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3、“市態”之城

易中天曾言，廣州“市態”種種，此“市態”就表現為商業性。在廣州話中有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字——“抵”。抵就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費勁）、抵肚餓（挨餓）等，但更多地還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劃得來”、“花得值”；到酒樓美餐，吃得大快朵頤，叫“抵食”；到商場購物，買得稱心如意，叫“抵買”；到歌舞廳夜總會娛樂中心瀟灑一回，玩得興高采烈，叫“抵玩”。顧客滿意、老闆開心，看著大把的票子進賬，心裡暗叫“抵賺”。會賺錢的也會花錢、會花錢的多半也會賺錢，這就叫“抵手”（能幹、有本事）。如果沒有賺錢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斃，大約也就只好叫“抵窮”乃至“抵死”。廣州人的商業意識和價值觀念可見一斑。 廣州人對於“商業”的詮釋到瞭如火純情的地步。樂評家金兆均回憶：“流行化的商業演出，廣東相對在這方面就是比較早。1979年，廣州就出現了所謂的'音樂茶座'。1977年，畢曉世就組織流行樂隊。1984年和1985年，北方還在對流行音樂爭議的時候，那邊流行已經比較社會化了。1984年，歌舞廳已經很多了。我1986年第一次去廣州，它的電影院已經變成商業化的了，那時候的電影院裡面已經有了台球廳，就是連唱帶玩兒的都有了。”

“音樂茶座，最開始是想針對香港的客商。”廣州著名的詞曲作家陳小奇說，“因為當時廣東一直在搞廣交會，音樂茶座就是為廣交會服務的。最早的時候一般市民進不了，因為它的門票不是人民幣，當時是兌換券。後來茶市場需求越來越大，茶座越來越多。老百姓就誰都可以進去了。接下來從音樂茶座發展到歌舞廳，從歌舞廳發展到夜總會。”當時，最早創立音樂茶座的是廣州東方賓館的花園餐廳，他們在1978年冬季辦起了一個由本地歌手以演唱港台歌曲為主的音樂茶座，廣州其他的賓館酒店紛紛效仿。一年後，廣州的音樂茶座達到75間，座位數超過當時廣州所有戲院的座位總和。 音樂茶座在酒店和賓館的流行，也使得輕音樂隨之興起。這些輕音樂隊的名字往往以“紅”字開頭，比如“紅玫瑰”、“紅棉”、“紅牡丹”等等，樂隊與挂靠單位之間的關係也相當複雜，“走穴”、“炒更”（粵語，指從事第二職業）的提法就是從那時開始的。這些樂隊演唱的曲目不但包括港台流行音樂，也有國內如蘇小明、王潔實、謝麗斯等人的曲目。演一場的報酬在3元到5元不等，一個歌手一天可以走幾個場，這樣的收入在當時算高的了。

為了配合歌手的演出，廣東樂壇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專業唱片公司，專業唱片公司的進入就等於初步建立了唱片工業體系。 這個體系中的第一環就是“扒帶子”：給引進的港台地區和日本電視劇重新配樂，通過這一過程，讓一批音樂人從中學習到了例行音樂的編曲方式。 “當時北方音樂人也開始涉及流行音樂創作，但是北京受傳統的北方民歌影響比較多，相對來說豪放大氣一點。比如雷蕾1984年寫，郭峰1985年寫《我多想》。但南方那邊更洋氣一些，抒情類的比較多。”金兆均說。 一台戲有了主創人員，怎少得了主角。 