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所把故意在現場上遺留下的一根撬棍和一把活口扳子當作唯一的物證，因此，辯護人方面認定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這樣規模的作業。可是要完成這樣規模的作業，怎麼會只帶一根撬棍和一支扳子去儍干呢？多帶幾根撬棍和扳子，現場的破壞作業就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由於硬要使實際情況與赤間供詞相吻合，才出現了種種矛盾和破綻。
前面已經說過，由於頭天晚上大槻綢緞莊的倉庫被劫，警察署當夜佈置了緊急警戒線。那末，上述破壞活動班的放哨與日本警察方面的緊急警戒之間曾否達成某種諒解呢？如果“諒解”這兩個字用得太重，也可以理解為雙方的警戒是偶然的巧合。這樣推想，是由於出動警戒的不是偵查股，而是動員了太多的警備股人員。
在這裡，請大家想一想玉川警視在事件發生後立即趕到的時間過早這一事實。而且，玉川警視不是從警察方面得到發生事故的報告的，而是國營鐵道管理部直接打電話到他家裡的。無論是這種聯絡方式還是玉川警視到達現場之迅速，以及他到達現場後，在還不知道倉庫裡遺失了撬棍和扳子的情形下就馬上下令尋找起“東西”來，所有他這些行動都是引起辯護人方面和廣津先生等提出種種質疑的原因。恐怕只有照我在上面所推斷出的情況，才能夠勉強說明事實。
尚時在福島地區警察署擔任警備股長的佐藤警部補在第一審的法庭上作證說，當晚他在松川的派出所一直待到十一點左右。地區警察署的警備股長為什麼在松川派出所待到那麼晚呢？這裡也使人聯想到玉川警視的行動。這裡還使人想起，他曾說他記不得自己在現場指揮過的七八個刑事警察的姓名了。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件事，我想引述《諏訪備忘錄》的記事。眾所周知，檢察當局把這份《諏訪備忘錄》一直藏到最高裁判所開審的時候才拿出來。備忘錄裡提到東芝工會向公司進行集體談判的事。檢察當局運用司法技術，急於證明佐藤一出席了集體談判，也就是說，能否證明佐藤一是不是出席了集體談判，是決定佐藤一等人曾否舉行共同策劃的關鍵。
可是這份《諏訪備忘錄》上另外還記載著一些奇怪的事情。
《諏訪備忘錄》第八頁上有一段記事表明：當時東芝公司松川工廠曾與國家警察、地方警察、美國占領軍民政部、“反間諜隊”、勞政科等都有聯繫。
《諏訪備忘錄》第八頁上有當時東芝公司松川工廠事務科科長助理諷訪新一郞的親筆記事如下：
“十三對外關係（緊急時）主要由姓西的來出面。
“國警總部——警備科長(副科長）
“六點半對付'赤旗事件'，自十一日起大約十人。
“地方警察——警備股長——支持者
“根據地——原
“民政部——勞務科（譯員野地）
“'反間諜隊'——電話1360——譯員加藤——'是松川，拜託'聯絡人二十分鐘
“勞政科——野地科長或高原
“CC或地方警察派來的最高限度為三十名。”
備忘錄上的這些句子經解釋如下：
“與國家警察福島縣總部的聯絡要找該部的警備科長（或副科長）。十一日起那方面有十人前來支持。與福島地區警察聯絡要找警備股長（按指上述佐藤森義警部補；如前所述，此人曾在松川的原派出所待到夜深）。'根據地——原'這一點引起我們的注意。如果聯想到佐藤森義警部補會守候在那裡，佐藤倍雄警察也會通宵達旦地坐在那裡，就會弄清其中的含義了吧。既然稱作根據地，難道不是說，以這里為中心已經做好了警備部署，只要和這里聯絡，就能夠立即出動警察來鎮壓東芝工會嗎？更驚人的是，還建立了與美軍民政部勞政科和'反間諜隊'等保持密切聯繫的體制。單憑'是松川，拜託'這兩句通知，就能夠使對方了解一切而採取行動。”（見《中央公論》，《“松川事件”特輯號》——熊谷達雄先生撰稿）
