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六、親情篇

承受戰爭重負的不僅是前方和征戰者，也有他們在後方的親人，首先是他們的父母和妻子。在絕大多數尚不知道什麼叫“旅遊”的中國老百姓中，知道老山在何方的怕比知道五嶽在何方的多不知道好多倍，因為他們都有親人在那裡戰鬥，是他們魂系夢縈之山。 1979年打仗我當班長，立了一等功，回來就當了排長。 1980年我排來了個新兵，姓王，昆明市人。不能說他表現哪點不好，但我發現他情緒不高，老出神，有時眼發直。我找他談，他不說，只搖頭。 後來我到昆明，找到他家，對他母親說是來看望，其實是想給小王的情緒找找原因。她母親聽說兒子想家，哭了。說：孩子不是想家，是記掛他姐姐。老太婆覺得一言難盡，就邀我到監獄看她女兒。她大概覺著一個部隊幹部來家看望也是個榮譽，還叫我多說小王在部隊表現好，當姐姐的要為弟弟前程著想。

我去了。小王姐姐叫王莜春。她幾乎不敢抬頭看我，眼淚成串往下滾，很悲觀，對人世很失望的樣子。我說了要相信組織，相信政策，有錯就改之類的話。 聽她媽說，王莜春是一個機械廠工人，因車廢了一個零件被抓起來的。 她關了一年，1981年元月放出來了。 1981年2月，我回貴州老家過春節，小王叫我捎點東西回家。那時我們部隊住彌渡縣。 她姐姐見我帶東西多，說春運期車站擠，幫我把東西提到車站，還給我買了水果、糕點什麼的。兩次見面我對她還談不上什麼印象，但隱約想過：這不像是個故意搗亂，把工作搞壞的人。 我到家十多天，部隊來電報：“速歸！”我以為又要打仗了，後來才知是叫我到軍裡集訓。 我正病著，高燒39度8。我哥哥無論如何不讓我走，我說“軍令如山倒！”在鎮上打了一針，帶了藥就上車了。車上擠得扭動一下都困難，沒座位，我本來燒得昏糊糊的，在安順又是費了吃奶的勁從窗戶爬進來，沒站好久就昏倒了。

旅客們同情我，給我在門邊讓了一屁股大的地盤坐下來。 車到昆明，我燒得像火炭團，什麼也說不出來。列車上的人只好找我的證件。我兜里只一封小王給他家的信——怕我忘了門牌號，所以在信封上寫明了地址，只因我上次匆忙忘了把這信交出。 鐵路上的人一汽車把我拉到了小王家。 “大娘，你家有個人在當兵吧？” “對！” “他病了，病得不輕，我們給您送回來了！” 母女倆快嚇癱了，出來一見是我，又愣了。 “大娘，他不是您家的？” “是是！請你們快往家裡抬吧！” 我在她家裡昏睡一晚後醒來了。王莜春找來一輛三輪板車蹬著把我送進醫院，請假服侍我。 她是衛校畢業，懂醫。我說：“我不是退燒了嗎，為啥還送我上這來？”她說：“我們家你怎能住？”意思是，我是軍官，功臣，她是勞改，剛釋放的。她不斷責備我：“燒成這樣，怎麼還回來，多危險呀！”

我開始觀察她，覺得她心眼好，性格好，長得也很不錯。決定好好了解她一下。 後來我又去昆明出差，給她媽買了點東西表示感謝。約她到翠湖公園走走。 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了我。 她被勞改，不是僅僅車壞一個零件。衛校畢業後，她下到金平農村當知青。公社一個衛生隊長玩弄女性，知青們告了他，那裡派人來向她了解。這時她已回昆明當了工人，她說她根本不認識那衛生隊長。於是工廠開始傳言，她從農村調回城來路不正，怕退轉去只好包著忍著了……她找一個師傅學手藝，也確實想學成了調個工作，那師傅的老婆咬定她破壞她的家庭，到工廠找她大吵大鬧。一些工廠領導也暗中煽風，工廠廣播上公開批評她作風不正，搞得她精神恍惚。就在這個時候，她車壞了一個價值六千元的工具。

她說，她也真是有苦難言，陷害她的人是一個對她曾圖謀不軌的領導，她不敢揭發他。 我說，我完全相信你，十分同情你！今天約你來，就是為了告訴你，我喜歡你，如果你同意，我們就好下去吧！ 她說：“你胡說！我不論有沒有問題，但身上的污點是水永遠洗不淨的，勞改釋放犯的惡名也永遠擺不脫。你是大功臣，將來會得到重用的，我不能影響你！再說，我比你大兩歲……” 我說：“別說你是清白的，就是真有污點也只是歷史，人不可能沒缺點。” 她還是不同意。我還是常去找她。我聽說有個電影《她從霧中來》，講一個警察和女犯相戀的故事，我先去看了，又約她去看。走出電影院門她說：“你還會作工作呢！”我說：“可不是嗎？我聽說有這麼個電影，專門跑昆明來看……”她說：“難為你這番心，我們就相處一段，互相了解了解吧！”

回部隊後，我先向營長邱型柏（現任師參謀長）一五一十報告了。他說：“這沒有問題！” 我又向團政治處主任報告。他們大概發了調查信。對我說，工廠對她的反映可不咋好，你最好不談，免得將來後悔。我說，她的情況我了解，工廠說的我不信，一切後果我自己承擔，決不後悔！我給主任寫了書面保證。 主任同意了，但政委（已轉業）堅決不同意，罵我昏了頭，找對像有的是嘛，怎麼找這個……我找他好多次，他還是那些話。 我很惱火，但沒給王莜春說。我自己反复研究婚姻法，認定了我沒錯，有權自己作主，於是在1982年7月我們去辦了結婚手續。 轉來，政委說我私自結婚，和領導對著幹，給了我留黨察看處分，級也不給調。 1984年打老山前夕，提我當副連長，恢復了組織生活。人家說：“給了你一個送死的官。”

上老山前，我們不能通信，更不能回家。這時我們已經有了一個七月的孩子，心裡真想。也想過：萬一我留給她就是這個孩子，不是拖累她一輩子嗎？ 打下老山我們轉入防禦後，可以通信了。我連續接到她幾封信：“家裡娃兒很好，有我還有老人照顧，壯實得很！”“你不要掛念家，不要分心，把你的腦子、力氣全都用在打仗上吧！”“不許你說對不起的話！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傷了，我伺候你，死了，我也將為你感到光榮！我有過屈辱的歷史，我也有過幸福的回憶。我再不以我身上的污點為恥了，因為到底有一個人相信我是無辜的，清白的！你的愛，還有我保存你的信，足有一大箱了，它夠我終生感到慰藉與驕傲了，我再不計較別人怎麼看我！”“為祖國勇敢戰鬥吧，千萬別為我分心出了什麼差錯！”……

