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3、金融大都會

在中國作家中，有“上海記憶的追尋者”“海派文化闡述者”之稱的陳丹燕，評價說：“上海在日益變成一個美國式的全球化都市，並恢復它從前的經濟城市的拜金傳統。這是我所不喜歡的。” 事實上，不管個人是否願意。國務院於2009年正式批复，上海於2020年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發展目標的確認，這座城市將和資本、金融，更加密不可分。但是，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這座城市以及城市裡的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資金有其自身的局限。有些城市缺少內在成功的機制，在這些地方，用錢也買不來使一個城市成功的內在機制。更進一步說，在有些地方，錢會破壞產生內在機制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錢只能帶來很大的禍害。但是，從另一方面說，有了錢就能滿足一些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資金能夠幫助建立城市內在的成功機制。因為這些原因，可以說資金是一股強大的勢力，既能造成城市的衰退，也能促使城市的再生。但是，有一點必須要弄明白，不是資金能不能到位，而是它是怎麼來的，目的是什麼，所有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顯然，如何賺錢並花錢，是上海需要不斷學習的本領。

只是，在很多看似美好的建設成就背後，可能已經存在了諸多問題。 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多功能經濟中心，是與西方聯繫最廣泛、最密切的中國城市。 1949年以後，前30年上海是中國的工業中心、商業中心，是除了北京以外的政治重鎮和文化中心。 1978年以後，特別是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以後，上海走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 然而正是這次浦東的大規模開發，被《建築上海》一書的兩位作者愛德華·丹尼森和Guang Yu Ren認為是“一個被錯失的巨大機遇”。英國《金融時報》駐上海記者傑夫·代爾則表示支持這一結論，“將上海描繪成新模範城市的宣傳多得讓人喘不過氣。在這樣一個年代，兩位作者對上海當代規劃的尖銳批評，可謂一劑苦口良藥。”

傑夫·代爾說：“與外灘隔岸相對的浦東一隅被指定為金融區，但市場行為主導了浦東其它地區的土地分配：大量土地被廉價售給出價最高的競標者，這些收益使上海的財政'錢包'鼓了起來。” “其結果是，一群風格前衛、雄偉壯觀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它們從遠處望去頗具震撼力，但卻被孤立在不同的地塊上，彼此缺乏關聯。現代中國在大事和大框架上表現得十分出色，但對於一些能夠產生長期影響的細微之處，卻有些粗心大意。在這片金融區周圍逛上一圈後，你可能會發現八條車道的大街上，人行橫道寥寥無幾。在一個似乎事事有規劃的國家裡，浦東令人驚訝地缺乏整體規劃。” 過分追求速度，缺乏經驗，可能就是上海犯下的錯誤。

目前，公認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是倫敦、紐約。除此之外，世界上還存在著許多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如歐洲的法蘭克福、蘇黎世、巴黎，亞洲的香港、新加坡和東京等。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過程中，“金融”這種東西的出現就是一種奇蹟，而奇蹟中的奇蹟就是，“金融”已經在主導整個世界。短短一條華爾街，它的影響力不會弱於美國白宮，很多城市為了爭取“金融中心”的位置，處心積慮經營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城市戰爭》）。 上海有著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長遠目標並誓與紐約比高下。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屠光紹在2009年6月的一個洽談會上不經意地露了底，他專門分析上海與紐約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差距，而對於處於同一區域的主要競爭對手香港，則隻字不提。隨後，屠光紹又會見到訪的倫敦金融城市長，交流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經驗。

2010年7月8日，全球首份突出發展能力的“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報告在上海發布。在入選的45個國際金融中心城市中，中國的香港、上海、北京和深圳均處於金融中心成長發展的繁榮區階段。其中，上海以63.8分的綜合得分排名第八（紐約、倫敦和東京排名前三甲），但在“成長發展”這一分項上，上海毫無爭議地以87.4的得分高居榜首。 在後危機時代，以上海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金融中心表現令人矚目。但除了“成長發展”外，上海在金融市場、服務水平和綜合環境等方面的落後亦提醒公眾，從陸家嘴到華爾街的距離，遠不是報告排名反映的那麼接近。 屠光紹也毫不諱言上海與紐約的差距：一、上海的法治建設不行。屠光紹解釋說：我們現在要打造國際金融中心，我們和國際接軌的稅收、信用這些法律體係有差距。二、國際化程度不行。屠光紹認為上海充其量只是一個金融聚集稍微多一點的城市，離國際、金融中心兩個方面還遠遠不夠。三、市場化程度不夠。屠光紹指出，上海在建設過程當中對怎樣發揮主體的作用，主體怎樣創新發展這方面的考慮還不夠，特別是上海行政化的色彩多一些。四、上海的金融人才不足。上海金融人才與倫敦、紐約就不是一個數量級。五、金融信用環境方面還有很大不足。

