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1、高端人才看過來
在對待人才的態度上，北京確實“求賢若渴”，並拋出了重量級的誘餌——人才進京即落戶，連帶著“雞犬升天”，人才公寓自然不在話下，甚至還有100萬的獎金鼓勵。看上去無比美妙，是政府為人才編織的“北京夢”，而且貨真價實。
只不過，我們不得不遺憾地在“人才”前面加上“高端”二字。這個貨真價實的“北京夢”只屬於極少數精英分子。而這個精英的標準，在北京看來，是可以進行微妙地調整的，留與不留，僅憑北京的需要，這一點在“奧運人才”的後續安排上可見一斑。
2010年7月20日，北京市公佈了“引進國內人才專項工作計劃”，835個高端崗位面向國內集中招聘。被錄用的外埠人才本人及配偶、子女戶口都可遷入北京。這意味著北京開始了新一輪大規模面向全國的招賢納士，而且以“肥美”的北京戶籍做釣餌。
這麼心急火燎的原因有二：一是北京立志於2050年成為“世界城市”的目標，促使其急於拉攏各類金融人才、管理人才、會展人才、文化創意人才和高新技術領域的人才；二是作為首都的長期優越感，讓北京並未真正意識到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緊缺，北京市人口計生委甚至還於2007年1月25日搬出了“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這尊大金佛，聲稱正在“請示相關部門，建議適當減緩引進人才落戶北京的速度”。
成為“世界城市”，可以說這是北京作為首都和中國大城市的未來發展大計，自然要使出渾身解數。於是，北京迫不及待地開出了一系列優厚條件，甚至故意忽略“常住人口總量1972萬，提前10年突破國務院批复的北京常住人口規模”這一嚴峻的事實，大大咧咧地表示“為把人才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這次北京提出，對於最終錄取的人選，戶籍地不屬於本市的，除本人之外，其配偶、子女的戶口也都可以遷入北京”，儼然是一副劉備顧茅廬的姿態。
其實，數月之前，早在2010年5月16日，北京的“海聚工程”就已啟動。該工程共推出529個海外人才需求崗位，其中工作類占到479個，創業類50個。國有企事業單位提供崗位215個，佔了整個需求總量的40.6%，非公經濟組織的崗位占到59.4%。
據《僑報》的報導：“這些崗位主要分佈於市屬高校、科研院所、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大型非公有製經濟組織等，如北醫大，同仁、天壇等三甲醫院，北京現代、百度公司等企業。”且“對入選'海聚工程'高層次人才的人員，北京市將給予每人100萬元人民幣的一次性獎勵。同時，為其解決好在京出入境手續辦理、子女入學、醫療服務等方面的問題，還將採取扶持措施支持人才幹事業。”也就是說，只要這批人才願意到北京，政府將在諸多方面給予本人和其家庭以“特別服務”。
中科院也於2010年6月在“中國科學院人才會議”上透露，“已在全院設置了近500個'千人計劃'崗位，擬在全球選聘國際一流人才”。 “千人計劃”是政府批准的一項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程，計劃用5至10年時間吸引千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工作，並建立40至50個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基地。目前中科院共有70人入選國家“千人計劃”。對這樣的人才，中科院在經費、住房、工作條件、實驗室、研究生助手配備等方面都給予大力支持。
另外，2010年2月初公佈的《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中也提出，示範區引進的高端領軍人才可以直接辦理本市戶口。範圍包括海淀園、丰台園、昌平園、電子城、亦莊園、德勝園、石景山園、雍和園、通州園、大興生物醫藥產業基地以及市政府根據國務院批准劃定的其他區域。
但是，你可能早就看出了其中端倪——北京把這些“橄欖枝”殷勤地拋給了誰？
《2010北京市引進國內人才專項工作計劃》的835高端崗位是力圖“引進一大批熟悉國際化市場運作，能夠帶動首都新興學科、新興產業發展的科技創新人才和產業領軍人才，同時吸引一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優秀創新人才”：其中要求引進的碩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高達76%，本科生及以上僅佔23.2%；而在職稱方面，高級職稱佔57.0%；中級及以上職稱佔14.1%。從年齡結構看，分佈呈現“中間力量”的特點，即35至45歲年齡段需求最大，計劃引進635人，佔總需求人數的76.1%；其次是45歲以上，佔13.4%；而35歲以下只佔10.5%。