我把她的信給指導員郭興科（軍委命名的戰地模範指導員）看過，也給一些同志念過，沒有人不感動，都說，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呀！郭興科說，你也把這些信保存著，有一天讓那些曾誣陷過她的人看，看他們知不知道臉紅！ 我給她的信說：“我在陣地一切很好，平安無事，打仗對我不是個事情，我什麼也不缺，只希望你多多寄來你和兒子的照片。”其實這是安慰她的，我們連那時守1072，是老山前面最接敵也最危險的地方。我又在最前沿。 有她的鼓勵，我也就不把死看得好嚴重了。 1984年5月9日，敵人來偷襲。二班長報告：“副連長，來了，來了，好幾路！”我說：“別忙，等我抽夠煙。”我正抽竹筒煙。邊抽邊給他交代，你們用幾個人看著，其他人扯鼾，要大聲，要像……

連長打電話問前面情況，二班長說：副連長還沒來，他說等他把煙抽夠了再說。團長也打電話來問，連長又報告團長，團長把我好罵了一頓，我說：“你不要著急，丟了陣地我提腦殼來見你！” 我抽夠了煙，把煙筒遞給通訊員給我放進防砲洞。順戰壕到了前面，對大家說，現在我抽夠煙了，要開打了！所有輕重機槍不要動，大砲、火箭筒聽我指揮！ 我就是等敵人進一條窄溝，兩頭封死了打。那天把91名敵人（上級通報數字）全按在溝裡了，敵人的血順溝流下，好大一股。 我的前沿排一個輕傷都沒有。 連我的兵都罵我，打起仗來太狠了！ 6月14日，我連遭敵砲擊，指導員犧牲，連長負傷，我代連長。這些在報導我們指導員事蹟的報上登了，我愛人看了報來信說：我知道了一切，重擔都壓在你一人頭上，你千萬要把你指導員立起的大旗掌好呀！

我覺得，這個女人還真有點堅強！ 等我們撤下陣地回家探親才知道，她一點也不堅強。瘦得不成樣子了！老岳母說，她天天跑43陸軍醫院，說是看傷員，其實是看有沒有我或我們連的人。她又上班，又帶孩子，還跑醫院，加上經濟不寬裕，她好幾次累昏過去了。 我的孩子確實長得敦敦實實，只這點她沒說白。 她見了我，哭得嗚嗚的，我當著我岳母，給她敬個禮，說，我感激你，感激你全家！ 我們至今相處很好。我為我能遇著她慶幸，從來沒後悔過。 （龍洪春已確定轉業。副師長陳知建告訴我：他的婚事在部隊、社會傳為美談，但轉業還是受影響，不能進政法部門……） （黃雲烈，1983年20歲時畢業於昆明陸軍學院指揮系，戰鬥中多次立功，不久前又獲成都軍區優秀共產黨員，全軍優秀基層幹部稱號。 ）

我的父親是偽中央大學畢業的，曾留學日本，是學化工的，解放後在縣政府當乾部，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嫌，地主階級孝子賢孫，掛黑牌，敲鑼遊街。他歷來菸酒不沾，從此又抽又喝，在我十歲時他得癌症死了。 父親給我留下的最深印像是老叫我用功讀書，將來出國留學。我說，成績不好才留學吶！ 我母親是食品公司的職工。 父親死後，我們搬出了原來的住房，親戚朋友都不再沾惹我們，小伙伴們叫我“特務兒”，我課餘跟媽媽打豬草，人家罵我們是窮要飯的。我從小看夠了一副副可怕的臉，除了家里人，我總是躲著別人，就是對家里人，我也很少說話。 媽媽總是一句話：別死氣沉沉的，一個人是高是低，不在別人怎麼看，在他自己的人品。 有年中秋節，人家賞月，我在月光下等媽媽下夜班回家。媽媽看見我說：“小烈，你在看月光嗎？”我說：“月光是別人家的，我不看。”媽媽抱著我唉聲嘆氣直到我睡著了。 年齡越大，我越悲觀。但我學習很努力。秋天，我愛一個人到林子裡看書，或蕩起小舟，到河心看書。父親愛打魚，家裡還有條小漁舟。 我的家鄉貴州湄潭，風光很美，小城在湄江河的環抱中，有小台灣之稱。抗日戰爭時期浙江大學曾遷到那裡，瓊瑤也寫過湄潭。 河水清澈，落葉隨水漂流，我感到我也是一片落葉。 我負傷住院時，文工團一位女演員送我一盤鋼琴曲錄音帶，是外國的，我一听就想起了我悲苦的童年，回到了故鄉的大山、荒涼的河灘、落日殘照下的原野…… 媽媽曾經問我：“你長大干什麼？”我說：“到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去……”媽媽嚇壞了，很傷心地說：“你真沒志氣，為什麼不在這讓人看不起的地方做個讓人人都看得起的人？” 讀初中時，有幾個十四五歲的同學當兵了，都是有門路的人家子弟。他們穿起軍裝回校告別時好神氣呀！我想有一天我也能……剛想了個開頭，我自己臉紅了：你算什麼？ 我也有過一次意外的“走紅”。初中快畢業的時候，湄河發大水，一個小女孩落水，我衣服沒脫，跳起水里追了很遠很遠，救起了她。她父母找到學校感謝我，縣廣播站也表揚我，學校叫我入了團，縣委發了優秀共青團員的獎狀。 媽媽見了蓋大紅印的獎狀，抱著我哭了，說：“你真爭氣，可以後不要冒冒失失呀！” 1980年高考，我上了重點分數線，這時父親的問題剛平反，說是“中右”，屬人民內部矛盾。 我想報考軍校。 “媽媽，我想當軍官，當將軍！”媽媽說：“別說夢話，軍事院校哪會要你？”她認為，爸爸雖然平反了，但在別人眼中我們還是低人一等。我填上了昆明陸軍學院指揮系。她說，填了也白填。 結果我真接到了昆明陸院的錄取通知，我高興死了。從接到通知到送我起程，媽媽無數遍說：“感謝鄧小平，感謝鄧小平！” 我認為我從此擺脫了一切的悲傷與冷漠，開始了我無邊無涯的錦繡前程。 在軍校裡我的各科成績都在全院居前列。