1990年《舞台與銀幕》著名記者鐘路明在該報撰寫了一篇題為《廣州流行歌壇點將錄》的文章，提到當時歌壇最受歡迎的11位歌手，分別是廖百威、王建業、陳汝佳、李達成、湯莉、陳丹虹、唐彪、安李、陳少雄、吳丹力、李華勇。文章指出彼時的廣東流行樂壇已經進入“造星”時代；為配合這個“造星”工作，廣東還率先在全國引進了歌手簽約制度，最早興起“包裝”，出現了以上第一批“包裝”歌手。而此時“中唱”、“太平洋”、“新時代”和“白天鵝”日漸成為廣東樂壇的四大唱片公司，各自旗下都擁有一批重量級歌手。而且那時製作唱片的成本低、利潤高，一首歌寫出來，可賣出100多萬盒磁帶，可賺三四百萬元，CD可賺七八百萬元，所有與之相關的行業都盛極一時，磁帶、CD、VCD、歌舞廳、電視台、電台、報紙、雜誌、出版社……形成一個巨大的音樂產業鏈。正是由於有這個音樂產業鏈支持，才使得“造星”工程不斷深入。

1992年新時代影音公司通過像“輕輕地告訴你”、“藍藍的天”之類的歌將楊鈺瑩包裝為“甜妹子”與僅一首“濤聲依舊”便橫掃歌壇的毛寧組成了“金童玉女”，這無疑吸引了無數眼球、也拉開了新生代歌手潮流的序幕。 1993年，南方又一“另類”流行歌曲——陳琳的《你的柔情我永遠不懂》傳唱開來。推出這首歌的中唱廣州公司成立了企劃部，詞曲作者陳小奇開始帶著旗下的歌手甘平、李春波、張萌萌、臣民北上上海、北京精心大規模的宣傳。 在這過程中，媒體成了活躍的角色。 1987年10月，祖國內地第一本全面系統地介紹流行音樂的大型刊物《音像世界》創刊之後，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保持了“只此一家”的地位。但是在1994年前後，其他同行業雜誌《歌迷大世界》、《當代歌壇》、《中國百老匯》、《演藝圈》、《歌迷》等都相繼問世了；各省、市的各家電台都紛紛創辦了原創歌曲榜，一時間打榜、領獎成為歌壇最熱鬧的風景之一。這一年中，“包裝”、“簽約”、“度身訂做”這三個詞成為娛樂媒體中用得最為頻繁的詞語。而這些年中每一個歌手都在忙於四處為自己尋找一個唱片公司作為自己的後盾，新生代每一個歌手的背後都有一個公司在支撐，因此1994年前後也被稱之為“簽約時代”。

當時任職“新時代”老總的吳建邦日後接受《海口晚報》的採訪時就回憶了他們是如何包裝“甜姐兒”楊鈺瑩。 造星第1式·更名轉運 當年，楊鈺瑩從江西南昌來到廣州，簽約“新時代”時剛滿18歲，那是1990年，那時她的名字叫“楊崗麗”。 “當時全國正刮起甜歌風潮，像鄧麗君、韓寶儀的歌在大陸很風行，所以我們也希望能打造一個屬於大陸的甜歌歌手。雖然這女孩有點土，但勝在夠清純，聲音也非常甜美。” 楊崗麗成了“新時代”第一位簽約歌手後，吳建邦首先想到要做的就是給她改名，“楊崗麗這名字太男性化了。當時有個出版社編輯，他對名字這方面挺有研究，他拿著一本叫《姓名與命運》的書，對著書一個個字拆解，最終把楊崗麗改成楊鈺瑩。”

造星第2式·央視平台 “在那個年代，還從來沒有一個流行歌手能登上央視的舞台，所以我們就決定做一個當時被認為很大膽的創舉，就是投入10萬元，在央視黃金時段做了10天廣告，每天10分鐘，放楊鈺瑩的歌曲和影像。” 20年前的10萬元，是一個天文數字，吳建邦說，當時一盤盒帶的批發價是4.1元，你想想要賣多少盤盒帶才能賺回10萬？所以當時在唱片行業裡，幾乎沒人敢這樣投入。 ”而這次創舉的最終結果，則是讓楊鈺瑩一夜爆紅，她首張個人專輯《為愛幸福》成功賣出上百萬張。 造星第3式·影音互利 楊鈺瑩紅了，但吳建邦還不滿足於此。 “當時還做了另一個同樣很大投入的決定，就是想辦法為楊鈺瑩爭取唱影視劇主題歌的機會”。當時，吳建邦跟一些影視公司談成合作，利用“新時代”在音樂方面的資源，免費為該公司的影視劇製作配樂、創作主題歌，但條件是必須要讓楊鈺瑩演唱主題歌，因此楊鈺瑩就有了那首唱得街知巷聞的《外來妹》。