“海聚工程”的529個崗位需要的則是一流的海外人才；中科院的“千人計劃”指向更明確，所有“好吃好喝”的都只留給面向全球招聘的“國際一流科研人才”。
所以，當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流動調配處處長王嵐說，“我們一直在解決人才進京的同時，也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包括他們的子女、配偶都可以落戶北京。從1999年到現在，我們已經從海內外引進高層次人才三萬多人，這些人都解決了配偶子女進京問題”。這時，你完全沒必要詫異——北京那麼多城中村里大規模的“蟻族”又是如何“滋生”的呢？登記在冊的763.8萬流動人口，又是如何為了一紙北京戶籍撓破頭皮的呢？
你真的沒必要詫異，因為從1999年就開始實施的“引人人才落戶北京”的政策，針對的從來都是真正的“高端人才”。
百度百科對“高端”一詞的釋義是“事物的最高層次。高水平的，與低端相對”。如果你更習慣於依靠數據得出結論，那麼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工委副書記張文，對這個“高端人才聚集區域”的描述，或許能讓該詞條更具體化：“為開發區服務的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有24人，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40餘人，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學技術進步獎獲得者23人，省（直轄市、自治區）部級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以上獲得者43人，國家863計劃、973計劃、科技攻關計劃、火炬計劃等項目或課題組負責人28人，具有正高以上專業技術職稱的272人。”
這就是高端人才。如果你不在此列，那麼只能看著他們在北京如魚得水，而你繼續苦苦掙扎。這就是首都的“優勝劣汰”制，也是你在選擇踏入這座城市之前，就應該清楚的事實。
北京，為高端人才打造了一個“北京夢”。
在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者傑夫·代爾看來，這個夢的外部結構是這樣的：
北京是中國真正的金融之都，這座城市“不僅是各金融監管機構的總部所在地，也是中國多數大型企業的總部所在地。在中國經濟中，政府仍以多種形式發揮著巨大作用，這使得北京處於商業活動的中心位置”。
“北京擁有國內最有名的兩所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並利用這種資源吸引了大量研發投資。中國在人類基因組計劃上的貢獻全部來自北京，微軟(Microsoft)和IBM等跨國公司選擇在北京設立研發中心。”
北京是“中國最具活力的藝術園地”——雖然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藝術家們已無法再開出天價；不可否認的是，北京文化上的吸引力也“部分源自於其首都地位”。 “中國最有意思的音樂創作地也在北京，當下最火爆的當屬垃圾搖滾，有著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狂放風格”。
這就是北京，佔盡天時和地利。你如何能不被她吸引？
“北京夢”的內部核心，就是政府拋給高端人才的種種“誘餌”——北京戶口（有些人為了成為“北京人”，甚至願意在黑市出15萬高價買一個假戶籍，這張紙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且配偶和子女均能入戶，何其興哉？高薪，一旦被選中，如果答應“過門”，立刻就能一次性得到100萬元的獎勵，這是“蟻族”可以夢到的嗎？住房，北京市發改委2008年就提出了外來高端人才“在京可享受青年公寓”的政策……
這個由政府所描畫的“北京夢”，說白了，其實就是一場“皇帝選秀”，前面有榮華富貴等著你，但你必須經過層層選撥，因為並非所有人都有資格攀龍附鳳的。
而為了認清這個事實，30歲的惠惠花了十年。
“北京，十年的光陰，我一直奮斗在這個光怪陸離的城市！”惠惠說，“眼下正在辦辭職，還沒想好下一步怎麼走，可能先回老家看看吧。”30歲的惠惠透著無奈與失落。
1999年，惠惠從浙江的一個小城市考到了夢寐以求的北京，“雖然念的是三流本科，但我還是開心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地鐵，第一次站在天安門廣場上。”看著年輕時相片中的燦爛笑容，“說不出啥感覺，就酸酸的。”
2001年，惠惠在學校的聯誼會上認識了浩子，相處幾年後兩人結婚了。 “結了婚，面臨的生活問題越來越多，最關鍵的就是房子。”惠惠說，2006年結婚那會兒本該買房，但當時認為北京的房價就是泡沫，而且剛畢業出來工作沒多久，兩人的月薪加一塊兒就8000多元，底氣不足，所以沒有考慮，反倒認為租房是另一種美好的人生經歷。
