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2、白領被“白領”

究竟什麼樣的人可以被稱為“白領”？按美國的標準，白領是指年薪在8萬美元、從事純粹腦力勞動的人。 但在高速發展的中國，這個詞又變了味兒。所謂“白領”，就是今天發了薪水，交了房租、水電、煤氣費，買了油、米、方便麵，摸摸口袋剩下的錢，感嘆一聲：唉！這月薪水又白領了！ ——有位網友這樣解釋自己的白領身份。事實如此，近些年，白領們頭頂的光環已漸漸退去。 尤其是在昂貴的上海。對“白領”們來說，上海就像吸血鬼，將他們的人生瓶蓋打開之後，插根吸管，把瓶子裡的“青春、熱情和希望”一飲而盡——三分之一拿來養活現在的自己、三分之一存起來養活未來的自己，另外三分之一拿去養活“別人”，所謂“別人”包括餐廳老闆、KTV業者、服飾店小姐，還有航空公司和旅行社……

上海最早的一批Office先生和小姐出現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 1984年8月，上海市對外服務公司成立，它是當時惟一經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向外商駐滬機構派員的市屬國有企業。從此，外企在上海的派駐機構僱用本地員工有了通暢的正式渠道。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級寫字樓聯誼大廈開盤。這幢上海第一幢全玻璃幕牆建築，讓當時還沒見過多少世面的上海人“彈眼落睛”（上海方言，泛指好看，也有眼前一亮的意思）。進出男女個個西裝革履、體面至極，以致一些上世紀8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如今還在說：“當時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聯誼大廈上班。” 然而，根據可銳職業顧問事業集團於2005年對京、滬、穗、深四地平均月收入在1.5萬至2萬元、年齡在23歲至38歲、所屬不同行業的白領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上海的高檔寫字樓里當白領，物質滿足度相對其他城市可能較高，但幸福感最低。

53%的上海白領購買過奢侈品，以23-30歲這一年齡段為主；而北京的比例為45%，以28-35歲白領為主；廣州為37%，以25-32歲年齡段為主；深圳為28%，年齡段以27-35歲為主。 上海白領奢侈品消費主要集中在購買高檔服飾、家具用品以及古董收藏等方面。可銳首席職業顧問卞秉彬分析說，23-30歲的年齡段是四地中最低的，說明上海成熟白領對奢侈品消費漸趨於理智，但年輕的高收入白領們卻大多抱著盲從的心態在消費奢侈品。 為什麼上海的年輕白領會出現這種心態，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對高檔消費品的購買行為又逐漸減少呢？可銳同期對京、滬、穗三地跳槽白領生存狀態的調查，可以給出答案。 該項調查結果表明：對於工作現狀，78%的上海白領表示壓力較大，北京為53%，廣州為47%。

分析認為：上海是精英云集的“高壓所”，強大的經濟實力、豐富的信息資源，以及國際化大都市的地位使身處其中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壓力；其次，上海是一個工商社會，其一大特徵就是分工明確，講究細節的完美，在這種環境下生存需要很大的抗壓能力；再次，雖然上海擁有開放的心態和開放的市場，但上海人的排外意識比較強，愛比較、看品牌，只要你行事言談做派稍不注意，就可能引起周圍人的異樣目光，生存壓力可見一斑。另外，上海的消費、就業環境等帶給人們的物質壓力更是明顯。 雖然收入和對奢侈品的消費都遙遙領先，但在四地白領幸福度的比較中，上海白領所感受到的幸福度卻是最低的。可銳職業顧問通過幸福指數的比較，比如友誼、健康、金錢、事業、時間等為重點進行綜合調查，上海白領的幸福度最低，北京白領的幸福度最高，隨後是廣州、深圳。

說白了，上海白領的壓力來自於對物質的追求，這種追求，有時主動，但絕大多數都是被動的——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太昂貴，而置身於這個繁華大都市，貧富差距格外鮮明且刺眼，別人有的，為什麼我不能有？ 《解放日報》曾於2009年刊登了一篇對該市白領生活狀況調查的文章。該文透露，上海白領生活中的住房開支在其總收入中的比重較高，給大部分白領帶來壓力。 在被調查者裡，每個月掙3000元以下的員工中，住房開支幾乎全部在10%以下，這些人都是有住處的上海本地人，因為如果需要支付租房或還房貸的費用，3000元以下的收入無法維持生活所需。而平均月收入在3000－5000元、5000－10000元，以及10000－30000元這三檔收入水平的員工中，住房開支佔收入的比重分別在10%、10%-30%、30%-50%這三個檔次。