楊鈺瑩被炒紅了，新時代也獲得了豐厚的市場回報。這場“造星”工程就在可觀的市場前景下不斷深入。同時，隨著歌手不斷的南下，競爭也日趨白熱化。 當時，與廣州相比，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國北方無論是從經濟實力還是社會開放程度都望其項背。 著名音樂人金兆均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採訪時回憶，“那時候東北已經落後得不行了。東北作為傳統的重工業基地完全適應不了現代化的情況，1982年的時候，東北工人發工資是發軸承，窮啊。而且沒什麼機會，相對來說當時東北的娛樂業很不發達，高級點的娛樂業都不發達，永遠是二人轉。”他描述，“那會兒東北的歌手一般都是先到北京來。比如說張咪，她家基本就是在最北了，黑龍江的農村。一路走著走著，先走到哈爾濱，從哈爾濱奔瀋陽，再從瀋陽進北京。然後可能人家說廣州更好，掙得錢更多，張咪就去廣州了。”

“瀋陽—北京—廣州。”金兆均給上世紀90年代的一批東北歌手畫出了這樣一條路線圖。 “東北歌手去南方沒別的，就是打工掙錢嘛。”金兆均說，“而且當時北京對這種場所裡面的限制很多，巡視啊、公安啊、消防啊，管得都很嚴，包括對歌手的資格啊，相對都管得嚴，南方就好得多。” 大批東北籍的歌手，在廣州、深圳遍地開花的歌舞廳裡駐唱，成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當年南下廣州的歌手裡，毛寧是東北的，那英是東北的，還有李春波、金學峰、火風……”著名音樂人朱德榮說，“那時候火風、那英、我、程前，我們4個人都住在太平洋影音公司的招待所。招待所是兩套打通的。總共只有4間房。兩個衛生間，一個大廳。所以我們經常在一起。那英就住我隔壁，這邊隔壁是火風，再隔壁是程前。”

那英是火風的“小妹”，是火風介紹過來的。後來，那英又帶來了金學峰。他們當時都在廣州東山賓館的“卜通100”歌舞廳做駐唱歌手。 “卜通100”的名字是台灣音樂人侯德健起的，老闆叫做陳凱，現在成都經營夜總會。至於“卜通100”到底什麼意思，廣州的音樂人眾說不一。李廣平的解釋是，“卜通”是心跳聲，形容心跳得非常快。朱德榮的解釋是，“卜通”是入水聲，是把錢扔在水里，上百上百地扔。 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100塊錢算得上是大數額，金兆均回憶說，那時，他一個月的工資也不過200多塊：“那時廣州、深圳的趕場歌手，每人配輛摩托車，在一場匆匆忙忙唱倆歌，然後趕下一場，再下一場，反正要唱到半夜去。好一點兒的歌手一晚上能掙1000塊錢。”而在當時曾任太平洋影音公司副總經理的陳小奇告訴《三聯生活周刊》，當時在“卜通100”伴奏的樂隊成員，每天晚上都能拿到80-100塊錢，遠遠高於當時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

