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加賀山的這些資料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的註釋，大致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
一、戰前，國鐵擁有職工二十萬人；戰爭期間職工人數增加了，當時已有六十萬人，膨脹了三倍之多。自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國營鐵道公司改為公共企業，必須自負盈虧。按照新制定的，要把同年五月底的五九八、一五七人在七月底以前裁決為五〇三、〇七二人。也就是說，要裁掉約莫九萬五千人。
二、國鐵工會反對公司當局所發表的方案，自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在熱海召開第十五次中央委員會會議，決定“在最壞的情況下使用實力，包括罷工在內”。 “最壞的情況”肯定是指在總部進行的集體談判的破裂。這個決定是把四月裡召開的“琴平大會”上所決定的“反對裁減機構”的運動方針加以具體化。由於遭到的劇烈反對，中央委員會的這個決定直到天已破曉才付諸表決。
三、當時的運輸省次官下山定則當上了國營鐵道公司第一任總裁。下山原是技術部門出身。當時的首相是吉田茂，運輸大臣是大屋晉三。大屋是企業家。
四、七月一日，國鐵當局和工會方面進行了第一次談判。列席的有運輸大臣大屋、下山總裁、加賀山副總裁等人。工會方面的中央鬥爭委員會副主席鈴木市藏等拒絕了國鐵當局的方案，竭力主張裁員應通過“集體談判”來進行，但國鐵方面說明按照“定員法”的規定，當局不必通過“集體談判”就能實行。
七月二日，進行了第二次談判。國鐵當局和工會的意見無法調和。下山總裁宣布說：“雙方各講各的，也談不出個結果來。談判就此結束吧。”談判就這樣破裂了。國鐵當局方面決定在七月五日宣布裁員，並在七月二十日以前大致完成這項工作。
五、美軍總司令部民用運輸局局長沙格農對國鐵決定在七月五日裁員一事不滿，深夜闖進下山公館，向他叫嚷道：“提前幹！”
下山定則並不是由於私仇而“被殺害”的。 《白皮書》上刊載著加賀山這樣的供述：“總裁是不是為了與森田信子的關係而受到威脅，並遭到暗算的呢？”但是加賀山自己也明明知道這是無稽之談。我認為下山是被謀殺的，這裡我要把這一謀殺案的背景追究個水落石出。
下山為什麼獨自在五日早晨到三越去呢？自從他在商店裡消失後，直到第二天早晨變成死屍在五反野常磐線的鐵軌上被人發現為止，這期間總裁的行踪如何？對這個疑問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疑問，大家都希望得到解答。比方說，大量黑糊糊的油為什麼沒有沾在上衣上，卻只沾在內衣上？從上衣和襯衫口袋裡抖出來的以綠色為主的粉末究竟是什麼？沒能在屍體附近找到的領帶、眼鏡和打火機究竟到哪裡去了呢？襪子被油浸得濕漉漉的，鞋裡面為什麼卻沒有沾油？如果是被人謀殺的，行凶現場（第一現場）究竟在哪裡，並且是以什麼方法搬運到輾軋現場（第二現場）去的？屍體裡所剩下的血液為什麼少得出奇？
趕快來解答這些謎固然重要，但是先看看事件的背景也同樣重要。
為什麼呢？因為把事件的背景弄清楚，似乎就會提供一些線索，幫助我們解答下山臨死以前的行動和關於死屍的種種離奇的隱謎。
關於“下山事件”的背景，我採用了加賀山副總裁那篇文章的順序。其實，為了讓讀者理解事件的背景，把這順序顛倒過來反而更好懂一些。
也就是說，先以最後的第五項——沙格農在七月三日深夜為了裁員問題到下山公館去，把總裁罵了一頓那件事寫起，反倒容易理解一些。
說得確切一些，沙格農闖到下山總裁家去罵他一頓的時間，是七月四日凌晨一點鐘。當天下午一點鐘，下山陪同增田官房長官到首相官邸去拜訪吉田首相。接見前，他們一起等候了一會兒。這時，下山對增田長宮說了聲“今天下午一點鐘還有重要會議”，就回去了。可是後來增田一查問，才知道國鐵並沒有召開任何下山應該出席的重要會議。下山在這天下午一點鐘托詞中途離去的謎，留待以後再來推斷。
前面已經說過，下山本來約好了要在第二天（五日）上午十一點鐘和加賀山副總裁一起到美軍總司令部去，以便向民用運輸局作裁員情況的報告，但是上午十點鐘以後還不見總裁的影子，於是大家著起慌來了。加賀山副總裁在十二點左右回到總廳來，聽說還沒有總裁的踪跡，就憑直覺感到出了什麼事。於是就在與政府、警視廳、總司令部取得聯絡的同時，提出了通令偵查的要求。
我一向認為，像下山總裁這樣一個高級官員剛剛有數小時下落不明，馬上就用無線電到處廣播，呼籲大家協助尋找，未免操之過急了些。正如加賀山所說，一定是從外人眼中看來，下山身邊也充滿了不安，以致使他“憑著直覺感到出了什麼事”。
這種不安究竟意味著什麼？無論如何也得把當時美軍總司令部與日本政府的關係說清楚，才能使人了解為什麼下山為了裁員工作不得不經常與美軍總司令部保持聯繫，以及民用運輸局局長沙格農為什麼會闖到下山家來發脾氣。
在美國占領下的日本政府是不能站在獨自的立場上來起草法令的。
因此，當時日本在製度上的改革沒有一項是日本政府獨自進行的。按照“定員法”來進行的國鐵裁員計劃也不是政府擬定的，而是美軍總司令部擬定的。由此可知，運輸方面的首腦沙格農是從這個意義上來把日本的鐵道叫作“我的鐵道”的，從而我們也大致能了解他何以會深夜闖進下山總裁公館去吵鬧。至於沙格農這麼發脾氣的直接原因，在下文大概就清楚了。
