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2、海上“黃金屋”

上海的拜金，不僅在於她喜歡有錢人，喜歡賺錢，也在於她喜歡花錢，喜歡用錢把自己裝扮成一座漂亮的“黃金屋”。遠看，這座屋子金光閃閃，而近距離接觸，你才能真切感受到“黃金屋”的本質——硬邦邦，冷冰冰。 拿最近的世博盛會來說吧。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世博會。官方的數據顯示，2010年上海世博會，園區內的建設涉及資金投資180億，運營費用106億。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顧問、前副局長黃耀誠透露，整個上海對世博配套投資達3000億左右，項目涉及地鐵、交通、環保等。是北京奧運會花費的兩倍以上。 新加坡《聯合早報》以“不惜代價的憧憬”為題，發表了對上海世博大興土木的感慨： 上海的歷任領導者其實數十年前就開始了城市改造，但為了世博的最新一輪準備工作實在有些過頭：在一年內，上海幾乎重鋪了所有街道，挖了（有時不止一次）新的下水道，鋪設了新的路沿，修建了新的人行道，將龐大的地鐵線路延長了一倍。

政府重新粉刷或修繕了臨街牆面——經常是在不通知所有者的情況下；高速路和橋樑上安裝了明亮的新霓虹燈；居住在亂糟糟工地附近的居民，一覺醒來，發現在原本只有泥漿和大樑的地方，種上了枝繁葉茂的樹木。 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地鐵線路或高速鐵路建成，甚至還有一個全新的機場候機樓。世博園區——在混濁的黃浦江江畔一塊方圓5.28平方公里的土地——豎起了200多座國家、企業和市政場館。這些富麗堂皇的歡樂宮集中展示了未來的場景：潔淨、綠色、高科技的城市生活，而上海則成為宇宙的中心。 “我們中國人唯一在意的就是面子：我們肯為了美化城市而勞民傷財；即使那條路沒必要重鋪，我們仍會去做，”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屠啟宇表示，他正在進行一項世博會研究。他承認，沒有人真正清楚上海為此花了多少錢：官方數字在3000億元人民幣（合440億美元），但地產服務公司仲量聯行（Jones Lang Lasalle）估計，上海為世博會投入或提前的基礎設施投資，將總成本推到了950億美元。

為了這場盛會，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教授吳志強說：“上海用15年時間完成了倫敦用150年才做完的事情。”上海地鐵系統的建設始於1995年，但僅是2009年一年，總運營里程就延長了一倍，突破420公里。 2010年4月15日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建設交通委副主任沈曉蘇表示，截止開園前，上海軌道交通已經投入11條運營線路，420公里通車里程，日均客流規模可達到550萬人次，這個里程讓上海躋入了世界前三。 然而，在這輝煌的成績背後，是昂貴的建設成本。 據《觀察與思考》雜誌2009年7月的報導：“地鐵是高造價、高成本運營的地下交通。20世紀90年代初建成的新加坡3條城市軌道交通線，綜合平均造價為每公里3.32億元人民幣；日本東京最現代化的11號地鐵線造價為每公里7.54億元人民幣。上海和廣州兩地由於地鐵設備進口化率比較高，地鐵造價也相對較高。上海地鐵造價每公里是8億元，廣州地鐵每公里達到7億元左右。北京地鐵由於國產化率較高，每公里造價也超過5億。”

顯然，上海的地鐵造價領軍全國，甚至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而這樣的“光榮”背後，是居高不下的地鐵票價——繼上海軌道交通11號線安亭支線開通之後，地鐵的最高票價終於衝破個位數大關，達到10元；和北京的“2元，統統2元”可坐全程的地鐵票價相比，上海真是貴得“理直氣壯”。 上海是牛了，老百姓卻還苦著。一方面，是上海無法從實處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則是為了一系列“民生工程”而投入更多的資金，結果卻也未必盡如“民意”。 例如：為了在世博期間，規範市民亂曬衣，杜絕城內“萬國旗”的現象，政府下足了本錢，斥資近40萬，統一為居民安裝了新型球門式晾衣架，並安裝了塑料葉板，以起到一定遮蔽和美觀作用。不想，風吹葉板聲響甚至影響到了隔壁小區居民，只得再統一拆除。而且，由於新型衣架與大廈原本結構不協調，居民晾衣很不方便，很多居民棄而不用，紛紛將衣服晾曬在樓道內。

