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這位台灣科技界的“成吉思汗”，在馳騁疆場37年之際，於閃光燈裡低下了他的頭，於對手注目下“北上西進”。 1988年，郭台銘揮斥方遒、因時而動、渡江過海、入主深圳，因此，成就了他的“代工帝國”；而今，在深圳的競爭浪潮下，郭台銘再度選擇離開，離開總會平添幾分落寞與傷心，但是，遠處的擴張似乎也宣誓著這位被《商業周刊》譽為“虎與狐”的梟雄更大的野心與計謀。 1974年，郭台銘以母親標會的20萬新台幣與十名員工成立“鴻海塑膠企業有限公司”，生產、加工塑料成品，以黑白電視機的旋鈕為主。當有人問“鴻海”為何意時，他總會說：“'鴻'在天，'海'在地，鴻海就是一家要做天地間生意的公司。”1976，掙得第一桶金的郭台銘轉型模具領域。成熟的模具技術加上敏銳的商業嗅覺，使得郭台銘在其他同行還留戀家電業之時，又迅速轉型生產個人電腦連接器，他以連接器、機殼等產品為重心，力行“量大、低價”的競爭策略，迅速佔領市場，1982年，公司更名為“鴻海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為了使公司進入全球市場，1985年，郭台銘在美國成立分公司，並創出“FOXCONN”品牌。

郭隻身一人拎著皮箱去美國，在此期間，他僱傭了一個美國人做行銷經理，同時兼任司機與英文口語教師，倆人就此組成了這家美國分公司。郭台銘一直稱鴻海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因此，為了爭取一流客戶的訂單，郭台銘幾乎跑遍了美國50個州中的32個，住是12美元一晚的汽車旅館，食則丹尼斯（Denny's）這類的連鎖餐廳、就連菜單他也能倒背如流。一直以來，正是這種“拼命三郎”的勁頭才將對手一一比下陣來，原定2008年退休的他，同年在鴻海系遭遇金融危機和經濟下行的挑戰之後，再度出山，以每天工作15小時的精力、59歲的高齡站崗。 80年代中後期，台灣由於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傳統產業在新台幣的大幅升值、工資與土地等生產成本迅速上升下，生存困難，被迫外移。

郭台銘與鴻海也在第一批外遷浪潮中。因為，郭台銘有一個著名的“全球成本競爭”概念，就是“社會成本+國家成本+公司營銷成本”的競爭。他認為，“只要是製造業，就無法不思考人力及土地的成本。” 當時台灣人月基本工資已超過新台幣1萬元，大陸的人工則折合新台幣僅2200元，兩者相差近5倍。特別在台灣有錢也請不到人，而內地工廠門外卻是排著長隊進廠的打工仔、打工妹。 同時，經濟起飛帶動台灣土地價格節節上揚；而當時的大陸，土地資源要多少有多少，並且各地方政府為積極招商出台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也頗具吸引力，除了提供服務，為廠商舖路整地，就連主要的稅收也優惠得誘人，從“二免三減半”放寬至“五免五減半”，即前5年免稅，後5年只需交一半，若廠商繼續投資，還能繼續享受優惠。

那時，他已看中深圳這處靠近香港的中國改革前沿。於是就在鴻海集團成立14年後的1988年，設立了深圳寶安區西鄉鎮黃田村的鴻海精密有限公司，生產電腦周邊接插件。隨即又在寶安區龍華鎮成立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因此，郭台銘也成為當年少數突破兩岸政治風險、正是進軍大陸的台商之一。但與日後的大發展相比，80年代末期的“手筆”只能算是“試試水”而已。 1993年，第二波以資金密集型為主的台商投資大陸熱潮又興起，這時的鴻海已經在積累了一定的力量，擁有了擴張的條件。 1993年，大量的企業在深圳龍華買下土地，郭台銘也看中了緊靠在深圳市區的龍華，當時的龍華還是一片荒野，野草比人長得還高，郭台銘站在一個高處，對當地的政府官員說：“看得見的土地我都要了。”這就是現在佔地2.3平方公里龍華園區的雛形。從1996年開始，富士康深圳的廠區就朝龍華園區搬遷，自此，這成為富士康在大陸最大的一個廠區、富士康工業地產的源頭、全球最大的個人計算機組裝基地。

