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2、“三高”企業請回去
《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10》顯示“我國人才資源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1）我國人才資源主要分佈在教育、文化、衛生、經濟、會計、傳統工業等；農業、信息、金融、保險等行業的人才較少；新技術、新能源、生物技術、現代醫藥、環保等工程技術類人才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尤其是高新技術和復合型的創新人才更是缺乏。（2）國有部門人才多，非國有部門人才少。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鑑（2008）》、2007年年末我國共有專業技術人員3313.9萬人，其中國有單位2387.8萬人，佔72%。高級專家隊伍52%以上分佈於高等院校，41%以上分佈於獨立的科研院所，只有7%分佈在企業。而發達國家的人才資源分佈正好相反，多數在企業，科學家和工程師一半以上在企業部門，美國80%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在企業部門。（3）人才地域分佈不夠合理，我國高級人才86%集中於中東部地區，廣闊的西部地區人才極度匱乏。（4）產學研嚴重脫節，理論不能應用於實際。目前我國企業的研發狀況是：大型企業擁有少量的研究與開發人才，小企業幾乎沒有研發人才。根據人事部2004年統計，我國企業每萬人中擁有的研究與開發人才不足3人，而日本是49人、美國是48人、德國35人、加拿大和英國都是25人”。
當我們把目光從全國聚焦至北京，就會發現出現上述的人才結構不合理的狀況，與大城市的“優勝劣汰”密不可分。而且，糟糕的是，北京對人才的高低判斷，往往十分自私自利，甚至是帶著嚴重的“歧視”。
“月底應該就徹底歇了，沒辦法，政府讓關停就只好關停了。”說這話時，北京三力水泥有限公司負責人徐廣合的神情有些黯淡。
2009年8月20日，距離6月25日的停爐已近兩個月，三力水泥廠散落煤灰的倉庫裡還堆積著一些袋裝水泥，也還有一些小車陸續進廠拉貨。不過，“爐子早就停了，最近就是把剩下的熟料磨成水泥賣完就完了。”徐廣合說。
這一切表明，徐廣合別無選擇。 2009年7月6日，北京市工業促進局聯合多個部門下發了《北京市“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小水泥企業有序退出的實施意見》；按照計劃，2009-2010兩年內，北京將關停13家水泥企業，年減少水泥生產能力252萬噸。
根據《21世紀經濟報導》的報導：“2008年，由於舉辦奧運會，北京已沒有批准新的水泥生產線上馬。而此番淘汰'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耗水）水泥企業，北京市相關部門則明確提出，到2010年底，北京水泥企業將由2008年底的25家減少到10-12家。”
北京市經信委也於2009年12月16日不無欣慰地對外宣布：已有79家“三高”企業退出北京市，合計節約能源19.91萬噸標準煤，相當於北京30萬常住人口2007年全年的生活能耗。此外，這79家企業的退出，也使北京節約新鮮水535萬立方米，相當於2—3個昆明湖的儲水量。
水，一直是北京頗為糾結的大問題。
《瀟湘晨報》2010年6月24日這樣報導：“進入6月，北京頤和園團城湖敞開肚皮，在預計半年的時間內，它將'吞'下來自河北黃壁莊、崗南、王快三座水庫的2億立方米的應急供水。來自數百公里外的調水，將經過南水北調中線京石段（石家莊至北京）應急供水工程總幹渠。這也是自2008年建成以來，中線京石段第二次向北京供水。”
據專家介紹，近年北京平均每年缺水在4億立方米左右。由於地表水可用量越來越“金貴”，除異地調水之外，北京市供水大部分來自地下水，接近供水總量的2/3。
北京水問題專家王建說，北京超採地下水已維持多年，由此造成大面積地面沉降，“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北京多抽地下水，到現在平均一年要多抽五到六億立方米的水，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區，而現在北京建成區的面積才1040平方公里”。
地下水歷經千百萬年形成，其補給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它被視為“子孫水”、“救命水”，一般作為戰備水源，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動用。但事實上，為了“在北京城的任何一個家庭，都不會感覺到缺水，擰開水龍頭，自來水還是嘩嘩地流”，以維持這座有著1755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的日常運作，北京已提前支取寶貴的“子孫水”。
正是在這樣形勢“危急”的情況下，讓“三高”企業從北京撤離成了勢在必行的事兒。水乃生命之源，誰都不想跟首都“玩命”吧？顯然，北京水資源的“焦慮症”由來已久。
