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生猛鮮活話特區

易中天用“生猛鮮活”四字來形容廣東，因為這方水土“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廣東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沒有一個是保守派”。如：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他們無不發出了震驚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聲音。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發力，鮮就是有新鮮感，活就是運動性。這是廣東的特色。但凡事皆應有度，一旦衝過了頭，競爭就會使這片土地“發高燒”，甚至陷入無序的局面，而生活在其中的你我他，自然也倍感焦灼。 “特區”作為一個專業名詞最早出現於延安時期，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特區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磨礪出“自力更生”的獨立精神，這一精神而後成為中國的一項國策，用自給自足的方式對抗西方的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 “特區”一詞一直帶有很強的政治意味，直到1980年，幾件看似偶然的事件造就了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經濟特區——深圳，而這偶然很快就演變成了必然。

鳳凰衛視財經評論員朱文暉認為深圳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主要來自兩個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國交通部在香港的下屬企業招商局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要求在蛇口設立工業區。這雖然只是一個企業行為，卻從深層觸動了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廣東省在1979年初討論在汕頭和寶安建立“出口特區”的想法，建設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時，要求中央在對外經濟活動中給予廣東充分的自主權，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為此，鄧小平指出“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第一個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第29代掌門人”袁庚的主持下啟動了。荊棘叢生的蛇口，第一個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第二個原型則在1980年3月24-30日，受黨中央、國務院委託，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廣州召開的廣東、福建兩省會議上提出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當年8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十次會議決定：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正式宣佈在深圳、珠海、汕頭設置“經濟特區”，這就意味著深圳特區正式誕生。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說：“它的誕生，是炸開了當時經濟體制的一個缺口，將深圳推向了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的巨變源頭開始，深圳夢開始起步。”

但是，吳曉波在中提及當時情況，卻這樣說道：“國家拿出3000萬元的貸款專供開發深圳經濟特區，這一數字的微不足道與日後開發浦東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特區在當時純屬試驗性質，中央政府對之並不抱戰略性期望。” 這是一場夢想與現實的較量。深圳在“殺出一條血路來”的口號下，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格言中，力圖向世人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 在這一過程中，深圳創造了很多個“第一”。 1980年，時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長兼羅湖區建設工地總指揮駱錦星就在他的《敢為天下先，黃土變成金》的文章裡講述了這樣一件事： “那時有香港人對我說，'你們是捧著金飯碗沒飯吃，英女王能把黃土變成金，你們共產黨為什麼不能將黃土變成金？'”他被一語驚醒。於是盤算通過出租土地來換現金，但是，這一想法在當時無疑於一個深海炸彈，他翻遍了馬列原著，希望找到社會主義理論支持，終於讓他在《列寧全集》裡查到這段話“……住宅、工廠等等，至少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製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有了革命導師的金玉良言，駱錦星也敢大膽去想了，於是，他支了這一招，就是採用補充貿易法：深圳出土地，香港投資商出錢，建城房子按比例分房子或分利。

當時，香港妙麗集團董事長、《天天日報》社長劉天就听說了這一消息，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從羅湖橋來到深圳。由於那時從香港到深圳還沒有公交車，更沒有出租車，情急之下，他找來一輛自行車讓別人騎著，他則坐在後架上一路顛簸來到深圳市政府臨時辦事處。 雙方在爽快的談判之後，劉天就開發出了一個樓盤，那就是著名的“東湖麗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圖紙設計出來後就開始在香港叫賣，僅三天，108套還在圖紙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東湖麗苑”的一炮成功，讓深圳人大大開竅，他們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費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費4500港幣，這個地價僅相當於河對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進的數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1985年的5年裡，深圳實際利用外資億元，累計完成基建投資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個工業區，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湧進特區辦廠、開公司。

老蛇口人常林石經常說：“這在當時可能是無意，但是在今天看來，這卻是中國第一個商品房的雛形。”事實上，這只是當年深圳所創造的無數先例、“第一”中的一件而已，之後，深圳還創下了物價改革、企業產權轉讓、住房制度改革等眾多“中國第一”。這些“第一”在常林石看來體現出的最大特點就是“放權”，在深圳發展早期，這點表現尤為明顯。 正如《大道30》所總結的那樣：深圳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教科書，比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它為整個中國所提供的觀念價值和製度價值。但是，常林石很遺憾，現在的深圳開始慢慢地失去了這些特點，很多改革都在原有的體制裡面兜圈圈，制度創新沒有突破，現在官員的行政級別和機構設置和內地已經沒有任何差別，無特可言，當年深圳政府機構辦事的雷厲風行現在已不是深圳特色，再往前走，還能走多久，還有什麼問題沒解決，需要考慮。

時至201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迎來了她的30歲生日。各大媒體爭相報導，大家最關心的話題是：誰能給深圳“第二次高潮”？因為就在深圳30年來取得的輝煌成就的背後，瀰漫著一股焦躁不安和憂心忡忡的情緒，這是來自北京、廣州和深圳的經濟專家的一致判斷。 從最直觀的經濟數據上看，讓經濟特區一直引以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來在國內已毫無優勢可言。 “天津近幾年來的經濟增長率每年均在16%以上，深圳的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坦言，“一個經濟特區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來支撐，那麼特區的優勢體現在哪裡，就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了。”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宏觀經濟室主任黨國英表示，當中國經濟向世界全面開放之時，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央給予經濟特區的優惠性政策優勢已逐漸消失。 “創造特區就是為了讓特區經驗給全國分享，總給某些地區特殊政策，別的地方還怎麼發展啊？”黨國英分析說，“從某種角度說，創辦特區的初衷就是為了讓特區'不特'，讓全國來學特區。在中國全面走向世界之後，特區'窗口'意義下降，這塊招牌現在已經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資源。”

