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2、流動，發現新風景

一線城市的生存壓力，尤其是高房價帶來的居住壓力成了橫亙在人與城市間一條難以跨越的洶湧之流。待在城市可能意味著繼續的“蟻居”和“蝸居”，繼續哀嘆“城市居，大不易”，繼續演繹“城市貧民”的悲歌。與其說是“逆勢”而動，不如說是“被擠出去”。 儘管，我們都知道現階段的逆城市化太具中國特色，但是，這個趨勢的興起，也將帶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是一種對“被經濟挾持的人生”的一次“反攻倒算”，這種生活方式與在城市裡做個“罐頭人”相比，顯得更田園、更釋然。 當年，廣深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興起與開放大潮下一批批民營企業的創辦而成為內地人的夢工廠。 “工業化”促進了廣深的高速“城市化”，據《浙江日報》的數據顯示，1980年時，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為70.2%，發展中國家為29.2%，中國城市化水平僅為19.4%，然而，2010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宏觀經濟藍皮書》指出，中國截至2008年的城市化率達到45.68%，但依然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廣東省的城市化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達到了63.37%。

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水平超過50%，就標誌著經濟社會結構的重大轉型，就進入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中期加速階段，即“同步城市化期”。儘管如此，這個階段至“逆城市化”還有一段距離，以現階段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來看（包括一線城市）尚不充分。 “逆城市化”的概念是1976年由美國科學家波恩首次提出的，是用以描述在城市化的後期，由於大城市城區人口過於密集、就業困難、環境惡化、地價房租昂貴、生活質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環境優美、地價房租便宜的郊區或衛星城遷移；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城區人口的外遷；交通、通信的現代化大大縮短了城市與郊區的時空距離等原因，出現了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區人口郊區化、大城市外圍衛星城鎮佈局分散化的趨勢，也就是城市發展過程中人口重心發生變化、城市人口向鄉村居民點和小城鎮回流的現象。

然而，目前，中國一線城市的“偽逆化”卻是由於城市化過程中的現實矛盾所致： 易艷剛在《長江商報》上這樣總結：“一方面，現行的戶籍制度仍然是年輕人進入大城市的製度性藩籬；另一方面，基於收入分配製度和社會勞動分工的城鄉二元分割之勢不減反增。” 《“逆城市化”現象的多重啟示》一文中也認為，中國的“逆城市化”是戶籍制度製造的怪胎。文中提到：誠如《中國經濟轉型30年》一書所言，城市戶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悖論，越是在戶口中附著較多福利內容的地區，戶籍制度改革越難推進。 “戶籍福利”不能剝離，人們只會湧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戶籍改革便會遭遇更大阻力。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葉檀舉了一例，她說，“我有朋友在深圳教書，為得到深圳戶籍自願從大學轉到中學，即使在中學，他見識了體制內外完全不同的待遇。體制內外的教師工作沒有絲毫差別，收入差距相差一倍，為此他不得不以極大的代價獲取體制內的身份。這樣的事發生在改革橋頭堡深圳，說明這座城市有未老先衰的可能。”

除了戶籍，最核心的就是“生存問題”。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研究員張翼所言，“事實上，這和發達國家的白領轉移有著很大不同，這是一種被迫的轉移，我們處在工業化中期，這個階段白領離開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產市場畸形上升，以及物價的昂貴，給這個階層很大的擠壓，中產階層的品質得不到保證。另外，由於高校的擴張，這些剛畢業的大學生擠壓了原本屬於有工作經驗白領的部分空間而讓他們感到競爭激烈壓力過大，他們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競爭較少、幸福感較明顯的城市。” 2010年7月初，鄭文鋒在自己的博客上說，他想“逃離都市，回去當農民”。 帖子裡講到從春節到現在，他已回了五次江西的老家贛江。他寫道，“我在老家承包了380畝山地，準備養雞養魚，做一個農民。”當戴著眼鏡，滿臉書生氣的鄭文鋒說出這番話的時候，他身邊的朋友都覺得鄭文鋒不可理喻。今年30歲的鄭文鋒2002年來到深圳，很快就開了一家小型的機電設備維修公司，然後又成立了海爾星級服務中心，並投資一朋友開的小廣告公司。這三項業務，每個月能給鄭文鋒帶來4-5萬的收入。依靠這些收入，鄭文鋒買了兩套房，幾輛車，在同齡人當中，不失為一個成功者。 “可是我不快樂！”學醫的鄭文鋒覺得自己幹的事自己並不喜歡。 “剛來深圳的時候，還很有乾勁，可後來，這種干勁消失得無影無踪了。說了你可能不相信，我的那個機電維修公司，現在是我的堂弟在打理，我自己已經三年時間沒有去開拓客戶了。海爾星級服務中心也轉包給別人了。”

