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3、蟻族是枚子兒

北京在大踏步朝著“世界城市”邁進的路上，城裡的“優勝劣汰”將一天比一天激烈。面對日益膨脹的城市人口，北京出了一招“棄卒保帥”。而高不成低不就的“蟻族”，就成了這枚被棄的子兒。 儘管北京從不承認這一點，但正如拆除、翻新蟻族們的據點“城中村”，對北京來說，是一項改革，是一種進步，至於對你是否意味著“滅頂之災”，這座城市無意過多追究，因為北京不需要“弱者”。 弱小的強者 被遺忘在世界角落 不是我的錯 雖被埋沒絕不蹉跎 住在洞穴的我 每天忙忙碌碌奔波 不在乎別人怎麼說 螞蟻雖小但胸懷廣闊 堅持做自我 不怕風我不怕風 雨點打濕我的夢 往前沖我往前衝 腳印讓我不懵懂 迎著風我迎著風

向前的路雖然沉重 我會用觸角撐起 雨後那片天空 ——《蟻族之歌》 這首原創歌曲是迅速躥紅的“唐家嶺兄弟”——31歲的李立國和22歲的白萬龍的“成名作”。但是，令他們走紅的，並非音樂本身，而是2010年春天，三位全國政協委員的到訪。 當時，李立國和白萬龍正坐在床上唱著這首《蟻族之歌》，經媒體記者介紹前來調查“蟻族”問題的全國政協委員何永智聽著聽著就哭了，讓唱歌的李立國、白萬龍反而覺得不知所措。歌一唱完，兩人也跟著哭了。 李立國，這個31歲的漢子一直認為即使外面打仗，也與己無關，他一頭扎進自己的音樂夢想，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年，而這十年自己奮鬥來的就是眼前的所有：不足5平米的租來的沒有窗戶的房子，一個櫃子、一張床是全部家當。幾塊磚壘成的“桌子”上，三個硬邦邦的饅頭胡亂放著，門口地上散落著裹著灰塵的煙盒、食品袋、廢紙，整個屋子裡最值錢的東西就是吉他。

不是沒想過放棄，就跟身邊的親友反复勸說的那樣，離開北京，回老家“找份正經工作，好好過日子”。但是，夢想，這個虛無縹緲的東西，卻讓他們堅持了下來。白萬龍還能記起，一次他和李立國在西單的地下通道唱歌時，一個女孩拿出一塊錢捐給他們，錢上面寫滿了字：“我剛剛買了離開北京的火車票，身上只有這一塊錢了，你們唱得真好，希望你們能堅持自己的夢想。” 而在唐家嶺，這個北京城西北郊的“城中村”裡，還有一大批和李立國、白萬龍一樣的“尋夢者”。這個因北大博士後廉思的一本書而被大眾統稱為“蟻族”的群體。 《中國人才藍皮書（2010）》對“蟻族”的定義是“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集群體”。同時指出，“該群體年齡主要集中在22-29歲之間，是以畢業5年內的大學生為主的'80後'高知群體”。這一群體的“月均收入為1956元，既大大低於北京市城市職工月均工資（3726元），也低於全國城鎮人均月收入（2435元）”。

正是基於上述低廉的收入水平，“該群體主要聚居於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積不足10平方米的城鄉接合部或城中村，已經形成了一個個聚居區域——'聚居村'。但'聚居村'住宿條件簡陋，已經形成了自給自足、自我封閉的低層級衍生經濟圈。無照經營的小餐館、小髮廊、小作坊、小診所、小網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檔娛樂場所等各類經營門店大量集中且無序增加，生活狀態令人擔憂”。 事實上，面對北京城裡的高壓生活，大多數“蟻族”心中都有回家的想法，只是不願兩手空空地回家，看到家里人失望的眼神。他們具有這樣的共同點:農村出身、讀的是很一般的學校、缺乏社會關係、家中能給予他們的支持很少，但期望又很高。 “蟻族”中多數都是懂事、明事理的年輕人，他們認為家里人砸鍋賣鐵供自己讀書，畢業後就要靠自己的雙手去打拼，養活自己，同時盡可能地回饋因辛勤勞作而未老先衰的父母。於是，他們蝸居在大城市的簡易出租房內，朝出暮歸地奔波於人才市場或薪酬微薄的單位。

