖書館當了一名月薪八塊銀洋的助理員。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期間，常與李大釗、鄧中夏等暢談國事、家事、天下事。 後來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人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今為吉安左巷八號），與另外六位新民學會會員合租三間平房，共擠一張大炕，繼續他的“北漂”生活。毛澤東曾在日記中寫道：“八個人居三間很小的房子，隆然高炕，大被同眠。”這恐怕是這位日後的開國元勳不可磨滅的青春記憶。 譚伊孝對此曾有點評：“當年寓此的年輕人，大概誰也沒想到他們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後會掌握全中國的命運，主宰中華大地的沉浮。” 古往今來，各種各樣的人怀揣著大大小小的政治抱負，進入北京城，企圖一展拳腳、平步青雲。畢竟毛澤東只有一個。但當官、當領導的夢，卻人人可做得。北京就成了這些夢想的孵化器。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在靠近中央的地方，仕途升遷更容易。 一個官員如何從普通科員到官至省部？機關官員與“地方諸侯”的升遷之路，又有何異同？ 《南方周末》於2010年5月刊登特稿，就此問題採訪了北京市委黨校的兩位長期與京官接觸的教授鄯愛紅和張勤。 “一個地方的官員穩定，往往地方經濟發展就快，本地官員也魚貫而起。”張勤說，“而某些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區，官員更容易攀比、計較，也就越發難以產生出心量大、眼光遠的官員，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從外地選派，這就減少了本地官員的升遷機會”。 “相反，一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前後任發展思路有效銜接，官員眼界開闊，優勢明顯，就可以為其他區域和部門輸出乾部，從而為本地官員升遷提供更多機會。”鄯愛紅說。 兩位教授說得很婉轉，但他們同時也指出，“北京作為首都，守在中央身邊，上下左右盤根錯節，對官員的協調能力要求更高”。在北京當官不容易，但一般步入正軌，升遷的機率自然大大優於“某些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區”的官員。 事實也證明，北京市地方官員從副部級，甚至局級崗位調至中央部委任職的情況都並不罕見。 《南方周末》記者統計了1988年以來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長共73人的履歷，發現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內一步步升遷進入中央。 所以，凡是以為自己有幾把刷子、又渴望“治國平天下”的年輕人，自然都心急火燎地奔向首都北京。只是，對應屆大學畢業生來說，北京官場的門檻越來越高了。前有戶籍制度卡著，後有基層工作經歷擋著——魚躍龍門，豈是易事？ 2010年起，北京市和區縣黨政機關招錄的公務員，將有八成崗位要求具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2011年，除特殊職位外，市和區縣黨政機關公務員將不再從大學應屆生中選錄，全部招錄有基層工作經歷的人員。 這個消息一出，立刻就引來諸多關注。有人猜想：國家機關公務員招錄減少應屆生比例，大學生還會不會擠公務員考試這根獨木橋？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為此於2010年3月通過題客調查網，對2385名在校大學生（包括研究生和高職高專生），進行了專項調查，結果顯示，仍有34.2％的大學生看好黨政機關（公務員）的就業機會，而“沒感覺公務員有吸引力”的大學生僅7.0％。 可見，公務員仍然是大學生眼中的香餑餑。中國政法大學大四學生金靜華，考過國家公務員和浙江省公務員，雖然知道考上的機會很渺茫，他還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公務員的待遇和保障比大多數單位都好，只要還有一點機會，我就會碰碰運氣。” 中國農業大學研究生高佩，首選的工作也是政府部門。