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4、樓高有個限兒

北京皇城保護區的樓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這座城市對房價卻沒有開闢出相應的“保護區”，反而任其在城內肆無忌憚地瘋漲。於是，在北京城裡——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數”遠高於號稱“地球上房價最貴的城市”東京。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再次出台政策調控房價。但是，“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才算”。北京的房價進入了一個怪圈。經濟學家吳敬璉反復強調要嚴重註意防止中國走上權貴市場經濟，此話的現實意義日益凸顯。 連溫總理都不得不感慨“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可見這場戰役的嚴峻性。 去北京旅遊，踩著人力車的北京爺們，領著你在大小胡同里轉悠時口若懸河，同時會頗有意味地告訴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兒，皇城根下有哪棟樓房不長眼敢超過天安門？沒有。至少在皇城保護區內是真沒有。

人爺們沒瞎掰。根據2003年4月7日正式實施的《北京皇城保護規劃》的規定：“在皇城內，對現狀為1-2層的傳統平房四合院建築，在改造新建時，建築高度應按照原貌保護的要求進行，禁止超過原有建築的高度；對現狀為3層以上的建築，在改造新建時，新的建築高度必須低於9米。”同時規定，“皇城的規劃範圍為東至東黃（皇）城根，南至東、西長安街，西至西黃（皇）城根、靈境胡同、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規劃佔地面積約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區劃分屬東城、西城兩區。” 實際上，北京市的樓高，因為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歷史文化地位，而整體呈現出有趣的階梯狀。 根據北京市文物局局長孔繁峙先生的介紹，北京對高大建築的控制，前後經歷過兩個階段：2004年之前，舊城裡不限制樓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後，限制現代化的樓房在舊城裡再有新的建設；限制樓房高度具體方法是以故宮為核心，故宮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築高度可以比較高，離故宮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宮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舊城邊上建45米，是採取這樣的限高方法。 2004年之後，北京舊城裡建築採取了嚴格限制，是整體保護的措施，舊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內要體現保護，舊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體現發展。

其實，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規劃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區中心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 “該詳規考慮到北京舊城區平緩開闊的特點，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風貌，從城市空間的形態、尺度上規定，整個城市以故宮為中心，建築高度向外分為7個層次逐步升高，構成一個內低外高，平緩的城市天際線。按照該規定，故宮、后海一帶為原貌保護區，長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門大街一帶為30米控制區，東二環、西二環一帶為45米控制區。由於規劃在前，這些年來北京城市建築的基本形象呈現為，城裡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較高”。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個北京城存在兩個相映成趣的“階梯”，除了上述的樓高階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佈。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當時北京將近1500萬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佈，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陽、海淀、大興、石景山4個近郊區。近郊區的人口密度已是10個遠郊區縣的15倍。 