我博覽群書，立志當一個同時是政治家的將軍。 假期，我穿了軍裝回家。媽媽看著我，總看不夠似的，老說：“你真爭氣！”我說：“這算什麼？你看我將來的吧！” 我自那時很狂。分到這個團，第一次見團長時你猜我想什麼？ “團長，不出十年，你這位置是我的！” 我分到炮排當排長。全排連我才六個人！我是學過營指揮的呀，怎麼才給我五個兵！ 我的心冷了一下。立刻想到書上一句話：“挫折就是奮起的機遇。” 我注意軍人姿態，值班時很負責，口令一發出，全連肅然，戰術演習，誰的動作馬虎點我立刻糾正。果然營團首長很快注意到我了。 二十天后，我調任一排長，有了三十幾個兵。五十天后，我得到團嘉獎，同時宣布調任團偵察排長。 這時，偵察排已在老山前線執行任務。我很高興，因為歷來偵察排長都是排長中尖子的尖子。我也很害怕，在學院我就知道，老山前線的偵察兵和越南特工隊是怎麼較量的！ 我很想和團裡說，我不行，我才20歲，在家時，還從沒離開過媽媽十里遠哩。但我不敢，我知道我這時哪怕在人前皺一下眉頭，我就從此被人看扁了！ 連隊領導和我的幾位同學送我上火車。車一開，我悄悄地抹開了眼淚：在我面前本有千萬條路，我怎麼就單單選擇了這一條呢？小火車跳，我的心更跳，好像是去赴殺場！這個偵察排長的任命呀，它不僅可能淹沒我的將軍夢，也許會把我的命都斷送了！ 我想起了媽媽！想起她一冬天給人家做香腸那雙泡白了的手，想起我有一次偷了一節香腸想用茶缸煮給妹妹吃，媽媽說：“別這樣，別做這種叫人家瞧不起的事！” 對呀！決不能因我的畏怯讓媽媽在人前抬不起頭！我掏出筆記本，寫了兩句話：“為了我的媽媽，我要勇往直前！時刻想著，媽媽的眼睛在看著我！” 我到了前線偵察排，離敵人400米，是最前沿。我的排有五十幾個人。 放下背包，我就把環境看了看，接著召集全排發表了“就職演說”。我說：“我看了名冊，同志們差不多都比我大，我也沒幹過偵察排長，能不能行，我試一試，你們也看一看吧！” 第二天，我就把我們防守區的地形畫了下來，對應付各種情況的計劃作了調整。晚上，我問：“全排撲縛格鬥誰最行？”一個班長說：“排長，是不是要比試比試？”我向他敬了個禮，說：“不，我想拜你為師！” 我從前倒後倒、滾翻、躍起開始學，幾天就學會了，但有天早晨，我起不來了，通訊員趙武把我從床上抱起來，給我穿褲子，對我說：“排長，老兵們都笑你哩，說排長是個小娃娃，一口想吃個大胖子！” 好嘛，我要叫你們看看，我是不是個小娃娃！我顧不得全身酸痛，繼續學。那時我身體好，不到兩個月，我練得一身圓滾滾的，也能一掌砍斷一塊磚頭。班長們說：“排長，我們會的都教給你了！”確實，我敢和他們每個人對打。所謂對打，可不是你在表演場上看到的那種花架子，而是動真格的，雙方都使出十八般武藝，挨一傢伙就痛得半天回不過勁來，我身上常青一塊紫一塊的。為了在戰場上不吃虧，只好這樣幹。 我什麼都管。軍政一把抓，還管生活，管文體活動。上山砍柴，殺豬，炒菜，教唱歌，出節目我都來，和戰士們關係不錯。 但我也很注意自己的“威嚴”，我認為這是保證我在戰場上指揮得動必不可少的。有個班長熊忠澤，人高馬大，武功好，是我的“開山師父”之一。他平時稀拉，不請假就跑去趕街子。我們陣地下面不遠有個街子，雖說政府和商店，住戶都轉移了，但到趕街那天還是很熱鬧。我問他：“為什麼不請假？”“忘了！”“你有什麼事？”“去看看女娃娃！”“無聊！”“不，這是一種心理需要！排長，你還小，不懂……”我吼了一聲：“立正！”對他說：“你給我在這站兩小時，敢動一動，我明天就叫你回團，我管不了你……”他老實站了兩小時。過後說：“排長，開個玩笑都不行嗎？”我說：“平時在紀律上開玩笑，徇私情，對於任何一支軍隊都是不戰自敗的先兆！知道這話是誰說的嗎？”他答：“知道！毛主席！”我說：“不，是美國將軍巴頓！”他說：“排長，巴頓可是個資產階級呵，幹嗎不用毛主席的話——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當心我打你的小報告！”他油著臉嘿嘿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我們又和好如初。 熊忠澤不但沒打我的小報告，在後來的戰鬥中他豁出命來保護我。 這年年關將近。我們接受了深入敵境接敵偵察任務。我們在規定區域內摸清了敵人兵力、火力、道路情況。有一回，敵人一發105榴砲彈落在我們埋伏地十米外，沒爆炸；又一回，敵人的砲彈把我們隱蔽的樹木都攔腰削斷，但我們還是無一傷亡。只這時，我又想起了媽媽，在心裡喊過：“媽媽，再見了！”等到安全撤回，我又把媽媽忘了。不是不想，是沒時間。我們是晝伏夜出，但我不能晝伏，要畫圖，要寫報告，還有好多事要處理。 1984年4月28日，我們師開始打響收復老山的戰鬥。 按上級規定，我們偵察排務必在砲擊前把本團四連帶到474高地。我們在前一晚就來到預定會合地，但直到凌晨三時，還不見四連到來，我慌了，請求提前開闢道路，但上級不同意，怕暴露意圖。四時，四連到達。說是天雨夜黑路滑，許多同志掉隊了。 這時，離總攻僅僅一個半小時，來不及了，但不能不執行命令呀！只好帶著他們往474走。果然到砲擊開始時，離474還有幾十米雷場！再依靠工兵幾公分幾公分地探雷排雷是不可能了！停止前進？我們正好暴露在敵人火力之下！後退？等待我們的——首先是我的——命運將無疑是軍法處置！ 我急了，一時又拿不出主意，胃開始痙攣，痛得不行。但我不能蹲下，幾十雙眼睛都在看著我，幾十張嘴都向我大張著。我知道，他們在喊：“排長，怎麼辦？”我說知道而不是聽見，是因為我們的砲火正在我們頭頂上飛，在老山主峰各山頭爆炸，我只能看到火光和飛揚到半空的人腿和紅色碎片，耳朵再聽不見別的聲音。 