“整幢大樓像搭了腳手架。”網友在新民論壇上熱議。上海瑞福北大廈西側成排式的曬衣架甚為註目，更被網友戲稱為“上海市區最牛的曬衣架群”。 而欽州南路上的晾衣架高約2米，每個“橫跨”約2米，與行道樹穿插而立，連成一排，直接被安裝在附近小區圍牆外面的馬路邊上。對此，居民張先生覺得：“類似'萬國旗'的亂晾曬早就被認為是城市不雅景象之一，如今卻鼓勵人們在馬路邊隨意晾曬，一排排的佔道規模那麼大，以後行人就要貼著濕衣服或是內衣褲走路了，真是煞風景！”居民呂女士則抱怨：“把原來的自行車停放點佔掉了。” 政府好心辦壞事，原因其實很簡單，以為用幾十萬的高級晾衣架代替居民幾毛、幾塊錢的晾衣繩，市容問題就能得到解決。還是一個“金錢萬能”的觀念作祟。這個觀念也很容易導致“凡是貴的都是好的”的結論。

雖然上海為了世博會的順利召開，花大價錢進行了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形象工程”。但批評的聲音並沒有停止，且理性而客觀地從城市化和金錢觀念出發，站在遠處，冷靜看待這場不惜代價的盛會。 上海藝術家陳航峰就是少數幾個批評世博會的人之一。他於2010年3月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泡沫城市，泡沫人生”。一個鐵籠子包圍著一串不間斷的泡沫，幾乎所有的泡沫最終都會撞上籠壁的鐵絲網，然後破裂。 “世博會就像一個造夢機器，產生各種各樣永遠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未來主義想法，”他說。這件作品是不久前在上海OV畫廊舉辦的世博會抗議展覽的一部分。展覽中還展出了一組照片，照片中一座房屋被拆除，而房主當時正在法庭上挑戰拆遷行為。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世博籌備期間，上海市內大片的傳統住宅、街道被拆除。其中也包括了吳江路，這是上海一條著名的小吃街，人們在那裡可以一邊品嚐魷魚串，一邊吃兩口倍受喜愛的上海小餛飩。但這條街也被拆除並重新開發。星巴克（Starbucks）和卡卡圈坊（Krispy Kreme）已進駐該街。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國人說：“金錢逐漸主宰了這座城市，抽空了它的靈魂。”到處是無特色的購物中心、星巴克（Starbucks）和無處不在的古琦（Gucci）店，“如今上海已很難找到有意思的東西。” 用“高貴的”取代“廉價的”，這就是上海改造的思路，她一塊塊地往自己臉上貼金，讓這座城市越來越富麗堂皇，也越來越貴。漸漸地，你會發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或許，只是讓有錢人的生活更美好。

上海曾被譽為“東方的巴黎”，整個亞洲大陸時尚與頹廢藝術的大本營，這是帕提·沃德米爾（FT中文網駐上海記者）的觀點。不過他同時認為，因幾十年的缺失而形成的對奢華的渴求，使如今的上海不再僅僅希望成為亞洲的巴黎，而是要成為巴黎本身。 從昔日福開森路的洋樓、戈登路的“鴿子蛋”到今天世界各大奢侈品牌雲集滬上的現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上海，儼然已成為奢侈品的明日帝國。 86億美元，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費市場總額的1/4。這就是截至2009年1月，中國奢侈品消費的總額。據英國諮詢公司OC&C預計，到2010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的規模將達到120億美元。 與之相對的，是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歐洲奢侈品消費的增長速度只有2007年的一半，美國與之前基本持平，日本則出現了負增長。但“經濟不景氣並未對中國內地構成太大影響，市場仍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亞洲地區奢華品市場調研公司信天翁諮詢公司執行董事Christophe Cais說。