儘管為解北京之渴，南水北調中線京石段於2010年6月4日第二次向北京市供水。但長期關注水資源問題的研究者王建擔心的是，調水雖然又一次解了北京的水之憂，但同處華北平原，北京缺水，河北、天津也不例外，調水總非長久之計。曾任職於北京環保局的王建長期研究北京水資源和水環境問題，是北京頗有點名氣的水專家。在他看來，北京的水資源問題是“正在累積的生態災難”的表現，出現這種困局的原因，則是自然降水條件減少和人為的不合理開發。
王建用一組數字佐證了他的觀點：以地表水來水量為例，北京地區的主要水庫之一官廳水庫，1955年至1960年的年均來水量是20．3億立方米，而到了2009年，這一數字銳減到0．09億立方米。目前，北京年人均水資源僅210立方米，是中國年人均水資源的1／10，是世界年人均水資源的1／40。在解放初期，北京有約400萬人口，而現在人口增加了4倍，“可是大自然的水沒有增加4倍”，王建說，北京業已成為世界上最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
但是，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城市，首都北京的城市生活用水又是萬萬斷不得的。所以，河北等省市儘管自己也沒多少“餘糧”了，還是忍痛為首都輸血。
然而，專家提醒我們必鬚麵對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這顆嚴重缺水的“心臟”，還在一天天越變越大——1949年建成區面積只有109km2的北京，在2020年城市建成區面積將擴大到1650km2，城市規模日益龐大，承載它的水資源勢必將越來越難堪重負。
這座城市似乎變得越來越貪婪，為了成為“世界城市”，經年累月地擴張，缺水了就從周邊城市吸取，沒有高端人才了，就拋出戶籍誘餌，直到她越變越胖、越來越喘。
其實，早在2007年《北京市關於加快退出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工業企業的意見》就已經出台了。小水泥、小造紙、小化工、小鑄造、小印染、電鍍及平板玻璃七個行業被列為重點退出的劣勢行業。北京還分別為這七個行業製定了退出標準，不達標的企業將逐步被引導退出。
這些企業走了，相應的，在這些“劣勢行業”工作的職工，也隨即面臨下崗、重新找工作的重大問題。而他們的去留，有關部門顯然沒有精力關注。
不過，在請走“三高”企業的同時，北京也大嘆苦水，從2010年初開始，各大媒體頻頻爆出北京“人才緊缺”的新聞——
《北京日報》訊：“2015年，北京軌道交通總里程將達到561公里，按通行每公里需要60名管理養護運營人員計算，屆時本市需要3.4萬名專業人才，目前人才缺口達兩萬餘人”；《北京考試報》訊：“在北京產業結構調整中，現代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中有一些新興產業湧現。像汽車現在已進入千家萬戶，但汽車銷售、售後服務的從業人員缺口很大”；人民網訊：“北京市在城鄉建設一體化進程中，醫療衛生面臨最主要的是人才問題。應吸引高層次的醫學院校畢業生能夠主動到基層去服務”；2010年2月17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宣布提前啟動外來農民工就業監測及服務，派出工作人員到北京各大火車站等地點，主動問詢進京務工人員的就業去向、意向等。據統計，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勞動力市場簡單體力勞動人員、治安保衛人員最為“稀缺”……
請注意以上緊缺的人才，都有一個基本的共性，比如：養護員、銷售員、售後服務員、基層服務、簡單體力勞動人員，他們屬於不同的工種，但都不屬於所謂的“高端”、“精英”人才。北京大量缺少基層人才，而這樣的“苦果”是她自己種下的。同時，北京正在告訴你一個事實：我歡迎你，但是不歡迎他。這中間其實存在一個標準，就是由這座城市對人才給出的“高低”判斷。
事實上，所謂“勞動力市場需求大於供給、缺口最大的10個職業”，往往也是相對短缺，因為勞動環境、薪酬待遇、職業前途等因素，大城市本地的失業者、外地戶籍大學生不願意“屈就”。而這些工種也是城市運轉、經濟發展、社會秩序所不可或缺的。正因為如此，才更顯出北京這座大城市對這類被視為城市“不穩定因素”的“簡單體力勞動人員”的排斥和歧視。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惟英教授認為，目前北京甚至全國的市場調節機制還不完善，沒有足夠的能力解決人口過多和資源稀缺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規模，非常必要。”並開出的兩個通行藥方，一是政府利用價格手段，讓水、電等基礎產品漲價，逼走實則為北京市最緊缺的“簡單體力勞動人員”；二是抬高外來人員落戶、居住、就業的門檻，毫無疑問，幹保安、服務員、清潔工等工作的人，自然就在這個門檻之外。
這是北京最擅長的“絕招”。她一直抱怨說自己城裡的外來人口素質太低，不如上海的好，但從未意識到自己的“勢利眼”。上海2008年的外來流動人口數量已達到了642.27萬人，佔常住人口的1/3。雖然上海人的“排外”一直被全國人民詬病，但從未見上海市政府出台類似限制低素質人口進滬的政策。北京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試圖用行政手段解決城裡的人口和人才問題。
