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吉普車，開到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郞家的那輛，是不是也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呢？由於相田家發生了疑似斑疹傷寒的症狀，東京都衛生科的科員就陪同佔領軍軍人乘吉普車來消毒，但那一次的傷寒並不是傳染性的。辯護人曾提出，平澤在供詞裡所說的他看見這輛吉普車的時間，與事實不相符。且不說辯護人的看法，難道只因為有一家發生了傳染病，佔領軍軍人就會特意來一趟嗎？這種事兒不是交給東京都衛生科科員去辦就成了嗎？而且車上還有個名叫亞廉的中士。
如果是大規模的消毒工作——比方說，上野車站地下鐵道裡聚居著無業遊民，需要撒滴滴涕——還是可以理解的；只為了一家住戶發生病症，佔領軍的中士就特意跑了來，這是值得懷疑的。
再說，正當“帝國銀行事件”的偵查工作針對舊軍人系統展開時，兇犯曾提到過的帕克和柯奈特這兩個中尉卻被調回本國去了。前面已經說過，不可能設想兇犯是偶然提到這兩個中尉的名字的。即便兇犯和這兩個負責防疫工作的中尉沒有直接關係，也一定有某種關係。因此，如果從這兩個中尉的身上開始調查，也許倒可能查得出真兇。可是不知由於什麼緣故，這兩個負責防疫工作的中尉卻奉命他調，離開了日本。
提起回國的事，與平澤在“帝國銀行事件”發生時的行踪有關的那個叫作艾利的軍人，也同樣被調走了。
平澤的二女兒當時和這個艾利交往很親密。一月二十六日（“帝國銀行事件”發生的那天），艾利到中野區的平澤家來玩，當天傍晚平澤在手提包裡裝著蜂窩煤回家，艾利迎他進來。如果艾利出庭作證，就可以證明平澤不可能去過帝國銀行。
調查出勤表的結果，證明一月二十六日確實是艾利的公休。因此日子並沒有記錯，艾利是來玩過的。可是就在平澤被逮捕後不久，這個艾利也被調回本國去了。這樣一來，艾利在日本出庭作證的可能性就沒有了。
辯護人曾要求讓在美國的艾利作國際公證，裁判所卻不予受理，因而使人威到艾利的回國和前面所提到的帕克和柯奈特兩個中尉被調走，都是出於一個目的。
那末，我所設想的兇犯究竟是屬於美軍總司令部的哪個部門呢？
可以有以下三種假定：
一、兇犯可能是現役的作戰訓練部所轄機關的嚴加保密的石井小組的正式成員。
二、他所屬的部門雖然不能說與上級機構毫無關係，它本身卻並不是上級機構，並且與戰後所進行的秘密作業（細菌戰術）沒有直接關係。
三、兇犯曾經是第七三一部隊（關東軍防疫供水部，即石井部隊）或是第一〇〇部隊（關東軍軍馬防疫廠）的骨幹，就他的職務來說，他知道“硝酰”這種毒藥，也能夠使用它。他曉得戰後的秘密作業，但與這一作業沒有公開的關係。
其中第三種假定的可能性最大。下面這種設想是不無根據的：當警視廳向這方面進行偵查時，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的“反間諜隊”或公安科對日本方面做了某種暗示。
事實上，警視廳根據最初的偵查綱要已向舊軍部有關方面展開了正式的偵查，以警視廳原有的實力，大概不久就能夠逼近真兇的身邊。但是一旦查出兇犯，那就等於讓日本方面知道正在作戰訓練部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秘密作業。因此，美國方面大概痛切地感到有必要改變警視廳的偵查方向。美軍總司令部就施加壓力，要求警視廳打斷根據偵查綱要所確定下來的主線。這就是我推想的情況。
當時，全國從南到北，以至日本海沿岸，凡是個人開業的或醫院裡的醫生中有過上述經歷的，警察機關暗中一律進行了偵查。 （參照上述偵查綱要中關於名單的部分。）
美軍總司令部之所以不願意警視廳把偵查的手伸到兇犯身邊來，估計是由於石井小組——美軍總司令部作戰參謀部的最高秘密作戰計劃之一，即CBR計劃的C項（細菌）——的作業處於絕密狀態。要是在日本警察的偵查之下暴露出這個小組在做些什麼工作，就會造成很大困難。
只要稍微透露出這個小組的存在，馬上就會有被新聞界——尤其是駐東京的合眾社和美聯社——把消息拍發到全世界去的危險。實際上，當時美軍總司令部曾要求日本方面盡快解決“帝國銀行事件”。表面上他們是催促警視廳早點結束這個空前的慘案，骨子里大概是希望乘偵查的手還沒伸到舊軍部來之前，好歹逮捕一個“兇犯”了事。
恰好就在這個時候，一向不被警視廳主流派所重視的居木井名片班從北海道把平澤貞通逮捕了來。此人本來就患著克爾薩珂夫氏病，神經已經有些錯亂了；對於檢察官的盤訊，總還做了三十天的抵抗，但是終於變成半瘋狂狀態，屈服了。對美軍總司令部來說，這麼一來事情就如願以償地解決了。
還有一件對美軍總司令部有利的事：這個平澤貞通過去犯過日本堂欺詐案。警察在押送平澤的途中，對他十分殘酷，輿論本來對平澤抱著同情，曾提出侵害人權的抗議。但是一旦欺詐案披露出來，輿論對平澤的同情急劇地起了變化，開始認為他是真兇了。在這裡再說一遍，欺詐和兇殺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罪行。檢察當局卻在“犯過案的人”這樣一個概念下舞文弄墨，於是，平澤貞通敗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