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七、守備篇

老山——如今她已成為者陰山、扣林山、八里河東山等著名山頭的總稱。因她創造了顯赫戰績，培育了無數英雄，代表著80年代中國國魂而受到億萬人民的景仰，這是她當之無愧的！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這幾個大山上參加過進攻戰鬥的，以後在各山頭及其間隙和它的兩翼幾千里漫長而荒蕪的邊境線上長期守備的部隊，論戰鬥之頻繁、論環境之艱苦惡劣，論戰果之豐碩決不下於這幾個著名山頭。和其他部隊比，人家打一陣子，是輪換著的，而他們是十年一貫制，雖有調動，但總離不開邊防，上千的陣地，戰鬥無時停歇，流血犧牲也無時間斷；他們的干部，有連續蹲貓耳洞七年之久的，他們的戰士，有服役三年從未進過有牆有蓋的房子的；我去過他們的陣地，雖然建設得大為可觀，今非昔比了，但許多人依然是風餐露宿，在最簡易的掩體裡度過大部分時日。有的走路時腿都變形了，他們的模樣令我也難相信這全是二十郎當的小伙子！

我原來偶然想到的這本書名《南疆3000晝夜》很使他們高興、感動，認為這書必是專寫他們的。確實，“3000”晝夜的見證是他們，唯有他們！ 由於有另幾位同志應諾寫我這個部分，後來他們因有其他任務，尚未完成，我只好將我蜻蜓點水式的採訪記錄抄述幾段，以表達我對他們的崇敬之情。 他們是誰呢？雲南省軍區所屬的守備部隊。 離隊前，很高興你們來，很願作一次回憶。 我當兵二十年，在好多部隊、幾個兵種待過，我看數邊防軍最苦，邊防軍裡又數這幾年守衛中越邊境的部隊最苦。 過去，我們一直把越南當“同志加兄弟”，以為我們的友誼會“永世長存”，擺在這一線的部隊好長時期都以支援越南抗法、抗美為主要任務。我們天天講、時時講國際主義，講我們是越南的堅強後盾、可靠後方，直到越南反華排華，我們仍沒想到要打仗。多少年，我們對越南有邊無防，連巡邏也不巡邏，連簡單的防禦工事也沒有。

現在，全線都建成了坑道與塹交壕相結合的基本配套的永備性工事，邊防戰士不再在山上當“野人”。我說我們有多苦多苦，你現在不易看得到實景了。但也只是近一兩年來才得到改善的。 我們不知修了多少里地下“長城”！現在你到陣地上去，在坑道、掩體、台階……蹲下來細看，你會看到每塊石頭、水泥磚上有戰士們的汗斑，有的還沾著他們的血跡。成千上萬噸施工物資器材——風鎬、油料、水泥、鋼筋、鋼釬、大錘、推土車，都是戰士們雙肩扛上去的。 越是最重要最緊急的工程，越受越南人注意，因而在那裡施工也最危險，戰士們一面揮汗如雨地勞動、一面還得隨時防止敵人炮火襲來。 有的地段雨水多，地質複雜。老實說，我們也沒有足夠的懂建築的專門人才，材料供應也不那麼充足。工事修好了又被敵炮炸塌，雨水沖塌，不明不白坍塌的事常有發生，也不知埋下、砸傷過多少人。

有個戰士，十七八歲，坐在雨水沖塌的工事前哭，哭得兩腳不住地踢蹬，就像鬧著要什麼的娃娃！可他不是鬧著要玩啥吃啥，是為他們班幾個月的辛勞白費了哭，為沒能完成上級的任務哭，為邊防建設的大事哭。 我問明了他的哭因，我也哭了。他奇怪：“政委，是不是全團塌了很多陣地？”我摟住他，和他臉貼臉，淚伴淚，說：“不，我是為你哭，為你這麼早懂事感動得哭，為我們軍隊有你這麼好的青年高興得哭。” 我們團部這個地方，原來是座大墳山，這一座座樓房、水泥地、石頭台階、大操場都是這幾年我們邊打仗邊修建的，是乾部、戰士們一鎬鎬地開出來的。 原來我們團部是在河谷地上搭起一片牛毛氈帳。 說到住牛毛氈帳的苦，我給你講個例子。我在陣地看到一個連長帶著他三歲小男孩一塊住貓耳洞，我狠狠批評了他，他還沒說話，孩子哭了：“伯伯，我不回家，我不回家！”我問孩子為什麼？他說：“家裡有耗子，耗子看著我，我怕！”