我們首先必須了解當時美軍總司令部內部的情況，才能說明美軍總司令部為什麼要在自負盈虧這樣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義下，把日本的鐵道改為公共企業，並製定“定員法”來大批裁員。
然而，戰後橫行跋扈、使得日本發生變化的美軍總司令部的歷史，迄今還沒有人來寫。生效後已經過了將近十年，像“美軍總司令部史”之類的正式紀錄也還沒有公佈。
如今大家都已經知道，在日本的佔領軍總司令部（即美軍總司令部）內，以麥克阿瑟為中心，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爭權奪利一直鬧得很厲害，但是更詳細的情況一般人就不知填了。
關於這事，最近某家雜誌以《美國的間諜特工機關》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描寫美軍總司令部內部的勾心鬥角。作者叫大野達三，多半是個筆名吧。這是一家左翼雜誌，會使人認為上面所刊載的文章自然是有偏見的，但我讀後後卻感到大體上是公平的記述。既然有關美軍總司令部史的著作如今還沒有出版，我就姑且以這篇文章為線索，把“下山事件”的背景大致勾勒一下吧。
《美國的間諜特工機關》的梗概是這樣的：
美軍在佔領日本的同時，還在日本全國各地佈下了諜報網。美軍總司令部下面設有情報部，它是駐日美軍諜報隊中最高的決策機關。它直屬第八集團軍司令部，各師和各軍的司令部下面也各設有情報部。
“反間諜隊”按照對日占領所劃分的各軍管區，在北海道（札幌）、東北（仙台）、關東甲信越（東京）、東海（名古屋）、近畿（大阪）、（岡山）、九州島（福岡）等地設立了地方總部，在各都道府縣還分設了地區總部，在主要都市和其他重要地帶也駐紮了部隊。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部長是威洛比少將，各地方總部“反間諜隊”隊長由上校或中校級的諜報軍官擔任，大一些的府縣各有二三百名軍官、軍士、士兵以及軍隊裡的文職人員，還僱有五六十名日本工作人員。
情報部和“反間諜隊”的這夥人不僅從事間諜活動，情報部還在決定和貫徹佔領日本的政策方面參與極其重要的活動。美軍總司令部內部在佔領日本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機關是民政局，而情報部所起的作用不亞於它。
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關係很壞。民政局局長惠特尼準將和威洛比經常在麥克阿瑟面前爭吵不休。關於同一件事，日本官員往往同時接到兩種不同的命令，弄得莫知所從。情報部不斷頑固地主張採取最反動的態度。客觀地看來，這種對立反映了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在對日占領政策上意見的分歧，然而看來主要的還在於更加卑鄙的爭權奪勢方面。
緊接著，情報部就開始了他們最拿手的特務活動，把貪污、赤化等罪名加在民政局的克吉斯、戴克以及其他二百數十名進步派身上，向本國告密，並把這些人都趕回美國去了。在這場大爭吵中，日本警察也插了一手。他們釘民政局和經濟科學局高級官員的梢。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們與民間情報敎育局建立了緊密聯繫，把手主要伸進日本的金融界、政界、新聞界和藝術界。他們抓住了廣播和報紙，直到一九四七年為止，一直掌握美國在日本的宣傳工作的主導權。
中央情報局和心理戰略局的人員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日本來的。據說帶著這兩個組織的全權使命而來到東京的負責人叫加爾蓋特。他先在郵船公司大樓的四樓上設了辦事處，成立記錄調查局。加爾蓋特持有總統的手諭，因此權柄實在大得很。他從情報部、“反間諜隊”兩個機構裡抽去精幹的人，還網羅了一大批高級間諜，改編了在日本的間諜機關。初來時在橫濱的“反間諜隊”、後來又到第八集團軍情報部工作的坎農少校（後升為中校）也被編了進去。他奉命管理一個單位——坎農機關。
由於有美軍諜報部的命令，“反間諜隊”不得不服從加爾蓋特，但是他們心裡很不痛快。據說“反間諜隊”曾對記錄調查局進行過違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國。兩個諜報機關之間的爭執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關於加強情報機關的法令》不經討論就在美國國會通過了。這時，中央情報局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這個法令給中央情報局提供了第一個法律根據。
上面就是大致的情況。
說起來，關於企圖罷免前國警長官齋藤的那段經過是盡人皆知的。齋藤昇在回憶錄中寫下大意如下的話：