郭台銘詮釋他選址的理由時說過：“開放的移民城市有著無限的活力”，他認為，龍華一定會成為“全世界製造技術的聚合地，全世界創新研發的最前沿”。那時，大個子總裁郭台銘站在150位新員工面前訓話：“我們要做全球最大的企業!”下面有員工不禁偷笑：“這個人真能吹牛。”就憑這一棟廠房，百十號人？沒人敢相信。 多年之後，奇蹟真的發生了，這個在1993年僅有100多人的小廠變成了今天擁有40多萬人的工廠集群。 郭台銘有句名言：“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你周遭的人，就決定了自我的格局。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看得比較長遠，空間就比較寬廣，就不會對得失看得太重。”或許，正是得益於不計一城一池得失，郭台銘才在對的地方與對的時間，打造了全球代工企業。 《中國時報》更是在解析郭台銘與鴻海的成長時稱，“從1985年剛擠進台灣製造業'一千大'的傳統模具公司，到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這和郭台銘1988年著手在深圳建生產基地、利用大陸低成本的生產優勢有絕對關係。”

郭台銘祖籍是山西，所以骨子裡也流淌著晉商的血液。一直以來，他都追求建立“大中華製造工廠”，他曾自述：“我父母是從山西省到台灣的，我們不僅僅是台灣的思維方式，更是大中華的思維方式，台灣與中國內地的生意應該結合在一起。”因此，他也躊躇滿志：“大陸未來將是我們製造技術的實驗戰場，在那裡我們要挑戰製造、銷售的最高境界。” 1996年2月1日，富士康龍華基地破土動工。邊建廠邊生產邊出貨，從此，富士康走上每年最少成長50％，有的年份增長100％的高速發展之路。 2009年第2期《中國外資》評價其為，“這個從1996年開始就以年復合增長率超過50%的速度成長的製造體，就像一輛剎不住的跑車。”同樣，在富士康員工中也流傳著一句話：“看千年，看西安，千年古都；看百年，看北京，百年古城；看十年，看深圳，十年變化；看一年，看龍華，富士康速度。”

郭台銘也善於利用深圳這塊規模尚小但發展迅速的業務來招攬潛在客戶。自進入個人電腦領域，鴻海的潛在客戶就鎖定了戴爾、康柏、英特爾等。 1995年戴爾總裁邁克爾·戴爾到訪華南時，郭台銘以安排戴爾與他熟識的地方政府官員見面為交換，獲得駕車送戴爾去機場的機會，然後，郭台銘又在途中安排了一次戴爾參觀他工廠的小插曲。當時，戴爾公司尚未躋身全球五大個人電腦廠商之列，而鴻海也還未生產戴爾直接購買的零配件。但是，郭台銘卻看準戴爾是顆明日之星，因此一心想與他結識。如今，鴻海已成為戴爾最大的供應商之一。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標誌性的事件助力了郭台銘的帝國擴張。從2001年到2008年，富士康科技集團的年營業額從200億元飛躍到4207億元，8年增長了21倍；其中出口總額更是7年蟬聯商務部統計的中國內地企業出口冠軍。

而這幾年，郭台銘也登頂人生巔峰。 2005年3月12日，美國《福布斯》雜誌全球富豪排名中，55歲的郭台銘以32億美元身價名列第183名，首次躍升為台灣首富。與此同時，富士康在《財富》全球500強企業的排名也從2005年的371名上升到2009年109位。 從深圳出發，富士康的版圖已經遍布全世界。在國內：2001年，北京科技園開幕；2003年，上海松江科技園、山西太原科技園、杭州錢塘科技園開幕；2004年，山東煙台科技園、深圳觀瀾科技園、上海富士康廠開幕；2005年，深圳松崗廠開幕；2006年，天津科技園開幕；2007年……至此，全國四個直轄市、十餘個省市都遍布著郭台銘的生產基地。在全球佈局，日本、美國、英國、芬蘭、捷克、巴西、越南、俄羅斯等國家建立了生產和研發基地。