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 孩子所說的家，就是牛毛氈帳。這個連長愛人是個售貨員，她上班了，就只好把孩子鎖在家裡。那地方耗子確實多，牛毛氈被它們咬得千瘡百孔的。那時，孩子也跟著我們遭罪呵！據說這個三歲孩子聽覺最靈敏，敵人一發炮，他最先喊：“爸爸，炮！”最先鑽進貓耳洞！ 八十年代，恐怕世界上再也難找像他這麼小就能辨炮聲的孩子了。 大家都住牛毛氈，外地的家屬來了，常常是找不到地方讓她們住，而陣地上的干部也下不來，怕陣地出事。怎個辦？把家屬送上陣地，貓耳洞內慶夫妻重逢！部隊上笑話性快板不少，其中有句叫：“你打你的砲，我睡我的覺……”還有：“一天分四季，兩裡走半天……”等等，雖俏皮，但貼切。 在一般人想像中，守備部隊大概就是守衛，其實我們照樣拔點，打進攻戰，許多陣地是我們自己收復的。我們有個軍委命名的“邊防鋼七連”就是進攻戰中打出來的。老山作戰，七連為保障左翼安全，在逼近敵人的一個高地上潛伏七天，後來打退敵人多次進攻，又參加了八里河東山進攻戰。他們的戰功有材料，也有報導。但材料、報導裡寫不出我這個政委在看到他們時心裡湧動的感情，七天七夜的敵前潛伏，不說別的方面忍受什麼樣的艱難困苦，單看他們每個人一身都腫了，頭臉成了個大蜂窩——被蟲蟲螞蟻咬的，我到現在也說不出當時心裡的滋味。

我們還有個一等功榴砲連，7.12反擊敵人大反撲，每天打出幾千發砲彈，被稱為“砲兵之最”。一喊停止射擊，一個個倒下了。堆積如山的砲彈殼旁是罐頭，沒人動，不是他們不餓，是連開罐頭的力氣也沒有了。指導員王惠毅，常年在砲陣地指揮作戰，身上無傷，但卻是個廢人了，他不僅聽力不行，連正常男人的功能也喪失了。醫生集體診斷結論是：長期勞累緊張過度…… 我們還出了個龍偉，他負了傷，順坡滾向雷場，又多處負傷。他住院時，我們報了他“滾雷英雄”。命名快批下來了，他知道後，堅決拒絕，說他是失腳落坡，不是有意滾雷。我覺得，他的這一舉動不亞於他真正滾雷所能展現一個革命者的高尚情懷！ 有個昆明兵，來隊130斤，走時105斤！歡送會上，他說：我捨了25斤肉，值得！同志們不要以為我指的是換得了一個工作安排——原先我確實為這來當兵的，現在我認為我換得來了人生最珍貴的東西——信心，對於今後生活裡我沒有吃不下的苦，克服不了的困難的信心！同志們，告別時，讓我脫下帽子，向軍旗三鞠躬吧！我感謝部隊！從心裡感謝！

我也將離隊了，我也將學習這個戰士的作法，在我走的那天，向全團戰友深深三鞠躬。我要說：同志們，我感謝你們，你們給了我充分信心，對我們黨倡導的改革必然成功，我們四化建設定能完成，我們的人民一定能走出困難，衝破價格體系風險的信心，因為我們有像你們這樣的忠於人民的千千萬萬的戰士！ 在駐麻栗坡守備團，我們剛好碰上從北京來的一個慰問演出團。演出結束後，慰問團長提議部隊歌手登台表演，於是全場同志同聲喊起“二營長，二營長！”一個很精幹的軍人健走上了舞台，唱了幾隻歌，全場歡欣若狂。他唱的也許比不上訓練有素的專業歌手，但他表達出的軍人氣魄與豪情，我覺得是許多專業歌手不可比的。劇場效果可以說是這次晚會的最高峰——那位慰問團長也是這樣評價的。

第二天，這位二營長坐到了我的面前，話題是從唱歌談起的。 我從小喜歡唱歌，誰問我將來幹什麼，我連答幾個：唱歌，唱歌！ 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我讀高中一年級。它很快改變了我的志向。我“懂得”了，唱歌演戲的沒有幾個“好人”。 我當了紅衛兵，還選成了一個頭頭。 1971年我開始覺得鬧來鬧去沒好大意思，就當了兵。開始在團、分區宣傳隊，後來宣傳隊解散，我下連當兵，不久就當了副連長，1978年從軍事學院回來，上級一直不分配我工作，後來被告知，由於我參加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搶，打傷的人至今還住在醫院，決定給我嚴重警告處分，處理轉業。