2008年1月，小寶寶降生了，租的房子不夠住了，面臨再次搬家的窘境。房子、孩子、工作讓兩個人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所有的矛盾逐漸凸顯，在2009年大規模爆發了。 “他開始酗酒，夜不歸宿，我也整日煩躁，不停地埋怨這埋怨那，大家所有情緒化的東西，其實就集中在戶口，收入，被歧視，房子。”無數次的爭吵後，兩人在2009年末選擇了離婚。
“2010年2月，無意中得知浩子他離開了北京，去深圳闖蕩了，我想自己也是時候遞交辭職報告了，下定決心帶著寶寶離開北京。”惠惠說，“從剛到北京那會兒的白T卹紅裙子、長髮飄飄，到現在所謂幹練的短髮、職業化的笑容和著裝，北京真的改變了我很多很多，也讓我認清了很多很多。北京永遠是有能力人的天堂！只是它不適合我而已，而我認清這一點用了10年，這是我唯一的遺憾。”
2009年8月22日16時30分，位於北京北四環學院橋西北角的奧運大廈大院裡，北京奧組委機關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宣布北京奧組委依法解散。而4000多名曾經為奧運會揮灑了青春和汗水的工作人員，“在經歷了混亂繁瑣的賽后收尾工作和難盡人意的賽后安置雙選招聘會之後，正面臨著失業的困境”。
這4000多人，通過社會招聘而來的工作人員被稱為“P1”，共1000餘人；與之相應的還有從各單位借調來的“P2”，共3000餘人；以及奧組委的實習生“P3”，這800多名在校大學生均是北京奧組委從10餘所高校選拔錄取進入組委會實習的，期間享受奧組委正式員工的待遇。
周華是奧組委最早一批通過公開招聘的工作人員。 2002年底，奧組委首次面向社會公開招聘。這樣的公開招聘在國內以前的大型賽事中實屬少見，競爭十分激烈。 “三千多人應徵四十多個工作崗位”。
經過筆試與面試，2003年初，周華成為這40名工作人員中的一員。 “奧組委一發布招聘信息，我就想親身參與進來。”周華說，為此她放棄了外經貿部一家事業單位的工作。
而讓於小天選擇奧組委的，不只是奧運情結。 2006年，剛剛走出學校的他，在廣東一家知名電器企業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這年12月底，他辭去這份工作回到北京發展。對於戶口不在北京的於小天來說，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願。
但是，奧組委正式宣布解散，所有工作人員都不得不離開。於小天感到事突然沒了，身邊的那些人也沒了。 “再也不會有人叫你去做什麼事了。你只管呆在家裡就行了，真的是挺難受的。”於小天說。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對的問題。用於小天自己的話說：“感覺一下大齡待業青年。”
也許是正面宣傳的力量過於強大，外界普遍以為奧運人才早已被政府機構和大型國企盡數收入囊中，作為北京奧運會的寶貴遺產妥善使用了。事實卻不竟然。
2008年3月28日，北京奧組委與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等9家大型企業和北京市國資委，就奧組委工作人員賽后安置問題簽署了《賽后人員安置協議》。這九家公司包括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國家電網公司、國電電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建設銀行北京分行、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北京有限公司、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泰康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等。
一時間，各大媒體都競相報導，大力宣傳。這條消息出來後的一天，於小天接到家人電話，看到這條消息的家人以為於小天在賽后將“板上釘釘”地進入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工作。奧組委的一位實習生也聽到類似的傳言：“聽說他們P1中80%會進中石油和中海油。”
事實是2008年10月17日為北京奧組委工作人員舉行的專場招聘會上，中石油為奧組委提供一百多個工作崗位，中海油提供十多個工作崗位，與1500人的80%相差甚遠。
雖然招聘會共提供崗位1753個，前來應聘的奧組委工作人員只有1500多人，供需比達到了1：1.17，這在北京舉辦的招聘會中還是頭一次出現。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人崗匹配問題無法得到解決，有的崗位競爭白熱化——有1/3的應聘者向中石油投送了簡歷，有的崗位卻招不到合適的人。而且幾乎所有的招聘單位都要求應聘者學歷在大學本科以上，對於年齡有40、38、35歲以下的限制。再加上時下盛行的“潛規則”，此次招聘會結果必然是“不可說，不可說”。