後來，吳建邦回憶，當時毛寧也是1990年在一個歌廳裡發掘到的，比楊鈺瑩稍遲一些簽約。如果說楊鈺瑩的出道，是靠“新時代”大把大把的錢砸出來的，毛寧就沒那麼幸運，剛出道時一直發展得不理想。他的走紅甚至和一次爭歌事件聯繫在了一起，這次事件也改變了另一個“紅星”張咪的前途。 張咪與毛寧在“爭歌”之前，其實已經相識。倆人也是由張咪當時的男友郭大煒介紹認識的，郭大煒和毛寧是同鄉，也算是很要好的哥們。張咪與毛寧認識的時候已經很出名了，而毛寧還未真正踏入歌壇。在其後由張咪搭橋，毛寧才從酒吧駐唱開始步入歌壇嶄露頭角，成為新時代公司的簽約歌手。 當時，倆人已經成為圈內好友，但是，卻在爭奪《藍藍的夜，藍藍的夢》這首歌時發生爭執並反目成仇。

1991年張咪受邀參加中央電視台元旦晚會，音樂人張全復和畢小世為她量身定做了《藍藍的夜，藍藍的夢》這首歌，但是，那一次節目卻因為服裝問題被砍了。之後，張咪去湖南演出與毛寧同台，毛寧聽了張咪的《藍藍的夜，藍藍的夢》也非常喜歡。新時代音樂公司就讓毛寧也唱了這首歌，並且收錄在他的磁帶中。陳小奇回憶說，“這首歌當時是放在A面的第五首，很不顯眼的位置。雖然說那歌在廣東這邊的歌廳都已經有很多人在唱了，但在全國還沒有很大的影響。”他說，“按照畢小世和張全复的說法是，他們先給張咪唱，但是，並沒有跟她簽任何的約定，就是給她唱了而已。我們那個時候沒什麼版權概念，我們寫了歌，誰合適就給誰唱了，就是這樣子的。而且當時給張咪唱的時候，還沒有實行簽約歌手製度，所以更隨便，只要能把歌唱出來就行。只不過那時簽了毛寧，這個歌給毛寧也不錯，就把這個歌收到了毛寧的專輯裡。這樣，張咪那邊就有點意見了，而且兩個人就產生了一點矛盾。其實按道理，他們之間本應該沒有什麼矛盾。” 但是，因為這首歌而產生的矛盾卻在之後被升級了。 1992年，張咪和毛寧都被邀請參加廣州電視台的一次節目，倆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藍藍的夜，藍藍的夢》這首歌。當張咪在舞台上與舞蹈演員排練結束後看見毛寧從外面進來，就像重逢久別的老朋友上前跟他打招呼。但見毛寧非常衝動、非常生氣地說：“別跟我說話！你就是個大傻冒！”當時張咪還來不及反應，更有些摸不著頭腦，就用麥克風打了毛寧一下。此事過後，毛寧私下向張咪道歉，兩人並未因此發生矛盾。兩人一起演出、一起謝幕，第二天上午又一起去中山公園演出，一切都很好，一切均如故。 張咪回到北京後，在和郭大煒聊天的時候，也提及與毛寧之間發生的那次誤會。在陳小奇眼中郭大煒是“火氣挺爆的一個人，有點匪氣”。郭大煒也是東北人，他演唱過最知名的一首歌，是“太陽神”廣告裡的“當太陽升起的時候”。陳小奇戲稱：“他是整首歌都不行就這一句唱得特別好，有力度在裡邊。因為他整個歌完整性把握不好，就沒再混下去了。” 後來有一天郭大煒在梅地亞賓館的咖啡廳巧遇毛寧，倆人寒暄了幾句之後郭大煒開始問毛寧在廣州體育館那會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並問毛寧:“你是不是罵張咪了？”毛寧說:“是。”郭大煒聽後有些生氣，毛寧也不示弱，倆人就撕扯起來。郭大煒還狠狠打了毛寧一頓，在這過程中，中央電視台的人來了，毛寧所屬公司的人也來了。當時毛寧正準備上春節晚會，推薦的曲目就是《藍藍的夜，藍藍的夢》。 此後幾天，各大報紙上紛紛以“梅地亞事件”為頭版頭條，大幅標題《張咪在中央台與毛寧大打出手》、《張咪指使男友為爭唱“藍藍的夜，藍藍的夢”一曲大打出手》、《張咪與毛寧爭唱“藍藍的夜，藍藍的夢”》”、“張咪原型畢露”、“張咪與黑社會有染”等等，那段時間全國各大報紙都在爭相轉載刊登著張咪與毛寧的所謂“爭歌事件”。但是，在那些大量批判張咪的文章裡，有大半的篇章是介紹新時代公司即將推出的兩位金童玉女——毛寧與楊鈺瑩。 