後來又要我“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坦白不好，黨藉都難保留。 我哭了，說：“我有教訓可吸取，參加過對老師的圍攻起哄，但我沒打過人。”我也說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不該讓當時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承擔責任！全國多少大人物，大學問家，有幾個當時站出來說一聲：孩子們，你們錯了，受騙了……現在都站出來了，指著我們——就是他！而且，也不會沒有人誇大自己受害的事實，想撈好處……”

領導拍了桌子，大罵了我一通。 我感到委屈，只認為在劫難逃了，我準備了衝鋒槍，壓滿了子弟，準備幹掉那些不讓我說話的人！ 好危險呀！幸喜，一個領導找我談：你別激動，我們準備派人去調查，不能憑一封揭發信就下定論。 我至今感謝這位領導，他一句話救了我，也救了好多人。 很快調查清楚了。當時我們邊防團屬德宏軍分區。分區結論是：與本人所寫情況匯報（我不認為我有什麼錯誤，所以不寫檢查，只寫匯報）一致。呂江增參加過當時遍及全國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並任隊長。未發現別人揭發信中列舉的行為，不予處分，不轉業。 我很激動，很高興。 1979年4月部隊開到老山這邊接防，我一路歌聲。 接防不久，連長觸雷犧牲，我當了連長。

連隊守在一個河谷間的1175.4高地上。高地很陡，從山下背水到山上要一個半小時，下來只要15分鐘。下面悶熱不透風，濕度大，山上大風呼呼，晚上冷得人打抖。一座山都是露岩地，沒有土，到處是快刀石，想找個坐的地方都不易。 高地前兩面山上都是越軍，最近距離50米，他們說話吹哨都聽得到。 1979年打仗，這個方向沒打，我們剛來時，彼此都相安無事。 後來我們去布雷，被越軍打死兩人，一個叫高永年，他掩護大家撤退被手榴彈炸傷，等我們把他搶救回來再送下山，他的血已流盡了，死在戰友的背上。 從此，越軍露頭我們就打。中間是密林，看不見，只要樹林搖動我們就猛打。越軍向我們喊：解放軍，不要打嘛。我們不理他。這樣一來，我們自己當然也不敢露頭。

越軍嘴上喊不要打，其實是麻痺我們。有一天晚上，我們正在洞子裡唱歌。哨兵報告：“敵人！”大家都靜下來了，我叫大家使勁唱，同時指揮大部分人鑽出洞，繞到敵人後面去。快出發了，我故意大聲喊：唱什麼，睡覺了！ 可惜，在我們離敵人還有20米的時，一個戰士蹬響一塊石頭，被敵人發現，嚇跑了。 後來我們自編了一個快板叫三十七計——唱歌計。 在這個地方我們守了五年。正如一個拍電視的記者所說：一般人住五天也受不了！ 就說喝水吧，每天每人一杯水，只供喝。什麼洗臉漱口全說不上。為什麼水這麼珍貴，因為全連分散在幾個點上，每個點有那麼多哨位，只能輪流分出一個人背水，一人一天背兩袋，每袋25公斤，一袋分給大家，一袋給炊事員。炊事員用水的原則是，先淘米，澄清後再洗菜，洗了菜的水給大家洗碗。 由於長久不洗衣，大家的衣服都成了油亮油亮的。不洗澡，皮膚上結了一層垢泥，可以一塊塊揭下來。 輪到黨員、幹部背水，要求至少背三趟，也有背四趟的。不是一袋25公斤嗎，怎不能一次背兩袋？不可能！許多路段是陡崖，沿崖打上樁，吊上線，得攀援著上下，還有幾處斷崖，用幾根木頭搭了天橋，很窄，又傾斜，不小心，就得掉進深谷底去。 景頗族孫勒臘，是我們連三排長，一貫以身作則，他背過兩袋，還爬得很快，但沒到地方，身子卡在一個樹杈上。