2007年9月，郭台銘在第四次中國網商大會上演講，這也是第一次在大陸企業界公開亮相演講。講到富士康的成功之道，他說，富士康贏在策略。策略是什麼？策略就是方向、時機、程度。南轅北轍就是方向不對，車再好馬再壯車夫再強，但永遠不能達到目標，成吉思汗會贏，是贏在方向，贏在策略。 投資大陸、成立鴻海全球基地的“黃埔軍校”——深圳龍華工業園，無疑都成了他稱霸世界的舞台。 郭台銘曾說：“富士康是一個飢餓的巨人，永遠不會撐得打飽嗝。”然而，就在一路順風順水之時，新秀的崛起、經濟環境的轉變、福地生禍端卻為這位巨人帶上了“鐐銬”，叢林不再是鴻海一家獨大，掠食者虎視眈眈。 深圳，一直以來都被奉為競爭最慘烈的商業戰場，有時半路殺出的一匹黑馬也會讓老將失算。更何況，還是代工這片血腥之海，幾乎是大逃殺一樣的生存準則。然而，初生牛犢總有著一種不管天高地厚的豪氣，不按常理出牌反使老將難以招架。

2002年，郭台銘邀請王傳福（比亞迪創始人）和孫一藻等人參觀富士康台灣總部，本意是對王傳福示好，希望拿下比亞迪電池塑膠盒的代工業務，誰料，這一舉動反成了“引狼入室”。 當時，比亞迪只是做手機電池的小企業，而且，處於筆記本電腦、手機等電子產品的暴利時代的末期，生產手機電池的利潤也深受威脅，據相關數據顯示，自2003年以來，充電電池的價格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下滑。同時，隨著日本廠商對中國的技術開放，鋰電池生產門檻大幅降低，很多廠商蜂擁進入這個行業，分享利潤。 隨著競爭的加劇以及產品盈利空間的一降再降，比亞迪在電池領域的成本優勢和技術優勢也受到了很大挑戰。王傳福也說：“電池這個行業，再過兩三年，我們恐怕就要捅破天花板了。我們需要找一個有更大發展空間的行業去做，但是我們又希望那是一個與電池相關的行業。”

這句話其實已經為後來的轉型埋下了伏筆，只是，郭台銘並未料到這艘小舟竟敢打它這個手握幾十億美元訂單的世界級代工航母的主意。 沒人知道，當郭台銘領著王傳福在車間參觀時，王傳福腦裡在勾勒著怎樣的藍圖。但是，從王傳福踏出鴻海的門後，宣告王、郭交火不可避免的展開。 最先，憑藉著之前比亞迪為手機巨頭們長期生產電池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係，2002年，比亞迪正式進入手機代工領域，主要從事手機模塊及組件製造，包括手機外殼、液晶面板、攝像頭、柔性電路板、手機模具等業務。 而後，王傳福用了短短幾年“克隆”出了與富士康近乎相同的手機代工產業鏈，從2003年起，比亞迪從富士康挖走400多名員工。同時，也從富士康那裡“搶”來很多訂單。 郭台銘一直喜歡講一個故事：一個聰明的乞丐在恩客給的50元和100元鈔票之間應該選擇50元的，只有不貪心，才能細水長流。所謂的“不貪心”在他的經營哲學裡就是“為了客戶，死扣成本，壓低價格，別一口吃個胖子噎死。”因此，他的報價總能比對手低出20%，甚至更多，為的是讓利給客戶，以求細水長流，基業長青。因此，郭台銘在業界也留下了“Cost Down Terry”的綽號。然而，一山更比一山高，據說，同一個手機方案，比亞迪的成本要比鴻海低20%。 短短幾年，比亞迪在手機代工領域就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2004年，比亞迪手機業務實現營收9.93億元，佔比亞迪總體收入的14.7%。 2005年年收入達到了19.06億元，佔比亞迪總體收入的29.3%，比2004年增長了103%。在比亞迪電子上市之前的2006年，比亞迪手機代工收入增長高達169.3%，達到了51.35億元，佔比亞迪總體收入的39.67%。同樣是在2006年，比亞迪的手機代工部門已經得到諾基亞“手機機械部件解決方案”15%的業務，摩托羅拉3%的業務。