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1、戶籍是道坎兒
北京戶口，是橫亙在這座城市和絕大多數外來者之間一道難以逾越的坎兒，也是劃在每個外來者心上的一道疤。一個山寨版的北京戶口在黑市被爆炒至15萬元，不為別的，就為這張薄薄的紙，隱藏著的社會利益，遠高於區區15萬。
所以，為了北京戶口，人們想瘋了，搶瘋了，也急瘋了。
儘管各路專家學者為戶籍改革提出新思路，但是這項改革在北京，始終雷聲大，雨點小。因為北京戶口太肥，太重了，一般人搬不動。
2005年，張惟英，這個北京人的名字，讓全體中國人“冷”得發抖。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的張惟英，在2005年初的北京市地方“兩會”上，提出了一條立法建議——“進京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低素質人口進入北京。
但是，何謂“低素質人口”？誰有能力和權力定下劃分人之優劣的標準？
此新聞一出，隨即有網友憤慨地表示：“從來，只聽說過豬肉的准入、紡織品的准入、零售業（服務業）的准入，卻第一次聽說還有公民在自己的國土上涉及'准入'。甚者，此'准入'將作為法律草案提交北京市政府。”
張女士的理由大致有兩點：“這些人（外地人）素質比較低，長期沒有工作後，往往會鋌而走險，給社會治安帶來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發展並不太需要這些人”；“事實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亂的地方就是因為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說收廢品、惡意乞討的，他們的存在確實損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她對這類“北京外來人口”的評價大致可以歸納為“骯髒、貪婪”。巧合的是，歷史上也曾發生過某一類人群對另一類人群的相似評價，而他們採取了更為極端的解決方案——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希特勒的黨衛軍、衝鋒隊以“貪婪、骯髒”的理由，將猶太人（許多都擁有德國國籍）“准入”到了集中營的焚化爐。當然，這種類比未免激烈了些，但如張惟英這樣看待並試圖限制外來人口進京的北京人，他們的想法難道就不極端了嗎？
2005年8月，北京市就“十一五”規劃向市民問計，前後共收到近萬條出謀劃策的意見。在展現“集體智慧”的11條建議中，大致體現著這樣的民意：對進京戶籍嚴格限制；提高住房等生活成本；第三產業由本市下崗人員承擔；把北京西站、北京站遷到郊區，換乘人員不進市區……諸如此類，竟都步調一致地朝著一個目標努力——提高進京門檻，將低素質人員擋在外面，限制低收入外地人進京。
關於進京人口准入，反對之聲此起彼伏。政府當然也沒有採納。但是，這背後透露的“民意”卻讓不少人震驚和寒心。當北京人一浪高過一浪地試圖將外來人口排擠在首都大門外時，他們肯定忘了，約半個世紀前，正是一個湖南人讓北京成為首都，讓他們成為“皇城子民”。
雖然，北京市政府沒有同意實行荒唐的“人口准入制度”，且對待外來人口的態度，日漸溫和，《北京晚報》也於2008年報導了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王海平的聲明，明確表示“北京不會採取強制性的行政手段來解決人口增長問題，而是通過推進北京各區縣按照功能定位均衡合理髮展，同時加大郊區和新城的建設力度，改善那裡的產業發展條件、基礎設施條件和生活居住條件，引導人口均勻、合理、有秩序地流動和分佈”。這無疑是很大的進步。
但是住在北京城裡的近2000萬人，因為有沒有北京戶口而被區別對待的事實，直至這一刻，仍然存在，而且鋪天蓋地。
最近的一次沸沸揚揚就發生在2009年11月——北京市衛生局網站於11月7日發消息，“為進一步加強甲型H1N1流感預防控制工作，北京市擬在保證重點人群優先接種的基礎上，將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接種人群擴大到所有北京市居民。凡具有本市戶籍、3歲以上的北京市民均可在自願、知情同意的原則下，免費接種甲型H1N1流感疫苗”。
第二天，各大媒體就對這則消息做出了反應。大江網於11月8日發表評論，丟出了一個大大的問句：《甲流疫苗“北京人優先”？ 》。文章字字句句不無激憤之意：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北京人優先'便成了常態。這不僅表現在經濟上，也表現在其他各種待遇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部委在京的崗位都要求報考者俱有'北京戶口'，北京戶籍子女更是享有上名牌大學、進國家機關工作等方面的特權。現在，甲流肆虐之下，疫苗的接種竟也要'北京人優先'了！並且，這個所謂的'北京人優先'是真正的'北京人'優先——疫苗是'憑北京戶口供應'的，不僅北京之外的人民無福消受，即使那些長年在京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也與此項'仁政'無緣！”甚至有人戲謔地反問：“甲流也認識北京戶口？”