戰士們以為他開玩笑，裝死，走近前才發現他昏過去了，將他搖醒，他還要背，戰士說：“排長，得了吧，創造這個紀錄，體育界也沒這個項目。” 傾盆大雨天，就是我們陣地的節日。大家都脫光了，洗澡，洗衣。什麼都拿出來接水，臉盆、鋼盔、塑料布…… 在這種環境裡，沒有不生病的。普遍的是皮膚病，陰囊炎，走路都得叉開腿，坐下就扇褲襠。副連長李世榮一直在頂峰，得了面部神經麻痺，臉歪了，就是不下來。有個陣地，一次得流感，全病倒了，哈尼族戰士張德學一人站崗，背水作飯。 還有自然災害。一天晚上，哨兵聽見了轟轟聲，馬上鳴槍告警，大家忙鑽洞——帳棚都搭在大石上，石下挖空作防砲洞。在洞內，只聽得外面山搖地動，出來才知道是山頂滾下一塊大石，壓倒了帳棚，砸斷了床板。 有一天，雷雨交加，一個大炸雷劈下來，在帳棚外淋雨的幾個人沒事，在帳棚內睡覺的幾個人被掀到了床下。副指導員在寫信，只覺得身子一麻，鋼筆掉到地上，回頭見戰士羅正雄還在睡，便罵：扯雞巴蛋，快起來！拉開被子，才看清他捲縮著身子，一臉烏青。他死了。 還有泥石流。先是大風，把帳棚吹跑，接著暴雨沖刷下半匹灰山崖。戰士們站在及腰的泥水時堅守陣地。那天一個拍電視的正好在，拍了半夜，什麼也沒拍上，原來有泥巴糊住了鏡頭。 我不知道這些能不能寫進你的文章？如果你寫，請不要忘記代我向昆明三中的老師表示個意思：他們過去的學生呂江增，在校時年幼無知，對不起他們。上級說他沒有責任，但他心里至今很悔恨。他在陣地上守了五年，不敢言功，只能說是對老師們的教育作出了一點小小的報答，必要時他還將毫不猶豫付出生命報效祖國人民！請老師們原諒他…… （他確實是個文弱書生，戴眼鏡，單瘦、輕言細語地……） 我1981年畢業於南京政治學院，在教導隊任教員。 1983年底隨領導去五連蹲點。那是個赫赫有名的連隊。由於連長調走，工作呈下降趨勢。我向一同蹲點的政治部副主任要求，讓我到這連隊當指導員，保證半年之內把工作搞好。當時已聽說要在那一帶拔點作戰，五連地處最前沿，又是要點，估計打起來定是兩軍必爭之地，會有一場惡戰。副主任聽我一說，連連搖頭：“不行不行，怎能把個秀才作當頭炮！”他這一說，我更起勁要求，宣傳科長要我立軍令狀，我真當場立了一個，保證如何如何。副主任同意了，送了我一套政工條例。 我在五連任職一年多，經歷了它最艱苦激烈的戰鬥時期，人生難得有軍旅生涯，當兵也不易遇到打仗，我為有這段經歷感到高興。這個連守八個陣地，當然主峰最苦最險，我要求上主峰，連長劉金才不說話，打好了自己的背包，叫通訊員：走！這才拍拍我的肩：秀才，不是信不過你，是你還沒娶老婆，我，有了接班人，還是個帶“茶壺嘴”的！ 一個星期後我們又見面，劉連長人都變了形：臉黑了，腰細了，皮帶扣縮到最後一個眼上還往下耷拉，衣衫破了好幾處。我問“怎麼樣？”他說：“在上頭省心多了，因為後面有你這位秀才坐鎮，不是麼？” 這是我第一次受到教育和感動。 我和副指導員丁全富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我當戰士時他就是乾部了。有一次我叫他向工作組匯報，他不干。我說：“你不干也得乾！”我心裡想，你不要以為我資格嫩可以捏巴。 後來，炮排要去參加一次進攻戰，他主動要求去帶炮排。臨走，突然向我敬了個禮，說：“希望你忘記我的缺點毛病，如果我回不來，隻請你記住一點，我丁全富生死面前沒含糊過！” 我抱住他，眼淚止不住往外湧。 我的靈魂又一次受到震動，受到洗禮！ 知識分子自尊心強，生怕別人瞧不起，這是優點，也是缺點。 1984年4月份，我軍開始向老山一帶砲擊，敵人還炮，我們第一天就犧牲三人。 7.12敵人大反撲，我們連部被敵炮火覆蓋，所有設施被摧毀。房子——木板牛毛氈房夷為平地，五十頭豬、五頭騾子無一倖存，只剩下一個原來掛在籃球架上的郵箱，上頭有八十多個洞眼。 從砲擊開始到7.12，三個半月期間，我們連的陣地每天平均落下八百發砲彈。