後來，湖南的一位記者透露，新時代唱片公司是以買廣告版面的形式來刊登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想藉炒作捧紅毛寧和楊鈺瑩。最有意思的是，當年拍攝《孤星》電視連續劇的導演李路在廣州當律師的老同學說，張咪和毛寧的事件，他是法律策劃與文字策劃者。 在那個娛樂炒作還不盛行的年代，這樣的新聞無疑引起了軒然大波。 經過一輪媒體轟炸與之後“金童玉女”的組合推出，毛寧的知名度迅速提升，事業蒸蒸日上。但是，張咪卻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她從一個曾經備受歡迎的歌星淪落為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甚至走在街上、商場裡經常被人指指點點地謾罵。伴隨著事業跌落谷底，他的男友郭大煒也背棄了她。在日後接受《生活報》採訪的時候，張咪回憶“我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被封殺的女歌手，當時一切演出活動都被迫停止，只有兩條出路：要么出國，要么自殺。好在我意志比較堅強，所以選擇了出國。不過，那段時間我的情緒特別低落。” 出國後的張咪一切從零開始，六年裡她去了很多國家，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國、德國，她一路“流浪”，靠做些貿易養活自己。出去的時候，她真的厭倦了唱歌。她說，她在國外交的朋友全是老年人，年紀最輕的也有60多歲。她和那些與世無爭的老人相處得很愉快，從他們身上領悟到了人生的很多真諦。 “他們真實，他們有很多人生的經驗值得學習，和他們在一起，真的很放鬆。” 1999年張咪回國後重新登上了歌壇和舞台。她說，“人好像是種輪迴，當一切開始如意的時候，又會回過頭來做自己骨子裡最喜歡的事，所以現在我又回來了。現在我唱歌不是作為生存的手段，而是出於對生活的熱愛和對音樂的興趣。”只是，現在的她做音樂已經不像當年在廣州時那樣急功近利，她說，她現在更加註重投入的過程而不是結果。回國後，她還跨界去了模特行業發展，T台甚至為她帶來了不曾預料的好成績。 2000年後還連續獲得了世界車王公主、《時尚》雜誌最具魅力女人金獎、央視春節晚會最佳造型獎、美國環球亞裔模特大賽特別獎。從前留在歌迷印像中那個甜美清純的女孩宛如麻雀變鳳凰，變得性感、前衛、光彩照人。 當時，因為炒作成名的毛寧現在反而漸漸淡出了娛樂圈，而這一淡出原因與當年張咪的出走竟如此相似。 因為《藍藍的夜，藍藍的夢》、《濤聲依舊》等歌出名後，毛寧就北伐進京發展。進京後毛寧的事業也是一路扶搖直上，直到2000年的“遇刺事件”。 日後毛寧回憶起這段不堪回首的歲月時說，“記得當時是2001年11月22日，當時我是從金雞百花獎頒獎禮做完演唱嘉賓回來的第二天，那天因為要趕去一個朋友的聚會，所以打算在路上買點小吃給朋友的孩子，於是開車經過北京三環一家便利店的時候，我就下了車，正準備往店的方向走過去，結果被一個陌生人喊停了，當時他問我有沒有火，我想這借火的事也很平常，所以就沒太在意，但當我說沒有之後他還不讓我走，我就覺得不對勁了，我意識到，我遇到劫匪了。”接下來的經過，也就像電影裡面的片段一樣，毛寧並沒有打算與匪徒糾纏，所以也就任其擺佈，結果身上的手機與錢物都被掠去了，但對方還是沒有罷休之意，於是毛寧就開始擔心起自己的那輛車，“大家都知道我是愛車之人，如果那匪徒要把我車搶走的話，我心有不甘，當時我的車鑰匙就放在外衣胸口位的內袋裡面，所以我就下意識地把手伸入口袋裡，打算先把鑰匙抓在手裡，結果對方見我這動作，也做賊心虛地緊張起來，以為我會掏出什麼東西來反抗，最後他就情急之下往我胸口猛插了一刀。”