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日本內地六個地區都設有與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直轄的“反間諜隊”有關的機關，這六個地區就是北海道、仙台、東京、大阪、福岡和高松。其中，蓋爾申上校的“反間諜隊”機關掌管東京地區——從關東起連福岡地區也包括在內。因坎農少校而出名的坎農機關是東京達個地區獨立的“反間諜隊”下面的特務機關之一。坎農機關還有個附屬機關，有代號，通稱“柿樹機關”。
各種文件中都把這個坎農機關說成似乎與“下山事件”有關，我卻認為二者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各個“反間諜隊”的秘密機關迸行活動時是絕對不允許暴露身份的。後來，坎農機關在製造時，不慎曾把名字暴露出來，因而在“反間諜隊”秘密機關當中它可以說是失敗了的。一提到“反間諜隊”，人們馬上就把它和坎農機關聯繫起來——目前新聞界的這種膚淺認識還得好好糾正一下。
不用說，情報部是與作戰參謀部平行的機關，它擁有最大的權柄，是明確屬於作戰系統的機關。
但是民政局是佔領局面下所設立的一個軍政機關，屬於所謂的軍政系統。跟任何一個國家一樣，這個軍令機關和軍政機關之間不斷地進行著激烈的明爭暗鬥。
美國占領軍統治日本以來，最感到頭痛的是如何對付共產黨勢力的問題。如果把佔領日本的美軍總司令部的歷史稱作一部對共產黨進行彈壓的歷史也不為過。麥克阿瑟在日本登陸後，最初著手做的是徹底摧毀日本依然保存著的舊軍閥系統、右翼系統、右翼財閥等潛在勢力，目的在於把這些一掃而光之後，施以美國式的統治。民政局就是為了把這種國家主義從日本清除掉，才藉著“民主化”這樣一個漂亮名義展開活動，動手破壞戰前的秩序體制的。
眾所周知，民政局的代理局長克吉斯運用絕大的權柄來摧毀舊秩序，還打算利用共產黨的勢力。因此，直到戰爭結束時還是個非法政黨、幹部不得不潛入地下的日本共產黨，忽然抬起頭來，得到蓬勃的發展，一九四九年有三十五名共產黨人當選為國會議員。這是共產黨勢力的全盛時期，還聽到“革命時機快要成熟了”的呼聲。
但是情報部猛烈抨擊民政局的政策，而帶頭開砲的是部長威洛比少將。
自從昭和二十四年（“下山事件”發生的那一年）年初就逐漸處於劣勢的情報部，這時對民政局發動了反攻，並企圖用計把克吉斯和戴克趕掉。我本想把這件事更詳細地敘述一下，但限於篇幅，這裡只想指出美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爭奪主導權的劇烈鬥爭形成了“下山事件”的一部分背景。
無論是情報部還是民政局，大概都曾把各自的特務機關或情報機關散佈在日本政界的各階層。齋藤國警長官在他的回憶錄中寫著，為了揭發克吉斯的醜事，他曾派人釘克吉斯的梢；及至克吉斯向他提出抗議，他才勉強找一些藉口搪塞過去。但後來克吉斯把他的謊言一一揭穿，弄得他不知所措。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警視廳內部存在著情報部派和民政局派的派系之爭；兩派人一方面對自己那一派竭盡忠誠，另一方面盡量玩弄手段，想把對方打下水去，這是日本官僚的特性，並不足為奇。
總之，當局不得不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來選第一任國鐵總裁。當局最初考慮人選時，曾向當時的鐵道大臣村上義一商洽過，想請他擔任。但是正如《白皮書》上所追述的，村上拒絕了。按照美軍總司令部的想法，第一任總裁必須承擔一項特殊任務：與日本最大的工會——國營鐵道工會展開正面鬥爭，以便把大批職工解僱。因此，他們心目中的第一任總裁大概是以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張白紙似的人最為理想。政府當局提出幾個候選人，但是他們不是聲名狼藉就是受人牽制的，因而情報部和民政局都表示不同意。結果，技術部門出身、毫無政治背景的運輸省次官下山定則被選為總裁了。
