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2、社會是個圈兒
北京城內濃重的等級觀和圈子意識，決定了人脈關係、社會背景，以及在這座城裡生存的重要性。沒有這些，你照樣可以在城裡喘氣，但慢慢地你會發現自己上氣不接下氣。
正因為看透到了這點，所以駐京辦在北京城裡盤根錯節地生長，像吸取日月精華的老藤精，終於找到了修煉的福地。
而城裡的這項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也在民間大行其道，上學、就業、升官、發財，甚至購買特價票，大家都正兒八經地擠向“後門”。所以“高乾子女佔超億元富豪人數91%”的新聞是假，誤導大眾的“意識”卻是真。
北京城內出現貧富懸殊的階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階層板結化，下層向上流動的空間越來越小，甚至被所謂的“潛規則”堵死。
2010年1月19日北京城患上了重感冒。因為《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和規範各地政府駐北京辦事機構管理的意見》出台了——中央這道“撤銷駐京辦”的猛藥，讓那個原本上下順暢的“交際系統”噎住了。而這個系統的龐大，也讓這道指令尤為引人關注。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北京，除52家副省級以上單位的駐京辦之外，還有520家市級單位駐京辦、5000餘家縣級單位駐京辦。如果加上各級（主要是省）政府部門設的聯絡處（或辦事處）各種協會、國有企業和大學的聯絡處，各種駐京機構超過10000家。
不僅數量龐大，駐京辦的能量也是不容小覷。 “在一定程度上，駐京辦對北京經濟發展的影響很大。”北京一位學者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駐京辦的投資和消費能力驚人，無論是從房產還是到餐飲、娛樂、旅遊，對北京經濟的作用不可忽視。”
一般來說，級別越高或經濟越發達的地方，其駐京辦就越氣派，以各省名字命名的幾乎都是星級大酒店。駐京辦的情況雖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有好車、好房，編制和資金也相當充裕。據國管局有關人士介紹，目前僅52家省級駐京辦就有工作人員約8000人，其中機關約1300人，所屬賓館、飯店、招待所約6700人。 “再加上各省廳局、地、市縣以及各地企業駐京辦人員，會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有關專家算了一筆賬：“如果一個駐京辦每年的經費保守地按100萬元計算，所有駐京辦每年需要的全部經費就在100億元以上。”2006年4月20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當記者問到北京房價高位上漲的原因時，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鄭京平說:“除了其他原因外，還有奧運會的影響、總部經濟的影響，還有駐京辦事處的影響等等在裡面。”駐京辦對北京GDP的拉動，可想而知。
華東某省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向媒體透露說，從某種意義上講，“駐京辦”已成為地方政府和黨委的駐京“大使館”，其工作人員的“牛氣”，以及他們在京城巨大的活動能量和對派出地經濟發展的影響，一般人根本無法想像。
有這麼一個極端的例子。 2002年5月12日下午3時40分左右，北京高富水大爺親身驗證了“駐京辦”的“牛氣”——被一輛車弄翻在地不要緊，還被肇事者一通猛揍。這位“牛氣沖天”的肇事者一邊打人一邊叫囂:“你知道我是乾什麼的嗎？”這位主兒之所以敢這麼“牛氣沖天”，是因為他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某省交通廳駐京辦工作人員。
這個“駐京辦”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何在北京城裡具有如此威力？它的能量來源是什麼？要回答這一連串問題，就必須想弄清楚駐京辦在“天子腳下”折騰啥。
實際上，“駐京辦”人員類似的優越感，普遍來源於他們的“神通廣大”。他們有自己“聯絡圖”，終日穿梭於國家各部委機關及北京市有關單位之間的駐京機構之間，關係網縱橫交錯。這就是他們的威力——人脈關係。
“跑部”是各地駐京辦的一項重要工作。為了能給家鄉多爭取到一些資金、項目，很多駐京辦派專人負責收集有關部委準備投放項目、資金的信息，然後迅速開展“公關”，有的甚至進行利益輸送，收買人心。 “對於一些項目資金，在條件相當的情況下，給誰都可以。這個時候，就得看哪個駐京辦的能量大了。”四川省某市駐京辦主任說，“我們市長是全國人大代表，一般來說，他來京參加'兩會'，都要到駐京辦住上一兩天，出行車輛、隨從人員以及往返行程，包括要見上面哪位領導，準備送點啥，都得事先打點好。我不但回不了老家過年，相反比平時更忙碌了。”
各“駐京辦”之所以神通廣大，與其平時苦心經營分不開。每逢年節，各“駐京辦”都要把當地領導請到北京，廣邀有職有位的“家鄉人”，舉辦盛大的“迎春團拜會”、“同鄉會”、“聯誼會”，其目的只有一個:聯絡“老鄉”之間的感情，編織和擴大在京關係網。
對此，山東省某市駐京辦主任分析，“這幾年，儘管國務院要求各部門減少審批手續，把一些不必審批的項目改為審核、備案製，但實際上，除那些無關緊要、早就過時的審批項目被廢除了之外，那些'含金量'高的並沒有廢除。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不'跑部'就辦不成事。”