就這樣，毛寧倒在了血泊中，匪徒見狀也慌忙而逃了，被嚴重刺傷的毛寧開始感覺到胸口一陣陣發熱，他想跑，但已經跑不動了，最後，幸好有路人經過發現了他，並給他打電話求救，最後及時送往醫院，毛寧才倖免一死。 事情本身並沒有玄機，但是2001年時候的娛樂媒體已經今非昔比，較9年前的炒作更加肆無忌憚。 結果由媒體傳出了毛寧保鏢打人事件，毛寧事後辯解“其實我根本沒保鏢，與媒體發生爭執的是我公司裡一個很文靜的女孩，她平時也根本不會跟人吵架，當時因為我的情況非常緊急，所以她才會情緒激動，但完全沒有大打出手的過程。” 再之後，是“小玉事件”、同性戀關係，黑道復仇等等的話題，一連串與毛寧相關的負面報導接踵而來，讓他毫無喘息的機會。在眾口難辯之下，毛寧只好退出公眾視野，儘管低調，但他還是一直工作。他說，“很多人都認為，我這幾年是沉浸在痛苦之中，為自己療傷，無所事事。但實際上，痛苦的時間很短，大部分時間我一直都在工作。例如每年我都會到美國做一場演唱會。公司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一直鼓勵我要走出國門。剛開始時，我去給甄妮、蔡琴的專場做嘉賓，後來我就做專場，別的歌手來做嘉賓。除了美國之外，我還經常在東京、大阪做宣傳，上NHK的節目，參加谷村新司的演唱會。” 廣東有句老話“人有三衰六旺”，張咪和毛寧的際遇似乎都應正了這一點。但是，爭歌事件無疑是改變倆人命運的分水嶺，而爭歌事件背後則是廣州樂壇的競爭與不規範的市場化操作帶來的爭端。 “當時還引亂子的就是《中華民謠》，首唱是謝東，後來又賣給孫浩，作者一歌兩賣。後來也打架，但是孫浩唱了，謝東無形中掙錢的機會就少了。所以這就是關鍵時刻，誰在春節晚會上唱就認誰。誰先誰後，老百姓可不管這個，印象更深的是誰就是誰。”金兆均說，“競爭非常殘酷。” 群星璀璨的廣東樂壇並沒能延續它的輝煌，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甚至刮起了一股“解約風”。最早一批的廣州原創歌手陸續離開了四大唱片公司，進軍北京，當時就有人借用一句俏皮的民間俗語來形容那形勢——“10個歌手9個跳（跳槽），還有一個在動搖。” 當時，先是毛寧與“新時代”解約，接著是甘苹與陳小奇分手，隨後就是高林生與李漢穎、楊湘粵不辭而別。一時間，由廣東樂壇捧紅的一眾一線當紅歌手楊鈺瑩、毛寧、李春波、林依輪、陳明、甘苹、光頭李進、金學峰、火風等人先後告別廣東樂壇，北上另謀高就，從長發展。當時的歌手們就像染上了傳染病一樣，一個說走，一下就走了一片，頗有一種逃離的意味。 （《試聽前線》） 在他們走後的幾年間，廣州樂壇每況愈下。北上以後，儘管很多人的事業發展並不如意，人氣和地位甚至不如在廣東時，但是，至今他們也沒有再離開北京、回歸廣東樂壇。隨著北京文化事業的不斷發展，他們當中的人也沒有再局限於歌手行業，反而不斷轉型，涉足演藝舞台，嘗試話劇、音樂劇；或者改變歌路，嘗試新的音樂風格。 但是，當年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離開這片中國流行音樂人的熱土“北拓”呢？ 作為最遲一個離開廣東的林依輪迴憶起當時說：“我和大批歌手當年離開廣州，不是對廣州沒有感情，而是說當時的局勢客觀上如此，你要想在歌壇走得更遠，北京是個不得不到的地方。