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3、金融才俊的“高稅”夢魘

上海到2020年，也就是10年之後，計劃要變成與紐約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 這個目標，自然要靠人、靠人才去完成。相比較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紐約有77萬金融從業人員，其中華爾街就有40萬人，而倫敦僅金融城內的金融從業人員就有30萬。但是，上海全市的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只有區區20萬，金融人才缺口巨大。 如何盡快填上這個大窟窿？上海最快想到的方法，就是設立金融人才獎，給金融高管們塞錢。但這個錢一開始就是用稅收的形式，從金融人才們的口袋裡堂而皇之地掏出來的，如今卻要以獎勵的名義塞回去一些，並希望人才們因為上海的“借花獻佛”而深受感動，以致心甘情願地跑來給你賣命。這就是上海揣著2020年的小九九，打著的如意小算盤。

“和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於稅收偏高。”在被問及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短板”時，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李晶不假思索地回答。 按中國現行稅制，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為2000元，分為九級，最低一級稅率5%，每級遞增5%，最高一級為45%。收入動輒百萬的金融高管，幾乎都適用於最高一級稅率標準。 “按照現在的稅法，我們高管收入中的40％都要掏出去繳稅。”註冊在上海的一家銀行高管說。 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服務公司之一的任仕達，於2010年4月8日發布的“國際金融中心人才吸引力指數”尖銳地指出，雖然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國際金融人才來華工作，但上海在稅收、福利、生活、醫療、教育等軟環境上可能落後於其他國際金融中心。

根據任仕達國際金融中心稅收環境指數顯示，香港位於第一，紐約其次，上海位居第三，倫敦排後。 根據其調查，起徵點和稅率結構對於中高收入者的影響最大。香港稅率有4級，最高一級17％，中高收入者的平均稅負僅為15％；美國稅率有5級，最高一級為35％，對於中高收入人群，其平均稅負小於30％；中國內地有9級，最高一級45％，對於年薪過百萬的人而言，其平均稅負約40％。 據KCS凱譽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中國業務發展主管張寶玲介紹，即便是外籍人士，只要在中國工作超過183天，就得按照中國的標準繳稅。 “雖然目前內地為外籍人士提供住房、教育等五個方面的稅收抵扣優惠，但如果和香港等城市相比，內地稅負確實要重很多。”張寶玲說。

鳳凰衛視曾在2009年8月4日播出《解碼陳文茜》欄目中，以“雙城爭艷，金融海嘯後上海香港競爭金融中心”為題，討論上海和香港兩座城市各自未來十年的戰略發展格局，並認為“上海的重新定位，某個程度威脅最大、競爭最大的就是香港”。 “香港最大的優勢是法治，人才，金融監理為亞洲翹楚，還有貨幣自由兌換，這些上海短期內都追不上。” 匯豐（HSBC）、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高管已經遷至香港，而摩根大通（JP Morgan）也於2010年3月宣布該公司從紐約派遣了其高層私人銀行家，以利用亞洲的發展機遇。 他們表示，與其他西方地區相比，香港的財富不斷增加、居民的投資傾向更強，並且能夠從全球經濟低迷中快速反彈。但是，在所有這些正兒八經的理由後面，還發生著另一件誘人的事：據管理諮詢企業Hay（合益）集團稱，香港也是亞洲勞動者實得薪水最高的地區。

沒錯，收入！同樣是快速發展中的金融中心，既然付出的勞動相等，得到的回報，在香港比在上海多得多，那有何理由選擇可愛的東方之珠？ Hay（合益）集團完成了對管理人員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國家的年度排名，它綜合了工資、住房補貼和保險等其他形式的薪酬，以及當地生活成本和稅負（甚至包括額外福利指標，如員工獲得的汽車類型和品牌）。 Hay（合益）集團的PayNet分析師利用標準方法衡量56個國家的工作範圍、薪酬和福利，進而收集資料。 Hay（合益）集團最新的“全球高層薪水報告”（Global Management Pay Report）顯示，就員工購買力最高的亞洲地區而言，緊隨香港之後的是泰國、新加坡、韓國和澳大利亞。中國內地位居第八。

在亞洲，香港名列榜首。儘管這座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城市因高房價而保守爭議，但住房通常也包括在薪酬福利裡面，因此香港管理人員的消費能力通常比美國管理者高出40%。 Hay（合益）集團香港辦事處主管William Lo表示：“香港是金融中心，必須吸引大量的人才，因此工資相當高。由於稅收也低，因此消費能力較高。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西方國家落後於香港的原因。稅收無疑是香港和其他地區名列前茅的首要原因。” 在“人才戰”依舊激烈的中國和東南亞等地，比較薪酬選擇非常重要。 “這些地方的發展趨勢是第三世界的新興市場，這里高級管理人才緊缺，必須透過高薪來吸引人才，”Hay（合益）集團薪酬資訊服務總經理Nidthia Chelvam說。

顯然，稅收仍是吸引人才流動的重要砝碼。因此，為了躋身國際金融中心之列，上海市政府於2009年出台了《上海市集聚金融資源，加強金融服務，促進金融業發展的若干規定》。其中提到，按照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金融人才隊伍的要求，對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做出顯著貢獻的金融人才，市政府給予金融人才獎勵。 上海市金融辦一位官員說，目前香港個人所得稅15％，上海最高一級達到了45％，因此上海希望降低個人所得稅25％左右。不過由於地方政府難以改變稅收政策，因此，他們通過設立金融人才獎的方式予以返回。 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方星海坦言：“對內地的金融行業而言，我們覺得這些金融人才的稅負可能有些過重，所以說，上海會在未來進一步降低這方面的稅負。我們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人才來上海工作。”