已經在北京成家立業的吳女士，大學一畢業就從老家鄭州跑來北京城裡闖蕩，不久就與同是河南老鄉的丈夫相識並於2008年結婚，兩人辛苦經營的愛巢在西區的一套高級公寓內，而這套新房的首付就動用了三代人的積蓄。但用吳女士的話說，“總算是在北京有了個家”。她也是個反應極快的人了，只可惜有點馬虎，新聞看個一知半解，只知道可以免費接種甲流疫苗，第二天就拉著老公興沖衝請了假去接種點打針。卻被醫護人員客氣地告之，暫時不能為他們這樣的“外地人”接種疫苗。這個打擊是空前的，吳女士氣憤地說：“我們為北京添磚加瓦10多年，敢情還是個外人，活該要得病啊！”
儘管北京市衛生局於11月24日宣布，“即日起，在京工作生活的非北京戶籍3歲以上居民，均可憑身份證及工作單位證明或相關居住證明，如暫住證，前往就近社區接種點，申請接種甲流疫苗”。
但是，這先後順序造成的不平等是顯而易見的。對此，媒體也忍不住大聲抱怨：“接種疫苗也要'北京人優先'，難免讓人產生北京人金貴、外地人'不值錢'的感覺，再次折射出當前戶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病。”
不過這種不公平從未停止過。 2009年北京市公務員報考設置了一道高高的門檻，“沒有北京市戶籍的考生請勿報考”；2010年北京市公開選拔241名局處級幹部，明確將外地人才排除在外；2010年5月啟用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雖然擴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讀生的範圍，持有七類證明的非京籍學生將與具有北京市戶籍的學生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很多學校收取高額的“擇校費”，把無法承擔這一負擔的外來打工子弟擋在校門之外，儘管這一收費名目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卻已經有了個統一的稱謂，曰“教育資源補償金”，意思就是說，你外地人到北京這裡來上學是佔用了當地的教育資源，就需要繳納一定的補償金。
我們相信，不管是北京市衛生局刻意安排的優先順序、公務員報考限戶籍，還是外地子女入學的擇校費，背後一定有切實的苦衷。但我們仍舊要問一句：到底有何苦衷？
要追究這個“苦衷”，就必須回到北京戶籍本身，這個被戲稱為“北京綠卡”的戶口本子，到底意味著什麼？很簡單，兩個字——利益。這張薄薄的戶口卡片與公民的權利分配全面掛鉤，種種限制的背後其實是利益在作祟。
“戶籍制度被利用了。”這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我國權威戶籍制度研究專家王太元的鮮明觀點。王教授認為，各種所謂與戶籍相關的限制政策，其實是各部門為了盡量減少自己的責任或者保障現有資源分配利益不被“攤薄”。
2009年2月13日，新浪網轉載《京華時報》的一篇報導：“短短3年間，由北京市人事局車隊原司機付長利、首都醫科大學招生與就業指導中心原負責人張錫長等4人組成的犯罪團伙，偽造相關手續，先後辦理了92份假北京市戶口，獲利109萬餘元。”而著名導演王小帥妻子的戶口也涉嫌其中。
輿論嘩然。但是針對這則新聞，一個北漂女孩發了篇帖子，輕描淡寫地說她不信，她不信那幫“壞人”辦了90多份北京戶口，卻只賺了109萬元，因為據她了解，一個北京戶口的報價在黑市上已經被炒至10萬元。而《中國新聞周刊》的一位記者以應屆文科“雙外”（指生源地和院校都不在北京的）碩士畢業生買北京戶口的身份，接觸賣戶口的人群時，得到的最高報價是15萬。
早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騰訊網教育頻道就於2008年聯合實施了一項調查(有3518人參與，九成以上是青年)，當被問及應屆大學生畢業“年薪是多少才能彌補戶口所帶來的影響”時，67.8%的人認為，年薪超過10萬元以上才能彌補戶口所帶來的損失和影響；甚至，有14.6%的人認為，這個數字應該超過20萬元。如果實在無法落戶，14%的調查參與者會買戶口來解決這個問題，44.9%的人持觀望態度。
這就是北京戶口的真實行情，“一本值萬金”——有多少城外的人能承受得起？而且，說了半天，你可千萬別忘了，那十餘萬換來的不過是一個造假的北京戶口。貨真價實的那本，恐怕對很多人來說，永遠都在天上掛著呢。
《中國青年報》與騰訊網聯合實施的調查還顯示，78.5%的調查參與者認為，戶口承載了太多的社會功能，越是大城市，戶口背後捆綁的各種福利和特殊資源就越多。其中，73.1%的人選擇戶口是因為它和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障、養老保險等諸多社會保障制度掛鉤。 62.7%的人是為了解決未來子女的教育平等問題。