《新京報》2010年8月2日消息稱：“針對北京人口持續快速增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專題調研，建議對吸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小門店實行強制退出機制。”
因為調研組發現2008年起順義投入1.5億元，升級改造了全區65個農貿市場，杜絕了馬路市場，清理了一批小門店、小企業。這種“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合理控制就業崗位對流動人口的需求、發揮房地產業對人口規模調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調控人口規模”的經驗，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廣。
簡單翻譯上述這段話，大致就是說，順義區將小門店、小企業掃地出門，使大批“低素質”外來務工人員下崗失業，同時房價居高不下、房租亂漲，於是一批批外來者陸陸續續收拾包袱走人，而原本打算進城一展所長的外來者走到門口一看城裡的人這副咄咄逼人的架勢，也只能掉頭離開。
於是，調研組立刻拍案叫絕。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辦公室主任李小娟說：“順義能做的，北京也能做。我們形成了共識：經濟發展並不是控制不了人口，北京作為首都必須要控制人口。”
為了控制北京的人口，市人大常委會調研組給下的這劑藥，是良藥，還是毒藥？
“不能拿弱勢群體開刀”，《城記》作者王軍認為，北京採取這種方式緩解人口增長很難有大的效果。同樣，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唐鈞也認為，小商小販的存在證明社會需要這類人群，政府採取提高門檻的方式必然會相應的提高這些服務行業的運營成本，其結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著提高。
唐鈞和王軍都認為，北京人口過於集中的根源是由於北京和周邊地區發展不平衡所致，所以解決北京人口集中的關鍵不是驅逐流動人口，而是應該通過帶動周邊區域經濟平衡發展來解決。
要根治北京的“城市病”，首先就得治治她的“中央”心態——自私自利的毛病。如果說北京是個美女，那她肯定是個傲慢的千金小姐，以為全國乃至全球的高端人才就該黏著她、圍著她轉，而想要討好她的“低素質”人群，最好都遠遠地躲著她，哪個不識相的，硬是湊上前，也遲早被她一腳踢出去。
瞧瞧北京在對待外來人口的問題上，這些年干的這些事兒，不都說明了這個事實嗎？
建圍牆，安街門，封閉不常用的路口，人員和車輛持證出入……繼2010年4月北京市大興區率先試點村莊社區化封閉管理後，昌平區也將分三批在100個村推進“封村管理”工作。 8月1日，首批44個村啟動了工作。 （7月29日《新京報》）
北京在多個外來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實施“封村”管理模式，近段時間引起輿論的一片沸沸揚揚。但本地的村民對封閉管理並不陌生。 2003年非典期間時，村內第一次實行封閉管理，禁止外村人進入；2008年北京迎接奧運會期間，村內也曾實行暫時的封閉管理。 “最初是拉根繩子，奧運時是根棍子，現在是治安亭子”，村幹部劉學柱半開玩笑地說。
北京人可以語調輕鬆地開玩笑，外地人卻做不到。在村子北邊的一排出租屋旁邊，正在教兒子學走路的小劉說：“四面都建起圍牆了，還有人巡邏，感覺像監獄。”
針對此事，《江南時報》於2010年7月30日發表評論：“雖說剪不斷理還亂的現實糾結，和'一視同仁，不存在歧視'的補充解釋，可以平息'對外來人口做壞的預設，有罪推定'的詬病。可是，在文明開放已成大勢的今天，'封村'有違常識，也難抹幾點原罪。”如下：
“其一，用行政手段人為設障，畫地為牢，是計劃經濟思維的延續”。 “其二，規範化管理不等於圍牆化封堵，一封了之仍是控制型管理套路，會阻礙區域的對外交流，閹割百姓的日常消費和生活便利”。 “其三，封村是重管輕治思路在城市管理中的體現”，也抹殺了外來人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 “其四，封村是對本地、外地人權利的雙重捆綁。當尊嚴和權利被剝奪，政策合理性也該打上大大的問號”。 “其五，封村難逃權力偷懶和傲慢之嫌。它造成的人際隔閡、外來人被邊緣化、待遇不均衡等問題，都有待正視”。
哪些人住在北京城郊這類需要被“封村”管理的村子裡呢？他們大都是來自安徽、河南、浙江等省的進京農民工。海歸或中科院看中的科研人才，北京是不捨得讓他們窩在城郊村民的出租屋裡的，更不可能對他們實施“畫地為牢”的管理。兩者一比較，很容易看到北京對待這兩類人的差別，是巨大的。
北京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世界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開放，譬如在香港、紐約，在歐洲各大城市，圍牆往往十分罕見。如果說在“世界城市”邊緣，處處是鐵門冰冷壁壘森森的村莊，那實在是無比荒誕的景象。 （《新京報》時評）