據《北京日報》同期的報導：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區分佈呈梯度變化，即城區人口密度最高，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區次之，為5669人/平方公里；遠郊區縣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區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區的4倍，遠郊區縣的63倍。常住人口地區分佈差異大已經成為北京人口發展的新特點，人口密度也呈現鮮明的階梯性變化。 你可以跳出來，居高臨下地想像一下北京城裡的人居狀況——這座城市，以故宮為中心向外擴散，樓房越蓋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氣的人卻越來越少；正如西川在《想像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帶卻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裡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房屋全然寂寞無聲”；而整個中心城區，圍繞著這個“核心”，人滿為患。

有著千年曆史的北京城，在過去50年中，經歷過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紀的50年代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二次，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危舊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這些改造帶來的結果，是北京舊城歷史性建築損毀過半。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較完整的歷史風貌空間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舊城原有的2000萬平方米歷史建築（包括1300萬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保留下來的不足四分之一。原來北京的3050條胡同，至2003年，道路寬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包括街巷）僅有1600條，舊城內被直接稱為胡同的，只剩下400多條。 很顯然，這剩下的老北京舊城，確實需要得到基本的保存。但是，在保護舊城，清空保護區內的“多餘人口”時，北京仍未改變其一貫的“先拆後補、先大後小”的行事原則。

舊城保護為大，個人安居事小。 2005年初春一個普通的日子，71歲的李秀春坐在自家的板凳上發愁。屋外，是已拆毀房屋的殘垣碎瓦，屋裡，是滿地的家當什物。電視機洗衣機，帶走；沙發和大衣櫃，扔下；舊衣服，挑出不用的捆成捆，賣掉。她已經這樣收拾了好幾個月。 北京大柵欄甘井胡同29號，這個小小的四合院里大約住了六七戶人家。現在它被劈成兩半，有三戶人家的房子被劃入煤市街道路拓寬工程的範圍，他們的房子必須要拆掉。自從2004年12月31日煤市街改造工程宣布動工，到2月17日，這三家搬遷戶已經走了兩家，房子也已變成碎瓦礫，只剩下李秀春家的房子未動。拆遷辦和街道的人每天都來詢問她什麼時候搬家，她不是不想搬，是沒有合適的地方去。

鼓勵舊城人口疏散，逐步減少舊城人口數量，是2005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1983年版的總體規劃中，曾確定了一個將北京185萬人口減少到120萬的目標。可是到了2003年，北京舊城的實際人口仍有不低於165萬人。 人太多，在重點保護的舊城區裡，充斥著各式舊樓危房，一大家子人就在裡面吃喝拉撒，肯定不利於舊城的維護，所以拆遷是必然，也是北京市政府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7年公佈的《北京市十一五期間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提出：“'十一五'期間，北京將逐步疏解舊城部分職能，降低舊城人口密度。按照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要求，到2020年北京舊城人口從180萬降低到110萬，平均每年疏解4萬人，以此推算，'十一五'時期將疏解人口20萬左右。”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導：“所有搬遷的居民戶都會得到一筆補償。這裡的標準按北京市的87號文件執行，有一套複雜的計算公式。以李秀春家為例：李秀春和她的老伴及一個女兒，一共住有一大一小兩間平房共28.8平方米，按每方米8020元補償，再加上其他的補貼，她家一共可以拿到30萬元出頭。同時，政府提供了供拆遷戶們購買的低價房，位置都在北京三環以內，比如，李秀春就可以選擇永定門外沙子口的宣祥家園，房價是每平米4000多元。 “但是，李秀春說，宣祥家園的房子一居室有40平米，他們三口人沒法住，只能買兩居室，要80平米，全算下來要40萬元，她差了10萬元，買不起。即使是可以搬到那裡去，李秀春說，本來她看病只要走上200米就可以，現在要乘車倒車，就成了巨大的難事；原來用煤氣罐，一個月花40元，以後燒天然氣，一個月至少要花到60元；還有物業費，每月又得100多元。這一筆一筆看來都是小錢，但對李秀春就不小：她和老伴的經濟來源只有每月數百元的退休金。”