加之那時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中央電視台拍攝完成的，所以為了工作只能北上，圖個方便。”（《武漢晚報》） 樂評人金兆均也說：“近十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北京本來就是個最熱點的地帶，現在已經是充滿了無數的機會。成點兒小名的在北京就餓不死。你比如說作曲的，北京活兒多啊，各電視台都在北京有辦事處，包括紀錄片各種什麼片，反正用得著音樂的都集中在北京。電視劇是最典型的，全在北京有個點兒，它往中央電視台送片子方便呀，最早是李海鷹，來了北京就趴著不走了，也是最早在北京買房子了，然後剩下的就一個一個來了。”他認為，當時北京樂壇在很多方面都優於廣東，首先是文化投資環境，另外北京流行樂壇雖有起伏，卻總有亮點，既有民歌，也有搖滾，既有柔情的，也有豪放的，歌手、聽眾總能找到共鳴點，而廣東樂壇在創作上拓展不夠，即使在樂壇最為活躍的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也只固定在都市抒情歌曲的圈子裡。也有人分析，造就歌手“北飛”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央電視台在1994年之後設置了流行音樂板塊，並且經常播出各種晚會，這種機會對各地歌手具有巨大的誘惑力；與此同時，原本在廣東甚具影響力的《萬紫千紅》、《共度好時光》節目在1995年前後停播，以滾動播放原創MTV作品為特色的《MTV星座》也因種種原因停播了。一邊是中央電視台的億萬收視；另一邊是逐漸萎縮的宣傳渠道，作為歌手自然都會選擇前者。 對於這一點，林依輪的感觸當然會很多。當年，廣州樂壇流行“都市抒情歌”，而他的成名曲《愛情鳥》顯然不合時宜。他說，“剛推出這張專輯時，銷量並不好，僅僅只有三萬多張，我有點失望，當時有點名氣的歌手隨便出張專輯，銷量都會在幾十萬往100多萬張走，唱片公司都決定放棄我了。而且《愛情鳥》這首歌還受到很多批評，有專業人士就直接寫文章，說怎麼會有愛情這種鳥，這到底是種什麼鳥值得在歌裡唱。” 但是，1994年1月的一天，他突然聽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每週一歌”中播放《愛情鳥》，這個從來只播正統歌曲的節目，第一次播放流行歌曲，並教聽眾學習該曲目，他說，“當時我真是又驚又喜。《愛情鳥》一下就紅了，從大時代背景來說，也像徵著中國音樂的真正開放。對我個人來講，我開始忙起來，頻繁參加中央台的各種音樂歌手比賽，還有頻繁的演出。”（《武漢晚報》）“因為當時北京方面的工作遠多過廣東，我不可能長期飛來飛去。當時我還跟恩師張全复商量了好久，才決定去北京。”（《南方都市報》） 同時，廣東本地資深傳媒人士鐘路明則認為，廣東樂壇的衰落是因為一直未能有專業經理人的產生：“放眼香港樂壇，大家說起張學友就自然會想起陳淑芬，說起王菲就會想起陳家瑛，但是廣東樂壇這麼多年來，除了培訓出陳梓秋之外，都找不到合格的經理人，許多所謂的經理人都不過是高級保姆而已。樂壇光靠音樂人創作是不夠的，也要靠經理人專業運作的支持。” 音樂人李廣平也同意這樣的說法，“經紀人是另外一個行當，他是藝術市場這個行當，而我們是藝術創作和藝術生產的行當。現在回過頭來，這一部分的缺陷蠻大，如果有很好的職業經紀人，完全可以把廣東的這部分歌手籠絡住，完全可以很興盛地做下去，不至於現在半壁江山全部沒有了。