唐家嶺的這家月租160元的小屋，是李立國和白萬龍能在北京找到的最便宜的棲身之所。也正是因為相對中心城區而言非常低廉的租金，而使流動人口聚居，成為唐家嶺最明顯的外在特徵。在唐家嶺，外地人的數目大大超過本地人。本地戶籍人口不足3000人，外來人口卻有5萬以上。其中不少居民有過多次輾轉的經歷，有很多人就是剛從新近拆遷北塢、大望京等村莊搬遷過來的。 “北京市大概900多萬的外來人口中，有約100萬人住在地下室，200-300萬選擇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這樣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協住宅學術委員會委員蔡金水說，北京市閒置的住房已達上億平方米，卻有這麼多人口居住條件惡劣。 2010年6月1日，唐家嶺村的東北角，張貼出了“給客居唐家嶺朋友的一封信”，名為《走出唐家嶺，天地更廣闊》，落款是“西北旺鎮唐家嶺村村民委員會”。內容如下：

客居唐家嶺的朋友： 您好！ 唐家嶺是北京市50個掛賬重點村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對該地區進行整體改造是市委市政府推進城鄉接合部整體改造，加快城市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決策。唐家嶺騰退搬遷工作按計劃將於6月份正式啟動。 也許您在唐家嶺租住多年，對唐家嶺有著故鄉般的感情；也許您來唐家嶺居住剛半年或兩三個月，但您對唐家嶺所做的貢獻，村民永遠感謝您。作為客居唐家嶺的您，面對這樣一個即將改造的大環境，請您積極配合騰退改造工作，盡快搬離唐家嶺，盡快找到您的新居所，盡快開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嶺，天地更廣闊。 我們堅信，您來京城打拼，就是在腳踏實地積攢能量，為實現理想而不懈努力，現在的生活只是您人生的一個過程而已。當新唐家嶺建成的時候，我們真誠歡迎您重回唐家嶺……

唐家嶺要拆了，因為這裡擁擠的公交、橫行的“黑車”、坑坑洼窪的路面、林林總總私自加蓋的小房子，與北京這座大都市的形象構成嚴重落差，而城鄉結合部治安混亂、黃賭毒滋生等社會問題，也是“城中村”瀕臨滅絕的關鍵原因。有專家甚至將“城中村”定義為“困擾城市化進程的'痼疾'”。 天津社會科學院教授陳柳欽對“城中村”，這一城市化進程中特殊的“城市包圍農村”的現象，做瞭如下歸納：“在城市化過程中，為了擴大城市規模，借助於城鄉二元結構，低價徵用城郊農村的土地，逐漸將一部分村落包圍在建成區內。這些村落起初還在城市郊區，進而位於城鄉結合部，隨著城市的持續擴張，最終蛻變為'城中村'……在城區以外的農村看來，它無疑是城市的一部分，就如同是城市中的一個社區；從城市居民看來，它儼然仍是農村，仍是與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殊的'鄉巴佬'居住點。在'城中村'有很多既像農村又像城市的現象，諸如：人們生活方式像城市，但人們的思想意識卻像農村；追求土地產出更高的經濟效率像城市，但無規劃的土地管理仍然像農村等。”

對於這樣一個“鄉巴佬”，拆，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根據《新京報》的報導：“2010年，北京將啟動包括海淀區唐家嶺村、丰台區夏家胡同村等50個衛生環境髒亂、社會治安秩序較亂的市級掛賬整治督辦重點村改造工程，並限期完成整治。目前已經有33個市級重點掛賬村的整治改造規劃方案通過審查。這33個掛賬村包括朝陽區姚家園村、官莊村，大興區廡殿二村、廡殿三村，海淀區唐家嶺村、振興村、門頭村，丰台區夏家胡同村、西局村等。” 2010年6月25日，北京唐家嶺，碩大的拆遷機伸著幾十米長的鋼鉗，摧毀著旁邊一棟已殘破不堪的房屋，旁邊幾個六七層樓的違章住宅，已經被剷平。整體改造完成後，本地村民在宅基地上私搭亂建的“公寓”樓將被拆除。他們將按宅基地面積置換回遷房，集中上樓。騰挪出來的土地，一部分還耕還綠，一部分留作村集體的產業用地。而為數更多、實質上已成為當地居民主體的“低端人口”，只能收拾起行李，搬向更遠的村落。與此同時，北京還表示，將進一步關注新城周邊的村落，“防止城鄉接合部問題向新城轉移”。

就在唐家嶺風風火火地被拆除之時，曾名噪一時的位於海淀區六郎莊五間樓47號樓的“膠囊公寓”——蟻族的另一個棲身之所，也因低於國家規定的群租人均使用面積，於6月26日上午，被拆掉了。 3個七八平方米的房間被隔成8個窄高鐵盒子，“1.0的普通版每間3個，月租250；2.0升級版每間2個，月租350元”，這就是“膠囊”。膠囊公寓於2010年2月初開工。它的設計者是78歲的老人黃日新，這個搞了一輩子火力發電站的動力裝置設計的高級工程師，是2009年在報紙上偶然看到日本的“膠囊旅館”後，萌發了自己建造“膠囊公寓”的想法。他表示建造這樣的公寓不為賺錢，只想找到一種解決剛畢業大學生過渡房問題的辦法。