如果考慮到第一任總裁的困難處境，下山本該向美國占領軍當局或吉田內閣提出一定的條件。實際上，下山也透露過要提條件的想法。但是正如《白皮書》上所追述的，他終於沒有提。齋藤昇在任國警長官時，就立即提出條件；相形之下，不諳政事、或者為人老實的下山從就任時起就真是太疏忽大意了。這就種下了他致死的遠因。
這裡還得寫一點關於實際上決定總裁人選的、負責運輸事務的沙格農的事。
沙格農確實是個缺乏敎養的人。他在美國時雖然只不過是內地一家鐵道公司的職員，可是一來到美軍總司令部，他就大權在握，跋扈起來。當然，沙格農只不過是民用運輸局局長，他具有這樣大的權柄是很奇怪的事，實際上這是因為他背後有情報部部長威洛比少將給他撐腰。
有些情況使人認為，沙格農起初是站在民政局的惠特尼一邊的。可是，不知怎地，中途他又倒向情報部那邊去了。只要把沙格農是站在情報部一邊的這一事實考慮進去，“下山事件”的真相似乎就能了解一半了。
沙格農有兩項任務。一項是按照情報部的示意擬定一旦對蘇聯發生戰事時的運輸計劃，另一項任務是開除國營鐵道工會裡的進步分子。這任務也可以說就是在國際方面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內反對日本共產黨。關於後者，如果說這是美軍總司令部在佔領初期播下了種子，到頭來自食其果，也沒有什麼不妥當。因為自從美軍統治日本以來，為了便於清除軍國主義而實行的扶植共產黨的方針取得了意外的成果，共產黨員以及擁護共產黨的人在日本社會各方面急劇地增加了。在各產業部門，進步的工會也風起雲湧地成立起來了。尤其是自從以來，形勢的發展使人覺得共產黨所說的“革命”未必是夢想。連一向被認為比較穩健的國營鐵道工會中，也急劇地展開了尖銳的鬥爭。
這個出乎意料的“成果”使美軍總司令部不禁愕然。他們親手造成的東西正在變成意外的魔障。得及早想點辦法。這時，在反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及中國）這方面，麥克阿瑟的政策不得不改變，只留下情報部一條線。無論如何也得設法遏制日本國內已經強大起來的急進的工會運動。一旦發生什麼變化，還得使日本的一切機關能有所準備。為了這個目的，必須趕快使他們親手扶植起來的日本民主空氣轉換方向。為此，有必要引起（或是製造出）令人震驚的事件，以便使日本人民對“赤色分子”產生恐懼。得到麥克阿瑟支持的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大概就是這麼想的。
以七月五日的“下山事件”為契機，“三鷹事件”、“橫濱人民電車事件”、“平事件”、“松川事件”等相繼發生之後，在情報部與民政局的一場鬥爭中，情報部取得了勝利，民政局裡擁有實力的克吉斯被遣送回國，美軍總司令部發揮一切機能全盤向右轉。只要聯想到這些事實，就可以明白情報部部長威洛比的意圖了。
實現這一意圖是需要策略的。情報部下面有“反間諜隊”這樣一個強大的情報機構。威洛比一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動了這部機器。想來沙格農在與國營鐵道工會展開決定性的鬥爭時，也把“反間諜隊”這種關係利用上了。
日本各地的“反間諜隊”機關沿著情報部部長的這條路線展開了活動。他們大概把情報詳詳細細地匯報給威洛比。這些情報的範圍不僅包括日本政府的高級官員、要人，或是官僚個人的動靜，甚至還涉及美軍總司令部內的美國高級官員。連沙格農也受“反間諜隊”的情報網所箝制。
因而，下山一當上國鐵候補總裁，情報機關一定就把他的經歷、認識些什麼朋友、與什麼政黨有瓜葛，或是有什麼後台等等全都告訴了沙格農。這樣他才答應叫下山就任總裁。