這期間，我們只有鑽洞，真是不見天日！ 最大的困難是供應不上，有時幾天幾夜斷糧斷水。什麼樣的滋味呢？我常想起上寫的古代征戰用敵人的屍體當軍糧。以前我不理解人為什麼這麼野蠻殘酷？現在我“理解”了，人在餓極的時候是什麼都會往嘴裡塞，會咽得下去。當然我們還不會想到吃人肉，但洞子裡如有人抓到蛇和老鼠，那是連皮帶骨頭都不會丟下的。可惜，在我們斷糧斷水的時候，它們也不來了。 還有一個困難，解便跑得遠遠的，而且只能在半夜到凌晨三時之間。這個時間敵人還是有零星的砲擊，你不要以為人不吃就不拉，怪，照樣想拉，好容易憋到半夜，蹲下來，又拉不出。 種種不是常人所能生存下來的惡劣環境造成人心理緊張，在這個時候最需要的是乾部鎮定、樂觀。那時候不需要喊口號，也不需要講道理，鎮定、樂觀、表率作用，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我才真正認識這個連隊的干部。敵人砲擊時，他們總是守在洞子口，有情況的時候，他們沖在最前，當軍工運來有限的物資時，他們先分給傷員，再分給戰士，最後才是自己……而平時當我作為一個“蹲點”的干部看他們時，看到的只是他們誰講了什麼怪話，誰的愛人來了在炊事班拿過東西，純屬雞毛蒜皮！ 戰爭，使我懂得瞭如何識別乾部！ 我們連有個戰士感到日子太可怕太孤獨，在執勤時開槍自傷，後來被押送回家。按說，這件事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如果當時的上級懂一點辯證法，反證出絕大多數同志能挺得住熬過來，守住了陣地是很了不起的事嗎？可上級不這麼看，打完仗下來，這個連的干部都被處理了。 我至今為這件事感到不平！ 我留下了，至今還是正連。有的同志說當初你不要求下連，何至於吃那麼些苦，何至於這個樣？這是實情話。正因為這樣，我感到心灰意懶，感到壓抑。 部隊當前最大的問題是黨風不正，對乾部的使用有的只講聽話，講關係，能打仗的，有本事的，沒上面這兩條你就得“滾蛋”！一仗打下來，真正做到論功行賞，據我看，不容易！ 據我所知，基層幹部有一種“看破紅塵”的念頭，百分之七十想走！ 我不知，未來的仗如何打？ 講邊防守備部隊對敵鬥爭之複雜，我給你講個例子。 團里通知三營——我當時是三營長，——三營副教導員曹政林從陣地到山下供應點開會。這段路程大約四公里左右，下山一個小時就攏了。 當天，有個戰士觸雷負傷。曹政林本應和護送傷員的人員一起下山，但他正和文書下棋，殘局未了，就叫擔架隊先走一步，通訊員畢之榮也只得等著他。 擔架隊出兵後大約不到十分鐘，他們上路了。通訊員背支衝鋒槍，他只提個收音機。 晚七時多，也就是擔架隊出發一個半小時後，山下打電話問：曹副教導員怎麼還沒來？我們問：擔架隊呢？回答是：擔架隊已經返回了。 我們一聽，壞事了。立刻通知全營高度警戒，嚴密封鎖防區內所有通路。 到八時半，擔架隊回到陣地，說根本沒見副教導員和通訊員。 根據團的指示，我們立刻派出兩個連在這個路段上相向搜索。當晚傾盆大雨，天漆墨黑，來回搜索幾趟，無所發現。 到第二天凌晨，在離副教導員出發地幾百米處，找到通訊員遺體。他被子彈擊中頭部，胸部也多處有槍傷，被塞在草叢中被一些枯葉亂草掩蓋著。在他附近，刺芭林中有幾塊坑洼，估計是敵人的埋伏地。接著又發現近處矮樹林中一塊有十多米直徑的搏鬥撕打場地——泥地被踏得稀爛，有五指抓出的印痕，草棵伏倒，矮樹上沾著泥水與血跡。從這裡往敵方延伸出一條溝槽，至百十米處，躺著曹政林同志遺體。溝槽和他的遺體旁，全是血！ 他全身被脫光，兩手掌、兩腳板、肩部都被刺穿，幾根手指被砍斷，腹部被劃破……他的右手舉過頭，拳頭握得緊緊的，兩眼怒視，毫無畏怯。直到我們找到他，仍壓不下他的手臂，松不開他的拳頭。 很明顯，敵人在那刺芭林裡埋伏了很久。他們先擊中了通訊員，然後追上未帶武器的曹政林。