願望是好的，方向也是對的。只不過要真正落實，想要在金融稅收方面有大動作，除體制因素外，還面臨不少細節上的難題。 “如果最終方案是：上海決定對這些金融高管超出國際水平的稅收部分進行財政補貼；那麼針對補貼的部分，國家稅務總局會不會再次徵稅？”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說。 過去上海一些區級政府為了招商引資而對個別金融企業實施了財政獎勵，以彌補高稅收的影響。 任仕達市場總監朱寧透露，一家國有金融企業曾經向政府申請，將部分個人所得稅以財政獎勵的方式返回給高管，這種優惠的有效期為兩年。 “但實際上，申請優惠大部分是招商引資的土政策，大部分是一事一議，政策不透明也不公開。”朱寧表示。 將區級政府的“土”政策上升為金融中心的全面政策，仍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雖然金融人才獎提出已久，但金融人才獎針對哪些機構、哪些級別的高管，目前仍沒有對外公佈具體實施細則。

“我們還沒有收到類似信息，也不知道是否對我們上海本地金融機構實施。”一家上海銀行高管表示，預計該政策實施仍有一定的難度。 顯然，能否真正將已經進駐或打算為上海效勞的金融才俊們的“高稅”夢魘擊退，吸引更多人才入滬，是上海打造國際金融之都的關鍵任務，但也任重道遠，至少目前“減負”也只停留在嘴皮子上。 高稅收對金融高管們的影響最大，也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但在全上海的20萬金融人才中，小白領才是主力軍。他們和這座城市之間的“雞毛蒜皮”，同樣關係到上海偉大的2020年目標的實現，難道不是嗎？除了高稅負之外，這座城市昂貴的生活成本，實際上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2010年二季度，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人均GDP卻只有日本人均GDP的1/10，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國人收入1300元的貧困標準線，全國還有4000多萬人沒有脫貧。

上海的“金融城”，小陸家嘴地區，集聚著逾500家金融機構，10萬多金融從業者。在這座“金融城”裡生活的金融人，同樣面臨著巨大的“貧富差距”。 2009年《解放日報》曾對金融城內的150位從業人員進行調查問卷。結果發現，陸家嘴金融從業人員的月收入水平從3000元以下到5萬元以上不等，上限與下限相差很大，收入水平集中在1至3萬元之間，佔比約為41.2%。按照《2009上海統計年鑑》，2008年上海職工平均月工資為3292元，第三產業職工平均月工資3849元。有超過70%的金融從業者，收入水平高於全市平均水平。 不過，薪酬雖高，金融行業人員的流動性是顯而易見的。在被訪者中，有68.2%的人工齡超過5年，而在金融相關行業工作超過5年的人數，剛剛達到50%。這也意味著，有相當一部分從業者“轉行”自其他行業，也從側面說明了金融行業准入起點相對較高，需要有相當的工作經歷。

調查中，70年以後出生的人占到95.9%，70後、80後幾乎各佔半壁江山，80後一代在金融行業已經成為中流砥柱。在目前從事金融行業的人員中，學歷水平大多集中在本科和碩士水平，分別占到54.3%和39.2%，博士這一學歷層次在金融業所佔比例並不高，僅0.7%。從分析來看，大多數金融從業者的學歷越高，所處的職位也就越高。碩士在中層領導崗位上佔比較高，70後則是目前銀行中層崗位的主力軍。 陸家嘴金融城聚集了上海最多的金融白領，他們大多供職於名氣響噹噹的金融大企業，身穿面料挺括、做工考究的衣裳穿梭於這座城市最集中的高樓之間，是大多數人眼中令人羨慕的一群。但對於他們而言，上海的“昂貴”依然是個問題。 的確，在《解放日報》的調查中，僅有6.8%的受訪者對陸家嘴的滿意度投了贊成票。而更多人認為有缺憾，需要改變。金融白領們最不滿意什麼？首選答案是交通出行，有56.1%的人將不滿意的目光投向了陸家嘴的交通問題。 每天，陸家嘴金融城都早早“醒”來。 清晨7時多，居住在城市四面八方的金融白領，開始向這裡匯聚，開始了一天的陸家嘴生活。金融城的第一法則就是準時準點。於是，金融白領的每一個工作日，都得“趕早”。 供職於陸家嘴某基金公司的張興華，有兩點“與眾不同”。一來堅持在家吃早飯，而且“自給自足”，為了趕在8時30分前到達辦公室，家住浦西的他往往需要更早起來；二來選擇以“公交+擺渡”方式出行，他認為這樣可以避免不確定的擁堵，保證“準時準點”。上述，也是為了更省錢。 陸家嘴“金融城”的生活，難逃壓力的困擾。在《解放日報》調查統計的8項產生壓力的因素中，上下班費時費力這個因素被選了82次，在所有出現的因素中佔22.2%，有56.6%的在陸家嘴從事金融工作的員工由於這個因素而感到有壓力；生活成本高被選擇了81次，在所有出現的因素中佔21.9%的比例，有55.9%的在陸家嘴從事金融工作的員工考慮了這個因素。 在眾多壓力和煩惱的來源中，住房的壓力不容忽視。 調查發現，住房開支在收入中所佔比重較高，給大部分陸家嘴金融白領帶來壓力。在被調查者中，有35%的人住房開支佔收入比重低於10%；35.8%的人住房開支佔收入比例在10%-30%之間，23.6%的人住房開支佔收入比重在30%-50%之間，有5.4%的人住房開支佔收入的50%以上。 伴隨著收入的提高，金融業從業人員對住房質量的要求也相應提高，因此儘管陸家嘴地區的收入水平總體不低，但上海高昂的房價，讓他們同樣感受到住房帶來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