面對這樣的矛盾，北京大柵欄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大柵欄地區改造規劃的主要執行者，其總經理張東承認，他也沒辦法。 “解決不了。這也是困惑我們的問題，而且這還不是少數戶。這是個社會問題，不應該說要我改造這個區域，就我來承擔呀。” 北京要發展，必然得進行改造，改造往往就意味著推翻和重建。對於“發展”，學者吳祚來有這樣的評價：“發展二個字，成為城市的神靈，但有多少人分享了發展帶來的福祉與利益？發展是一位財神，只垂愛權貴，而不是太陽神，不能普照所有的人。” 北京利用拆遷的手段，將中心城區的原住民搬走，然後對土地進行重新開發。這些人可以再搬回去，但那塊地兒已今非昔比。北京西城區人大代表、城建環保委員會主任關國香2005年的調查報告裡，提到這樣一個數字：在西城區，回遷房價一般在7000元/平方米左右，買兩居室（70平方米）需要人民幣50萬元左右，而居民拆遷補償一般在30萬元/戶左右，所以，多數拆遷戶是承擔不了的。

不管李秀春們願不願遷、能遷到這座城市的哪個位置，他們終究無法抵擋城市滾滾向前的車輪。不過，又有一個問題隨之產生：究竟誰有權住在城市裡、住在中心城區？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吳唯佳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在一個城市中，有大戶、高收入的人群，也應有一部分收入比較低的，如管家、保姆、司機，為高收入者服務。這樣的社區才是完整的，可以良性循環的，不可能只住著有錢人。 事實卻並不能如專家所言，進入一個良性循環。 “高房價”在北京城早已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打了這麼多年，它反而越來越“健壯”。 在王雲飛撰寫的《同核城市》一書中，讓我們羨慕地見識了歐美城市的平行格局：“舊金山本身只有120平方公里，75萬人。但是通過軌道交通，只需30分鐘即可抵達另外一個大城市奧克蘭。同樣，也只需10分鐘即可到達著名的伯克利大學所在地——伯克利城。這樣，在宣傳冊上所出現的人口660萬的大城市舊金山即是由上述舊金山市、奧克蘭市、伯克利市等城市組合而成。”

而北京的城市格局卻伴隨著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系，由一個中心向四周越攤越大，行政機構、科研機構、教育設施、商業設施，無不集中在中心的四周，而不是分散向其他更遠的區域。這使得人們義無反顧地湧向中心。 北京的“首位”效應，也讓外來者面對居高不下的房價，依然趨之若鶩。據衛生部一位工作人員透露：“全國共有三級甲等醫院594家，在北京有37家，就數量方面來說並不是特別高，但是北京的醫療水平在全國來說是非常高的。”而北京教育實力在中國城市中排名第一已是不爭的事實。根據教育部提供的信息，列入國家“211”工程計劃的學校，包括2005年9月8日起新增的211高校，北京共有23所，數量居全國第一。 正是在這樣的“中心”和“首位”效應的誘惑下，28歲的楊剛（化名）和27歲的丁莉（化名）成了傳說中的“房奴”。 楊剛是河北邢台人，丁莉則是原汁原味的北京大妞，倆人屬於“辦公室戀情”。如今，小兩口住在海淀區世紀城一套100多平米的公寓內，最好的樓層，最好的朝向，理所當然的最貴的價格。 290萬總價，首付116萬，爹媽抖空家底拿90萬、奶奶出20萬，姑姑出零頭，等待楊剛和丁莉的是30年，每月1萬元月供；他倆加一塊兒每月13000元的工資，刨去房子的月供1萬，僅餘3000元生活費。 眼下，小倆口最大的願望就是攢錢買家具，平時最大的娛樂活動，就是對著各種家居論壇，暢想著把家填滿，然後無比激動地入睡，醒來又是家徒四壁——楊剛說，家徒四壁還是有些誇張，窗簾是有的，廚衛設施是幾個死黨湊的份子錢，但也只敢買不入流的，電視機是從丁莉閨房搬過來的，咬牙新買的床，規格也從計劃中的1.8米縮到了1.2米。楊剛頗為無奈地說：“搬家一年多了，一直沒請人到家玩，客人來了連個坐的沙發都沒有。” 專家說月供佔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安全的，可現在月供佔去大半江山，兩人守著3000元戰兢兢地過日子：“生活就像走鋼絲，不能跟領導發飆、不能辭職、不能生病，過馬路要小心不能出意外……一套房子就把我生活軌跡劃定了，只能向前、向錢。” 讓楊剛憤憤不平的是97萬的銀行利息，發誓節衣縮食提前還款，絕不替銀行打工。而更讓他深感沉重的，就是全家湊的首付。其中20萬是奶奶一分一角攢了一輩子的。 “給銀行還貸是體力活，雖然累但坦然。而對於家人，我欠下了一筆永遠還不清的感情債。” 楊剛也有高興的時候，做不經意狀跟人家談房子，順帶宣布自己住世紀城，頓時引來一陣讚歎：“哥們行呀！學區房，大HOUSE呀！”那一刻，楊剛覺得290萬聽見響兒了。 可惜這種高興實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只有妻子丁莉最了解丈夫的變化，她說那個曾經無憂無慮的小伙兒永遠回不來了——“買房子那會兒，全家人替他問來問去，就他自己玩著PSP，還跟小孩兒似的。現在倒好，剛住一年多就老成多了，走路姿勢有時感覺像個中年人。” 