美國巴克尼爾大學經濟學教授Peter Karl Kresl認為，北京想打造一個世界城市，打造創新城市，就必須藉鑑其他國際城市的成功做法，“城市不應該成為你唯一的製高點，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得更大一些，看城市區、城市群。比如說美國的紐約，我們不僅僅把城市周邊60公里通行範圍，我們可以放到幾百公里。這樣不僅僅是北京城區，應該把北京周邊的區域都容納進來，作為城市帶來考慮，這樣會更加方便一點”。
北京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這一點毋庸置疑，同時這也是一座非常有理想的城市，她不斷地為自己制定新的目標，以期讓自己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實際上，北京在朝著自己的宏偉目標邁進的途中，也一直有意無意地做著一些違背初衷的事情。在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為此北京要拉攏的高端人才中也包括了“文化創意人才”。然而，為了眼前利益，或是根本無暇顧及的情況下，有一部分文化人才流失了。
身穿一套中式服裝，手撐一把陰陽傘，站在一個寫著“CHINA·拆那”的八卦內，自2009年12月29日啟動的“暖冬”計劃，黃銳都會以798藝術家的身份，出現在每一次抗議活動之中，聲援北京朝陽區的藝術家們。
雖然2007年12月19日那天，798工廠被列入北京市規劃委、北京市文物局聯合公佈的《北京優秀近現代建築保護名錄（第一批）》中，至此798藝術區擺脫了多年來盛傳被拆遷的傳聞。但是在商業、名利各種紛爭的捲席之下，藝術還是與798漸行漸遠。
798成為國際和本土資本最寵愛的文化前哨，也注定因此受其累。大量的畫廊看到798所滋生出的巨額利潤，紛紛湧入其中。 2005年是畫廊進駐798的高峰期。房價從最初的0.6、0.8元/平米/天漲到1.8元/平米/天再到3.5/平米/天，這種幾倍幾倍大跨度的增長，讓藝術家從心理上無法接受，有藝術家選擇了直接的對抗。
2007年11月以來，798藝術區七星中街多次開挖，引起郝光等藝術家不滿。 2008年10月，在公開信《籲請北京市領導關注798的種種問題》中，藝術家郝光列舉了物業“哄抬房價”、“巧立名目，非法收費”以及“野蠻施工”、“不讓車進門”等問題，也帶動眾多藝術界人士發文響應。然而，郝光還是失敗了。他最終只能離開798，“不跟他們去維權了，我已想好要去藏區做慈善事業，畫巨幅的畫作。”
而2009年的那場金融風暴，更是直接將許多畫廊“逼”走。即便危機過去了，地價、房租上漲的問題依然存在。這個困擾798的痼疾，也許將永遠困擾著798園區內的藝術家和畫廊。出走，成了擺在面前的唯一出路。 “一批批的藝術家都走了，與早前相比，藝術家只剩下了1/5，”李象群，這位798的早期租戶無奈地說。
這就是北京的現狀：基層人才缺口大，簡單體力勞動人員緊缺，一批批文化創意人才在流失，而北京還在不遺餘力地打出“封村”、提高外來人員進京的門檻等昏招。不從根源著手，只一味在城郊蓋房子賺錢，卻不能真正利用衛星城來分擔中心城區的一部分職能，更別說實現北京周邊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從而讓市場來調控人口的流動。北京的“中央”心態實在太嚴重，無論出點什麼事，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行政手段去解決，下道命令，出套政策，頒道旨意，其他城市其他人就得乖乖聽命。 “世界城市”難道是靠一個公章、一紙空文建起來的嗎？
更可怕的，不是這些政策不起作用，而是真的起了很大作用。試想一下，一座城市裡只剩下一群製造火箭導彈的高端人才，因為他們在城裡有房有車有票子，而清潔工、服務員和保安之類的活都沒人幹，因為城市想盡辦法攆走了這撥人。那麼，這將是一座怎樣的城市？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進程的兩件最深刻地事情，第一是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第二是中國的城市化。”
城市化對中國國內最直接的影響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大，這就導致越來越多的有志青年，紛紛向中心、向高處靠攏。儘管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北京也一直在試圖向外界顯示她的“有容乃大”。但現實往往不盡如人意。
無論是798藝術區的凋零，還是簡單勞動力的稀缺，或者是包括軌道交通專業人才在內的基層工作人員的嚴重短缺，都讓北京這座城市包容性的遮羞布所剩無幾。即便你是符合這座城市發展需要的人才，也不一定能夠安穩地留下來。因為在北京敞開的大門前，擺著一排又一排的障礙物，比如房價，比如戶籍，你必須奮力跨過去，而且一不小心就跌得鼻青臉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