我呆愣了片刻，立刻決定，死在軍法隊的槍口下不如死在敵人槍口下！前者留給我的將是：“到底是特嫌的兒子！”後者則是一個光榮的烈士！ 我開始撲雷！當然我看不見哪是雷，我只能撲倒一大蓬茅草向前爬，一次次地撲倒，站起來又撲倒。茅草，荊棘刺得我的手臉血淋淋的。 在我第三次向前撲的時候，熊忠澤從後面抱住了我，往後一掀。他力氣大，我抱住竹子轉了幾個圈才站立定。我氣極，拔出手槍，罵他：“你媽的×，我槍斃你！”定睛一看，他上去了，速度比我快得多，戰士們又跟在他後面，又把他掀下來，爭先往前去。蔣紹清沒撲幾步，觸了雷，他抱住腿，又朝前滾。我上去了，拉住他，他的血噴了我一身，我叫秦樹朝背他下去，秦答一聲是，剛站起來，“嚓——！”一發砲彈打來，我聽見他喊了聲“排長”，卻沒見到他在哪…… 我們終於把四連帶到了474。原計劃是乘夜暗排雷摸進，現在只好改為強攻。砲擊未停，我們終於到達目標，完成了任務，但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代價。 蔣紹清這時不行了，不斷聲喊“排長，排長，……”熊忠澤一直背著他，他拼命咬他抓他，要熊放他下來。後來他不叫了，熊說：“排長，你看看……”蔣紹清向我微笑，聲音很輕微：“排長，你多保重！” 熊忠澤放下犧牲了的蔣紹清後，我才見到他的肩上、背上、胸口上鮮血淋淋，皮開肉綻。我問：“咋了？”他說：“蔣紹清又抓又咬的，他要滾雷。多好的同志呀！”我一下撲倒在熊忠澤懷裡哭了。 我想起，我罰過熊忠澤的站，我也嚴厲批評過蔣紹清，我思想裡有看不起他們的成份！ 是戰爭教會了我尊重同志，愛戴同志。從那以後，我身上的動力除了媽媽，除了事業，還有了戰友們的珍貴友情。 本來，我們把四連帶到位任務就算完成了。但四連到位人數不夠，向前攻擊受阻，我徵求了同志們的意見，大家一致同意向敵側翼攻擊，以吸引敵人火力。 在我順一條水溝向林中敵人一間草房攻擊時，側面敵人一發子彈擊中了我的腰部，打斷了我的皮帶，從我的腰脊骨間穿出。 是排裡同志把我抬下來的。走了四個小時，每一步我的傷口都像有把刀子在剜動。 輾轉到了昆明43醫院後，媽媽有一天突然出現在我的病床前。是我在陸軍學院一位同學告訴她的。 那天，我睡得昏沉沉的，聽見了媽媽的聲音。我大喊：“媽媽，媽媽，我在這，在這！”傷員們都以為我神經錯亂了，結果還真是媽媽來了，她在走廊裡輕聲向護士打聽…… 媽媽看了我的傷，出乎我的意料，她沒有哭，還強作笑容：“老天保佑！……” 直到後來，我才知道，媽媽千里迢迢去醫院看我時，她已身患重病。我在前方打仗，媽媽在家日夜不寧。現在已查明，她得了癌症！ 媽媽呀！你為我操碎了心！我什麼也還來不及報答你呢！ 妹妹告訴我，媽媽上手術台前，一直堅持等我回去。我身上揣著媽媽病危的兩封電報，但因我剛調到四連，領導上一定要我安排了工作再走。媽媽只好交給妹妹一個布包，內中有幾百元錢，“給你哥哥結婚用！”這是她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 我回到家裡，抱著媽媽哭不成聲。媽媽還是笑：“這哪像個要當將軍的人！” “媽媽，我不走了，我要轉業，回來守著你！” 媽媽說：“我寧願有個遠在天邊但有出息的兒子，不願有個守著我的窩囊廢！……” 你既然問起，我就全講給你聽。 我負傷後，是前線一個野戰醫院給我施行的搶救手術。 手術後，我不能躺，只能趴在臨時病房一個角落裡用乾草壘起的特殊病床上。 疼痛、孤獨、種種憂慮和思念，攪得我十分難受，日夜都靠著止痛安眠藥打發。 有一天，我在昏睡中聽到一個驚詫詫的女聲：“喲，這兒還有個小排長哩！” 一個穿白褂的女人翻看過我床頭的病員牌，蹲到我面前：“痛嗎？” 我轉過臉，不想理她。 她很快猜中了我的反感所由：“我不該叫你小排長，對嗎？我說你小，是見到這上寫著你21歲，而不是別的意思……” 我急於知道我的傷情：“醫生，告訴我真話，我的傷真不要緊嗎？沒傷著骨頭嗎？” “我是文工團的，不是醫生……” 我沒心思和她再說什麼，只搖了搖頭。 她說：“我給你去看病歷！” 一會，她回來了，很確切地說出了我的傷情：“沒事，真的沒事，不過也真的……危險，子彈出口要再偏這麼一丁點兒，你的脊椎就折了，好了也得癱。醫生說，你體質好，估計不會落下什麼毛病。” “你問過醫生了？” 她詭譎地一笑：“問了，我給醫生說，我原來認識你。” 從此，她整天就在我們病房裡，在各病床間轉遊，什麼事都乾。她還帶小把小提琴，大家樂意時她就拉一曲。沒事了她總是回到我的床前，有幾個晚上她值班，也是或坐或斜躲在我床腳的草堆上。我想可能因我的床位在不妨礙出入的一角。 我們都需要找些話題來消磨時間，也好像彼此都想了解對方。 我們熟悉了。她給了我比別人更多的關懷照顧，也顯得更為親切、隨便，比如我不按時服藥，我自行活動都會受到她嚴厲的斥責。 我在不知不覺中減輕了疼痛與憂思。這是她後來離開醫院我才感覺到的。 當一批傷員轉院後，新來的總是以為她是我的什麼人。她也承認：“我是來照料弟娃子的！” 我們的友情確實發展很快，像真正的姐弟那樣親熱，連醫院的人也相信我們必是原來就認識的。 我對她從沒有過非份之想，為什麼？因她太美。內在，外表，我都認為她是個“絕色”，我自認我也不算醜，但配不上她。還有更主要的原因，我當時已有未婚妻，而且也是在品格容貌上十分理想的。 我的未婚妻與我從小相識。進陸軍學院後突然接到她——我只在低處仰視過的這個女孩子的信，我真是歡欣若狂！很快，我們在信中開始了瘋狂般的熱戀。到假期，我們向雙方家庭公開了關係並得到了承認。 我被派到前線當偵察排長後，凡不敢告訴媽媽的話都寫給了未婚妻，她一如既往地“熱”。 打仗前，我決定不拖累她，斷然提出中斷關係，請她再物色個人。 “怕別人說你什麼，你可保存我這封信，以此為憑……”她的回信太令我感動：“且不說你負傷，就是你死了，我也將找回你的骨灰，放在我枕邊，終生相伴！” 你說，有這樣的未婚妻我怎能見異思遷？ 在前線醫院穩定傷勢後，我轉到了昆明陸軍醫院。那位文工團員（我且用小J稱呼她吧）立刻趕來看我。她稱我小弟（她比我大一歲），無拘無束抱住我歡跳不止。 她幾乎天天來，帶來提琴、錄音機、書籍和她認為我需要的。 她告訴我，有一天她在報上看到一位總參首長接見烈士家屬，所列的烈士中有我的名字，她一聲大叫，昏了過去。後來別人替她打聽到，那位烈士不是我，而是與我的名字有一字相同的人，報上又登了更正，她才放心。 她後來還帶我去過她家，從她家人口中證實了她為我昏死過，從她家人眼中我也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也許，僅僅是感覺。我至今沒有問過她，她對我那麼好，是不是還有友誼之外的另的感情？ 但我有！至今還很強烈！我想，如果她是我的妻子，我將是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愛她將超過愛我自己的生命百倍，我會對她好，勝過世上所有的丈夫！但不可能了！雖然我們至今仍保存著最深厚的友情。 出於我的感覺，我決定只有讓我的未婚妻立刻來醫院。只有我們雙雙出現在小J面前時，才可能製止我和小J的密切來往突破友誼的界線（我再說一遍，這或許是我的錯誤判斷）。我認為不這樣我就有負于未婚妻赤誠熾熱之愛，有負于自己的良心！ 我給未婚妻寫了信，如實說了我的傷情，要她速來。同時我千叮萬囑，對我媽媽只說我來到昆明學習。我寫了“我只希望你一人來，只有你能撫慰我目前刀割火燎般的傷疼與思鄉之念！” 我把這封信給小J看了，她照樣來，但來得不勤了。不久，她去了外地演出。 我天天盼著未婚妻來，從早到晚眼睛沒離開醫院門前的林蔭路。但她不僅人沒來，連一封回信都沒有。 後來，我的母親來了，後面跟著我的姐姐。我與媽媽姐姐擁抱時，我含淚的眼仍盯著病房門，姐姐說：“看什麼，她不會來了！” 姐姐告訴我，她和別人好上了，正忙著做結婚準備哩。 我根據姐姐提供的情況，掐指一算，我的“未婚妻”和別人交換彩禮的日子，正是我倒在敵人冷槍下的同一天，那一天是4月28日，我剛好滿21歲。 小J從外地演出回來了。我在她回來前得知，她和一位英俊而有為的運動員好了。我對她說，我的未婚妻來過了。我們相互表示著“熱烈的祝賀！” 我不埋怨她們中任何一個。在我最痛苦最困難的時候，都給了我莫大的鼓勵的安慰！我也不埋怨命運，我還年輕，面前的道路還長著哩！ 1979年，我老大劉光去打仗，我心裡著急，但嘴上不說。白天上班，晚上睡不著。他爸爸那時在文山軍分區當副司令，也到前面去了，都是幾個月不見一封信，一個電話。我快瘋了！ 不久聽說，前線要撤軍，商業系統要抽一些理髮、照相的人員到前面服務。我向文山商業局領導要求去帶隊，其實是想早點知道兒子的音訊，早點看到他。 部隊多得很，找到兒子的連隊不易。我飯也沒吃，晚上悄悄跑到烈士陵園去看，劃著一根根火柴照著木牌墓碑，火柴劃完了，我的心碎了，腿軟了，最後昏倒在那裡。第二天又去，還是沒有我的劉光。 我找到他們團。一個乾事說，劉光他們的偵察連還在那面，要最後撤。我好說歹說，要了傷亡登記簿看，還是沒劉光。 又等了幾天。我自己也知道心跳不正常，常常癱在地上，腦子明白，手腳不能動，還不敢對人說，想著死也得等到兒子的消息。 那一天凌晨四時，我聽到劉光喊：“媽，我回來了！”我以為是夢，還真是他！他頭髮多長，鬍子也長出來了，奶聲奶氣又還是個孩子，多高興地講，他們連隊打得好。 戰後，劉光提為排長，保送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走前他叫弟弟劉明給他的女同學段林送去一封信和他的戰場日記。日記中寫道：“為了祖國，我敢於流血獻身，我死無遺憾，遺憾的是我沒來得及向她表白我的愛情……” 劉明把這事告訴我，我很吃驚，因段林比劉光大兩歲半。 段林開始也覺得年齡不合適。 劉光又給她寫信，講了燕妮比馬克思大四歲。 “年齡不是問題。如你不愛我我就從此不打擾你……” 他們開始在一塊散步。我想說服劉光，他說，除了段林，我誰也不談。我又找人做段林的工作，她回答，我們已決心相伴走到生命的盡頭…… 老劉找兒子談：“你們喜歡我們也喜歡。”規定了幾條：“她比你大，女同志顯老快，你現在喜歡她，將來也要喜歡她，要愛就愛到底；你現在要到南京學習，學習回來還要工作幾年才能結婚。”劉光答應了：“爸，我們說定了，誰都不許反悔。” 我們準備了幾個菜，請了段林父母來作客。她父母工農本色，說話很實在：“這不現實，不般配！”老劉說：“我們都尊重孩子的意見吧！” 劉光在南京學習，回來度假和段林形影不離，感情很好。 劉光成績好。前年（1985年）12.9，他學院邀請我去作報告。他的教員都對我說，劉光各方面都表現好，學習成績全優，跳高跳遠游泳也是第一，有的記錄至今還沒人打破。 學校要留他，他堅決要求回連隊。老劉也支持他：一個好的指揮員，應該是在基層鍛煉成長。他回到雲南，省軍區要留他，因他學的偵察，那裡需要他當教員。他不干。人家還來動員他爸爸作他的工作。他爸對他說：“人家確實需要，不是照顧，也不是走後門，你就服從吧！”我說：“如今誰不是往機關鑽，廁所也比前面的指揮所強，你怎麼就不實在點！”他說：“媽不懂，我身上有戰友的血，我的文憑上也是戰友的血凝成的。我有體會，一個指揮員的精明能幹，能減少多少傷亡，尤其是偵察兵。正因為我實在，我才苦學了這兩年，才選擇了回前線這條路。” 這個死老劉，他又站到了兒子一邊。他一句話定了盤：去吧，好好乾！ （劉司令員在一旁聽老伴數落，只抱頭不語。） 