關於“住房痛苦指數”（即單位平方米房價與月收入比）《世界財經報導》曾於2006年6月發表了一篇報導，將號稱“地球上房價最貴的城市”東京與我們的北京做了個比較：“東京目前人口是北京人口的近兩倍，而北京的面積是東京面積的3倍。如此一算，北京人口密度，僅為東京人口密度的1/6。無論如何，北京的房價都不應該比東京的房價貴。” “目前在東京市區，一套使用面積80平方米的公寓樓（精裝修的3室1廳1廚1衛單元，附送20平方米的陽台和幾平方米的走廊，以及基本電器，包括液晶電視等等，裝修一流，大致相當於北京的120平方米的毛坯房）加停車位，售價約為300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225萬元，公寓單位平方米的價格約為2.3萬元。” “2005年日本人的人均收入為34510美元（合27.6萬元人民幣），月收入為2.3萬元人民幣。東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數'：2.3萬（每平方米平均房價）÷2.3萬元（月平均收入）＝1。而同年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數'為：6485元(每平方米平均房價)÷1471元(月平均收入)＝4.41。”我們得出了一個似乎難以讓人接受的事實，2005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數”，就遠遠大於東京。 時至今日，面對坐火箭般躥升的房價和蝸速前進的工資，北京的“住房痛苦指數”恐怕又更勝一籌了。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於2010年3月15日對外發布：2010年1月至2月，北京四環路以內住宅期房均價為每平方米31220元，四至五環路均價為每平方米17254元，五至六環路均價為每平方米11776元，六環路以外均價為每平方米10409元。 我們不妨再來做個比較。根據北京工業大學和社科文獻出版社於2010年7月17日聯合發布的《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的數據指出，北京目前的房價與收入比為25：1。也就是說，一般家庭25年的收入才能購買一套住房。 2008年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戶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其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110元，戶均可支配收入為12.2萬餘元。 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681元，戶均可支配收入2.7萬餘元。 2009年，北京商品房價全年漲幅高達73.5%。 2008年北京住房市場出售商品住宅平均每套面積110.7平方米，按照2009年11月17810元/平方米的均價計算，購買一套9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160萬元，相當於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 實際上，居高不下的房價對住在北京城裡的人來說，可能意味著更多問題。在騰訊的財經論壇裡，一位北京的中產階級寫給堅持買房的妻子的一封信，引起激烈反響。在此，也邀請您圍觀： 愛妻： 你好！ 請恕我用信件的方式與你交流，因為我不善於吵架，而你又不善於面對面的溝通。 那天你堅持要買房，我解釋了幾句，你就不高興了，並且這些天也沒有機會交流。那我就用文字來闡述我的觀點吧。 記得結婚前，我們就房子問題達成了一致，認為現階段房價過高，先租房以觀其變，再說咱們父母雙方的家裡也都有咱們的單間。然而，最近股市、房價陡漲，你有些動搖了，所以那天突然為了房子而發起了小脾氣，我覺得大可不必，咱有話好好說好了。不是買不起房，咱們的存款、收入，買房是問題嗎？問題只是在時間點、質量、選什麼開發商等問題上了罷了。 親愛的，下面咱們就談到的幾個問題來商量一下吧： 首先來看看，時機合適嗎？ 現在整個世界處於經濟危機中，咱們國家不例外，甚至更嚴重。你看看世界各地和國內各地風起雲湧的暴力事件就明白，失業率上升的危害在哪裡了、經濟危機到了什麼程度。 經濟本來是有自我調整的，去年以來，經濟就一直在調整，世界各國忙著減稅，咱國家也有一些自以為懂經濟的傢伙增稅、並且推出了巨額信貸救經濟的政策，導致信貸放出來了，但不敢進入實體經濟，反而進入股市、房市牟利。看看那些輕鬆拿到巨額貸款的國企在股市、房市上的作為就知道了：買北京地王的中化方興買是國企，一上海國企又買了北京大興地王……由此可見中國實體經濟之恐怖：給了錢也不敢投入，只好拿來搞投機。 看看需求：參加高考的人開始下降了，中小學十幾年裡不斷減少，表明人口結構巨變在即。 看看家庭負債率：中國的負債遠超美國了吧？這些買房的年輕人有多少準備好了自己的養老費用、醫療費用、教育費用了呢？這些顯性、隱性的負債，能夠支撐房價到幾時呢？中國的低工資戰略，能夠支撐房價到幾時呢？ 房價的周期、漲落，你確實該看看日本、香港十幾年來的房地產情況了。網上論述很多，我就不多說了。你見過一直向上飛的飛機嗎？房價就是飛機，不可能一直向上飛的。耗盡了油，總會回到地面上的。 再者：房產稅也該收了吧？物業費、停車費，該漲了吧？看看買車族的待遇就知道了，費用會不斷上升的。我們買了房，就像老牛套上了車，老驢套上了磨，被迫一輩子給開發商當牛做馬。