黃老先生的膠囊公寓3月開始對外出租那會兒，北京市統計局稱北京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去年上漲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環內期房均價超過3萬元/平米。樓市的熱度加速了社會焦慮情緒的發酵，三間“膠囊公寓”立刻撓到了社會最敏感的神經。 2010年5月份出台的《北京房屋租賃管理規定修改草案》對群租問題規定：租住成套樓房住宅的，人均建築面積不得少於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積不得少於7.5平方米；租住平房的，人均使用面積不得少於4平方米。但膠囊公寓的人均使用面積只有2.2平方米，沒達到群租人均使用面積的要求。 政府似乎把什麼問題都想好了，惟獨漏了曾將這些地方作為“避風港”的數万“蟻族”大軍，在“巢穴”被一鍋端之後，下一站該去哪裡？

大約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搬”，離開聚居地，再次去尋找物美價廉的聚居地，或是忍受高昂的房租，住進城市公寓。選擇前者，只會讓“蟻族”越搬越遠，會讓他們的生活更加動盪。而後一種選擇，也因持續走高的房屋租賃價格而成為泡影（據鏈家地產市場研究部統計，2010年6月份北京市租賃市場的平均價格為2947元/月，比5月份2885元/月環比上漲2.1%，比去年同期2545元/月上漲15.8%。其中大興、昌平、順義的租賃市場價格增長幅度最大，環比平均增幅在10%左右）；另一種是“離”，在現實面前低頭，收拾包裹離開這座城市，但這對怀揣夢想的“蟻族”來說，將是多大的打擊？ 雖然，北京市準備大規模建設公共租賃房，尤其是準備鼓勵村集體、企業在非國有建設用地上建設公共租賃房，村民和企業可以入股、投資等方式參與到公租房建設當中。這些“村辦公租房”有望對非京籍人群開放。 但是，你仔細看看這些字眼兒：“準備”、“有望”。也就是說，蟻族們美好的窩，仍處於藍圖階段，而他們被趕出唐家嶺等“城中村”之後，明天晚上睡在哪兒？卻是個非常現實和迫切的問題。 《檢察日報》評論說：“不管是'搬'還是'離'，對於'蟻族'來說都是殘酷的。選擇蝸居，本已不易，再拆掉'蟻穴'，就目前來講，即便出發點再正確，未來再美好，推進城中村整治，對'蟻族'而言，難說不是一場災難。” 然而，你怎能期望偉大的北京了解這些雞毛蒜皮的苦衷。在不遠的將來，你有可能以比較合理的價格住上乾淨的公租房。至於眼下的困難，請自行克服——這就是北京，北京不干涉夢想，但是光有夢想在北京活不下去，你必須學會咬緊牙關，咬緊再咬緊！ 《人民論壇》曾聯合騰訊網做過一項網絡問卷調查，關於“誰在淪落底層”，有2萬多人參與問卷。 其中，在對底層人群的突出特徵的認知上，“低收入，居無定所，為溫飽和生存發愁”（22.9%）、“缺乏各項社會保障，難以獲得各類組織幫助”（18.58%）、“有冤難訴，有事難辦，有苦難言”（18.29%），在眾多選項中位居前三。另外，“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如蟻族”以26.48%的得票率被認為是最有可能成為新底層的人群。 92.37%的投票者認為底層公眾有擴大的趨勢，且63.81%的人認為底層公眾向上流動的機會“幾乎沒有”。 但是，民眾對“蟻族”的認知，與專家學者存在巨大分歧。根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於2010年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我國中產階層已達就業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產，中產階層正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教授、《當代中國社會結構》一書主編陸學藝更是認為，“蟻族是中產階層的後備軍”。 這一結果自然引發了社會上不小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數據和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不太一致，甚至有網友戲謔自己“被中產”了。 《中國商業評論》資深編輯王孟龍，更是直截了當地表示：中國並不存在一個中產階層。他的意思是，“中國一直是一個'中層缺失'的社會，現今亦然，即使完全從經濟層面來講也是如此，因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隨時面臨跌入下層的可能”。 這個觀點得到了署名“一條菜”的網友的認同，他說：“'中產'在中國是個偽命題，因為中國祇有財富的一極和貧困的一極，他們直接面對面，中間沒有中產階級。” 說到中產，就不得不提美國，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產階級國家。早在1940年，《財富》雜誌就在美國做過一項調查，有8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但《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一書作者理查德·隆沃思同時指出：“這些聲稱自己是中產階級的人不一定擁有相當的財富……餐廳服務員、工廠工人、企業主管、股票經紀人等都坦然以中產階級自居。” 可中國人心目中的“中產階層”，絕對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階層，幾乎是“大款”、“富人”的同義詞。儘管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到50萬元人民幣之間定為中產階級家庭的標準，但仍有許多中國人，包括收入在這個標準之內的中國人，並不認同這個標準”。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魏城在《所謂中產》一書中說：“如果85.5%的具有強烈'中間意識'的中國城市居民，都把'中產階級'這個詞完全甩給了少數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險的事嗎？” 