“在上海，買不起房，工作壓力又大，生活成本又高，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如歸去！”這是白領小於在離開上海前發的最後一個帖子。小於從上海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一家日資企業工作，和丈夫兩人的月收入稅後都有7000多元。然而，這樣一對業績可觀的白領最近卻考慮“出海”——“跟著老公回重慶”。小於說，她和丈夫的工作都不錯，不僅待遇優厚，公司還經常會有去日本培訓的計劃。 “如果我們有套房子的話，在上海的日子其實是很滋潤的。” 然而，今年已經年過30的小於懷孕了，這讓她和丈夫必須要考慮房子的問題：“我們兩個的存款過日子綽綽有餘，但是要買房卻是望塵莫及。”小於說，自己和丈夫幾年前就考慮過要買房，但是當時的房價已經很高了，無奈之下，丈夫在老家重慶的解放碑附近買了一個10平米不到的小商舖。

“當時我們想先投資買個商舖，租金可以存起來在上海買套房。”不過，幾年下來，小於靠著重慶商舖出租賺來的租金遠遠抵不上上海樓市漲價的腳步。即將到來的小寶寶又需要住房，於是，小於和丈夫就考慮著要回老家了。 由於在上海有金融工作背景，小於的老公在重慶得到了一份外資公司客戶經理的職務，月薪9000元。小於說，來到重慶，“錢賺得不比上海少，而生活質量卻明顯提高，我們現在的房子位於重慶的市中心。考慮到小寶寶馬上要出世，我們剛買了一輛車，日子過得非常舒適。” 2010年，上海的房租在樓市的頻頻跳價中，不斷攀升。年輕白領想要在上海落腳的夢想在高昂的房租面前日漸脆弱，房租所帶來的生存壓力讓不少白領望樓興嘆。 “我希望能夠在上海擁有一個落腳的地方，不需要面朝大海，只要能放下我安居的夢即可！”27歲的童睿（化名）感嘆說。

童睿說，雖然自己是外地人，但是憑藉刻苦和努力，畢業時他以一人獨得6個offer的成績“笑傲”全班，在眾多企業拋來的橄欖枝中，廣告專業的童睿最終把一家大型公關公司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起點，當時這家公司給出的月薪是5000元。 “5000元並不是一個小數目，要知道，當時我們班不少同學都為找不到工作煩惱，而大部分同學得到的工資都在3000元至4000元左右，像我這樣拿到5000元工資的畢業生真的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帶著即將踏入社會的喜悅以及得到較高月薪的驕傲，童睿在自己公司所在的南京西路附近找到了一處一室一廳的房子租住。 “當時的房租是1500元，我覺得相對於我5000元的工資來說絕對可以承受得起。”

可是，童睿的美夢並沒有持續多久。正式工作後，他才發現，5000元的工資扣除稅、養老金、公積金等費用後，真正拿到手的錢是3700元左右。 “我一個月的房租是1500元，而水電煤等費用加在一起也要200元至300元左右，這樣算下來，我可支配的金額只剩下2000元不到了。” 童睿說，由於自己一個人在上海生活，一日三餐即便都吃盒飯，一天至少也要花費30元，一個月的飲食成本少說就得900元。 “再加上我的交通費、手機費，以及為了上班穿正裝而必須花費的置裝費用，我每個月還沒有到月底就只能依靠信用卡透支過日子了。” 上海市政協十一屆四十四次主席會議，曾公佈一份關於上海市民幸福指數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市民的總體幸福指數為69.16，指數整體水平為中等偏上；其中，近五成受訪者感到幸福，感覺到非常幸福、比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上海市民分別為6.7%、41.7%、43.2%、6.8%和1.6%。

張玲認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調查結果，原因只有兩個：一是造假，二是結果屬實，但被調查的對象絕大多數都是上海本地居民，有房有戶籍。 “要是讓我選，我肯定選'不太幸福'那項的。乾了四年多了，連個自己的窩還沒有，天天在外面啃盒飯，我能幸福嗎？”張玲是上海張江地區某台資企業的高級主管，福建人，大學畢業後留滬，目前住在單位給他們那些管理人員集中租借的白領公寓裡。 張玲覺得，上海灘最火的周立波說對了一個事實：人不能和蝸牛比。蝸牛生來就背著父母給的房子了。而在上海，像張玲這樣的“無房”白領，始終找不到歸屬感，“不覺得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一分子，只是一個過客。” 除了房子，吃飯也是個大問題。