不過，在上海興致勃勃展望未來的同時，也有人對這一城市發展目標提出了異議。北京港澳戰略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蒯轍元就提出質疑：中國有必要建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嗎？ （另一個指的是香港）他的結論是：沒有必要。 “即使在2020年都無必要建兩個國際金融中心”。他的主要理由是： 首先，從世界金融發展史和現實來看，至今在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無兩個旗鼓相當的國際金融中心並存並立。世界性國際金融中心和地區性國際金融中心都是歷史形成的，絕不是政府說建就能建成的，也不是靠宣傳吹成的，更不是自封的。同時，他列舉了德國，其陷入八個國際金融中心並立競爭的混亂狀態，至今仍未改變。 第二，從中國自身和世界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建“合作雙贏”的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尚無必要。從根本上來說，這是由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所決定的。這種帶有半計劃性或較強計劃性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注定了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真正實現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難度很大，也很難獲得西方國家的認同。

第三，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同建的戰略考量而言，現時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並無完全必要。蒯轍元認為中央匆匆將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之都，可能就是出於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的考量。而他覺得香港經濟，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業已是中國經濟、中國金融業、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無需為此另起爐灶。 事實上，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說，確實很難理解，建立一座國際金融中心的意義和必要性，以及城市和城市裡的人為此需要付出的代價。那麼，我們不妨換個角度重新審視。如果上海於2020年如願以償，成為與紐約和倫敦比肩的國際金融之都，那麼我們將面臨怎樣的局面。 這時，就不得不提及，已經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交通、貧困和污染”之外的另一大“城市病”——金融，一種超級城市病。

以紐約、倫敦和我們最熟悉的香港為例。 “與它們在金融界的地位相匹配的是，2008年的次貸危機之後，紐約首當其衝成為金融危機的發源地，倫敦緊隨其後，成為金融危機的扛旗者，香港應聲起舞，成為金融危機的重災地。直至今日，儘管美國瘋狂印刷鈔票以求自保，紐約仍然心力交瘁；而英國財長出身的前首相布朗也是絞盡腦汁，但倫敦還是遊行四起；更慘的是香港，夢魘纏身”。 也就是說，一旦上海更加依賴“金融”發展，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也將對這座城市和城內的居民造成更大和更深遠的傷害，且避無可避。 “不僅僅是這三大金融中心（紐約、倫敦和香港），還包括其他許多城市，無論是政府主導型的亞洲城市模式，還是市場主導型的歐美城市模式，城市化過程都沒有擺脫金融資本極度膨脹所帶來的金融危機的困擾（如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90年代前期歐洲發達國家的貨幣危機、後期新興市場的危機等）。”

“解決'金融'這一'城市病'，簡單依靠監管部門就能達到效果——事實上，每次危機後金融監管都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同樣需要人們提升對金融資本的認識水準，並小心平衡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的衝突；更需要發揮科技進步的威力，找到解決金融資本超速膨脹問題的途徑。然而，讓我們失望的是，這一'城市病'不僅無法根治，而且每隔數年隨著病情爆發，還會變得越來越兇猛”（《城市戰爭》）。 上海，顯然是一座崇尚物質享受的城市，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所以，同樣對自己的拜金毫不遮掩的“文學超男”郭敬明就能在這座城市如魚得水，他說自己的《小時代》是一部“獻禮上海”之作，更有時代性，主要反映當今上海這座城市裡年輕人的生活狀態。而韓寒卻調侃這部小說：“盡是LV、愛馬仕的，我覺得就是給那些縣級市的讀者做品牌普及的吧。他（指郭敬明）說要寫一整個時代，我想就是'恆隆時代'吧。”

我們不去討論小說是否反映了時代，但郭敬明和他的文字，至少反映了上海的喜好。什麼樣的人更容易在上海生活，更容易被這座城市接納，在“郭富豪”的身上表露無遺。 而上海“魔都”的特性，除了提供聲色犬馬之外，也在於她的索取。她越是金光燦燦、嫵媚動人，你就越要為了靠近她而付出昂貴的代價。對上海來說，這很公平，這就是一筆交易。你付得起，留下；沒錢或者嫌貴，走人。公平，但也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