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醉臥“十里洋場”

“魔都”一詞的發明者是日本浪人作家村松梢風，他讀了先輩芥川龍之介的《中國遊記》後對上海這座城市產生強烈興趣。但是，他對上海的印象，卻和芥川筆下的“野蠻的都市”大相徑庭。芥川不喜歡半殖民地的上海，認為與他想像中的“詩文般的中國”相差十萬八千里。然而，在村鬆的心目裡，芥川嫌惡的腐爛因素，正是他所迷戀的頹廢情調。 村松沉醉在魔都上海，充分享受吃、喝、嫖、賭、戲的“五大娛樂”——“站立其間，我歡呼雀躍了起來。暈眩於它的華美，腐爛於它的淫蕩，在放縱中失魂落魄，我徹底沉溺在所有這些惡魔般的生活中。於是，歡樂、驚奇、悲傷，我感受到一種無可名狀的激動。這是為何？現在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牽引我的，是人的自由生活。這裡沒有傳統，取而代之的是去除了一切的束縛。人們可以為所欲為。只有逍遙自在的感情在活生生的露骨地蠕動著”。

由此，他真正體嚐到了上海作為“魔都”的兩大特點：一是“它的無秩序無統一之事”；二是“混沌的莫名奇妙之處”。這兩大特點，用現在的話來歸納，一是混亂；二是刺激。前者是客觀，後者是主觀。 讓村松梢風們神魂顛倒、為之著迷的半殖民地上海，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呢？ 舊上海，指的是1843年“五口通商”開埠以後到1949年新中國建國以前那段時期的上海。開埠之後大量外國商人入駐，加上國內太平天國等一系列戰亂，迫使沿途地主巨富遍攜家資遷入上海租界避難，狂湧而入的內外資本堆積出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其“華、洋雜居”的特質，成就了一個遠東聞名的“魔都”。 從19世紀70年代後半期開始，在位於外灘最北端的英國領事館和最南端的法國領事館之間，就有了怡和洋行、大英輪船公司、麗如銀行（東方銀行）、旗昌銀行、匯豐銀行、法蘭西銀行等等商館，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更有了英國上海總會、沙遜大廈以及匯豐銀行等新古典風格的建築，美國的工業實力也逐漸展示出來，30多幢包括銀行大樓、飯店、公寓和百貨公司在內的美式建築出現在外灘，其中就有捷克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設計的24層高的國際飯店。

而近代上海的商業中心，則在公共租界的主幹道——南京路上（大馬路），它的具體位置就是從外灘到賽馬場之間，包括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這“四大公司”，它們大多是集休閒、購物和娛樂於一體。 大馬路上的百貨公司裡，“西洋風”一陣一陣地刮起。而“西洋景”不僅落在有如萬國博物館的外灘建築和林立的百貨公司上，也照出了咖啡館、舞廳、公園和跑馬場，當然，還少不了文人居住的“亭子間”。 就在這樣的“亭子間”裡，穆時英完成了他的《上海的狐步舞》，從而使我們窺見了彼時彼刻的上海灘。 《南風窗》的“上海故事”系列報導，通過穆時英的“狐步舞”，將舊上海的風情和糜爛做了生動的描摹： 《上海的狐步舞》本身是印象式的，它幾乎就是一個個鏡頭的組合——首先它打出一行字幕“上海。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接著打出一個畫面：滬西。大月亮爬在天邊，照著大原野。淺灰的原野，鋪上銀灰的月光，在嵌著深灰的樹影和村莊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鐵軌劃著弧線，沿著天邊直伸到那邊兒的水平線下去。鏡頭的視線隨著汽車的奔馳，看到“上白漆的街樹的腿，電桿木的腿，一切靜物的腿……revue似的，把擦滿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來的姑娘們……”，直到一座別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下來，別墅的主人進屋後，可以做他媳婦的太太劉顏蓉珠找他要錢，兒子小德也找他要錢，兒子要和後媽去舞廳跳舞。

1932年的新式別克汽車載著親暱著的兒子和後媽到了舞廳，順便也將觀眾的視線帶到了那兒，蔚藍的黃昏籠罩著全場，一隻Saxophone正伸長了脖子，張著大嘴，嗚嗚地衝著他們嚷，當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飄動的裙子，飄動的袍角，精緻的鞋跟。蓬鬆的頭髮和男子的臉。男子襯衫的白領和女子的笑臉。伸著的胳膊，翡翠墜子拖到肩上，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椅子卻是零亂的。暗角上站著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氣味，煙味…… 接下來，鏡頭掃過黃包車上的水兵、印度巡捕，人的潮、車的潮，站在櫥窗外的女祕書、扛著大包傳單的主義者和黨人以及藍眼珠、黑眼珠的妓女，停留在暗夜裡的建築工地上：空地裡，橫一道、豎一道的溝，鋼骨，瓦礫堆。人扛著大木柱在溝裡走，拖著悠長的影子。在前面的腳一滑，摔倒了，木柱壓到脊樑上。脊梁斷了，嘴裡哇的一口血……弧燈……碰！木樁順著木架又溜了上去……光著身子在煤屑路滾銅子的孩子……大木架頂上的弧燈在夜空裡像月亮……撿煤渣的媳婦……月亮有兩個……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沒有了。死屍搬走了，血地上，又建起了新的舞場、飯店和旅館，最後鏡頭重又回到那個醉生夢死的上海——上海，造在地獄上的天堂！