這是深圳不得不面對的尷尬，無論是最初的“戰天斗地”，還是如今的改革動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實際上深圳始終都是一個參賽者的身份，習慣於為自己尋找一個“假想敵”，然後在競爭中，搏輸贏。否則，這座城市就會失去了前進方向，甚至是發展的動力。 “過去改革的主要動力很明顯，那就是改變貧窮的狀況，”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說，“現在深圳人均GDP超過1.3萬美元，很快就成為世界級的發達經濟區，那麼未來深圳特區發展的動力在哪？”這是眼下，深圳最大的困惑，她被自己的“速度”絆住了。 万科的董事會主席王石在接受《城市中國》關於“深圳再生”專題採訪時說：“歸根結底，深圳的成功在於：制度因素。深圳能湧現出優秀新興企業群體，更像是歷史必然進程中的偶然事件，那樣的製度環境，那樣的機遇，已經不可再現。在未來，只有湧現出更多優秀的新興企業，深圳才能證明自己，並昭示歷史本身。”

1983年，任職廣州一機關幹部的王石辭去了公職，孤身一人奔赴深圳。那年頭，能在國家機關里謀上一官半職是大多數人的目標。但是，王石卻做了這樣“離經叛道”的決定，而這一舉動也有個新名詞叫“下海”。 來深圳後，王石經歷了一年的扑騰，也悟出了些許門道。 1984年，他組建了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任總經理，利用特區在進口方面的優惠，“倒賣”起當時非常走俏的錄像機，公司規模和利潤急劇膨脹。 1988年時，公司的淨資產已經從1984年的“0”躍增至1300多萬。提起這段發家史，王石也會很坦然：“在市場秩序和規則建立以前，成功的背後肯定是投機，是冒險……英雄莫問出處”。但是，王石的野心決不止步於曇花一現的暴發戶，很快他就和同事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對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儘管遇到無法想像的阻撓和壓力，公司還是迅速地完成了股份制轉換，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按照國際慣例向社會公開發股的工商企業，並且更名為“万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深發展、深寶安等一道，被稱為股市的“老五股”。

鳳凰涅槃，經歷了這次改造，万科贏來了之後戲劇性的發展。万科從1988年開始介入房地產開發，由於缺乏政府背景，他們拿的第一塊地的地價高出市場價十倍以上！對此，万科人有一個形象的說法：當年的万科就像個野孩子，別的孩子有飯吃，万科卻得自個找飯吃，甚至是去搶飯吃。正是由於自己是個遲到者，万科才自我定位為“領跑者”以此激勵自己不斷提高。這點讓同行覺得万科人都有點“怪”：從最初的“物業管理牌”到“規劃牌”、“環境牌”，再到如今的“環保概念”、“高科技智能化概念”。 万科的故事可以說的很長，但是万科卻是當年深圳新興企業的集體縮影：“靈活”、“創新”、“大膽”、“拼搏”。這個城市的試驗培育了這樣的因子，以至於不管你來自哪裡，只要到了深圳也會被這種氛圍所衝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你追我趕。

上世紀80年代，“千年商埠”廣州也在改革開放的傳奇中為自己謀得了一席之地。當時，以香港資本為主要投入的“三來一補”企業群落成為最前沿的新生力量，日夜轟鳴的機器聲推動著珠三角製造業的發展。有產就有銷，產銷結合自然催動了貿易的繁榮。 廣州自唐宋時就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在對外貿易方面，除了在全國范圍內最早設置市舶司之外，商品的經營也佔全國之冠。北宋《萍洲可談》記載：“崇寧初，三路（廣東、福建、兩浙），各置提舉市舶司，三方唯廣最盛”。廣州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清朝時的“十三行”更是廣州早期商貿的雛形，當代，著名的“廣交會”又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窗口。再者，廣州處於珠三角的中心，這地緣優勢與歷史背景都使廣州對“外貿之都”的地位當仁不讓。

一時間，“粵貨北伐”倍顯意氣風發。大江南北都流傳這樣一句廣告詞：“好空調、格力造”；《女友》專欄作家桃之夭夭也愛在其時尚雜文裡“淘廣州外貿”。商品捎帶著“粵語文化”、“粵菜館”一路北上，讓整個上世紀80年代的內陸都搖曳生姿起來。 但是，如今的這種盛況卻漸行漸遠，正如企業界流傳的一句話：上世紀80年代看廣東，90年代看山東，21世紀看浦東。中國經濟版圖上呈現出一片南雁北飛的景象，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上海浦東大開發啟動，珠三角的強勢地位便遭威脅，一方面政策優勢與區位優勢喪失，中國加入WTO，全國都呈現出全面開放的格局；另一方面，成本優勢也喪失，當年香港工業北移首先登陸珠三角，現在長三角城市卻成為國外工業轉移的首要對象，長三角土地規模和人口規模是珠三角的兩倍，從城市化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來看，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有10個位於長江三角洲，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該地區也佔了一半。 深圳、廣州這兩座珠三角“雙子星”在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閃閃發光，但實驗性的產業結構卻磨損了它的光芒：外資帶來的“世界工廠”和內資促成的散兵游勇使得其在新時代的資本市場角逐中，缺少了戰略依托和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