下山純粹是技術部門出身的，在鐵道省裡沒有任何私人勢力。據他過去的同窗水野成夫說，下山在中學時代就是與水野競爭第一、二名的高材生。他總喜歡站在鐵路旁邊看火車開過，百看不厭。提起當時下山的火車迷，據說在學校裡都出了名。這樣的下山進入鐵道省後，志願到現場擔任技術部門的工作想來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是技術部門出身，下山當上運輸省次官之後，在省裡卻沒有任何強大的私人勢力。他就任國鐵總裁之後，也和人事局方面處得不大好。這是造成下山悲劇的遠因。在這一點上，毋寧說副總裁加賀山的後台倒遠比他的硬。加賀山的岳父是十河信二，十河憑著老前輩的資望，在國鐵裡隱然擁有實力。因此，就他們在省裡的政治基礎來說，加賀山要遠比下山穩固多了。
下山早就打算乘鐵道改為公共企業的機會，辭去次官的職務，以在野身份去競選參議院議員，並且好像已經著手準備了。就在這時，有人和他商洽擔任第一任國鐵總裁的事。
正如《白皮書》上所指出的，下山對於接不接受總裁這個職位一直猶豫不決，但是他終於還是答應了下來。下山知道第一任國鐵總裁的任務就是對付國營鐵道公司空前的解僱這樣一個難題——也可以說是為了裁員才臨時委任一個總裁的。一俟這項工作告個段落，他就打算辭去總裁這個職務，再去競選參議院議員。一部分人說，下山是為了進參議院才答應當國鐵總裁的。其實，憑著他那段運輸省次官的資歷也足夠資格參加競選了。
總之，下山同意了擔任第一任國鐵總裁。事前他也曾找村上義一商量過，村上鼓勵他就任，所以儘管下山對這職務並不怎麼熱中，還是答應下來了。
從民用運輸局的沙格農來說，正因為下山不受任何人牽制，才認為他最合適。依他看來，第一任國鐵總裁固然不能與日本政府有關聯，更不能與美軍總司令部——尤其是民政局一方有關聯，因為國鐵總裁必須是個對沙格農百依百順的人，至少也不能對沙格農的政策多嘴多舌或是妄加批評。他心目中最合適的是個唯命是從的人。一切命令都由沙格農來發，一切人事都由沙格農來決定。如果總裁受民政局的牽制，事情就不好辦了。沙格農是從這一點出發來讓下山定則坐上總裁這把交椅的。但是下山果然使沙格農感到滿意了嗎？
下山並不是沙格農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下山大概也知道自己只是個臨時總裁，明白美軍總司令部真正看中的是副總裁加賀山。但儘管他只是個臨時總裁，卻不甘心完全依照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行事。就拿國營鐵道公司開除職工的名單來說吧，他並不甘心盲目地接受美軍總司令部單方面交派下來的那一套公事。在他來說，將平素對他冷淡的人事局所開列的名單囫圇呑棗地接受下來，那大概也是不能容忍的事。處在加賀山副總裁勢力底下的人事局，不肯和技術部門出身、毫無後台的下山總裁協作。同時，下山的自尊心也不允許他接受這樣一個人事局所開來的名單。 （大部分是按照美軍總司令部的意旨開列的。）沙格農沒有想到下山竟然會有這樣的反抗精神。
美軍總司令部根據新確定的盈虧自負原則，假借“合理化”的名義擬定了一份裁員計劃，骨子裡卻是要清除國鐵內部的共產黨分子。美軍總司令部所做的調查是頗為草率的。確實有不少人未經詳細調查就遽然被看作“赤色分子”，列入被開除的名單。被人叫作“溫情主義者”的下山，看了這樣一份名單，大概是不能原封不動地接受下來。他一定是想自己另擬一份名單，以抵抗沙格農。
但這不是下山憑著自己一個人的判斷所辦得了的。他必須先從什麼人手裡弄到國鐵工會方面的情報。他所能得到的情報只是美軍總司令部民用運輸局通過日本政府送來的片面的情報——也就是美國方面的情報。下山一定是站在獨立的立場上，想擁有自己的情報網，以便對情勢做出判斷。加賀山在《日本》雜誌上發表的一文中也說“下山總裁非常喜歡蒐集情報”。這固然也許是出於個人的癖好，但他既然擔任了國鐵總裁，為了貫徹自己的主張，勢必就得弄到自己的情報。
在《白皮書》裡，當時的運輸省次官伊能繁次郞說：