要構築這張巨大的“關係網”，就必須“迎來送往”、“溝通上下”，這中間產生的消費佔了我們之前提到的那100多億元“經費”的絕大部分。各種腐敗也就在這個過程中滋生。在一些震驚全國的腐敗案件中，也多有駐京辦工作人員的身影，比如河北省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駐京辦原主任王福友、成克傑案中廣西駐京辦事處原副主任李一洪、瀋陽“慕馬案”中瀋陽駐京辦原主任崔力。
說了這麼多，其中的利益糾葛，實際上早已大白於天下——“駐京辦”，問題的關鍵一開始就擺在你眼前了，著力點就在那個“京”字。為了哪門子原因，各省市機關都要派遣小分隊潛進北京城來，而且還在城裡“橫衝直撞”？不就是為了這個“京”字嘛！
“駐京辦對整頓的抵觸情緒比較大，普遍認為是中央政府的資源配置權力過大才導致了各級駐京辦的激增和腐敗問題層出不窮。”
資料顯示，2005年中央財政安排各類轉移支付補助7330億元，加上稅收返還和一些體制性補助，用於推進地區均衡發展的資金超過1萬億元。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作的審計工作報告顯示，目前參與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分配的部門多達37個。一些僅10萬元左右的項目也需要到相關部委去審批。相關部委控制著項目資源，在分配時卻缺少以法律為基礎的製度依托，使得轉移支付因缺少科學的法規依據和合理的分配標準而加大了隨意性和盲目性，權力尋租成為可能。
事實上，一些中央部委的目標只在於把這筆錢分下去，對當地實際情況考慮不多，許多地方不管項目最終能否建成，只管向中央爭取到錢，而由此，轉移支付演變成“要錢”和“分錢”兩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轉移支付固有的功能。
隨之而來是中央部委審批權限的增大和各駐京辦不遺餘力的“跑部錢進”。 “對於一些項目資金，在條件相當的情況下，給誰都可以。這個時候，就得看哪個駐京辦的能量大了。跑得勤和會暗箱運作的，就能獲得蛋糕中最大的那塊，其背後自然是權與錢的干預與運作。”一位市級駐京辦主任說。
中央有大把的錢要分給地方，但鎮守中央負責分錢的“老子”太多，而且怎麼個分法他們不懂不想懂，也沒人管，於是“小子”們只能各顯神通，票子、車子、房子和女子，大把捧上。
難道一定要採取這種非常規運作模式嗎？前門不能進，非要走後門嗎？
廣東省某市駐京辦主任答曰:“現在地方政府要批項目，拉經費，不與中央相關職能部門建立好關係，怎能有所作為？”
諸位可看明白了？人家主任說得明明白白——在北京辦事，沒有關係，“怎能有所作為”？人脈關係，是北京城裡的巨大暗流，在這座中央之城的“下水管道”裡洶湧澎湃、神出鬼沒。
有人總結說，在金庸的小說裡，一個小青年成長為江湖領袖，必須具備三個條件：（1）出身名門或名人之後（例如郭靖是江湖義士郭嘯天之子，而郭嘯天又是梁山泊好漢郭盛之後，張無忌是武當七俠之一張翠山之子，袁承志是抗清名將袁崇煥之子，陳家洛則出身於海寧巨宦陳家）；（2）聯姻（例如郭靖娶妻黃蓉，五大頂尖高手之一東邪之女，張無忌娶妻趙敏，蒙古郡主）；（3）結交高層次的江湖人物，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裙帶關係（楊過，他的監護人是武林盟主郭靖，乾爹是西毒歐陽峰，有一段時間還跟金輪法王打得火熱，這幾位可都是一等高手。張無忌就不用說了，罩他的人是幾百年才出一個張三豐）。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在江湖上混出個人樣，就得出身好，即使“先天條件”不佳，也要趕緊後天彌補，趕緊找些出身好的人與己為伴，打入其內部。否則，前途堪憂。這讓人聯想起網上的一則新聞，首先聲明，這事和偉大的北京無關，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在北京？新聞大致如下：
“2010年6月13日，江西武寧多名大學畢業生向媒體反映，該縣近期的事業單位招考硬性規定限招正科級幹部家屬，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們指責有關部門如此設置門檻違背國家用人政策。”
事業單位招考限招“官二代”，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錄對象之外，部分不明真相者對此非常的不理解，有人甚至“引經據典”（比如《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人員暫行規定》）對此進行批駁。
但是紅網有評論卻指出：“江西武寧此舉不僅不應受到指責，反而應作為先進經驗予以全國推廣！”其中羅列了三大點原因，不過前面兩條，“限招'官二代'符合中國國情”和“限招'官二代'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不無調侃之意，略去不說也罷。倒是這第三點，頗有深意：