實際上，廣大中間階層“中產”身份的丟失，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城市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 中宏保險於2010年3月正式發布了中國首個以中產階層家庭為研究樣本的《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根據調查結果，江蘇、四川、福建、重慶四地幸福指數最高，而經濟最為發達的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幸福指數最低，成為中產家庭心中“不夠幸福”的城市，或者稱為“偽幸福”。 從一定程度上講，城市化的進程暗含著“藏富於民”的意味，但是在大城市中，“一套房消滅一個中產階層”的尷尬困境卻愈發明顯。房屋、醫療、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足，降低了中產階層的文化消費能力，在這樣的保障壓力下，幸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但是，泛議“幸福指數”，遠沒有解決生存的實際困難來得更加重要。托爾斯泰早就說過，幸福的家庭大體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況且，在中國現在的環境下，壓力無處不在，誰都無處可逃，只是困難不同、壓力有異罷了。如果我們的公權機關，能從上述調查中讀懂白領以及藍領、灰領、金領生存的艱難境遇，採取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措施，實實在在地解決一些困難，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幾；讀不起，上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一萬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藥費暴利嚇死你……”在這些“X不起”上提供幫助，那才真正體現出“幸福白皮書”的價值所在。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張真理認為，城市人口規模的變遷實際上是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動人口規模控制目標屢設屢破的事實說明，對流動人口實施“排斥”的政策需要進行調整，一旦流動人口成為了城市邊緣人，將導致新的城市貧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讓我們再次回到陸學藝的觀點，他說：“現在大家經常談到'蟻族'。我要說那些人也是中產，肯定會有人罵我，但那些人確實是中產的後備軍。他們現在的處境只是臨時的。還有很多人覺得自己碩士畢業也買不起房子、車子，就說自己不是中產。其實國外的碩士、博士畢業後，要掙一套房子也得二三十年，哪有畢業後馬上買得起房子的？但我帶的2004年前畢業的大多數博士生，都已經有房有車了。所以，大學是培養中產階層的搖籃。大部分本科畢業生後來都做了'白領'。” 專家讓廣大“蟻族”要看到希望。但是，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城裡的“蟻族”之後，我們的希望到底在哪裡？ 蟻族的最大問題就是“蝸居”，眼下公租房是在規劃中，在這個戶籍制度森嚴的城市裡，“非京籍”人員能否順利住上還是個大問號，而即便住進去了，租金也一定不可能比“唐家嶺”廉價。然而，“蟻族”的生活要求難道只能限於一間遙不可及的“公租房”嗎？ 根據《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10）》的數據顯示：“將'蟻族'各方面的生活狀況，與同齡人進行比較後發現，'蟻族'中71.29%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狀況不如同齡人，84%的人對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滿意。'蟻族'的相對剝奪感較強，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強迫、抑鬱、敵對、焦慮、偏執等心理特徵上，均明顯高於常人，心理狀況呈現出亞健康水平。” 蟻族中很多人，都常常會發出潘曉式的“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的疑問和感嘆。而你確定自己可以在北京城裡找到解決答案嗎？ 楊彤楠找到了，不過那是在他離開了北京城之後的事了。他收拾包裹走人那會兒，有關“蟻族”的說法還沒有流行；如今回憶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覺地給自己貼上了這個標籤。 2006年大學畢業之後，他進入一家保險公司成了銷售員；在離開北京之前，這份工作他乾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覺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有兩件事情成了促使他離開北京的直接原因。一是因為房租的問題，他與房東發生了口角，打得不可開交。 “就是那段時間，我生平第一次撥打了110，後來又生平第一次進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裡兩個上級發生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員工。 “我本來只是想憑本事吃飯，沒想到稀里糊塗地捲進了'辦公室戰爭'”。他到現在都覺得自己很委屈。 2008年1月春節前，身心俱疲的他辭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當回了老家浙江慈溪。 憑藉自己名校畢業的資歷，楊彤楠很快便當上了大學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里慢節奏的生活讓他感覺閒適了許多：“每天工作三四個小時也就夠了，住在家裡又不用為房租發愁。”村官的工資每月只有2000元錢，“但是小地方消費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錢都能存下來。”“逃離”北京之後，他的人生髮生的最為重大的變化，是自己很快便結婚了。 這是楊彤楠的故事。而你自己的故事要如何繼續，請仔細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