2010年5月，北京市終於發布新規，非京籍學生與京籍學生享受同等入學待遇，但此待遇僅限義務教育階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歧視與偏見仍然根植於北京人的心中，權貴歧視平民，不願意讓他們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個學校；普通市民歧視外地人，不願讓自己的孩子與外地人為伍。更關鍵的是北京人怕外地人與他們爭奪優質教育資源！
新規無疑將會促進越來越多的外地子女進入北京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義務教育後，該怎麼辦？由於全國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進程千差萬別，義務教育完成後，他們無法回到原籍參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為他們打開高考之門，那麼這些“外來孩子”將會陷入更嚴峻的困境。
但開放高考，意味著從根本上動搖了北京在教育領域享受特權的基礎，在絕大多數北京市民及官方眼裡，這是不可想像的惡果。根據教育部門的統計，2010年北京流動人口適齡入學子女有40萬左右，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這樣一大批學生將會迅速佔據大量學位，老北京人在高考體制下享受了數十年的高錄取率將不復存在。
一直在各種場合疾呼教育公平的北京市政協教文衛體委員會特邀委員王晉堂也認為，高考是萬萬不能放開的：“那樣，外地人就會蜂擁而至，北京的教育優勢將不復存在，教育資源也會嚴重不足。”
2009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工作單位給解決北京戶口的王博(化名)被朋友戲稱為“既得利益者”，王博說，“最重要的就是以後小孩接受教育的機會。另外，沒有戶口的話，在北京始終是飄著的感覺。”
在這種情勢下，很多爭取北京戶口的人都與王博的體會大致相同，孩子的教育問題成為戶口綁縛的第一選擇。在北京市一家國有企業工作的薑先生，就遭遇了一次孩子落戶難。
大學一畢業就被分到國有企業的薑先生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成了北京市民之後，給孩子落戶竟然還這麼難。姜先生的戶籍屬於工作單位集體戶口，而工作單位又拒絕為職工子女落戶，其妻子的戶口不在北京。為了給孩子落戶，他們能想到的辦法似乎只剩下一個：在北京買房，將集體戶口遷到房產上成為個人戶，然後再將孩子的戶口落下來。只有這樣，孩子才能在北京上學、參加高考。可問題是，他們夫妻倆的工資收入不足以和北京高昂的房價抗爭。最後，姜先生的一位朋友挺身而出，將自己的房產變更在他名下，這才得以讓他將集體戶轉為個人戶，孩子也才得以落戶。
對此，姜先生頗多感慨：“我的遭遇，周圍很多人都有，也算很普遍，但是解決的辦法卻沒什麼參考性，這樣的朋友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孩子落戶之後，房屋所有權又恢復成朋友的，但是這是多麼大的一個人情啊。”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認為：“一些人花幾萬甚至十幾萬買北京戶口，是理性人經過了大致的成本收益比較分析後的明智之舉。也就是說，有了北京戶口所能享受到的利益將遠遠超過買戶口的費用。”
“戶口原本不該帶有任何經濟價值，但北京的一個戶口可以賣到十幾萬元，根源在於各個部門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拿戶籍來設置'門檻'，導致戶籍登記職能在實施過程中變成了審批制。”王太元教授如是說。
他還曾打過一個比喻：戶口是一個“門衛”，屋子的“主人”讓他把誰攔住，他就得把誰攔住。而“主人”就是住房、福利、就業、入學等資源的短缺與計劃管控。 “我們只知道罵'門衛'，而不去直接找'主人'，問題永遠也沒辦法解決”。
很多專家學者都提出了戶籍改革的建議，而只有當附加在戶籍上的利益從戶籍憑證上徹底剝離時，戶籍制度的改革才算成功。稀釋戶籍含金量，無疑讓水壩的兩頭逐漸一碗水端平，最終自由而且自然地流動，才不會讓堤壩決堤，城市的未來也才能有新的基因。浙江古時多進士，近代多院士。有學者認為最大的智慧之源來自於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南宋士族的南遷。當代美國科技睥睨世界，移民更是功不可沒。
甚至，有人呼籲不僅在北京，還要在全國范圍內取消戶籍制度，就像美國那樣，不限人口的自由流動。那麼，美國的“戶籍管理”究竟是何種狀態呢？我們不妨跟著王太元教授一起來做個比較：
