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廣深產業大挪移
關於“逃離北上廣深”的話題，2010年4月《南方都市報》的500份調查問卷中，有超過52%的白領明確表示會逃離，但暫時找不到機會，僅有6%的表示已經準備好了，半年內就會行動。儘管只有6%，但同樣說明，輿論給予高度關注的“逃離”不完全是停留在口頭，而是已經有人這麼做或準備這麼做了。這一趨勢也受到社會學者的認可，“在二線城市可以過更舒適的生活，逃離是一種理性的回歸，一種找回生活尊嚴的選擇。”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夏學鑾如是說。
而在這股“逃離北上廣深”的大潮中，企業顯然比個人更清醒，也更積極。
2010年5月18日，富士康重慶工廠製造了第一台筆記本電腦；2010年8月富士康鄭州工廠招聘現場異常火爆；2010年富士康深圳工廠員工總數開始縮減，5年內將從目前的45萬人降低到30-35萬人，並且，深圳富士康也將由代工基地逐步轉型為研發、試產、內銷、物流中心。
2010年，富士康的“多事之夏”幾乎成了深圳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加速劑。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達志認為，“深圳對富士康模式已越來越不歡迎。深圳已經不是當年對招商引資激動萬分的初級模式，深圳現在稅收最為依靠服務業、金融業和物流業，而40萬就業人口的富士康對深圳地方財政的貢獻很小。但另一方面，由於人口密度過高，富士康牽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錢，還佔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員工收入少，對城市消費的拉動能力有限，但員工管理造成的問題卻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為全國最高，城市已經不堪重負，產業結構急需調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製造業，顯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適合深圳，只適合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
眾所周知，深圳從南海邊的小漁村發展成今日的國際都市與它不斷的改革和產業轉型有關：從最初的建築之城到以工業為主的城市，到上世紀90年代的高科技產業迅猛發展，再到四大支柱性產業，以及在深圳“兩會”上一再被提起的“加快發展三大戰略新興產業”。
每一次產業結構的調整，最直接的變化是企業的外遷，甚至是全行業的洗牌。
早在2006年6月，由深圳貿工局牽頭展開的一項企業外遷調查就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業企業已經或計劃外遷，涉及工業總產值90億元。其中，共有18個工業行業出現企業外遷情況，而機械、玩具、儀器儀表、塑膠四個行業外遷企業數量較多，合計佔外遷企業總數的58%。遷往地點省內集中在東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則多往湖南、江西、江蘇等地遷徙。 2007年6月的調查顯示，僅羅湖、南山、寶安和龍崗四區，已經和計劃外遷的企業多達522家，其中已經外遷的499家。
2010年，深圳市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委員會、東莞市經濟和信息化局、惠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在深圳又簽署了《深圳市東莞市惠州市經貿合作協議》。根據合作協議中的相關內容，三市將進一步加快東莞（惠州）產業轉移園建設，探索建立深惠產業轉移合作基地，扶持協會、商會和企業建設各類產業轉移園。以產業轉移園（基地）為依托，引導三市有轉移需要的企業合理有序的轉移和整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有效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這個協議的簽署意味著第二輪深圳產業轉移東莞風潮開始。
2010年年初，深圳的3G手機生產商宇龍酷派松山湖生產基地首期工程正式投入生產。該基地佔地500畝，投資超過5億元，主要承載3G手機的生產和製造，首期工程的產能為1500萬台。未來3年，該基地產能將達到4000萬部，成為中國最大的3G手機生產基地。
同樣，在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華為也一口氣“啃”下了50萬平方米的用地，分一、二期建設，每期投資20億元，建城之後將把散落在深圳南山、坂田等地的一些生產線搬遷過去，主要用來生產交換機等。華為在松山湖項目的總投資達到了40億元，包括4棟廠房、1棟辦公樓、1棟食堂、1棟機房，明年七八月份一期建成將投入使用，一期人員包括生產和管理人員在內，可達到4000多人。
深圳的大企業已經紛紛在東莞版圖強勢擴張，小企業更加趨之若鶩。像深圳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從2010年7月開始深圳工廠的整體搬遷，目前主要遷出生產環節，而今後漫步者的考慮是將研發力量也搬至東莞，在深圳保留銷售。
深圳企業遷出不僅因為深圳未來產業規劃與政策引導，同樣，與企業、產業的生存環境也有直接關聯。
2006年10月出台的調研報告顯示，在工業總產值上億元的32家外遷企業中，外遷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在深圳用地需求無法滿足”；排在第二位的是“深圳的房地產價格/廠房租金太貴”。