而她更是道出了“公務員”這碗飯對年輕人的普遍吸引力：工資雖然不一定高，但是福利好，就相當於拿了一個鐵飯碗，不用擔心自己30歲過後被更年輕的人擠掉。 “再說權力也大，雖然收入不如外企、國企，但是辦事情會方便得多。” 《中國青年報》的調查同時顯示，對於公務員職位的吸引力，66.5％的大學生首選“福利好”；66.3％的人認為是“穩定性好”；59.5％的人表示“保障好”。接下來大學生們給出的排序依次為：工資高（46.9％）、工作輕鬆（45.2％）、社會地位高（43.9％）、其他收入高（19.2％）、權力大（18.3％）等。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劉爾鐸認為，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熱情不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的問題，很多國家的公務員就是個崗位，而中國的公務員目前還存在權力甚至權力尋租的問題。 而絕大多數對公務員感興趣的年輕人，都嚮往北京，嚮往中央。事實就是，2001年報考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的人數約為三萬多人，到了2005年，五年之中，報考人數就增加了10倍。 有人認為，這種熱的背後是年輕人對權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權力是最大的，年輕人湧向中央政府正是這種“熱”的真實原因。 但是，北京從不缺“夢想”，所以光有熱情是遠遠不夠的。於是，有人就說大多數“北漂”一族都有一種通病，叫做“大城市妄想症”，這病在中國成千上萬的“有志青年”之間互相感染。 該詞最初來自於《中國青年報》的一篇評論，題為《別讓大城市妄想症壓垮自己》：“試圖用所謂的熱情和吃苦換取'大城市入門證'，可能是一種虛妄，一種不切實際的偏執。在現實與想像的巨大落差下，難免失落、自卑和焦慮。奮鬥後，得到的卻是一種心理折磨和現實窘困，甚至是鋌而走險走向不歸路，這又何必呢？” 《長江日報》評論員廖保平說：“北漂大多有濃厚的'北京情結'，有那麼一種'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擰勁。很多人認為，這是他們的觀念問題，這當然是觀念問題，觀念引發行動嘛。可是這觀念從何而來，是什麼讓他們鐵了心的寧在北京做牛尾也不願意到外地去做雞頭呢？ 如果說這是一些有思想、有追求、有才華的年輕人很自然而然的逐夢行為或生存方式的選擇。那麼，我們不禁又要反問：如果僅僅是為了追逐夢想，在哪裡不可以追呢，為什麼非要跑到北京？為什麼偏偏是北京？ 用廖保平的話說，這是因為“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唱這樣的歌'我愛北京天安門'，北京是一個令國人十分嚮往的城市，它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全國有特殊的地位，甚至特殊的權利，這是毋庸諱言的”。而且“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她是全國人民的北京，不僅因為她是多個朝代的國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在中國歷朝的製度特色下，在'舉國體制'下，在各個時期，全國人民都曾積極地支持、支援過北京，可謂'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 但是，北京一直都不能真正為全國人民共同享用，嚴格的戶籍制度、越來越離譜的高房價等障礙，都將外地人遠遠地阻擋在“集全國人民之力建設起來的北京的文明成果”之外。因此，在他看來，“北漂也算是代表著外地人民去分享一下舉國體制下的文明成果了”。 2004年麥子的那篇《我奮鬥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或許能說明這種在大城市尋夢的情結。 “我的白領朋友們，如果我是一個初中沒畢業就來滬打工的民工，你會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嗎？不會，肯定不會。比較我們的成長歷程，你會發現，為了一些在你看來唾手可得的東西，我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但是，3年之後，有人在北京提出了另一個事實：麥子言之過早，“18年又如何？