從上述情況可以了解到美國機關方面同日本警察方面平時就保持多麼密切的聯繫。
一想到玉川警視，我就不禁聯想到“白鳥事件”中的白鳥一雄警部的事情。白鳥警部是札幌地方警察署的警備股長，當時他一方面負責對付日共，一方面還經常與美國“反間諜隊”聯繫。據說他並不把他所蒐集的情報提供給他所屬的市警察署，而提供給與美軍情報部有聯繫的國家警察。那末，令人聯想到這個玉川警視的情況和白鳥警部一樣，也是與“反間諜隊”和國家警察有特別聯繫的。
姑且不談這一點。假使我所推斷的上述活動是在當夜進行的話，那末自然會引起疑問：不論多麼夜深，不論地方多麼偏僻，總會有目擊者的吧。可是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出現目擊者。然而，雖然沒有目擊者作證，也不能遽然斷定沒有這樣的事實。
尤其是，由於警察異常熱心，與案件有關的人當時正在一個挨一個地遭到逮捕，人人都非常害怕牽連在內。直到今天，如果有人前往進行實地對證，向附近居民詢問的時候，人們還是守口如瓶，說什麼也不知道。
尤其是，如果有誰目擊到那樣戒備森嚴、異乎尋常的情形，先就嚇得絕不敢告訴別人了。不能不說，特工班是看透了人們的這種心理的。
在本案中還有個可悲的插曲：據說當天晚上有個人曾親眼見到一些行跡可疑的男子，後來這個人死得不明不白。那份奇怪的打印的英文文件上也曾提到過這事，如今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了。不過，這裡還是扼要地敘述一下。
目擊者是澁川村的一個叫作佐藤金作的人。他偶然從列車出軌的現場附近走過，依稀看見兩個“彪形大漢”正在把鐵軌從枕木上卸下來。看到這種情況，他有點納悶，心想：他們究竟在幹什麼呢？接著就對自己解釋說，大概是檢查或修理鐵軌吧，也就沒怎麼感到驚訝。這一夥人中間的一個日本人尾隨著他。當他正在開自己家門的時候，那人就從背後用日語喊住他，對他說，不許把今晚看見的事情對別人講，並警告他說，如果對別人講了，就要受美國的軍事審判。他本來完全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就回答說，不對別人講。
到了第二天，他才知道其中的原因。他正為這一翻車事件感到不安的時候，五天以後，一個陌生人來找他，給他看一張畫有福島市“反間諜隊”辦事處位置的地圖，通知他明天到該處去一趟，有話要對他講。他更加害怕，就逃離自己的家，去投靠在橫濱當三輪汽車司機的弟弟，自己也當上了三輪汽車司機。
然而，他當了兩個月的三輪汽車司機後，在昭和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就下落不明了。他失踪後四十多天，家屬才聽說有人發現他的屍體漂在港灣里。金作的弟弟和家屬前去認屍，可是已經火葬了。
聽說，驗屍的結果是：“沒有受傷。大約是酒醉失足跌入港灣，因心臟麻痺致命。”經調查，用英文寫下的這件事確實發生過。
死了的金作似乎生前曾害怕過什麼人，並作過這樣的川柳（由十七字組成的短詩，用俗語諷刺世態人情；系柄井川柳（一七一八——一七九〇）所創始，故名。）：“烏黑黑，懂得了自殺的心情”，“絲棉絞脖頸，差點兒頭沒斷”，“大卸八塊驚夢醒”，“闖禍人默默入墳墓”，“報上的消息，吸引註意力”。
據謠傳說，長期住在翻車現場附近的一個乞丐，事件發生後不知什麼時候也不見了。
且不談這些事情是否與翻車事件直接有關，至少可以說明即使有目擊者，他們也輕易不會把這件事說出口。那末，破壞活動班當然就是在自己同伙的警戒下，間接在日本警察的緊急警戒下，在沒有目擊者的環境中，從容不迫地進行破壞作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