金融危機開始後，比亞迪股份的財報卻很樂觀，2008年較2007年還增長了26%，實現了淨利潤10.21億元，其中，手機業務收入為119.33億元，同比增長30%。 與比亞迪的一路長紅相比，富士康顯得有些戰戰兢兢。 《IT時代周刊》中曾經採訪過富士康的員工劉根（化名），他說，“富士康的光景大不如從前，比亞迪搶走了我們太多生意。特別是去年（2008年）下半年，公司又遭遇金融風暴，訂單大幅萎縮。”從2008年富士康公佈的財報看來，較2007年，營收減少了14.61億美元，降幅13.61%；淨利潤1.21億美元，較2007年的7.25億美元狂跌83.22%。儘管，金融危機成為不太樂觀的財報的托詞，但是，投資者還是很清楚，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事實上，正是比亞迪正在將富士康拉下高速增長的神壇。 睥睨天下、脾氣火爆的郭台銘還是被激怒了，商業糾葛升級為一波三折的戰爭。 其實，讓郭台銘最不爽的就是比亞迪的“商業剽竊”，而他也一直譏諷比亞迪是“山寨”不如、靠盜竊技術起家的企業。因為，比亞迪在手機代工上走的路徑與富士康有著驚人的相似處，而且從富士康跳槽的400多名員工都是從事手機設計、製造等業務，更包括富士康花費幾十萬元派送歐洲培養的高級技術人才和高級管理人員，其中還包括日本的研發高級核心主管，並連帶了一項冶金提煉合成技術。 脾氣火爆的郭台銘不僅連續兩年在股東大會上炮轟對手，強烈譴責對方竊取富士康1萬多份機密文件；最後，乾脆將比亞迪告上了法庭。 2006年5月4日，富士康的網檢系統檢測到王偉等富士康員工向比亞迪發送了大量的系統文件，公司當即報警。富士康隨後請求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採取證據保全措施，法院在比亞迪的辦公地點查扣複製了該公司員工柳相軍和司少青的計算機硬盤內容。證據顯示，該硬盤中有富士康文件頭字樣的Word文件，以及富士康相關主管人的簽字。 2006年6月，富士康向香港高等法院、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訴訟，控告柳相軍、司少青兩人在跳槽比亞迪後，洩露富士康的商業機密，向兩人索賠500萬元，並要求法院判令比亞迪立即停止侵害富士康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一個月後，第一批鑑定報告出爐：移動硬盤中有116份富士康文件，其中68份是非公知信息。但比亞迪方面卻堅持認為，鑑定報告及相關附錄的大部分系富士康單方面呈交的，公司對此毫不知情。 2007年6月，富士康再次以盜取商業機密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訴訟，並索賠51.3億元。一個月後，正值比亞迪原計劃將手機業務在香港分拆上市的日子，由於訴訟，比亞迪上市的第一次申請過期了，之後比亞迪又繼續提出上市申請，富士康也緊隨其後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新訴訟。由於受富士康的阻撓，比亞迪最終被推遲半年上市。王傳福也按捺不住，直在公開場合指責富士康是在“故意搗亂”。 糾纏了近兩年的案件在2008年時有了初步結果。當地公安機關在調查取證後發現，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富士康撤銷對比亞迪在內地的民事訴訟，轉為刑事訴訟。 2008年3月20日，比亞迪前執行董事兼副總裁夏佐全被拘留。 24日、31日，司少青和柳相軍先後被判處1年零4個月和4年有期徒刑。出乎意料的是，比亞迪發佈公告稱，夏佐全在拘留後的第4天因證據不足被釋放，而另外兩名獲刑員工，在定罪前已與公司解除勞動關係，屬於個人犯罪，與比亞迪無關。 