“我曾竭力推薦久山秀雄，認為他是最適宜擔任國家地方警察總部長官的人，卻遭到民政局的強烈反對，原因與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和情報部之間的內部糾紛有關。關於這個問題，以前還發生過這樣的事：
“我原任山梨縣縣知事，後奉命調到內務省任次官。我到美軍總司令部有關各部門去拜會時，民政局中很有勢力的對我說了這樣的話：
“'聽說最近警視廳的警察在對我們駐軍軍人的女友及其身邊的人進行起調查來了。如果確有其事，那真是豈有此理！我提出嚴重警告，不准警察做這樣的事。'
“過了一個來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說：'從上次談話以後，日本警察的調查還沒停止，一直繼續著，甚至還打算調查我的女友。'說著就把曾經前往調查的警察的名片擺在我面前。他又說：'幹這樣的事到底是為了什麼目的？要馬上調查清楚回答我。'我把局長叫來一問，才知道是當時任內務省調查局局長的久山委託警視廳警務部部長調查的一個案件。
“原來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儘管在局內擁有無上權力，又是擬定對日占領政策的一個中心人物，但是據說他的政策非常左傾，有人議論他也許是個共產主義者；在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裡有許多朋友的吉田內閣某要人S就和情報部結成一夥，佈置下把這個上校從日本趕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為不軌的事實，以及足以迫使他離開日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託才叫警視廳進行調查的。當時風傳上校和日本關係很親密。至於使用的是什麼樣的調查方法，這裡就不去記述了，但是當時還沒有抓到什麼真憑實據。因此，我就向上校匯報說：'原來是收到了匿名信，說某些軍官把進駐軍物資運到日本女人那裡去。為了弄清事實，掌握證據，才進行調查的。結果查明並沒有違法行為，偵查工作就結束了。'
“可是過了將近一年——那時我已調任警視總監了——那個上校對我說，我的匯報是一派謊言。根據他自己的調查，已經弄清楚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託警視廳的某人、並以那個人為中心所策劃的陰謀。
“總之，由於這件事，美軍總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報部某科之間的對立加深了。據推測，久山招來了憎恨自不用說，惡感甚至波及自由黨總裁吉田本人。
可以說是因果循環吧。罷免問題後來也臨到齋藤國警長官自己的頭上。齋藤在回憶錄裡這樣寫道：
“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長官給國家公安委員會主席辻二郞打來電話，要求和他會面。辻主席問我：'這麼突然，有什麼事呢？'我回答說：'確切的情況不清楚，多半是關於我的罷免問題吧？我這麼感覺。'辻主席馬上到增田官房長官那裡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設法'叫齋藤國警長官辭職'。'國家公安委員會似乎沒有理由叫長官辭職。政府對這個問題怎樣看？'辻主席這樣反問他。增田官房長官說：'反正政府認為齋藤君不適宜作國警長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辦。'
“辻主席說他沒有理由罷免齋藤。增田長官回答說：請你再考慮考慮這件事。關於今天面談時國家公安委員會拒絕了政府要求這樣一個內容，要嚴加保密，不要外洩。”
齋藤長官堅持說他沒有理由辭職，增田官房長官再三再四地逼齋藤長官辭職。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增田長官中途敗北了，齋藤國警長官留任下來。齋藤這樣寫道：
“關於這個問題，大家議論紛紛，把官房長官說成是個很壞的人，不過至少可以斷言這主意並不是他想出來的。我倒是對前輩增田抱著同情，認為他很倒霉。我在這次事件發生前兩三個月曾經對增田官房長官說，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厭惡的某要人留在他身邊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這話大概也在罷免我這件事上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齋藤升寫下了一本好書。從這本書裡我們清清楚楚地認識到，齋藤升之當上國警長官以及要罷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暗鬥。
我認為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把“下山事件”搞個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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