再豐盛的年華疊加，我仍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因為“那年我25，無數個夙興夜寐，換來一個碩士學位，額上的抬頭紋分外明顯，腳下卻半步也不敢停歇。如果不想讓戶口打回原籍，子子孫孫無窮匱，得趕緊地找份留京工作。你呢？你不著急，魔獸世界和紅色警報？早玩膩了！你野心勃勃地籌劃著'創業創業'……可惜，我不能。創業於你，是可進可退可攻可守的棋，啟動資金有三姑六眷幫忙籌集，就算鎩羽而歸，父母那三室一廳、溫暖的灶台也永不落空。失敗於我，意味著覆水難收一敗塗地，每年夏天，為了節省三五百塊錢的機器錢，爹娘要扛著腰肌勞損在大日頭下收割5畝農田…… “白手起家的過程艱辛而漫長，整整3年，我沒休過一次長假沒吃過一回鴨脖子；聽到'華為25歲員工胡新宇過勞死'的新聞，也半點兒不覺得驚訝，以血汗、青春換銀子的現像在這個行業太普遍了。下次，當你在上地看見一群人穿著西裝革履拎著IBM筆記本奮力擠上4毛錢的公交車，千萬別奇怪，我們就是一群IT民工…… “突如其來地，你的喜訊從天而降：邀請大家週末去新居暖暖房。怎麼可能？你竟比我快？可豁亮的100多平方米、紅蘋果家具、37寸液晶大彩電無可質疑地擺在眼前。你輕描淡寫地說，老頭子給了10萬，她家裡也給了10萬，老催著我們結婚……回家的路上，女朋友鬱鬱不說話，她和我一樣，來自無名的山城。我攬過她的肩膀，鼓勵她也是鼓勵自己，沒關係，我們拿時間換空間…… “我們都想給深愛的女孩以天堂，天堂的含義卻迥然不同。你的老婆當上了全職太太，每天用電驢下載《老友記》和《越獄》；我也想這麼來著，老婆不同意，你養我，誰養我爸媽？不忍心讓你一個人養7個人。當你的女孩敷著倩碧面膜舒服地翹起腳，我的女孩卻在人海中頑強地搏殺…… 這是北京城裡一代新移民的寫照，也是典型的“城鄉差距”。所以，人人都想擠進大城市，都想在這個國家的高處獲取更豐盛的“陽光”，以期人生和子孫的生活完成飛躍。 但是，為什麼要北漂？你真的問過自己嗎？在你選擇來北京之前，你有為自己安排過退路嗎？當你在北京漂了五六年以後，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最黃金的年齡就要過去？而你的未來卻總琢磨不定？不要用心中還有夢這樣的話來騙自己，這個社會講的實力，而實力=家庭背景+個人能力，這其中，家庭背景又佔80%的成分。或許有的北漂在若干年以後終於在北京的五環外買下了屬於自己的房子，但那又有什麼用呢？這只是小營生，如果你在老家，應該要比現在要活得滋潤的多吧。 為什麼要北漂，你問過自己嗎？ 奶茶（化名）給出的答案是“貪戀北京的所謂繁華和所謂的機遇”。 2009年夏天她拿到了碩士畢業文憑。 “雖然拿到了文憑，可是我不爭氣，在去年本來就不景氣的就業市場上，沒能把自己賣個好價錢。現在想想，當時的我好像中了蠱惑一樣，一心就要留在北京。” 於是，為了一個北京戶口，奶茶忍氣吞聲到了郊區一所鄉鎮中學教書。工作之後，最大的感覺就是——“我進錯了房間”。一切的一切都與自己格格不入，流氓痞氣的學生，得過且過的同事，讓她感到窒息和絕望。 “免費的早讀課，5塊錢一節的晚自習，週六照常上課，2800塊的薪水，除了戶口，我真的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留下的理由。” 一個人生活的奶茶希望能盡快在北京買房安家，“我是一直在看著房子的，我想，就算沒有男人，自己先買套房，自住或是投資都好。”但是北京的房價，讓人越來越揪心，越來越絕望。 “現在我充分認識到，就我現在的情況，在北京買房根本就是摘月亮。” 奶茶的老家在一個中小城市，父母都在機關工作，衣食無憂。 “以前媽媽說，實在不行就回來，一個女孩子在外面不容易，家里永遠有你的位置。當時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心想，我在北京七年了，讀書也讀到了這個地步，一定能在北京有個好歸宿的。現在看來，原來自己真的太要面子，總覺得在北京讀了那麼多年書最後再回家鄉，是沒本事的表現；原來自己真的太虛榮，北京是好，但那些好是需要錢需要權的，一無所有的你，看著別人靠關係進了中石油、中石化，看著別人買了房子、車子，看著滿大街的LV，Gucci，Benz，Minicooper幹過眼癮，真的有意義嗎？……”“看到周圍同學好友幸福地曬旅行照、活動照、吃喝照、婚紗照，我都情不自禁問自己，你自己擁有了什麼呢？”文科小碩，普通女生，沒有家，沒有房子，沒有男朋友，在北京，就算怀揣著夢想，又有多大的可能實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