這樣的判決顯然讓富士康不滿，更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12月3日，比亞迪方面反將一軍，稱公安機關已撤銷針對比亞迪的調查，北京九州世初知識產權司法鑑定中心常務副主任趙軍及另外兩名負責人涉嫌毀滅、偽造證據和收受賄賂，被公安機關逮捕。此外，比亞迪前員工張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賄賂，為其非法竊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機關逮捕。富士康似乎越來越被動。而業界也認為，這有可能是比亞迪轉守為攻的重要標誌。 對這場商戰的分析，如《IT時代周刊》所說，“王傳福是深圳市人大常委，對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有重要的投票權，從這一點上來看，富士康就完全落於被動。另一方面，比亞迪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企業，當地法院傾向本地企業，在國內見怪不怪。” 郭台銘對此也十分委屈，“我們不得不選擇香港，在深圳打不贏官司，就像到賭城去，他一面跟你賭，一邊自己做莊。” 這場官司似乎讓富士康有些心寒，一直以來對深圳有著重要經濟貢獻的它，顯然沒有得到公平對待。 法庭上的失利更添郭台銘的怒火，由此引出一系列的口水戰。郭台銘常說，“山寨頂多只是抄襲、模仿外觀，有人查還會躲躲藏藏。比亞迪不只是抄襲，甚至派商業間諜竊取我們的資料，然後毀滅證據。” 不過與富士康不同的是，比亞迪從電池延伸出的產業除了手機代工還有汽車產業，這步棋比“求穩”的郭台銘下的超前一步，郭台銘稱汽車是其6C戰略（Computer電腦、Communication通訊、Consumer Electronics消費性電子、Channel通路、Car汽車、Content數位內容）之一，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大動作，而比亞迪乘著國家新的汽車產業政策與中國龐大的汽車市場之大勢選擇了節能和清潔的發展優勢，已經成為深圳乃至中國著名的汽車自主品牌。 當巴菲特對比亞迪汽車深表賞識，當比亞迪汽車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年度股東會上大出風頭，當王傳福這個名字在美國金融界流傳開來，郭台銘更是火冒三丈，直接拋給力挺王傳福的巴菲特三大疑問：“巴菲特一直標榜只投資有誠信、長期經營的公司，為何要投資竊取商業機密的比亞迪？巴菲特敢不敢駕駛比亞迪汽車上下班？巴菲特是用何種專業知識判斷比亞迪的潛力的？”也不無挖苦地表示：“世界沒有什麼股神，也請小股東們相信，不要聽到巴菲特的名字，就嚇呆了。”還放言“論競爭力，它（比亞迪）絕不是我們的競爭對手，我也不把竊取商業機密的公司當對手。比亞迪在模具等眾多產業領域中，連我們的1/10都不到，如果我輸了，就從這裡跳下去（指著背後的落地窗）。” 但是，國家信息中心信息資源開發部主任徐長明卻說，“郭台銘質疑比亞迪汽車質量的說法沒有道理，它在國內自主品牌裡還算過硬，它們的糾葛是雙方的積怨所造成的，與汽車無關。” 據說，現在，但凡駕駛著比亞迪汽車的人是無論如何不被允許進入富士康工廠的，在門口時，保安就會將其攔下，並且會一本正經的告之：“比亞迪挖我們的人，兩家公司有競爭，公司老闆規定不讓進，就像兩國家打仗一樣。” 在這場仗中，與王傳福高超的商業手段與背後各方勢力的支持相比，郭台銘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也不再風光如初。這場競爭中，郭台銘焦頭爛額，也亂了方寸。 