敵人想抓個活的回去，但遇到拼死的反抗。敵人仗恃人多勢眾，將他擒獲，拖了好長一節，但終不得逞，最後只有將他殺死。這個分析也為不久後我們抓到的一個越南特工所證實。他供認，他們分兩處埋伏，第一處三個人都被他打翻，第二處五個人上來才將他按住——曹政林是大個，當年26歲，1976年高中畢業參軍。這個特工很後悔說，他們只以為這是個偵察員，而不曾料到是個營副教導員，不然他們不會捅死他，因為抓回這麼大一個官，他們至少能獲得一頭黃牛的獎勵。不過這一來他們至少得付出一個人的命——因為他太厲害了，斷了指的手已經抱住了一個人的脖子，那人憋不過氣來，只得將刀子捅進他的下腹。 為了表彰曹政林同志寧死不當俘虜的高尚民族氣節與堅強意志，上級給他追記了一個三等功。 三等功，太有點對不起他了！按說，他是當之無愧的英雄，應當在他犧牲的地方立碑紀念，讓他和那個高地一起長留天地！在這件事上，我覺得自己也是有愧的。當時，沒抓到那個特工，對情況雖有一般分析，但了解不是很具體。我雖認為他死得很壯烈，表現他這人思想品德偉大崇高，但我作為一個營的主管，也對他很有氣，至今，我不認為他是個麻痺大意的人，他不該不跟擔架隊一同出發，不該不帶武器，不該擅自選了一條路——那條規定的下山路由於在雨季被人馬踐踏得泥濘不堪。這都是錯誤的！這和我認為應該給他立碑的想法不矛盾！難道有缺點錯誤的人就不是英雄？要這樣要求，我看這世上就不會有英雄！ 曹政林同志要在，他也不會不同意我的說法的。 他調來不久，我們共事不長，但我對他的敬仰與遺憾至死也不會忘記。 他的愛人在麻栗坡工作，姓趙。她抱著孩子向老曹告別時說了一句話：“我要讓孩子長大後和你一樣，刀山這上不給我們民族丟臉！”她說得多好呀！ 凡是知道我要去前線採訪的人，總要叮嚀一句：小心點呵！回來後，人們見面的第一句話便是：前面現在怎麼樣？ 我很自豪，終於上了老山、者陰山、扣林山等陣地。 它們現在是個什麼樣子？完全出乎我的想像！ 在這幾個著名的大山主峰上，我都向主人提出盡量讓我多走多看。 幾個主峰陣地的模樣，現在在我的腦子裡已混為一體了。因為它們確實很相像：都有公路通到接近峰頂的山崖下。下車後，迎頭便是一條向上的水泥台階路，它的頂端被這裡常年不散的濃霧淹沒了。上完這水泥台階路，同行的幾個年輕小伙也氣喘吁籲，大汗淋淋。路端是一塊小小的平壩，似是水泥磚鋪砌的，壩上築有花壇，各種花正盛開著，其中一種火紅火紅，將籠罩它的白霧也染成了一團紅雲。我唯一記下了它的名字——美人蕉！ 穿過小平壩，便是地下工事的入口。剛進去，黑洞洞的，有一股冷嗖嗖的風撲面。當主人將電燈撳亮時，我看到了一條足可開進幾台汽車的拱形通道，它讓我想起了在北京參觀過的地下宮殿。主人說這是主坑道。 從主坑道伸出許多條幅射坑道，有通向前沿陣地的，也有通向大小不同掩體的。 我在老山看過有如船長室的小掩體，這是一個乾部單人宿舍，有一張鋼絲床，一張小桌，桌上堆滿了書籍，牆上還掛了幾件樂器。大的掩體內擺了二十多張木板床。是一個排的宿舍，一切都擺放得整齊有序，就像內地的軍人宿捨一樣，這個排的人正並坐在一頭的幾張床上，津津有味地看著與我同去的一位文化干事帶去的錄相。還有一間專門的娛樂室，內有各種書報，克朗球檯、棋桌…… 順著一條向上的小坑道我到了老山最高峰的工事裡。據說，天氣晴好時能從這裡看到越南的河江省省會。可惜，我沒遇到這種好天候，幾十倍的望遠鏡前，只見一團團翻滾的白霧。 到扣林山，我們是特地等來了一個萬里無雲的清晨趕去的，到達時果然陽光燦爛，極目千里。可惜，那天扣林山正在加修工事，望遠鏡卸下在檢修，我們只能在主人指點下隱約的看到敵人的塹壕，卻未能看到戰士們多次向我描述過的穿短褲、打光腳板的越南兵的可憐相。令我驚奇的是，修工事的民工、戰士休息時優哉游哉坐在塹壕上抽煙，還有人在陣地上追打嬉戲。我問，這能行麼？主人答：沒事！