在穆時英這樣的知識分子眼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上海的“西洋景”。茅盾的小說開篇時，上海灘絲業界大亨吳蓀甫那從鄉下避難而來的父親，上了碼頭進城時看見的上海正是那樣的光怪陸離，所以吳老太爺受不了刺激猝死了。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雜糅了繁華、腐爛、自由主義的上海”，反而成為某些企圖擺脫集權統治的知識分子的嚮往之地，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認為，“在日本日益走上'現代化'的同時，也日益走向以天皇為頂點的具有徹底向心力的集權國家”，於是“沉湎於魔都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風、井上紅梅、金子光晴等等，大約都是在這個意義上的'雄飛'的浪子們”。 旅日學者劉建輝則在其創作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一書中，概括性地用“魔都”來形容日本人的上海想像。陳思和認為，“我們過去稱上海為'東方巴黎'、'冒險家的樂園'等等，意思大約是相近的，但都沒有'魔都'這個名詞來的貼切”。

他解釋說：“東方殖民地城市的繁華，是因為某些城市被作為西方掠奪殖民地資源的中心城市，它必須擁有西方發達社會同樣享有的現代生活標準；而它所存在的腐爛文化現象，正是殖民者道德放縱的結果。上海的巨大魔性就是這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迅速形成的。'魔都'一詞含有極為豐富和復雜的內涵，絕非現在許多學者單面讚揚的所謂'現代性'那麼純潔可愛。” 顯然，“魔都”上海包含的不僅僅是現代文明的成果，也指向在冠冕堂皇的包裝下暗藏的對城中之人的“勾引”。然而，上海的“魔性”，只看其表面的話，就是所謂的摩登了。 一說起摩登，最容易聯想到的，自然就是上海女人。她們是摩登的詮釋者，也是引領者。於是上海灘就產生了中國最早的女性時尚雜誌，著名的如《婦人畫報》等。其實，1933年4月《婦人畫報》創刊時，上海灘上早已有個《玲瓏婦女雜誌》。兩者都屬於介紹女性時裝、美容，討論女性戀愛、婚姻的時尚雜誌。用張愛玲的話說，滬上“女學生們人手一冊的《玲瓏》雜誌”，“一面傳授影星美容秘訣一面教導'美'了'容'的女子怎樣嚴密防範男子的進攻”。雖然張愛玲對此不以為然，但《玲瓏》確實贏得了眾多女性讀者的青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搶占了市場先機。

而老上海的摩登軼事更是數不勝數。李歐梵說自己的《摩登上海》就是一本“老上海摩登指南”，而且他鼓勵你做一個“遊手好閒者”，鼓勵你流連大馬路，去看電影，去跳舞，去百貨公司，去咖啡館。 而且，他會告訴你“先施飯店的114間客房，中式房是1-2.5美元一天，西式是2-6美元一天”；告訴你“小舞場很便宜，一塊錢可以跳五六次，喝杯清茶只費兩角”；告訴你“純粹外國風味的沙利文有特別好的檸檬汁和冷食料”；告訴你“四大公司都是海外華人投資，裡面有電梯，會把你送到各個樓面，包括舞廳、頂樓酒吧、咖啡館、飯館和娛樂場等”。凡是有關摩登享受的，他都會如數家珍地告訴你。 比如，他寫到月份牌，就忍不住說“我來試圖解讀我自己擁有的一張月份牌上的一個女子”，而他解讀的語言是地道掌故式的，也是深深沉迷的：

這張月份牌屬於相對傳統的那種類型，做的是哈德門香煙的廣告。其繪畫技法是1930年的特殊的“擦筆淡彩畫”，這種技法由民初畫家鄭曼陀最早使用。畫中女郎的身體沒有像有些長畫面那樣被拉長。她臨水而坐，水上有一對天鵝游過，畫的右上方和右下方畫著傳統風格的草和枝椏……她穿著簡單但頗有品味的淺色旗袍，是當時相當流行的“滿族裁式”……她別在襟上的花帶著模糊的激情，一種因可憐和悲哀而變得酸苦的激情……我發覺女郎的臉令人憶及著名影星阮玲玉——她在1930年左右聲名鼎盛，是一個偉大的偶像和一個激情女子，但最終因愛自殺。 並且，他告訴你，這些摩登享受，這些頹廢的帶色欲的都會娛樂，有著美學上的迷人之處。但也容易使人沉醉，不知歸處。