曾有學者說：“以華強北為代表的'山寨'文化、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工業文化和以華為為代表的研發文化，構成了深圳製造學缺一不可的三位一體內核，只要這一內核繼續完好無損，並且內部相互影響，就足以使深圳在未來能繼續保持充沛的活力。”可惜，這“三位一體”在四個難以為繼（土地、能源、環境、人口）下，正在被有意識的改變。 不得不承認，當深圳在推動新一輪的產業升級與大規模城市升級改造之時，深圳政府與富士康的12年“熱戀”也有些冷卻，兩者也在重新審視彼此。 2010年5月，在廣東“珠三角規劃綱要”會議上，一位高官更直言富士康要把低端產業鏈轉移至內陸，深圳已不再視富士康為“生金蛋的鵝”。 與對待富士康截然相反的態度，深圳政府竭力“獻媚”富士康的鄰居“華為”。因為華為是製造業遍地的深圳為數不多的科技企業，當深圳提出要做創新性城市時，華為更是一張閃亮的名片，深圳明白華為對它而言、意義非同小可。 在龍崗流傳這樣一句話“華為一咳嗽，龍崗就開始打擺子”，因此，無論如何是要將華為服侍周到。自2005年起，龍崗就細微體貼地成立了“服務華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即市長，從上至下，區裡、街道都設立同類機構；2006年，距離華為十幾分鐘車程辦公的坂田街道辦還乾脆在華為對面租了棟廠房，將街道辦的領導都集中在此辦公，同時，也專門成立了“華為周邊整治辦公室”，其中包括一隻特別為此成立的城管執法的機動中隊。全街道唯一一輛專用機掃車每天唯一的工作也是從早上7點至晚上9點，不間斷的圍繞華為基地轉。 2010年，就在富士康傳出“出走”消息時，深圳政府更提出要為華為打造一個“華為新城”。事出新上任的深圳龍崗區區委書記蔣尊玉的華為之行，此行蔣見識了華為員工所說的“進門時歐洲，出門時非洲”的景象，華為基地美輪美奐，雙向四車道寬闊乾淨，園內一片現代的歐式建築；園外卻被大大小小的城中村重重包圍。 當時，負責接待的華為常務副總裁郭平只是開玩笑道，“華為總部周邊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消費。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多建設點好吃好玩檔次高一些的設施，華為人都比較喜歡吃，有幾家上檔次的餐館就好了。” 認為“華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的領導卻聽在耳裡，記在心裡，而且甚至做了更大的盤算：一方面,政府想改善華為周邊的環境；另一方面,也想傍上明星華為，藉機發展。通過打造華為科技城為華為這個強力的“火車頭”提供一個更能發揮能量的平台。 不管如何，深圳政府對華為可謂是呵護備至、寵愛有加，相比之下，富士康則被冷落一邊。 產業內外的競爭都向富士康施壓，不管是“負氣”還是“負重”，富士康這回真的是“走出深圳”了，原本低調的郭台銘在這次“北上西進”中，也頻頻出現在鎂光燈下。相比在深圳的待遇，富士康的“內遷”成了郭台銘大出風頭的舞台。 富士康轉移深圳的消息一經傳出，各地方政府就紛紛向其拋出橄欖枝，為爭奪這個巨型企業暗戰不休。對於內地城市而言，富士康絕對是GDP的寵兒。 僅河南一省，鄭州、開封、南陽、鶴壁四地就為富士康落戶本地而積極奔走。 2010年6月20日，河南省省長郭庚茂在35℃的高溫下專程迎接降落在新鄭機場的郭台銘。離開機場後，一行人便驅車前往振新路東側的大片空地，這裡就是之後的富士康工業園所在地，而後，郭台銘還被帶去參觀了鄭州新區CBD，此處是當地斥巨資新建的一個現代化商業中心。晚間，賓主還共進了一場晚宴。在此過程中，頗值得玩味的是，郭台銘摟著一歲多的女兒，一邊逗笑一邊與河南高管洽談的場面。 一直以來，河南只是激烈的富士康爭奪戰中的一員。對於富士康而言，邀請的話已有很多，而省級領導的親自拜訪也不再少數。郭台銘並不擔心富士康沒有“落腳地”，相反，他大可根據各地開出的條件，擇優選擇。因此，他在逗弄女兒時顯得那麼悠閒怡情。 