毋庸置疑的是，為做好賽后人員再就業工作，官方確實做了很多工作，不僅通過行政手段為奧運人才和企業之間牽線搭橋，還以公務員招考形式吸納了上百名奧運人才。
2008年10月16日，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舉辦了一場特別的公務員選拔考試，專門面向奧組委的工作人員。這次選拔工作，北京市為奧組委工作人員提供100個主任科員以下職務的公務員職位，600人參加了這次考試。
但是，於小天並沒有得到參加這次考試的機會。因為根據《公務員法》及北京市相關規定，於小天沒有北京戶口，也不擁有碩士學位，不具備報考條件。
對於這批奧運人才的“失業”問題，FT中文網專欄作家龍溪微微撰寫的《奧運會後“變臉”？ 》一文中這樣寫道：
“他們中不乏海歸、碩博等高學歷，也不乏良好的工作履歷，很多人當初辭去原單位待遇優厚的工作，只為圓自己心中的奧林匹克夢。
“為了讓這批人安心服務兩個奧運，北京奧組委很早就啟動了賽后安置工作，提前與幾十家央企和國企簽署了賽后人員安置協議。這消息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也給不少奧運人吃了定心丸，以平均每天12-16個小時的強度，心無旁騖地投入賽事籌辦工作中。但之後的賽后安置和雙向選擇工作，卻有些出乎他們的意料。
“一些躋身世界500強的國字頭企業是當初媒體宣傳的最大賣點，卻在某種程度上'忽悠'了奧組委應聘者。據悉，某大型國有能源型壟斷企業分公司向十一位奧運人拋出了橄欖枝，不料人員審批手續上報後，總公司領導卻改變了主意，一句話就把要約變成了廢紙。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某國內著名體育用品經營公司。一位應聘公關職位的奧運人透露，在一面和二面結束半個月後，他被告知要等到11月底領導出差歸來才能進行最後一輪面試。又是一番苦苦等待之後，該公司的最終答復如下：大家的英文能力都挺強的，各方面的能力都挺棒的，但考慮到沒有在相關公司工作的經歷，進來之後需要有很長一段適應期，我們就不如招聘應屆畢業生合算了，所以我們決定暫時先不招聘了。
“總之，也許是金融危機的緣故，也許是強扭的瓜不甜，很多與奧組委簽署就業協議的企業紛紛上演'變臉'，或是提供虛假招聘信息，或是提供條件較差的低級崗位或偏遠崗位，個別企業甚至在大張旗鼓面試之後就沒有了下文。簡言之，就是缺乏最基本的誠意。”
此外，儘管大部分調用人員都順利返回原單位報到，支奧經歷成為他們履歷表上光輝的一筆，但部分人員面臨原有崗位被取代的“冷板凳”現象，不得不重新加入市場擇業大軍。
想要留在北京，談何容易？即便是攀上了“奧運會”這根高枝，也前途未卜，只因北京的門檻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都高得遮天蔽日。
據《京華時報》2006年9月15日報導：日前，北京市2008環境指揮部召開奧運立法工作動員部署大會，針對奧運期間放假、機動車限行、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入境等首批65個奧運立法需求項目，確定初步處理意見。其中有這樣一條規定，北京市將對四種不同情況的流動人口實施控制。對於從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施工的農民工，預計有100萬人（僅計算建築業），對這部分人可由建委協調施工企業整建制勸返回鄉……
一石激起千層浪，此消息一出，就在社會各界引起反響。反對的、憤怒的、申辯的、澄清的，不勝枚舉。雖然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盧映川在2008年8月2日的“北京市社會發展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否認北京市政府“奧運期間勸返民工回鄉”的傳聞，“我沒有聽說專門清理限制外來農民工的事情”，並向外界解釋說“這些勞動者的流動完全是由市場來決定的”。
但是，德國《法蘭克福匯報》題為“奧運ABC之B：農民工何去何從”的文章，仍然值得我們思考：“不可否認，沒有450萬的農民工，北京不可能這麼快速、低廉地建造起巨大的體育新場館。官方公佈的數據顯示，每個農民工的月收入為996元，但他們的地位並沒有保障：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口，所以他們只是暫時被容忍待在城市裡，並沒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
這些都是事實，所以我們必須去面對。如果你說連奧組委的高級人才都並非個個皆能因為奧運會在北京找到立錐之地，憑什麼在北京蓋了幾天房子就可以留下來？那你的感覺不可謂不敏銳。
因為這就是北京在用人問題上一貫的姿態：願者上鉤，優勝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