現在我們廣東的職業音樂人在北京的大概有四五十人，或者說在廣東混過的歌手也有五六十人。” 除了樂壇本身的機制不健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廣東本地特殊的語境。 林依輪說：“廣州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它有自己的語言，歌曲也用地方方言。後起之秀如張敬軒出來後，我更發現，南方樂壇可能更適合會粵語的本土人士。而且，現在演藝界的南北概念已經模糊了，之所以還有'南北對立'一說，是因為人歷來好鬥，當北方湧現出那英、田震這些優秀歌手時，所謂的'陣營'也就出來了，有了'陣營'，'抗衡'的說法也就出來了。” 廣東樂壇從一開始受港台音樂的影響也很嚴重，不管是曲風、創作、商業機制上都有明顯的“複製香港”的嫌疑。 最先，出現了一批“廣州XXX”的模仿歌手。有“廣州羅文”之稱的李華勇就是第一批模仿歌手的代表，原本是粵劇團演員的他以羅文唱腔演唱的《青春永常在》在廣東家喻戶曉；廣東省民間樂團的歌唱演員陳浩光則被稱為“廣州鄭少秋”，他的代表作就是廣州第一手粵語原創歌曲《星湖蕩舟》。此後幾年間，這種模仿歌手越來越多，知名的有“廣州劉文正”呂念祖，以及“廣州鄧麗君”劉欣如。 音樂人李海鷹也認為，廣東音樂的大起大落與商業因素密不可分。 “廣東學香港，什麼賺錢做什麼；而北京的很多音樂人都一直在埋頭創作，首都濃郁的文化氣息和更自由的創作空間吸引了更多的音樂人。” 陳小奇說，“廣東的流行樂壇是在市場大潮之下催生出來的，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以藉鑑，也沒有來得及形成一個健康的成長機制。這就造成了音樂人行為的短期性，只顧應對眼前的變化，而忽略了長期效益，這為廣東流行樂壇日後的跌落埋下了伏筆。廣東流行音樂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出現鼎盛時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卡拉OK興起，而廣東的作品很適合卡拉OK演唱，所以那時的卡拉OK就成了廣東流行樂壇賴以生存的基礎，後來卡拉OK漸漸淡出市場，廣東樂壇一時間找不到新的拓展機制，於是各逃生路：有一部分創作者心浮氣躁，堅持不下去改行做別的了；歌手們也走得倉促，沒有攜起手來共同應對港台樂曲的衝擊；唱片公司更是急功近利，不再積極推出原創歌曲，因為搞製作、做歌手、作宣傳要花錢，可錢投進去了，由於盜版等原因也未必能收回來，所以他們乾脆來實惠的：市場需要什麼就做什麼。這些只顧眼前利益、沒有長遠規劃的做法，是導致廣東流行樂壇迅速衰落的直接原因。” 南方都市報評論員嚴明說，“港台湧過來的東西確實不少流於表面，我們歌手留下來的話，實力跟他們完全有一拼，只因為歌手們走得倉促，南方也未能創造更好的條件留住他們，所以才導致了今天的局面。” 在1997年到2002年，整個廣東樂壇沒有任何方向，在全國的影響也日漸式微。雖然在2002年間，本地歌手張敬軒一度崛起，但仍不能扭轉樂壇的這種局面，最終張敬軒也赴香港發展。 2009年廣東音像出版界“四大鉅子”之一的“新時代”也宣告破產，《每日經濟新聞》認為，“新時代”的落幕並非偶然，而是整個音像行業走向衰落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