帶來的不是安全，而是負擔。 數據說話，算算賬：你要買的房子260萬，按5.94的現房貸利率計算，貸款30年，也要每個月還2萬，咱們租個房每個月用不了2萬吧。 保值：房子保值嗎？在某些國家，房子也許是保值的，但在這個國家，似乎更像傳銷。一個沒有地權、沒有質量保證、沒有製度保證財產權的房子，談何保值？擊鼓傳花，老百姓大多是接最後一棒的那個，現在的你我，真要重複傳銷的故事？ 質量有保證嗎？你說那個樓盤僅僅17000元一平米。是的，不貴，但我不願買房最核心的理由是質量問題。上海那座“自殺”倒下的義樓只是中國房地產的一個縮影。其實看看汶川北川、看看西客站、亞運場館出的那些問題你就明白，中國建設部官員說的是對的：“中國房產的平均壽命是30年。”你上新浪網看看時寒冰、牛刀的博客就明白了。我們花200萬買一套只能用二三十年的沒有地權的房子意義有多大？ 老婆，咱們還是不要為買房再爭執了吧，為了一個房子，產生爭執傷害夫妻感情值得嗎？ 說了這麼多，俺也覺得自己有些羅嗦、段落散亂了，難怪你叫我“唐僧”。今晚，為夫徹夜難眠，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唯望你回心轉意，不要上開發商的當，逼迫俺買房。去年經濟滑坡時，我聽到有收破爛的自殺了，有賣鋼鐵的自殺了，有種棉花的農民自殺了……但我沒有聽到哪個開發商自殺了。至於俺說的“開發商不滅，何以家為”，只是一句玩笑話，不必當真。 不是俺殘酷，是開發商的代言人說：“如果房價下跌，就把10根鋼筋換成5根！”是開發商說：“社會發展，總要有人做出犧牲！”那麼，等有開發商不斷“犧牲”的時候再買房不好嗎？ 親愛的，把錢換成美元等等看吧，房子很快就會有的。大漲之後必有大跌，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終有一天，國家會脫離開發商的綁架。當開發商資金鍊斷裂，房價像上海那座大樓一樣倒下時，房子就會有的。 現在，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錢、房，而是，互敬互愛、團結、理解，另加，一點點耐心…… 此致 敬禮 夫 北京2009-7-11 2010年5月14日，《北京晚報》上刊登了一則評論《小姐離京房屋上市》，稱小姐住房是一種“剛性需求”，若把小姐趕出京城，“估計全市房屋租賃市場將增加20萬套以上房源”，出租房源大幅激增，必將使房租呈直線下降。房租越便宜，一部分持幣觀望者轉買為租，對新售房、二手房的需求也將下降。那時“房價出現真正的拐點”。 很多媒體引用這篇報導時，都會在標題前加上兩個字：笑談。也有網友言辭犀利地指出：“把房價上漲的屎盆子扣到小姐頭上去，真是厚顏無恥、肆無忌憚、青天白日地欺負弱勢群體。為何不敢叫囂把包養小姐，為小姐、二奶、眾姨娘們買房的大爺們都趕出京城吶？柿子揀軟的捏，十足的孫子兵法！”更有人開門見山地表示：“降房價趕小姐不如殺貪官。” 這正驗證了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的觀點：住房價格高，可能減緩城市化進程，從而影響未來經濟增長。樓價不斷上漲，還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引爆點，尤其是在覺得自己被排除在房地產市場外的年輕人中。 北京的房價為何居高不下？究竟是誰推高了房價？各路專家學者眾說紛紜，但民間的觀點是比較統一的——“決定北京高房價的絕對不僅僅是個別消費者的高收入以及所謂的剛性需求，而是處於房地產行業上游產業鏈環節的地方政府土地拍賣，官商甚至銀行間勾結下的共同炒作……” 然而，這中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鏈，卻不是我等小民可以揣度，更遑論撼動了。即使是國家總理溫家寶，其遏制房價瘋漲的決心和努力也一再被“藐視”。 2010年2月27日，溫總理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時說：“群眾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謂'蝸居'的滋味。”同時表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抱有信心，“我有決心，本屆政府任期內能把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使房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價位。” 這邊廂，總理話音剛落，北京就於3月15日（也就是“兩會”閉幕之後的第一天）一天之內，拍出三塊地王，而且均為央企——“共和國的長子”：經過84輪現場競價，遠洋地產旗下的北京遠豪置業有限公司以40.8億元的總價拍得朝陽區大望京村地塊，折合的樓面地價高達每平方米27500元，成為新的單價地王。隨後北京中信新城房地產有限公司，經過64輪競價，以52.4億元，將大興亦莊地塊拿下，成為總價地王。但僅僅6個小時以後，單價地王就被東昇鄉薊門橋地塊奪走，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17.6億元的價格拿下這個地塊，該地塊的實際樓面價格超過每平方米3萬元。 中央電視台隨即於3月16日的《新聞1+1》欄目製作了一期“政策向下，房價向上”。白岩鬆一開場就毫不客氣地挑明：“房地產市場究竟是總理說了算，還是總經理說了算？