由此，中國這艘奢侈品消費的潛水艇正迅速浮出水面。上海，又在這艘旗艦上扮演著怎樣舉足輕重的地位呢？ 根據《2009中國奢侈品報告》對全國21個一二線城市近千名年收入平均達24.3萬元的受訪者的調查結果顯示，上海以最高票數當選為內地消費者首選的奢侈品消費目的地。有33.3%的華東地區消費者把上海作為奢侈品消費地的首選，華南、華西和華北各有一成左右的消費者也會選擇在上海購買奢侈品。 2010年某個週一的晚上，中雨。恆隆廣場一樓LV店內包袋、鞋子、衣服櫃檯前均有顧客在選購商品，半個多小時內，營業員已經開出多張購物收銀單。該店二樓一位女營業員稱：“我們店生意一直挺好，今天是周一又下雨所以顧客不算多。週末客流會明顯增多，為了給顧客舒適的購物環境，還一度限制人流量。”

在這些消費者眼中，上海無疑是中國的奢侈品之都。林立的高樓大廈間隨處可見巨幅奢侈品廣告，眾多氣派的大品牌旗艦店總有充滿距離感的櫥窗，不停歇的時尚秀、不停歇的名流派對，眼前所能見到的一切都印證著上海正是奢侈品消費的熱土。 上個世紀80年代雷達表的廣告曾在這個城市中時常可見。彼時，這個品牌的腕錶在中國內地還沒有銷售，其宣傳推廣卻已開始。時至今日，更奢華的百達翡麗、江詩丹頓腕錶也早已來到上海。 在蝶億公關公司董事總經理王陵眼裡，上海是奢侈品品牌登陸中國市場的首選。蝶億公關作為國內承接最多奢侈品品牌推廣和活動的公關公司，其發展成長的過程幾乎就是國際奢侈品大牌進入中國市場的歷史。王陵說：“上海這個城市的開放程度非常高，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在國內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為方式、辦事風格也非常符合國際慣例。對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們最容易進入的城市。”