今年以來，鄭文鋒讓自己閒了下來，基本上是一周雙工作日，常常掰著指頭考慮怎麼打發時間，很多時候將自己關在住房裡，看碟、打遊戲，或者出去K歌、喝酒、洗腳按摩……燈紅酒綠之後，鄭文鋒會覺得很空虛，覺得沒有意思，覺得自己在墮落。 “總之情緒很不好，越來越抑鬱。” 讓鄭文鋒情緒低落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感情生活沒有著落。每當相貌英俊，有房有車的鄭文鋒說自己沒有女朋友，找不到結婚的對象，周邊的人都不會相信。 “可能是圈子小吧，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女朋友。父母親經常逼著我結婚，我也想結婚，可是沒有合適的。”為了找女朋友，鄭文鋒在加入了一個交友網站，先後與6-7個女孩有過接觸，但都無功而返。 “深圳的女孩，太現實了。”

鄭文鋒說，他厭倦了深圳這個城市的虛偽、浮躁。 “這哪裡是生活啊？有種莫名的壓力感與厭惡感。任由現在這種狀態發展下去，肯定會毀了自己。一定要改變。”鄭文鋒的理想，是帶著女朋友，回農村買一大塊地，修一幢小別墅，修個游泳池，周邊種滿鮮花，養很多可愛的小狗，再建一個農場，種蔬菜，果樹，養雞養豬，自給自足，活在桃花源。 “再也不用看客戶的臉色了，也不再有城市的噪音塞車的煩惱，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日出日落，兩個人的身影被夕陽拉得很長，很長……我真想問一下大家，有女孩會願意陪我去鄉下當個現代農民嗎？” 在鄭文峰已經動了“回鄉”過“採菊東南下，悠然見南山”的日子的念頭時，中國十佳時裝設計師、福建七匹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商品總監的劉勇已經“出逃”，去了海邊花園廈門。

到了廈門，劉勇深深感覺到，“沒有深圳的喧鬧，大都市中急功近利的浮躁氣息被陽光下的愜意和閒適代替。一個海濱城市，不僅近在咫尺就能感受大海擁抱，而且擁有浪漫的海濱長廊，海上明珠“鼓浪嶼”，閒暇時或漫步或靜坐或思考……” 劉勇在深圳工作了兩年，而2008年的工作上調動，讓劉勇從深圳來到廈門，現在的他已經愛上這個城市，而且也在廈門置業，享受獨有的時尚生活。 對於他來說，一線城市與二線城市的環境對於工作具有不同的影響，他說“身處在一線城市的設計師一般是感受都市的流行和時尚的未來及人們的生活方式，但是這個只是'流行'的動向客觀規律，對於我的設計和創作影響不大；相反地，在寧靜、舒適的環境下工作，有時候會更利於我整理和思考。”

哪怕和一線城市相比，廈門的人力資源發展不是那麼健全、商業環境不夠那麼濃、各類指導信息比較少……但正是這些差距，恰恰就是廈門的發展空間。遊歷過許多發達的一線城市，考察過國際頂尖的服裝之城，劉勇期待廈門城市綜合硬件的飛速發展，能成就第二個香港維多利亞，留下了願意將就生活環境的高層人才，這樣，也吸引了周邊需要提升的企業來廈門。雖然如今的廈門並不時尚，特別是服裝業的發展，若把“深圳女裝”和“廈門女裝”進行對比，恐怕大多數的業內人士還是會選擇“深圳女裝”。可是這在劉勇看來並不是大問題，“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近幾年來，廈門逐漸形成了海峽交流的中心點，成為時尚之城的日子指日可待。”劉勇對此很有信心。 與深圳一樣，身處廣州的人也開始將自己的人生託付給“競爭壓力小、生活成本低、生活節奏慢”的宜居之城，就像王彥君的例子。

王彥君2010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研究生院，3年前，考上研究生的他一門心思想留在廣州工作生活，但是，從上學第一天，王彥君的導師就給他潑冷水：“你們這批同學畢業後肯定很難留在學校的幾家附屬醫院，留在廣州其他好一點的醫院都比較難。”在隨後的三年裡，每每談起畢業後找工作的事情，導師總是善意地提醒他：“去二、三線城市挺好的。以學校的名聲，研究生畢業之後至少能進當地最好的醫院。即使留在廣州，房子這麼貴，工作競爭那麼激烈，生活質量肯定好不起來。” 真到了畢業的時候，就業形勢正如導師之前的判斷，此時廣州的物價和房價比三年前漲了近一倍。而他的工作去向也不是在廣州，想要他的是江門市的一家三甲醫院，王彥君決定去看看。去了以後，他發現那家醫院還真不錯，算是粵中南部實力最強的醫院之一了，關鍵是院方對他有非常大的興趣，積極邀請他來院里工作。

與廣州相比，僑鄉江門城市小而乾淨整齊，交通也挺便利，開車去廣州大約1個小時，最讓他動心的還是這裡的房價，市中心最貴的商品房均價也只有每平米五六千元，而廣州房價則是動輒上萬甚至幾萬。 最終，王君彥與這家醫院簽訂了協議，在心頭糾結了小半年的情緒也平靜了下來，就等著畢業後去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