這些客觀因素造成深圳工業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遷出實則“迫於無奈”。就像帝馬數字機器（深圳）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劉萍所坦言“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這位在深圳打拼12年的總經理用了兩年時間揮別了深圳，和企業一起遷往惠東新廠。致使她最終決定“出走”的是“廠房問題”：“西麗有家廠房面積為3萬平米的公司，由於業務量的迅速擴大，公司有心將企業規模擴大到10萬平方米。現在連從國外訂購的進口機器都已買回來了，公司卻一直未能在深圳找到合適的廠房。弄得現在進口進來的機器連擱的地方都沒有，公司不得不租地方來放這些新機器。”像帝馬這樣遭遇廠房擴容危機的企業不是個別，深圳市機械行業協會機床工具專業委員會主任范紅說，“行業內95%的企業都遭遇這樣的困難。”
1997年由十幾個人發展起來的帝馬公司在2007年時以達到近200人的規模。而隨著業務量的攀升，設備升級，公司廠房不得不擴容。其時，帝馬公司所在的馬岩白芒工業區，找不到一處合適做廠房的建築。無奈之下，公司不得不在離白芒廠房1公里左右的地方另租了一棟單獨的樓宇勉強用於生產廠房。原來的廠房留作倉庫。這樣一條完整的生產鏈被認為割成兩部分，給帝馬公司帶來了許多麻煩。帝馬公司總經理劉萍稱按公司設備的要求，廠房層高需6米，但久經選擇後租下的廠房層高只有5.5米，這樣日常一些需要用到吊車的設備，卻因層高制約，只能採取半人工半機械化操作”和“公司想開個大會都開不成，行政、銷售部門與車間、倉庫分隔兩地。天氣不好時，車間急著要東西也送不過去”等等。
隨著深圳城市規模的增容，市內可利用的工業土地將越來越少。對於規模擴大的企業而言，廠房供求矛盾也日趨嚴重。 “籠子太小”這個問題不僅在深圳顯得較為棘手，甚至是整個廣東之痛。
不過，正是由於這樣的遷移和變革，才造就了今天舉世矚目的“世界工廠”東莞。而產業的調整勢必也意味著人才的轉移，有專家預言東莞將成為中國新的“白領窪地”。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系主任、東莞政府特約研究員林江就對這個“白領窪地”的提法，感到很興奮，“事實上兩年前我就有這樣的類似想法。”他稱，東莞夾在廣深之間，隨著珠三角一體化綱要實施，珠三角城軌開通，事實上東莞必將會形成這樣一個趨勢。
如果把廣州和深圳比作紐約，林江說，那麼東莞就是廣深的“新澤西州”，控制城市的發展規模，保持自己的產業特色，她就既能成為創業的樂園，也能成為生活的樂園。
夾心廣深，離廣深僅有一個小時的車程，房價僅為廣州一半、深圳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東莞企業前往廣深招攬人才時，紛紛打出了“低房價”誘惑。
“朋友最近給我介紹了東莞厚街一家網絡公司，工資也是六七千一個月，找個時間去看看。”一直被生活所累的李睿，目前是某網絡公司的合夥人，在廣州打拼了五年，卻感覺一無所有。他說，廣州不是年輕人的天堂。 “我覺得廣州生活環境夠差，城中村的住宿條件尤其惡劣，我換了幾個地方都一樣，有的地方黑乎乎的，曬衣服和被子都要和鄰居爭陽光，出門就要和別人爭車道、擠地鐵，甚至連一個小小的電梯都要和別人競爭一番才能趕上不至於遲到。”在廣州待了五年，就和別人爭了五年。這樣沒有盡頭的人生，讓他感到無望。然後，他發現，“東莞房價低，可以在東莞買房，實現人生的第一次飛躍，多奢侈的一個夢想。”
自己能多曬到一點陽光，李睿覺得這個理由已經足夠他“逃離”廣州、奔赴東莞了。
2008年5月26日，廣東省政府頒發了《關於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及八個配套文件——即“騰籠換鳥”政策，對當前最緊急的珠三角產業轉移問題作出回應。
文件對九大傳統勞動密集型及資源依賴型行業的73類產品製造商下達“逐客令”，“鼓勵”其生產環節從珠三角轉移至粵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產業轉移工業園中。同時，要求將600萬農村勞動力經過免費培訓後，輸入至珠三角先進製造業及服務業。
被要求轉移的製造業包括：
服裝、五金、玩具、製鞋、包裝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
陶瓷、水泥等建材工業，家具產業，再生金屬冶煉產品等高耗能的資源型產業；
IT產品製造、家電製造等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加工製造環節；
農產品加工等產業帶動功能較弱或帶動後勁不足的產業；
塑料製品、塗料、油漆等石化產業下游產品行業,以及在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等產業轉移園已有較成熟產業集群或者生產基地的行業，如工藝玩具、音像製品生產、食品生產等產業。
政策的另一端，擬定了一份禁止粵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承接的產業清單，主要涉及高污染、高能耗及帶動功能極弱的產業。
儘管《關於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的主文件對上述產業用了“鼓勵轉出”的字樣，但在八份配套文件中，廣東省卻將各地政府執行產業轉移及承接轉移的情況列入硬性政績考核範圍內。
九大文件為五年後的廣東描繪了一幅美妙圖景：即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方針，著力優化區域產業佈局，力爭到2012年，珠三角地區功能水平顯著提高、產業結構明顯優化；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則形成一批佈局合理、產業特色鮮明、集聚效應明顯的產業轉移集群；“推動我省產業競爭力位居全國前列”。
《財經》雜誌上採訪過的一位廣東省政府官員曾這樣說：廣東省要完成經濟轉型，進一步在世界經濟格局中迎接挑戰，“必須把這部分高耗能、低產出的企業請走，先把籠子騰出來，才有空間引來鳳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