上海浦東大道與福山路的交叉路口上，一對從安徽來的農民工夫婦趁著夜色推出了賣小吃的攤位。他們沒有衛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但是仍然生意興隆，因為價格低廉。來此吃飯的，除了一些與攤主同是外來打工的人之外，也不乏那些從附近高檔寫字樓走出來的看起來衣著光鮮的人。 這就是上海白領的“伙食生活”，這種生活讓他們在美味營養與便宜快捷之間，迅速地選擇了後者。 2009年9月，上海中醫藥大學通過對上海主要商圈CBD（淮海路、徐家匯、虹橋、南京西路、人民廣場、中山公園、陸家嘴、火車站、八佰伴、五角場、虹口、金橋/外高橋等）近3萬白領的生活形態進行連續性跟踪調查，發布了《華東區白領生活形態調查研究報告》。數據顯示，上海白領平均午餐花費18.92元；虹橋白領午餐花費最高，人均26.8元；陸家嘴白領可用餐時間最短，人均28分鐘。 問起對午餐狀況的看法時，任職荷蘭國際集團的蔣小姐開玩笑地表示，除了“狼吞虎咽”他們別無選擇。 金融危機對以金融為主的陸家嘴白領影響頗深，高薪的客戶經理不但收入嚴重下跌，並且時刻面臨裁員危機。原先悠閒的一至一個半小時外出就餐時間，也被自覺自願地縮減至半小時以內，調查顯示陸家嘴白領午餐時間人均小於28分鐘。 根據調研數據顯示，西式快餐由於方便快捷即食，成為了陸家嘴白領的首選（33.8%），外出就餐人數由原先的23.5%下滑至16.1%，甚至有部分員工一周有3-4次在會議中忽略午餐，直接以餅乾、麵包等零食“果腹”。 而對於在淮海路上班的白領來說，在外面吃飯真的很浪費，一個最簡單的盒飯都要16元、18元，有的甚至20元、25元。儘管如此，超過半數（57.7%）的淮海路白領仍不得不選擇外出就餐。究其原因，是由於老外老闆覺得飯菜味容易跑得滿辦公室都是，明令禁止員工帶飯或叫外賣，大家被逼“集體走餐”。 在淮海路香港廣場某外資單位工作的李小姐鬱悶的是公司地處繁華地段，吃飯免不了等電梯、排隊，往往一等就超過半小時，於是水果、零食充飢成了無奈之選。 任職智利駐外商務處的包小姐在外國人聚集的虹橋一帶寫字樓裡上班，雖然月入7000元有餘，但是仍堅持自帶“隔夜飯”。因為以虹橋地段最多見的日韓系餐廳為例，午餐一頓最便宜的人均也要上百元。還有很多台式、港式的餐廳，一道“蜜汁叉燒飯”或者“蜜汁雞腿飯”平均20-30元。雖然公司有飯貼，但是遠不夠外出AA餐。 包小姐說，一般公司都配有茶水間，身邊的同事大多自帶飯盒，需要時只要把便當放在微波爐裡轉一圈，或者索性繞道東華大學，每天在高校食堂“蹭飯”。相對價格昂貴的快餐，自家盒飯和高校食堂飯菜更經濟實惠。 在上海，白領開銷還有一塊叫做社交成本，這基本上占到他們月收入的25%-30%。聚會等方面的支出尤其令剛入圈的青年白領大感“身不由己”。 王曉亮（化名）一年多前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他的那個大學生同學群體中，不少人每個月的社交費用已接近工資收入的40%。其中，僅聚餐費就在千元左右。小亮現在世界500強的一外資通信公司工作。 “雖然找到一份不錯的外企工作，但我總覺得錢不夠花。”原來，他除了基本吃、住、行，社交費用常常使他入不敷出。 “我一個月也就和朋友出去吃幾次飯，跟同事出去泡泡吧、唱唱歌，但林林總總加起來，也要在1200元-1500元，總要超過預算。” 據了解，不少新白領十分習慣過去大學校園中的低物價消費，突然出現的屬於白領特有的高消費讓他們措手不及。 “我剛進公司，資歷比較低，同事提議晚上去酒吧喝酒，我就跟他們一起去了，總不可能一個人開溜吧？”王曉亮有些無奈，去普通酒吧人均也就100元出頭，但是碰到自己做東“開酒”，一瓶就是1000元，加上其他小食、拼盤，最厲害的一次花掉他1600元。 生活，特別是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裡生活，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其實也是白領們瘋狂工作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位網友這樣形容大上海的“白領”——“幹得比驢都累，吃得比豬都差，起得比雞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裝得比孫子都好，掙得比民工都少，看著比誰都好，其實勉強解決溫飽”。 