在兩會當中時候，大家都記著總理的工作報告當中說要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這樣一種趨勢。但是一天就給總理的報告上眼藥，三個地王接連創出高價，而且還沒蓋樓，價格就已經高出了二手房，甚至旁邊的商品房，有的時候是你在想，是不是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才算。” 對“共和國長子”們在兩會閉幕後第一天就“挑釁”溫家寶執行力表示不滿者還大有人在，比《如環球時報》、《青年時報》，環球網推薦的標題用詞兇猛：“共和國長子”的叛逆惡行。 據《上海證券報》記者引用地產中介的情報，“15日下午新'地王'剛誕生不久，北京望京區域就明顯出現了房主提價現象”。 《工人日報》作者於是感嘆央企“誰的面子都不給”，《新京報》用社論指責央企搶“地王”傷害公平正義；《南方都市報》則以北京副市長破滅的地價預測為引，認定不遏制央企“地王”，房價難回歸。 《北京晚報》蘇文洋乾脆嬉笑怒罵，建議明年央視春晚小品“請潘石屹、任志強演吧”——在中國，還有什麼事情能讓我們比高房價、比“地王”更加哭笑不得的呢？ 也有一些媒體的觀點更加冷靜和理性。 《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版頭條認為，在缺乏剛性制度約束的背景下，批評央企毫無力量。 《燕趙都市報》作者面對兩會中的希望和兩會後的失望，呼籲“政治不僅僅是表達自由的眾人之事，還要有政策執行力的貫徹配合”。 《南都》由秋風署名的評論解讀地王背後的房地產狂歡，矛頭直指“中央銀行持續地實施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事實上，過去幾年來一直存在、去年以來尤為顯著的“再國有化”過程，皆拜通貨膨脹政策之賜……房地產業變成了一個大賭場，全社會的財富在這裡進行著一場逆向大轉移。 中國資深媒體人周瑞金於2009年接受SOHO中國內刊《SOHO小報》採訪時提到的“以公權力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出現和日益壯大”，或許能為北京地王和北京房價居高不下的現象，撥開一角迷霧。周瑞金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在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中，在房地產業、礦山資源產業、金融證券業以及能源產業等領域，政商勾兌尋租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進入新世紀，伴隨'國進民退'和普通民營企業受到貶抑，部分國有壟斷企業，以及不少具有官員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以公權力為靠山和保護傘，肆無忌憚地賺取超額利潤，甚至尋求非法資本回報。” 近年來，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反復強調要嚴重註意防止中國走上權貴市場經濟，即權貴資本主義道理。周瑞金認為“這絕非無的放矢，而是有著尖銳的現實針對性”。 據全國工商聯在2009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的一份大會發言《我國房價為何居高不下》稱，一項針對2008年全國九座城市“房地產企業的開發費用”調查顯示，在總費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總稅收）所佔比例為49.42％。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與民爭利產業，而且是腐敗高發領域。 周瑞金說：“由於房地產收入是地方財政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在世界金融危機中，一些地方政府頻頻出現房地產救市的聲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價煙'而丟官、後又因為受賄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長周久耕，不就曾經揚言懲處敢於降價銷售樓盤的開發商嗎？當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遠遠背離實用價值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樓市大降價的時候，地方政府卻能從扶持、提振房地產行業中收穫GDP政績，而一些官員則可以繼續中飽私囊。” 北京作為首都、中央，可算作是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老根”，改革在這裡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所以，難怪溫總理會在2010年人大會議召開期間，於週日的記者會上引用詩人屈原的句子：“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藉此抒懷。 “因為他的施政受到限制，受到他身為其中一員的體制的限制，所以他要公開表達他的願望，”北京的獨立研究人士陳永苗對總理的引經據典如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