“讓下山來坐總裁這把交椅的趨勢表面化了。當時我就去找下山，告訴他如果答應擔任總裁，一定得提出條件來，一切協商妥當。條件就是減少解僱人數，削減工資。至於採取什麼方式方法，完全由總裁決定。無論事情結果如何，絕不給政府添麻煩。可是下山好像並沒有向政府提出什麼條件。了解內情的人彷彿都有避免就任總裁的趨勢。想來正因為如此，才臨時叫他來擔任的。”
總之，日本有關方面是單純從經營“合理化”這一角度來看待解僱問題的，伊能以及下山大概也是這樣。但是對美軍總司令部來說，解僱完全是為了美軍的問題，因此才要裁減機構。日本有關方面卻蒙在鼓裡，還以為國鐵大批裁員純粹是經濟上的問題。這裡，日本有關方面和美軍總司令部之間在真實意圖上就產生了分歧，下山的不幸也就在這裡。當時日本上層人士大概也沒人注意到美軍究竟極其秘密地在日本國內策劃著什麼。國鐵裁員並不是根據自負盈虧或是“定員法”這樣一些單純的經濟上的理由來辦理的，卻是為了“美軍作戰”這樣一個嚴酷的目的，不許日本方面在政治上討價還價或是與國鐵工會妥協。國鐵裁員是情報部所提出來的強大作戰計劃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國鐵工會方面對此採取了什麼措施呢？
國鐵工會也沒有看出這種大批解僱是美軍總司令部的作戰計劃中的一環。他們只是反對國鐵大批開除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急進分子，但還只當這是經濟鬥爭。在“琴平大會”上，他們反對國鐵裁員，決定展開包括“使用實力”的強大的反對裁員的鬥爭。但是他們大概也知道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從“二·一罷工”時麥克阿瑟所下的命令就能明白這一點。但是除了民同派以外的國鐵主流派卻毅然決然地發出了包括“使用實力”的鬥爭宣言。關於“使用實力”，連德田球一等人都懷疑過“時機還不成熟”。
但是國鐵工會的這一斗爭方針廣泛地引起了社會上的注意。解僱名單預定在七月三日發表，工會決定屆時“立即展開使用實力的鬥爭”。人民大眾一定對國鐵工會的這種方針感到不安，總覺得它帶有險惡的氣氛。
沙格農大概反而歡迎這種險惡的氣氛。他在準備製造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好拿國鐵工會的險惡氣氛作為襯托。所以對他說來，這毋寧是可喜的事。
據說實行解僱日期越逼近，下山定則夜裡就越睡不著覺了。據他家裡的人說，每天晚上他都喝藥水才能勉強睡覺。
七月五日早晨八點二十分，下山總裁離開上池上的私邸，乘大西司機開的車來到東京車站前的交通指揮台時說：“到三越去，要買點東西。”他看到三越還上著門，就說：“白木屋也成，一直開去吧。”他又看到白木屋的正門也關著，這次就說：“繞到神田車站去。”以後又說了“開到三越去”之類的話。這些在前面已經提到了。但是他為什麼會有這樣莫名其妙的行動呢？
再說，當時從國鐵總廳前面開往三越總店的半路上，下山還叫汽車在千代田銀行總行前停下來，到銀行里去了二十來分鐘。他究竟去做什麼呢？
後來一調查，才知道該銀行的出租保險庫裡有下山的保險抽屜，裡面有用報紙包起來的三疊百圓鈔票，每疊一萬圓。此外，還有裝著股票的茶色大信封，以及裝著自己家房契的白信封。最下面還有個折疊起來的紙夾，打開來一看，原來是春畫。春畫依然擺在那裡——這就構成了下山不是自殺而是被人害死的論據之一。打定主意要自殺的人，一般總要把身邊的事情清理一下。按照人之常情，不能讓外人看到的東西，或是不好意思讓遺族看到的東西都要消滅掉。但是在他這個出租保險庫裡，卻有一樣見不得人的東西——春畫。如果他下定決心要自殺，就一定會把這些東西拿出來消滅掉的。何況下山總裁一向就是個好面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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