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寫過“下山事件”。當時判斷下山總裁被火車輾軋，決不是自殺而是被人謀害的。我在文中指出，總裁被輾軋的原因是由於抗拒解僱大批鐵道員工，因此觸怒了美軍總司令部的鐵道負責官員沙格農，這是置他於死命的遠因。
正因為下山是技術部門出身的，他特別愛護普通的員工。因此，他對美軍總司令部硬派下來的大批裁員方案竭力拖延，不予執行。沙格農對此不能容忍了。為什麼沙格農深夜闖入總裁的住所，胸前晃著手槍對他採取脅迫行動呢？這是由於沙格農另有無處退身的隱衷。然而，下山並不知道沙格農的真正意圖。
下山把國營鐵道的整頓方案單純地理解為從經濟方面出發、根據“定員法”實行裁員。但是假借“定員法”的名義而實行的整頓方案，實際上掩蓋著美軍為了將來反對亞洲共產主義國家而擬定的作戰計劃。
前面也說過，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在中國全國范圍內執政，蘇聯也越來越強大。為了對付這種局勢，日本的運輸系統必須經常處於可以隨意調動的狀態。因此，在全國鐵道員工中即使只有少數共產黨分子，也會造成麻煩。在與蘇聯隔海對峙的東北部到北海道整個地區的鐵.道上，尤其不得有一個共產黨員或擁護共產黨的人，否則，一遇到緊急狀況，他們若發動怠工罷工，就會打亂運輸，給作戰造成重大障礙。
其他企業根據所謂“經濟九原則”，在“經營合理化”的藉口下斷然進行整頓，其目標倒並不在把日本完全工業化，而是因為鐵道運輸方面有重大的作戰意圖，因而使沙格農從情報部的威洛比一千人那裡受到相當大的壓力。還有一種說法是：“反間諜隊”偵查到沙格農的醜聞（後來沙格農就是由於他的醜聞而下台的），以此為把柄向他攻擊，對他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沙格農本人被逼得走投無路，才迫不及待地深夜闖進不聽話的下山總裁家去。幸，下山並不知道這種內情。
把下山消滅掉而把罪名栽在共產黨身上的陰謀取得了雙重效果。由於當局宣傳這件事是共產黨分子乾的，國營鐵道的反對解僱鬥爭登時就煙消雲散了。用當時的副總裁加賀山的話來說，由於這件事，國營鐵道的整頓方案得以圓滿進行，所以從結果上看，下山的死可以說是並非沒有意義的。 （參照《下山國鐵總裁是被謀殺的》）
說起來，當時美國系統的部門曾頻頻對福島地方出面乾涉。
共同社電訊還報導了下述情況。福島市外有一座敎育會館，當時美軍軍政部就設在那裡。七月四日發表第一批載員名單時，郡山機務段的工會會員們表示堅決不接受解僱令，佈置了糾察隊。於是，軍政部司令克拉克中校就來到郡山，讓指揮隊持手槍和步槍對準站在糾察隊前列的工會主席。主席一看見堵在胸前的手槍槍口，當場暈到，解僱強制執行了。從這個例子可以推想，軍政部對當地的警察、縣廳，掌握著絕對的權力。縣的勞政科每天還得向他們提出報告。一發生事件，警官得先向軍政部和福島“反間諜隊”報告情況。
和軍政部分頭在縣內進行秘密活動的還有福島“反間諜隊”。當時，這個地區的“反間諜隊”對舊軍人的調查剛告一段落，從昭和二十三年前後起，他們就熱中於對付共產黨的策略。 “松川事件”發生時，“反間諜隊”隊長安不德魯少校對前往報告的警官反復強調這是共產黨所犯下的罪行。據共同社報導，只要是與“松川事件”有關的事，東北軍管區“反間諜隊”和東京“反間諜隊”總部確實表示異常的關心。
可是，如果說“松川事件”與美軍有關，那就不只是“反間諜隊”了。按道理，非涉及美國中央情報局不可。因為該局設有破壞活動班，而該局到日本建立地盤是一九四九年的事。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的《斯通周刊》上刊載了斯通所寫的有關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下述報導：
“從傾向看，中央情報局正在主動地變成'隱蔽的國務院'，該局本身所誇耀的事情更可以完全證明這一點。《星期六晚郵報》曾分三次連載題為《中央情報局的奇特行動》一文，這是在中央情報局默許之下，正式對該局所作的側面觀察。該文指出危地馬拉的阿本斯政權、埃及的法魯克政權、伊朗的摩薩台政權被顛复，都是中央情報局的功績。並且都不是利用海軍陸戰隊，而是利用秘密機關和破壞手段等來顛复這些政府的。該局所採用的另外一種活動方法是破壞活動——既非外交手段也非軍事諜報活動。除了間諜網和該局公開的調查機構之外，該局還指揮絕密的第三縱隊。或者在另外一些國家——那裡的不滿分子可以從事非法活動，也就是說，那裡的抵抗運動規模雖小，但進行得很勇敢——中央情報局就派破壞活動班的一個小隊到鐵道補給線的鐵撟上去，爆破鐵橋。在這種情況下，造成生命損失，設備遭到破壞。這就是美平時對於有著友好關係、並且保持著正常外交關係的家暗地進行的戰爭。”
如果把斯通這篇報導的內容拍合到“松川事件”去，似乎恰好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