他回連隊當副連長58天，帶部隊出去偵察45次，抓了舌頭回來。 1981年12月5日，他犧牲了！ 他犧牲時，老劉已調到保山。前兩天我還給段林寄了兩百元錢，叫她買點木料，多少準備點結婚的傢俱。當我們趕到劉光師部時，段林已在那裡等著。她穿一身黑衣，哭得淚人似的，瘦得讓我都快認不出來了。下了車，我不能動了，是人家把我抬進屋的。 三個花圈，父母的、姊妹的、未婚妻的。段林不同意落未婚妻，要落上妻子段林。老劉說：“姑娘，你還年輕……中國現在還有封建思想，落上妻子，對你將來有影響，你應當還有自己的幸福。”怎麼勸說也不成，最後只得依了她。 追悼會後，她又說：“爸爸，媽媽，我伺候你們一輩子，你們不要我，攆我，我也是你們家的人，決不再嫁！” 我不能拂了她的深情厚意，把她帶回了保山。 骨灰盒被她抱進她房裡，房子佈置得像新房。晚上，我怕她出事，打開她的門去看。她抱著劉光的骨灰盒睡。我說：“孩子，這不行，不行，太苦了你！” 她又提出：“媽媽，我要和小光去辦個結婚證！”我當然不同意。 “哪有這麼辦的？”她說：“是劉光叫我這麼辦的！”她攤開了劉光好幾十封信，封封寫著，干我們這一行的，隨時都可能犧牲……我對你只一個希望，代我常看望、安慰我的雙親，代我盡孝！ “媽媽，我是怕你二老傷心，才一直沒讓你們看這些信呀！”段林說。 她真像個“兒媳婦”，家裡什麼活她都搶著幹。 我也只想咋個對她好，對她一分愛就是對兒子一分愛。 但不能老這樣呀！我們不能誤了她的前程，她的青春呀！她在我們家，那日子也太難受了。關上門，她就看劉光的照片，聽他彈吉它唱歌的錄音。吃飯時，她加個碗……成天在眼淚中泡著，她這樣，我心裡哪受得了？ 她住了四個月，老劉只好打電話請了她爸爸來。兩人計議著怎麼把女兒哄回去。她爸說：“你超假太多，人家要規定除名了呀！”她要老劉幫她調到保山來，老劉說：“這事不是一下子辦得到的，只有慢慢來。” 她怕丟了工作，只好回去了。回去了還是一兩天就是一封信。我給她寫信說：“不見你信我盼著，見了你信我淚流成河，孩子，當有一天我聽到你得到了幸福，我的淚才會不再流……”後來，她終於結婚了。不是她聽了我的話，而是她受不了輿論的壓力，有人說她抓住了一家當官的，人死了也不放！這些爛舌頭的！ 她走了，我們老兩口守個骨灰盒，你說那日子怎麼過？ 分區陳政委來說，把你小兒子調回來吧，人家能理解。老頭子不干。 小兒子劉明是1980年當兵的。哥哥的喪事他參加了。清理哥哥遺物時，有五發子彈，他拿去，用紅綢包起來。這是二姑娘後來告訴我的。上級給他哥命名“立志獻身邊防的模范干部”，授二級英雄獎章。劉明代表我們家在命名會上發言表態，要為哥哥報仇，向哥哥學習。 要打老山了。我到昆明開會，知道了劉明的團是主攻團。老劉的一位老下級來看我，說：“你一個兒子犧牲了，我負責把你小兒子調出來。”老劉聽說了，大叫：“怎麼能這樣幹？這時候調出一個人，一個司令員的兒子，要搞垮一支部隊的士氣！”還騙我：“沒關係，劉明的部隊是打預備……” 打起來了，我再不跟老劉說話，他也沒句話安慰我，有空自己端個小板凳坐在後院。 有一天，我在上班，老劉坐著小車來接我，——這在過去是沒有的，我一下子明白了……老劉說：“沒什麼，小明負了點傷。”“要緊不？”“傷重一點……”我說：“只要兒子活著就好……”到了家，我見到的是小明的指導員，沒有小明，我一下子昏倒了！七天裡我沒吃東西，靠輸液。 二女婿陳加勇本已確定參加醫療隊赴前線，現在家裡出了事，他醫院的領導主動來說，加勇不去了，這不單單是院領導的意見，也是全院了解你們家情況的同志們一致要求。老劉只說，先不定吧，以後再說。後來二姑娘兩口子對我說，加勇在軍醫大學外科，前線缺這方面的人，……不去，將來不好說……我一聽，把針頭拔了：“等我死了你再去吧！”老劉這回流淚了：“我也不想他去，可加勇心裡一團火似的，我怕這回拉了他的後腿，他會後悔一輩子，埋怨我們一輩子呀！” 加勇守在我床前，什麼也沒說，幾天變成個老頭樣。我想，誰叫我嫁了個當兵的，如今又是全家皆兵呢？我說，加勇，給我拿上那瓶好酒來。他說：“媽，幹啥？”我接過酒，交給他，說：拿去，叫全家給你送行，剩一半，到前線灑在兩個弟弟墳前！ 加勇去了半年，在前線立了功，入了黨。 …… 我給你說這些，不希望你報導。當今社會，什麼人沒有？省裡、全國給了我好多榮譽：五好家庭、先進工作者、三八紅旗手……倆孩子生前部隊、學校要我去講話。我回來，一個鄰居喊：老母雞上房了！ ……還罵孩子，你咋不死，死了我也撈份光榮嘛！你聽聽這話，還是個老幹部家屬哩。 我恨死了老劉，我十六歲參軍，二十歲和他結婚，後來跟他守邊防三十多年，我什麼苦沒吃過？一個女人應有的福我沒享過一天，一個女人受不了的罪，我全都受了！ 有部電影叫《戰爭，讓女人走開！ 》照我說，有戰爭，有親人在戰場，女人走到天邊也走不開，走一輩子也走不開…… 我家的事，過去宣傳過。外界有人有這麼個印象：我一個兒子死了送第二個兒子去上戰場，第二個又死了我又把女婿送到前線去！不是這樣！這是有的人想把我的思想抬高，也想叫這宣傳更感動人。其實，這是好心幫倒忙，叫別人誤解，反感我。 東北有個大學生給我寫了封信，開頭就是一串大問號：你這是何苦？究竟為了什麼？這樣做值得嗎？他說，他先聽到這事，完全不信，認為又是吹噓當首長的，抬轎子的。因為這以前別人給他吹過某首長兒子的英雄事蹟，知情者告訴他，假的！ “看完了你們的報導，我信了。並且抑制不住我內心的悲痛！”“你是我尊敬的人，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但我不理解，你這樣作為了什麼？”“難道你就沒聽說過，多少大首長不是在為兒子開後門上學、出國、賺大錢奔忙？像你這樣的人有多少？”