於是，淮海中路西段的798號到806號，一連開出數家名錶店：積家、伯爵、卡地亞、萬寶龍、豪爵（Roger Dubius）、寶璣（Breguet）。 2009年6月，古馳（Gucci）於上海鑽石地段金鷹購物廣場上高調開出2000平方米的中國旗艦店，這是此奢侈品牌在上海的第5家門店，也是在眾多內地店鋪中，第一家採用品牌創作總監Frida Giannini最新店鋪設計概念的專門店。在古奇的銷售系統中，能享受這一待遇的只有位於紐約、羅馬、慕尼黑、香港和倫敦這些世界著名城市中的店鋪。與此同時，LV入駐力寶廣場、阿瑪尼進入香港廣場的消息也相繼傳出…… 世界各大奢侈品牌搶占上海灘，已是不爭的事實。而正如王陵所言，上海這座城市和奢侈品之間，是王八看綠豆，越看越順眼。他們彼此，深深相愛。 可擁有但非必需，這是所有權威英文辭典對Luxury（奢侈品）的一致定義。此詞引申兩重含義：“創造愉悅和舒適的物品”與“價格不菲的昂貴物品”。在西方文化中對商品有一條明確分界——“奢侈品”與“必需品”。就像今日中國的商品也有一條明顯界定——“高檔貨”與“大路貨”。綜上歸納，對於“奢侈品”顧名思義地體現著高品質、高價格和非必需的特點。 顯然，上海灘如此熱衷於把自己打造成時尚之都、奢侈品的安樂窩，肯定不是因為其“非必需”的特點，而是相中了它的“高端”品質，以及價格。似乎當這些全世界最昂貴的貨物出現在上海街頭的櫥窗裡，這座城市就能與國際接軌了。 所以，上海迫不及待地於2006年舉辦奢侈品展。來自全世界的3000名富豪參會，胡潤富豪榜上的內地富豪們有過半出席。這場“世界頂級生活體驗峰會”，從英文Millionaire Fair直譯過來，展會的名字就是“百萬富翁的盛會”。這裡匯集了世界頂級品牌、藝術珍品、私人遊艇和頂級世界珠寶，由於劉嘉玲、胡軍、楊采妮等明星和眾多富豪的雲集，並不對外售票的開幕式的入場券竟然炒到了1500元的天價。為確保參會富豪和參展奢侈品的安全，光是保安費用就花去500萬元人民幣，展出3天，觀者達1萬人，門票收入700萬元。展出的商品更是價值連城——2.5億元的豪宅，2億的珠寶以及50萬元的狗項鍊……連名模孟廣美都驚呼：“開始沒想到是這樣一個展覽，所以沒怎麼準備就進去了，進去一看，那種感受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自慚形穢。” 如此奢侈的“上海”，究竟有幾人消受得起，用腳趾頭想想都知道答案了。但上海仍然在為奢侈品消費這根刺激百姓神經的“刺”而辯護：有媒體說，不能因為不少人看不起病、貧困孩子上不了學，就拒絕奢侈品。因為“奢侈品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取消展覽只會失去與國際高端展出活動聯繫的機會。對上海奢侈品展予以猛烈批評，實在是用正確的槍打錯了靶子。如果富豪的財富來源正當，誰也無法強求富豪按老百姓的標準去消費”。 不知，擁有這般渴望躋身“國際大都市”行列的熱情，是上海的“進步”，還是這座城市里普羅大眾的不幸。上海常住人口共1888.46萬人（2008年上海市統計局數據），有多少人消費得起上述昂貴的生活？我們來看一組數據，更直觀地比較一下： 2006年，美國人均收入為36276美元，而同年上海的人均收入為15641元人民幣，約合2306美元。如果和紐約最富有的曼哈頓區相比，這種懸殊感恐怕更深刻。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紐約市曼哈頓區2007年第一季度人均週薪為2821美元，人均年薪接近14.7萬美元。這就是差距——上海可以把紐約有的高級貨都搬到自家屋裡，貼得滿屋子黃金，但代價是住在屋裡的人必須為此支付更高的房租。 因為擺在面前的好處是赤裸裸的：高力國際發布2009年春季全球商舖報告，指出上海首次晉身全球商舖租金排行前50名；其中香港的優質街舖租金雖然同比下降了3.8%，但年租金仍達到每平方英尺1192美元（1平方米＝10.763平方英尺），這一租金水平在亞洲區內最高，在全球則排名第三；而上海南京西路商舖租金升至每年每平方英尺245美元，且從2008年第二季度開始節節攀升。 事實一目了然。賺錢，賺更多的錢，這就是這座“黃金屋”的最高目的。 所以，2009年7月，紅火了7年的靜安寺商圈的伊美時尚廣場，閉館裝修。該購物廣場於2002年建成後逐漸成為人氣頗高的地下商場，一直受到年輕人的歡迎。但有關人士認為其經營風格和商品種類與周邊高端大氣的商業氛圍不符。為此，在將近300家商舖中，一些面向中年人群和學生族的商舖將被逐漸淘汰，而變身為面向白領人群的中高檔零售商場。對於此番改造，不少市民擔心，“靜安小亭不在了，如果伊美也脫離平價路線，靜安寺商圈會不會離大眾越來越遠呢？” 而這種擔心也同樣適用於上海本身，這座越來越高端、昂貴的城市，是不是離平民大眾越來越遠？也許某天一覺醒來，你悲哀地發現，這座昂貴的“黃金屋”再也無法讓你詩意地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