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說，讓我們考慮一下兇犯在二十七日（星期二）到安田銀行板橋分行去取支票時的情形。按照一般情況，兇犯總想乘著通告還沒下來，盡快把支票兌成現款；因此，上午去總比下午去要來得安全一些。可是實際上兇犯直到下午三點半才出現。這就是說，星期二他下午才能抽出身來。那末也可以設想，既然兇手是去犯這麼重大的案子，也許會請假去幹吧？但是在犯案的當天請假，嫌疑就更大了。
其次，兇犯選的是附近有不少房子在空襲中被炸毀了的偏僻的小銀行。這種銀行里也不過有二三十名職員，也就是說，在掌握人數這一點上大概剛合適。他的行動範圍呢，北自板橋，南至品川附近（荏原）；椎名町和中井在這兩者之間。為了定制名片，他還在銀座出現過。他的行動範圍誠然可以說是遍及全東京都的南北了。當然，他是在不同的日子去的。但是如果他下午才能離開崗位（而且他總是在三點以後才到現場），在那以前抽不出身，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一種機動性。
尤其是他到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作案那次，剛下過雪，路很難走。
替平澤辯護的人說，平澤當時不在現場，因為五十七歲的平澤不可能穿著膠靴在短短的時間內趕到現場。這種論斷也值得參考——也就是說，我認為凶犯大概是利用了吉普車才會有這種機動性。
兇犯訂下周密的計劃，在銀行里作了案。他一定也會擔心正在作案時會不會有人從外面進來。比方說，雖然已經下了班，也許會有個顧客因事從便門進來，或是跑外勤的回來了。這種時候，只要有一個人從外面闖了進來，看到職員一個個地倒下去，那就萬事皆休。那人一定會馬上跑出去報警，兇犯就陷於困境了。既然兇犯訂下了那麼周密的計劃，要是沒有考慮過在這種場合該採取什麼措施，倒不合情理了。他一定做好了準備，不會只靠僥倖行事。
比方說，可不可以這樣地假定呢？兇犯是佔領軍裡的高級工作人員，乘著吉普車來到銀行附近，把吉普車停在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然後走進銀行去。只要外面罩上件便大衣，人家就不知道他裡面穿的是什麼了。事實上，儘管銀行職員們記不清兇犯的服裝，卻說他穿著大衣。萬一有人追趕，他就立刻跑上吉普車，開車逃跑。當時，佔領軍的吉普車用的是黃色牌照，日本警察是輕易不能盤查的；而昭和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初正是佔領軍最威風的時候。
可是，根據偵查綱要看來，當局最初找過汽車的線索，後來就放棄了。大概是因為只能以日本方面的汽車為偵查對象，佔領軍的吉普車當然不在偵查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