此後，由河南省常務副省長和分管招商的副省長帶隊的幾十人相關領導代表團更是前往深圳，與郭台銘進一步洽談相關事宜。其中，參與談判的鄭州市出口加工區管委會副主任張寶成說，“當時，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們就住在龍華。”由此可見，對於河南省而言，他們誓在拿下富士康。 在爭取富士康的過程中，河南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例如以“政治任務”安排鄭州幾乎所有的職業學校畢業生去富士康實習；發動居委會協助富士康招工，為富士康在各個居民社區張貼告示，派發報名表等。這種大規模的招工行動一方面是在為富士康遷豫做準備，一方面也在向競爭對手釋放煙霧彈。 其實，早在幾年前，河南鄭州市就已經成立了富士康投資項目協調推進領導小組，專門負責富士康的招商工作。而鄭州也開出“在土地供應、保障、稅收、用工服務等各方面最大限度的優惠”的“支票”。 河南省省長也對部下做出這樣的要求：“現在的一些項目，也別是大項目、好項目，往往多家、多市、多省在爭，越是大項目好項目，業主投資越謹慎，往往提出各種條件，這就有一個決斷的問題，所以在做好大量前提工作的基礎上，必要的時候主帥出征，果斷決策。” 這一系列舉動讓人不禁聯想3年前富士康科技園落戶秦皇島的簽約儀式上，郭台銘的一席話。當時，他說“河北省從上層、中層到底層，大家理念一致、行動一致、服務一致。你們做事的細心、做事的認真、做事的精緻，真是把我的心俘虜了。” 2010年，河南鄭州“俘獲”郭台銘的心，無疑也是找對了郭台銘的興奮點。像郭台銘這樣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亞洲之星”的人，像鴻海這樣的“電子代工航母”怎麼能夠忍受別人的“白眼”，當然，更是不願自討沒趣。因為“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就像2年前富士康集團總裁特別助理孫玉麟所說的：“每個月甚至每一天，都有地方政府來富士康蹲點，開出優惠條件，排隊邀請我們去投資，我們選擇餘地很大。” 在這輪“示好”中也不乏原先就有合作的武漢。 2007年時富士康入駐武漢時，就享受了武漢政府為其量身定做的17個重點配套項目方案，包括土地徵用、專用鐵路線建設等。為了進一步擴大富士康在武漢的生產線，武漢市政府也為其送上了“贊助60萬平方米新廠房”和“代建職工廉租房”的聘禮。 （《第一財經日報》） 再往前追溯，2009年2月，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親自到台灣會見郭台銘，據說，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是來招商的，我是來給你送訂單的。”（《中國證券報》）當時，惠普在重慶建立了筆記本電腦基地，而黃奇帆則立馬為富士康這樣的龍頭代工企業牽頭，解決其“訂單”壓力。 不管怎樣，在這場內遷的戲裡，郭台銘充分演繹了他的“大佬”派頭，做足了“你不優惠，還有好多地方等我投資”的姿態，這些都足以抵消離開深圳的落寞。 從富士康的身上，很容易看出上世紀80年代末深圳拓荒者的影子。 12年間，郭台銘這位來自海峽對岸的“拓荒者”就用自己的雄心壯志在龍崗的荒草叢中打造了一個“代工紫禁城”。但是，與富士康同步發展的深圳，也在這12年間成長壯大了。現在的深圳，就是角斗場，就連富士康這樣的行業龍頭也倍感壓力。 或許，經歷了台灣轉移的郭台銘早已料到深圳製造業遲早也有升級的一天。因此，尚且可以將其早年在內地的“南征北戰”作為“攻城略地”的卒子，郭台銘常說“天下沒有完美的辦法，但有更好的辦法”，在適當的時機“以退為進”大概就是其下的最絕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