越南人不敢惹我們，他動一炮，我們會還他十炮！只要他不惹我們，我們也不打他。 者陰山，目前也處於相對平靜期。我們在主峰的連部住了一晚上，看了更多一些的地方，由主陣地走出，經過蓋溝、交通壕，到了最前沿的單兵掩體——用波紋鋼構築的貓耳洞。當晚，高家鵬教導員又在一間掛滿了榮譽獎旗、燈光明亮的會議室為我們召開了一次戰士座談會。下面記下的是這次座談的記錄。 高家鵬（守衛者陰山營教導員）： 守主峰的是我們四連，他們從1984年8月守到現在。這里水、電都解決了，各種工事都配套了，電話可通師、軍區。你看到了的，我們還建了五室四場——娛樂室、閱覽室、電視室……球場……基本上達到上級能打、能藏、能機動、能生活、能娛樂的要求。我們養了豬、雞，種了菜，把大砲彈坑變成了魚塘。連隊每頓四菜一湯，每週一次“改善”，每月一次會餐。傅司令員、萬政委、廖副司令員、省軍區首長都來過我們這裡，給了我們很多讚揚。四連去年立集體二等功，又是軍區先進團支部、先進陣地建設單位、先進食堂。當然，不是所有的陣地都這樣，我們營撒開在一百多華里防線上，有的還是很艱苦的。 包孔洪（守衛者陰山戰士，景頗族）： 主峰最前面有個小石山包，上頭有個洞洞，能呆下一個人，那就是我包下來的哨位。不是別人不行，是不習慣，新同誌有點怕也是事實。我喜歡那裡，吹吹笛子，看看小人書，任務也簡單，如有敵人摸上來，提前給班裡發信號。到現在我守了780天了。上級不叫我離隊，我願意守上一千天，兩千天，我習慣了，晚上不脫衣服，刮風下雨打雷我照樣睡。越軍不敢來，下面有地雷，地雷常常響，有時是越軍，有時是山畜。白天也有老百姓想上山割草，我就喊，擺手：“轟轟！有地雷，別來！”他們能聽懂。越軍也常向洞裡開槍。打曳光彈，扔炸藥塊塊，我不理它。有一回敵人一發砲彈引爆了洞口前的一顆雷，把我的被子炸穿了。又有一回，老天扯閃打雷，一個雷打在洞口，一團火球亮了一下，把我的腳打麻了。剛才我就是從那個洞裡來的。上級給了我很多榮譽，我覺得最大的榮譽就是首長信任我，讓我一個人守在最前面。他們放心，我也保證：別說人，一隻野狼也逃不過我的眼睛。 沙榮國（守衛者陰山戰士，傣族）： 我們排守12號高地，全排是精減整編中從德宏邊防團調過來的，編成一個班，12個人，還是原來的排長領著。 我們留戀原部隊，也擔心現在的部隊另眼看待我們。 12個人中3個漢族，其餘分屬5個民族。排長提出：“我們要為老部隊爭氣，為新部隊爭光！”大家都讚成，先湊錢買了一頓酒喝。班長叫楊世和，是個黨員，白族，他舉杯說：“我們不能講哥們義氣，但我們十二個人要和一母所生的親兄弟一樣親密團結，誰也不許暗地使絆子，勁兒都要使在陣地的鞏固和建設上！” 第二天我們就乾起來。先排雷，後修路，再從山後砍樹，扛回來改造工事，蓋房子。 房子沒蓋起，一夜大風來了，把我們的牛毛氈棚子掀跑了，被子、帽子也吹跑了。我們十二個人圍在一起，點起馬燈，打撲克吹牛到天亮。 後來房子蓋起了，我們栽上沙松、金竹、美人蕉，塹壕兩邊，道路兩旁還種了蜜桃、香蕉、菠蘿，樹苗是到山下找老百姓要的。今年，已經有兩樹桃、兩樹香蕉有了收成，吃到嘴巴頭了。 有人說，我們要把陣地建設得像公園。多數同志沒見過公園什麼樣，問排長。排長是後勤院校畢業，到過大地方。由他設計，畫了個圖形，大家馬上動手，在陣地上蓋起涼亭，建起花壇，還修了石頭台階。 陣地評比，我們得了全營第二名。 我們沒有忘記第一條是守住陣地，其次才是美化陣地。敵人特工摸上來，被我們打退了。他打來燃燒彈，我們鏟土把火撲熄，火順風燒了一片林子，引爆了幾百顆地雷。撲火時，我們的衣服都烤焦了。 排長很得意，在我們陣地旁一道光岸上，用泥漿水刷了四個大字——虎踞龍盤。下面落款是“十二條好漢”，然後寫上我們十二個人的名字。我們用洋鎬把字跡刻鑿下來，讓它永遠留在那崖壁上。怕它不顯眼，我們又買來紅漆塗上。 “十二條好漢”就這樣傳了出去。