即便衣食住行的問題都解決了，對於上海的女白領們來說，卻還要面對另一個棘手的問題：生育。 《新聞晨報》2009年3月報導了上海東北片某知名高校的三年級女研究生王蕭雲（化名）艱難的求職經歷。 王蕭雲簡歷中的社會實踐一欄滿滿噹噹，各種證書十分齊全，溝通能力也很不錯，在一般人看來，她找工作應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可是，王蕭雲至今仍然沒有找到“東家”。 “有時候在招聘會上和用人單位面對面，明明看我的簡歷挺滿意，可最後還是沒有下文。” 有一次王蕭雲參加了一場綜合招聘會，用人單位看了她的學歷後，直接把簡歷退給了她，於是她當面要討個“說法”，“企業招聘的人回答很直接，如果我是男生就肯定要，本科生也可以考慮，但女研究生年齡到了，進了單位不久就會生孩子，單位還得找人頂替，到時候我複職了還要考慮多出來那個人的安排，覺得很麻煩。”儘管王蕭雲再三表示自己近兩年並沒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對方最終還是沒有給她面試的機會。 在此後的求職過程中，王蕭雲經常會暗示招聘者，自己還沒有結婚的打算，“但沒什麼用，招聘者看到女研究生，就自然而然地和生孩子掛鉤了，後來遇到有的企業說他們工作勞動強度大，經常要加班，所以想找男性員工，但我聽得出來，還是覺得我今年26歲了，面臨結婚生子，承擔不了很重要的工作。”為此，王蕭雲很是苦惱，她甚至準備如果單位接受，她可以寫一張“三年內不生孩子”的保證書。 王蕭雲的煩惱也是目前求職中的女碩士研究生、女博士研究生普遍面臨的問題。復旦某文科專業女研究生小沈告訴記者，自己也發了上百份簡歷，只收到寥寥幾個回复，而且至今仍未定下來，“我覺得女研究生求職有很多不利因素，很大一個是生育問題，我們專業的所有女生幾乎都遇到這個問題。有人甚至提出，乾脆畢業了先結婚生孩子，等這些事情解決後再出來找工作”。 而一些用人單位的招聘者也表示，企業招人肯定要從多方面考慮，不僅是員工當前的能力和狀態，還有入職後的可持久性。 “畢竟新員工前三年正是勤勤懇懇幹活的時候，大四女生年齡尚輕，入職後可以全心工作幾年，但女研究生畢業時已二十六七歲了，正是生育的高峰年齡，到時又不能限制人家，還要找人來頂替，而且複職後的幾年內又要被養兒育女的事所分心，工作的專注性會大打折扣。”一家中小型通信企業的負責人坦言，招收正處於生育年齡的女員工，單位會更慎重考慮。 華東師大就業諮詢中心副主任沈維宇表示，女研究生在就業上遭遇“生育”檻確實比較普遍，“很多單位不會明說，但在錄用時卻無形地提高其他的門檻”。 為此，一位女大學生在一家公司針對每位應聘者必須填寫的調查表中，這樣回答問題之一：“談戀愛了嗎？” 她說：“我的EQ很低，對男孩子沒感覺。所以，五年內保證不戀愛；五年後萬一不慎戀愛了，保證五年內不結婚；五年後萬一不得不結婚了，保證五年內不生孩子；五年後萬一不小心必須生孩子了……那應該是四十五歲以後的事了吧，你們可以考慮辭退我了。” 為了工作，為了在上海生存，女白領們紛紛表示“三年內不生孩子”，或者“五年內不談戀愛”，其實都是一種無奈，並非心甘情願。 根據上海人民政府官網2008年公佈的《在滬白領生育意願專項調查》結果顯示，滬上白領生育願望強烈，平均生育意願為1.7個。這一結果，無疑顛覆了人們的習慣思維。所謂“丁克”，實際並非是滬上白領們的自願選擇。 30歲的張小姐在滬上一家外企工作，三年前與同為外企員工的裘先生結婚。婚後，雙方家長都期盼著能早一天抱上小寶寶，可左等右盼了好幾年，卻遲遲不見動靜。 小夫妻倆直截了當地告訴家人：三年之內暫無計劃。追問其原因，得到的答復是“現在生孩子對雙方的事業發展不利”：有了孩子之後，受家庭拖累，從事銷售的裘先生不可能再經常出差，這些年好不容易積累下來的客戶，就有可能被別人奪走。況且，房貸要還、生孩子後開銷增加，勢必會影響生活質量；而張小姐眼看再過幾年就可以熬到行政主管的位置，這個時候生孩子，不僅影響經濟收入，而且以後的職場前途也將面臨重新定位。 面對高昂的生活成本、撫養費用和就業壓力，生兒育女已不再是滬上白領家庭的天然選擇。親愛的，我們生個孩子吧？哦，這可不是你我就能決定的事情，需要先核算一下成本，看上海這座城市是否允許我們這樣掙得不多的人享受生育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