“你想力挽狂瀾……目前國家這不正之風，是你能糾正的麼？”“你已為我們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我勸你，再不要承受這些痛苦了，把加勇哥叫回來吧！”他說他是個紅軍的兒子，為寫這封信用了整一晚上，是出於對我這家人的崇敬和熱愛他才坦誠秉筆，請我指教批評。 也許還有的人，沒給我寫信，但心裡會這樣看，甚至會把我看成一個無情無義，拿兒子的生命當墊腳石的人。 想到這些，我的本已承受不了的痛楚又加了一把鹽。 大兒子犧牲後，我還是想身邊有個人。不是我大公無私，是我有“私”有包袱！有不少人主動提出調回我的小兒子，有出於關心我的好心，也有用這個和我“鬥法”——搞交易的！ 保山分區當時管一個團，兩個醫院有二百多個女兵，大都是機關的、幹部子女。當年興知青下農村他們千方百計湧進部隊，接著是入黨、調學、提干，活動到大城市，家長們各顯神通！給我這當司令來的信函塞了幾抽屜，有不少是來頭很大的。合乎政策、情理（如父母身邊無人），能辦的我都辦了，不能辦的我堅決頂，我得罪了好多人！ 某首長的女兒提了乾，入了學，愛人也在本單位，要求調，每天來電話，我說不行。後來黨委辦公室出面，打的黨委旗號，我說你們下文字命令呀，打什麼電話？我是黨員，服從黨委決定，不看誰官大！我對政委說，不用研究，我一個人頂著！ 這以前，好多不該走的走了，鬧得醫院議論紛紛，人心惶惶。這種事很影響部隊團結，能毀掉一個單位。有門有路的子弟把部隊當避風港，台階、走廊，無門無路的子弟替你當墊腳石，鋪路磚，部隊能這麼幹麼！ 有個醫院領導，兒子在部隊調皮，他把他調到自己醫院。我對他說，我限你三日內調回去，工作你自己做。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調兒子。 我的小兒子原來也調皮搗蛋。在學校讀書，老師希望他睡覺，不然教室安定不下來，兩兄弟鬧矛盾，他趴地下不起來，非得媽媽打哥哥一頓，他捂著臉從指縫裡看媽媽打，笑著跑了。當兵後，還是愛打架。 他哥哥犧牲後，我也沒想到他一下子懂事了。 他上老山前，姐姐姐夫去看過他，聽了他好多故事回來： 他們部隊在文山搞臨戰訓練，劉明在那里長大，有一班小哥們。有一天，訓練場來了夥穿花襯衫、牛仔褲的，大喊大叫。連長叢輝氣得大罵：“幹雞巴啥？”“找老同學劉明！”劉明跟他們來到一個酒樓，大肉大魚早擺好了。一個小哥們舉杯：“劉大將軍，祝你馬到成功：”劉明：“不敢，盡一個小兵的責任，為國爭光！”另一個小伙：“爭光？有這個必要嗎？不就是要出出氣，爭個面子嗎？”劉明：“對！為國家爭面子，爭尊嚴。一個人不要面子，百事可為。一個國家不要面子，那就不成個國，亡國滅種也就不遠了。”“嗬，劉明變樣了。”劉明“啪”一拍桌：“過去的劉明死了！他胡混了二十年，今天是另一個劉明。”他喝下一杯酒：“謝謝各位盛情。劉明軍務在身，不能久留，告辭！”他回來向叢輝匯報，叢連長一把抱住他：“好，將來一定是一位劉大將軍！” 劉明部隊，當然有不少首長知道我家的情況，說老司令一個兒子犧牲了，這個根我們怎麼也得給他留著。他們誰也沒和我通氣，這種情份和那些搞交易的是毫無共同點的。 臨打仗了，團首長李明書找劉明：“上級決定，你去住校，明天就走。” 劉明發覺了：“什麼住校？這會兒哪招生？我什麼時候考試的？哪兒的決定？拿文件我看！”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叢輝找來劉明：“我代表支部通知你，你到炊事班。這可是支委會一致同意的，有決議記錄在。”劉明拍著連長的肩：“你少給我來這套！你現在就是叫了我爸爸本人來，他也休想調派我。” 不僅沒調炊事班，他還在全連請戰會上爭取當上了尖刀班長！ 這小子倔，我有體會。剛打倒“四人幫”，分區禮堂放電影《洪湖赤衛隊》。那時這電影沒“解放”，只許幹部看。他帶一班小傢伙趴在窗台上看。我隔窗看到了，逮住他：“你搗什麼亂？”他說：“我搗什麼亂？我接受革命教育！”我給了他一耳光，他多少天不理我。直到今天，我還為這一耳光後悔呀！ 我不為沒調回他後悔。我打了幾十年仗，知道他那樣一個兵，調下他比殺了他還令他難受。 小明打得很好。叢輝提起他就大聲讚揚：“英雄，英雄！”擊退敵人的“7.12”大反撲，他們部隊陣地前敵屍遍山…… 我認為，兩個兒子的死是值得的！多少留下了一點為他們的同志至今稱道、認為值得學習的精神吧。對於一個民族，“精神”比黃金更重要。是的，有些人搞了些沒名堂的事，要糾正這些歪風，不是哪一個人的事，但你總不能老是不滿，老發牢騷，總得自己也作點什麼呀！共產黨員要敢提意見，但還得問問自己，你能不能自己先帶個好頭？ 我不敢沾兒子的光，只能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問心無愧。 還是有人理解我。徐州一個煤礦工人給我寄來了一首詩：“若是中華的父母都像您倆，兒女何處不英雄？若是執掌權炳者都像您倆，何愁祖國不強大昌盛！……南疆滿山滿谷的鮮花，不足以表達祖國的感謝，人民的崇敬，對你們，對光、明兄弟，也對南疆英靈。” 我和老伴回到我的老家山西陽城，意想不到鄉親們冒雨傾城，夾道三里迎接，都流著淚，久久圍著我們的住所不散。陽城人民還為劉光、劉明建立了紀念碑。 （這是我在老蘇家作客時女主人偶然擺出的一段“龍門陣”。） 你應該採訪一下當家屬的，寫寫男人在前方打仗時家里人心頭是個啥滋味。 這滋味我可嘗夠了！當烈屬的滋味我也嚐過！ 1979年打仗，老蘇先來過一封信：這可能是最後一封信了……情況你會從最近的廣播中聽到的。 我當時在我們家鄉當公社副書記。接到這封信時，南邊已經打起來了。