首長來，也說：“呵，你們就是十二條好漢呀，久仰久仰！”排長不好意思，說：“我們是自封的……”首長說：“本來就是好漢嘛！” 十二個人有十個人有未婚妻，來過兩個，她們說：真沒想到在敵人眼鼻子底下有那麼個陣地！ 刀小所（守衛者陰山副班長，傣族）： 我在家就愛養雞養狗，種花種菜。 我也愛唱歌跳舞。現在，同志們也喜歡叫我的傣族名：“阿心阿心，跳個舞吧！”我高興就跳。 在陣地上，有剩菜剩飯，丟了多可惜，又逗耗子。我跟班裡說，買根豬來餵吧。大家說麻煩。我就用自己的津貼費在山下集鎮裡買回一頭小豬。沒幾天，小豬拱進草芭籠找食，觸雷炸死了。我哭了一場，幾個月津貼都完了。 大家支持我，又湊錢買了三頭，幾個月，每頭長了一二百斤，我給了排裡改善伙食。大家說，阿心花了勞動，還是要給他點錢才合理。排長硬給我240元，我寄了一些回家。我頭一次賺這麼多錢，心裡好高興。 剩下的錢我又買了一百隻雞，不管它，讓它鑽草芭籠，雞踩不響地雷，有野貓，我想也吃它不盡。後來，我聽見草棵里白天母雞下蛋咯咯叫，晚上公雞喔喔啼。好了，它自力更生了。草窩裡有雞蛋，看得見也不敢去揀，因塹壕外到處有雷。又過了些日子，一個個母雞來了一群群小雞走出草芭籠來了，好有趣。我對大家說：“各位別打雞，打了它就再不出來，成野雞了。”到過年，我先後得了七百多元賣雞的錢。我買了大罐酒，炒了大鍋雞肉請大家的客。連長指導員也來了，大家都好笑，說我把雷場變雞場，叫我“萬元戶”。 我問過指導員：這合不合條例呵！指導員說，不耽誤訓練執勤就行。我公差勤務加緊幹，這方面花點力氣也在課餘時間，大家沒意見，還幫我。我又在砲彈坑里下了魚苗，餵了幾支旱鴨，養了幾頭狗，旱鴨後來變成了天“鵝”，會飛了，雖回來，但你抓不住它。我的狗很有用，越軍一發炮它就鑽洞，動作很快，好像有預感。我唱歌它就來，喊坐它就坐。後來一頭叫小灰的狗走丟了，大概是走到人家陣地上遭了殃，我好傷心呀！ 我有個未婚妻，她看不起當兵的，封封信叫我回家。我寫信向她說：“你找別人吧，找比我能給你帶來更多幸福、帶來明天的太陽的人吧！”我們吹了！我其實是喜歡她的，但她等不得，我就只能選擇我更喜歡的部隊了。 辛福民（守衛者陰山戰士，營部文書、兼《者陰山報》主編）： 我們《者陰山報》創刊快兩年了，每週出兩期，我和發承賢負責採訪編輯刻印，大家搶著看。去年“八一”，中央電視台專為我們報紙拍了一條新聞。總政治部周克玉副主任來者陰山視察時我們請他題寫了報頭。 者陰山，原來高程1251米，砲彈把它削了一米，現在叫1250。目前，它確實是相對平靜的，但決不是從此平安無事。我們的小報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提醒大家時刻作好戰鬥準備，批評麻痺大意的表現。 前年7月，邊防團和文山州組織一個宣傳隊到主峰慰問演出，越軍向演出場打炮，當場犧牲五個，有文山壯劇團沈老師。沈老師50多歲，自拉自唱，很受歡迎。 主峰各高地之間，可以說地雷是挨著個兒的，最少的也在萬枚以上。 （我們在主峰照相，端相機的干事向後跨了半步，立刻有人大喊：危險！）離路半步就是地雷。 經過三年多艱苦建設，者陰山條件確實大改善了，但長期呆在這裡，還是夠人受的，它畢竟只有這麼點活動範圍。有個新兵說：“頭三天新鮮，後三天心酸，過了今天想明天，想起三年淚漣漣。”老兵也有順口溜：“看電視一道道，聽收音吱吱叫，讀報紙一大抱。白天蹲山頭，晚上睡坑道，難見太陽出，雨霧身邊繞。”還有詩云：“不怕槍不怕炮，只怕寂寞和枯燥！”幹部也有苦惱，說：“苦了妻子，誤了孩子，孝敬不了老子，累垮了自己的身子！” 這類反映，恐怕不只出自者陰山，聽師裡的老同志說，我們雲南幾千里邊防線上的守備部隊都有許多實際問題有待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