“限招'官二代'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略諳中國國情者都知道，現在就業領域存在著無數的黑幕與潛規則，尤其是有油水的鐵飯碗，暗箱操作就更多啦。一小撮老百姓不明就裡，天真地認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找個好工作，於是傻乎乎地學呀、考呀、托關係呀，到頭來卻往往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這不瞎折騰嘛。人家江西武寧直接把潛規則擺到了桌面上，等於是對那些傻老百姓的善意提醒，免得他們浪費時間、精力和金錢，這才是公平正義的體現呀！”
說得很直接，也很殘酷。但更殘酷的是，這個殘酷的現實成了你我的共識。
2007年，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聯合發布的“2006年中國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顯示，人際關係網絡仍是大學生尋找就業機會的理想途徑。有41.61%的學生認為通過家庭和個人的社會關係、托熟人等，是最有效的求職途徑。在來自大城市的學生中，這一比例更是高達51.29%。
隨著大學統招生逐年增加，就業的壓力也不斷增大，找工作要靠“關係”護駕的說法，在校園裡得到不少學生的讚同。以前人們有句口頭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現在已經變成了“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找工作要靠關係，尤其是靠父母家人，在大學畢業生的意識裡，已經是一個常識。有人甚至直言：“大學生就業就是比爹！”他們認為，父母社會地位越高，權力越大，社會關係越多，動員和利用這些資源為子女就業服務的能力就越強。天下沒有哪個爹娘不希望自己的兒女在寒窗苦讀十餘年後，找到一份稱心如意的工作，將來有出息，有個好的未來。這就造成了“就業的競爭就是父母能力的競爭”——這種潛規則普遍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
靠父母能力就業，無疑，對那些缺乏家庭背景能力的人來說，是一種傷害。但是，對這種潛規則的存在，許多人並不完全排斥。
畢業生張韻說：“我從小就嚮往在北京生活，但是畢業來北京找工作時，很多單位要的都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對於我這個非重點大學的學生，他們連簡歷都不收。最後，家里人不得不託關係幫我找工作。現在我是一家有名的投資公司的職員，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工作中我們乾著同樣的活，我的能力並不比他們差。當初如果沒有關係，我個人再有能力，也進不了這家公司。”很多人都像張韻這樣，信奉“關係領進門，能力靠個人”的發展原則。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體現了一個家庭的資源。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團委副書記宋揚認為，家長們甚至可以“直接通過關係和權力決定子女的就業”，這種“代際傳遞效益”在中國很明顯，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北京大學這位書記的話理解成：人際關係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前途，這事得到了“國際認證”，你有啥不服？
那麼，再問一句：存在就表示合理嗎？
若非“官二代”、“富二代”，想要在“天子腳下”魚躍龍門、發財致富，機率有多大？讓我們先來看看北京城裡有多少人富了。
《2009胡潤財富報告》公佈了中國富人們的分佈格局。其中，北京的富裕人士最多，分別有14.3萬個千萬富豪和8800個億萬富豪，也就是說每1萬北京人中就有88人是千萬富豪，每10萬北京人中就有54人身家上億。
這份報告所指的“富裕人士”都擁有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資產，這其中包括他們創辦企業的價值和自住房產的價值。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千萬富豪人數已達到82.5萬人，每1萬中國人中就有6人是千萬富豪。與此同時，無論從千萬富豪還是從億萬富豪的規模上看，北京都排名第一，廣東、上海和浙江則分列千萬富豪總數的第二、三、四位。
就像“江南出美女”一樣，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北京這塊地兒盛產富翁，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你以為這個消息說明北京遍地是黃金，來一人就富一人，那我只能說，你很幽默。
名叫“北京貓”的網友按照擁有財富量（這裡對財富的理解，包括金錢、權力和聲望三種不同形式的財富）的多少為北京的社會階層搭了個框架，從上到下分為：
（1）國家領導人：中央黨政軍機關的核心；
（2）權貴：中央及北京中高級公務員、大型企業高管、學術界精英、文藝界大腕、資本富豪；
（3）白領：中下級政府公務員、大型企業中層、中小民營企業主、中小食利階層、專業白領；
（4）小市民：各類企事業單位的基層市民員工；
（5）北漂：全國各地到北京來尋求發展的，有一定技能、知識，但生活境遇不好；
（6）農民工：從國內各地到北京謀生的農民，一般沒有知識和技能，生活在最底層。
不管這種分層是否科學，至少它代表了一種民間智慧，是民間對北京社會的整體認識。而民眾對現下社會的認識，還遠不止於此。