首先，馬上普及一下“戶籍管理”的實質：“中國的戶籍管理，是依法蒐集、確認本國住戶居民的個人身份、親屬關係、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戶籍管理本來只是為公眾生活、社會生產和國家行政提供廣泛信息服務，沒有判定對錯、好壞甚至分配社會資源、賦予社會權益的控制功能，也就不應該有管理人口遷移等任務。”
“問題的關鍵在於喧賓奪主：'管理人口遷移'這一外加給戶籍制度的任務被當成了'戶籍制度'的基本職能，而其本原的公共信息管理服務職能反倒被忽視；一些人更泛化甚至轉化地理解和運用'戶籍制'的說法，將其當成了所有與戶口登記、戶口簿相關的社會不公平的總稱。”
至於美國，每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遷居，恐怕是世界上人口遷移率最高的國家了。不過，美國並沒有專門的人口遷移管理制度與機構。因為“首先，最早的美國人大多是中世紀從歐洲移居美洲大陸的，從宣布獨立的那天起，美國人就堅決、徹底、全面地保護自由遷移這種'用腳投票'的政治權利，是不可能讓國家製定出管理甚至限制人口遷徙的法律制度。其次，美國建國初期的經濟體制就是市場化的，為了最佳而靈活地配置生產要素和市場資源，為了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他們不可能限制人口遷徙”。
但是，不限制就並不等於說美國社會不調控人口遷移。不過“其調控措施主要是經濟的而非行政的：投資所到之處，自然是就業人口遷居之處；社會福利好的地方，自然是消費人口流入之地；產業轉換大潮，也就是人口遷居大潮……”
沒有一座城市能在與外界斷絕交往的環境中持續發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於她能夠與周圍的環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於她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當一人憑著自己的雙手有尊嚴地勞動，他就有權在這個國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這種天然的權利絕不應受到所謂“調控人口”政策的限制。北京今天的建設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專家口中要限制進入的“外來人口”。
這是所有人心裡都清楚明白的事實。 2008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就表示，戶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與小城市應該有區別。他進一步解釋，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會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在2010年初的北京市兩會上，北京市副市長劉敬民也做過類似表態，“廢暫住證推居住證”需要一個詳盡的調研過程，如需了解北京流動人口的職業、收入等各個方面。
所以，都說要改革，但為了居住證的事情，從2009年初至今，北京已調研了整整將近18個月，可是調研還未完結，居住證的具體服務功能仍然“有待下一步設計”。
“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證難度最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表示，京籍居住證須在人口控制與市民待遇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是官方持久調研、難以進入功能設計環節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總量不超過1800萬人，這是2010年北京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目標。但截至2009年底，流動人口總量已達509.2萬人，由於部分流動人口未做任何登記，實際數量遠高出這一數據。毛壽龍說，北京集結了全國最好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面對強大的人口控制壓力，京籍居住證功能設計稍有閃失，就會引發爆棚效應。
戶籍，無疑是擺在所有即將或已經進入北京城的外來人口面前的一道坎兒。改革、調研、顧慮，種種考量，到處都充斥著關於戶籍的聲音，但至今，誰也沒能讓它騰個地兒，以便讓越來越多被這道門檻隔離的外來者，停止漂泊。
著名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在《修牆》中講述“我”和鄰居一起去修牆，可是“在牆那地方，我們根本不需要牆：他那邊全是松樹，我這邊是蘋果園”。社會公平，從拆牆開始。然而，沒人拆，沒人敢拆——尤其是當“戶籍”兩字前再加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