換個角度看看，所有這些精緻的享受，不論是在彼時的上海灘，還是當其已成為古董被賞玩，所有這些，你要如何獲得？很簡單，一個字：錢。你可以享受，但前提是你要買得起。 上海的魅力就在其皮相，一眼看上去很華麗，但這座城市沒有根基，殖民歷史使這座城市的現代文明不是慢慢形成，而是外國資本的突然加入，所以王安憶認為上海很“粗魯”。她說：“上海過去是一個比較粗糙的城市，它沒有貴族，有的是資本家、平民和流氓。”所以這種粗魯也表現在上海對金錢超乎尋常的熱情，你可以發現，所有和上海有關的“摩登”，都與金錢、與物質享受有關，但和精神、信仰，或者政治，相去甚遠。 這就是上海灘與北京城最大的不同，長期處於權力中心的北京本身就籠罩著濃重的政治色彩，所以北京人愛政治、好談政治。上海卻不然，事實上正好相反，這座偏安一隅的城市經濟色彩強而政治文化色彩弱。這一幾乎與生俱來的邊緣性特質，也使其弱化了對西方文化的排拒。

所以，說上海排外，那還真是冤枉。至少，她絕對不排斥西方文明的入侵。並且，在大量資本湧入，帶來繚亂的物質享受後，這座城市拜金的個性越來越冠冕堂皇——入得城內，她可以提供一切你所需的物質享受，但是你必須用錢來換；而且，你給得越多，她笑得越歡。這也是曾經的海邊小城能一躍成為東西文化交融的現代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前，上海只是中國普通的沿海城市，宋代成鎮，元代設縣，明代築城，在中國眾多城市中並不十分起眼。按照美國學者施堅雅的研究，1843年，上海在中國城市中排名第十二，排在前十一名的依次是北京、蘇州、廣州、武漢、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長沙、天津。近代前夜的上海，既不是個別西方人所說的荒涼漁村，也不是特別顯赫的名城大市。

但是，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熊月之認為，“與北京、蘇州、廣州、福州等城市相比，開埠以前的上海有兩點很特別：其一，上海是港口城市、商業城市，但不是全國性或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在松江府或江蘇省，普遍被認為是重商、粗野、缺少文化的地方。其二，城市人口中，外來商人佔有重要地位，上海本地人排外觀念不強。這兩點對近代上海城市走向影響很大。” “在最早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中，西方列強並不是一開始就將目光聚焦在上海。他們最早鍾情於有通商傳統的廣州，也曾經寄希望於福州、寧波，但是，最後因緣際會，上海成了對外通商中心”。 熊月之說這其中原因複雜，但他認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上海特殊的“區域人文特點”所致。 “廣州雖有重商傳統，但作為嶺南政治文化中心，廣州也有中華至上、鄙夷西人的傳統。所以，廣州開埠以後，西人在那裡遇到強烈排拒，入城與反入城的鬥爭持續了十幾年。上海則不然。開埠以後，旅居上海的商人，更重視商業利益。在民族主義成為意識形態主流以前，在上海商人眼裡，歐美洋商與閩魯土商差別不大，所以，他們可以與歐美商人和平相處。西方人不止一次地談到：上海人和廣東人，口語不一樣，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廣東人好勇鬥狠，上海人溫文爾雅；南方人是過激派，吳人是穩健派'。對待外國人，廣東人表現出強烈的憎惡，上海人則願意'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北京拆掉古城牆，是因為政治。上海拆牆的決定，則完全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其重商歷史，由來已久。 早在清朝光緒三十一年，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董事李平書“拆城垣、填城壕、築馬路，形成環城圓路”的變革思想。但當時受到了保守勢力的阻撓，畢竟城牆可“保全地方，以弭隱患”（徐珂《清稗類鈔》）。所以，拆城一事直到辛亥革命上海光復後，才真正落實。 當時，李平書、姚文等拆城派召集了南北紳商及商團、救火會成員在救火會大樓開會。李平書強調拆城有利無弊，認為“今日時機已至，欲拆則拆，失此時機，永無拆牆之望矣！”2000多名與會者一致贊成，無一人有異議。 你可以發現，李平書很聰明地選擇與“南北紳商及商團”討論這件事。對商人來說，文化、地方隱患之類眼前抓不著的東西，都無關緊要，拆了城牆，大家往來更方便，自然有利於經商，所以“無一人有異議”。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4日，李平書以上海民政總長身份宣布了拆除城牆的決定：“為商業一方面論，固須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風氣、人民衛生兩項論，尤當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劃一”（1912年1月15日《時報》）。上海的城牆終於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被陸續拆除了。 在上海看來，這是一段不值一提的歷史，不會像北京那樣，有個梁思成哭喊著拆城牆就是“挖我血肉”，至今還有很多專家和學者對北京古城被嚴重拆毀忿忿不平。在上海，似乎只要讓貿易更流通，讓賺錢更容易，就萬事大吉。 即便說要追憶往昔，懷舊，也只停留在這座城市華麗的表層而已。王安憶說：“現在年輕人熱衷於去酒吧、去咖啡館尋訪舊上海的痕跡，其實他們尋找的是舊上海的時尚，而任何時尚都是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