2010年6月，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針對年輕人進行的一次調查中，88.1%的人表示，身邊存在“炒錢族”，76.8%的人對“單靠踏實工作難以致富”深表認同。而在此之前，北方論壇上一條題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發熱議。發帖人說，當下年輕人通過踏實工作，已很難走上致富道路。 “很多長輩辛苦工作一輩子就積攢下幾十萬元。相反地，很多根本不踏實工作的人，僅僅靠炒房、炒股就成了百萬富翁”。
“勞動難以致富”，那麼，是誰只能主要靠勞動生活呢？農民、農民工、產業工人、一般手工業者、教師、一般辦事人員。對於這些社會中下層人員來說，在現行體制下，辛勤勞動一輩子，最好的結果只是“脫貧”，致富，事實說明，那隻是一個傳說。用一個通俗的說法來說，勞動不值錢。在勞動力議價能力明顯弱勢的情況下，一個產業工人想獲得更多的報酬，只能超長時間地“被加班”。即便如此，跨越社會階層的奮鬥理想，在社會分層愈加固化的現實下，可能性幾乎為零。即便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大學生，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最大的可能也只能做一名城市裡整日奔波的“蟻族”。
這是一個讓人悲哀的調查結果。
那麼，又是誰佔盡上風，先富了起來呢？ 《中國青年報》撰文說道：“商人、老闆、大型國企管理者階層、個別領導幹部、一些專家學者。跨越政、商、學三界的先富者階層，有一條清晰的權力、資本、知識精英相互交織、壟斷社會資源、共同分配社會財富的脈絡。對於商人和企業主來說，有清晰的產權和資本致富的快速財富積累途徑；而一些手握行政權力者，可以憑藉灰色收入、完善的社會福利等渠道等完成財富積累；一些專家學者，在知識與資本的聯盟中，實現了知識本身的財富收益。這幾個階層的財富積累過程，都不是本次調查中'踏實勞動'的範疇。”
北京學者王石川指出了另一個事實：“近年來，畢業生找工作越來越難，'讀書無用論'已經在一些地方興起，比如一項調查顯示，2010年大學生求職心態更為現實，本科學歷人群中願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達到20%，與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零月薪現象使得一些網友心生感慨，覺得擇業太難。其實，擇業難是對貧二代而言，'他們有的是背景，我們只有背影'，富二代、權二代則沒有這方面的擔憂。據悉，在北京，一個大學生進入'國字號'大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中間的'幫忙費'、'好處費'已飆至十幾萬甚至數十萬元。如此機會，貧二代只能望洋興嘆。”
“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項目組從大約50萬人的調查樣本中得出結論：大學生所處的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准入與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儘管這一結論其實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經驗，並不需要反复證明，但這並不意味著此項調查絲毫沒有意義——它至少提供了基於調查的統計數據，更加直觀地呈現了“出身”對一個人教育和就業的影響——結果再次佐證了社會分化的“馬太效應”：優勢和劣勢社會階層的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強，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日益強化。
有學者坦言：“工薪階層、農民家庭的優秀子弟通過自身努力'鯉魚躍龍門'、入職高薪管理機構和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不僅削弱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力資本的效率，也導致收入階層的不斷分化與強化——富者愈加富有，貧窮家庭延續貧窮。”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指出，綜合各項指標並考慮到中國近年經濟發展態勢等多種因素，中國社會結構滯後經濟結構大約15年左右。這說的雖然是社會結構，但實際上正隱喻著社會階層的固化。
勞動無用，身份佔據主導地位，決定收入，這就是當下的社會現實。正如上一章所述，北京又是一座“圈子意識”濃重的城市，它鮮明的等級觀，表現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漸板結固化的社會階層，雪上加霜。
對此，一位“北漂”在他的博客中寫道：“如果有一天，我也逃離了北京，不是因為這裡的空氣骯髒和車流擁堵，而是因為北京已不再'爺們'，缺乏公平的城市，遲早會成為一塊是非之地。”
一個開放的社會，應具備強有力的機制去調校由社會競爭帶來的社會分化，讓“愚智賢不肖”各得其所，處於與自己能力相應的社會地位。這個機制就是建立社會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選拔任用的公平和社會分配體制的公平。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