我一天到晚就抱個收音機，尖起耳朵聽前線的消息。正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我成天跑鄉下，其實在躲開熟人的眼睛，不叫他們看出我心裡的焦愁。路上我還是在聽廣播。明知廣播裡也不會傳來他老蘇什麼消息可就是離不開它。 好幾回，明明要往西，卻走到東，走著走著，想不起自己要到哪，幹什麼去。但有一件事總也不忘，一早一午在公社門口等郵遞員來，也是明知老蘇這時不會有信來，但還是一回不拉地等著盼著。 廣播上報上說部隊已撤回國了，這就不是在門口等了，而是守在鄉郵電所，等電報。全公社有十幾個人上前線，十幾家都有人在等。最後都等到了！只有我……也等到了，但比人家晚了兩天。這兩天我差點沒瘋了！電報上“平安”兩字一下子抹去了我滿心的憂傷，回到家我一頓吃了兩大碗泡飯，把空了幾天的肚子填滿。等身上有了力氣，我就開始在心裡罵老甦了：“你龜兒，既然平安嘛，為啥叫我多等了兩天呢？” 這之後有十幾天，我就不再等啥盼啥。部隊回來了，仗打贏了，男人平安無事，我也就萬事大吉了！一心一意搞我的工作。 這天，傍黑了，我從鄉下回來，推開辦公室門一看，有封信，老蘇來的。我不急不慌展開一看，媽喲，你猜寫的啥？ 祖美：我但願你永遠不要接到這封信，如果你接到了，那就是說，我回不來了！我希望你堅強，代我孝敬老人，撫育孩子。我們都是共產黨員，信奉共產主義道德，不信三從四德那一套。我希望你改嫁，祝你幸福！ ——這是大概意思。反正還寫了很多：戰爭的正義，軍人的責任，他死無遺憾，唯願我能度過這人生最艱難的一步，不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等等！ 讀完信，我大哭大叫。這時候我就再不顧我在公社大小也算個領導，要注意什麼影響了。是別人把我攙扶到家的，我的兩腿再站不起來，眼目前天旋地轉的。 不用說，我的老母親、小女兒也被這封信嚇慘了，哭得天昏地暗的。 過後，還是我自己看出來，信是2月10日戰前寫的，電報是最近來的。可是，信上明白寫著，如果我收到這信，那就是他回不來了，也等於說，如他活著，他就不會再發出這封信。無疑，電報是假的！是他的戰友怕我等急了，為安慰我發來的？但會不會是這封信發錯了呢？ 我一連給他去了多少封信和電報，都不見回复，但他的一位師首長（我去部隊探親時認識）給我回了一電報：應奎外出，他平安，勿念！這電報解了我一層憂，又多了一層疑。 晴天霹靂是一次走在路上“遭遇”到的。 我碰見了中學時的一位老師——我和老蘇都是她的學生。她見我失魂落魄的樣子，張口就說：“小胡，你要堅強些！應奎的犧牲，是我們學校的光榮……”我連忙問：“老師，您從哪聽說的？”他沒有發現我的身子在搖晃，回說是從縣上一位領導那聽說的。 好心的老師如不說從縣上領導那聽來的，我也許會告訴他：“這事可能是我自己鬧出的誤會！”她一說縣領導，我撲通倒下了。 （老蘇指責妻子：縣領導還不是聽說你哭鬧得死去活來，才鬧得滿城風雨的。妻子反責：你還好意思說，龜兒把老子的心都在油鍋裡煎過一盤了。） 我當時哪還有腦子分析：“風源”在我自己身上！我跑去找縣領導問，回答說只是聽說，沒有確切信函。從縣到公社，領導對我都很客氣，到一家，總是荷包蛋，麥乳精什麼的端上來，這就更使我多了疑心——他們在瞞著我！ 半夜，小女兒從夢中哭醒，又鬧又叫：“爸爸，爸爸！”問她看見什麼了？ “爸爸一身血，死了！” 我老母親迷信，說三歲孩子不會作謊夢，她在屋裡又燒香又化紙，自言自語：應奎，你要賜夢就賜給我吧！你有啥丟不下的心事對大人說吧，別嚇著你孩子！ 媽吔，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 五月端陽來了。那天我媽在廚房包粽子，大概是想到給女婿祭奠一下吧。我在自己屋裡把我們影集又翻了一遍。 突然，鄰居一個叫永紅的姑娘尖詫詫地喊：“胡孃、胡孃，蘇叔叔回來了，蘇叔叔回來了！” 我隔窗看到了，是他！穿一身嶄新的綠軍裝，頭上紅閃閃的五星，胸前亮燦燦的獎章。我沒有立時衝出去，我在看，看天看地，看是不是又一個謊夢！ 我媽才有意思，手裡還提著一把剁肉餡的刀，迎著歸來的親人，又是笑又是哭。小女兒最先說話：“爸，你不是死了嗎？” 一家人問候、歡笑、數落、解釋，鬧喳嘛了。 鄰居來了，公社幹部也來了。第二天全公社都跑來看“死人還陽”。公社幹部想了一計，乾脆搭起高台，請老蘇給鄉親們作一場報告。 老蘇開場白不錯：我一不是功臣，二不是模範，我這胸前帶的不是獎章，是打了這一仗的人都有的紀念章，不過我還是能給你們講很多前線的事，因為我跟英模報告團跑了一路，又是個宣傳幹事，專給英模寫材料的。 我們公社幹部知道大家最想听啥，大聲說，我們先請應奎講講他怎的要給家裡寄來一份遺書好嗎？大家好拍手。 老蘇說，大家都知道，我奎娃子從小是個糊塗蛋，幹啥丟三拉四的。打仗前，好多人都準備了一份交代後事的遺書，留在後方留守地，打完仗，平安回來的自己把遺書取回走了，負傷的由留守人員按名單把信退給他們。唯獨我，把這事忘了，一個通訊員把幾十封遺書一塊投進了郵筒。我也再沒想起，只以為給家裡發了平安電報，又跟報告團來到四川，不久就能回家來，也沒給家再補一封信。 （老蘇插話：你是老宣傳工作，知道打完仗後宣傳科那忙勁，戰評通報，總結，英雄模範材料，接待記者、作家，來隊家屬，籌備慶功會……） 那次報告還蠻成功，講了英雄事蹟，也為我的哭鬧作了解釋，是事出有因，不是我得了神經病！ 跟著老蘇，我倒八輩子黴呀！他現在還是忙得腳不沾地，家務事我一人擔，原來我是公社副書記，現在在雜貨公司收酒瓶子，我是永世不得翻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