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五、奉獻篇

讀近期報刊上討論思想工作的文章，我很同意這樣一種意見：我們以往過多強調了集體至上，而忽視和否定了個人利益、個人誌趣、個人作用等存在的必要性。前者往往是一些領導人不正之風的掩護，後者則無形中成了培養國民無所作為的惰性的溫床。 青年們反感文學作品中一再出現的帶病堅持工作、父母病危置之不顧、幾過家門而不入等類的形象。我能理解。 然而，這個“奉獻篇”中，我又描繪、謳歌了這類人物，我相信年輕的朋友們能理解：戰爭環境畢竟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如果一個人的犧牲、奉獻能夠換取更多人免於傷亡，且這種換取又出於他個人意志的選擇和個人作用的自信，他是不應該與過去文學中捏造的“高大全”形象同日而語的。 1984年老山作戰，我是砲營教導員。

開進途中，部隊路過文山。 100砲連副指導員楊富華來向我請假：教導員，我回家看看。我問：你家在哪？他指了指：不遠……。當時部隊只准備在城邊兵站吃一頓飯就上車走，我有些不高興，心裡說，不是規定過誰也不許離開麼？他又說：我有急事，看一眼就轉來，要不了半小時。我看了表：好吧，半小時！ 楊富華原是獨立師的，剛調來不久，我對他的情況不了解。話說回來，我了解也只能准他半小時假。 原來楊富華雖非文山人，但是在文山找的對象，愛人是個中學教員。 楊富華一路飛跑回家，鄰居老太太說：哎喲，你咋才回來，你愛人正“生”哩，好惱火喲，喊叫了兩天兩夜啦。 楊富華算計過，愛人預產期已過了十天，原想進門看個是男是女，撂下幾句話就走，現在又只好扭頭向州醫院跑。

楊富華到了愛人床前。據他後來向我描述，……實在慘不忍睹。愛人大概吃了藥，正昏迷著，只見她一頭亂發被汗水浸透，嘴唇上滿是咬傷。病床前的岳母看見了他，狠狠白了他一眼：你還知道回來！ 他跑到醫院門外，掏出身上所有的錢，買了一大筐雞蛋，提到產房外，把岳母娘拉出來：媽，我……不能久待，我是路過……這就要走……話沒說完，一向無重話的老太婆跳起來喊：你走，你走！走了就不要再回來，這兒沒你的妻子，也沒你的孩子……他說了句：媽，以後你會明白我。真的轉身要走。岳母娘身在文山，猜出了他準是要上前面打仗，又一把把他拉進產房：都看到你孩子的腦殼頂了，就是原子彈打來了嘛，你也得等一小會兒呀！ 一位老醫生見他一身泥塵，一臉汗水，也明白了這不是一個歸來的丈夫，而是一個匆匆路過的征戰者，連忙把他和他岳母請出門外。

他搶先問：醫生，大人要緊麼？我要大人，不要孩子啦。老醫生說：大人孩子都沒事，包在我身上啦。你要能等，再有半個小時我看就差不多了。他如實相告：醫生，一百多號人在車上等著哩。老醫生向他揮揮手：那就去吧，快去！儘管放心好了。又給老太太做工作：他在這兒使不上勁…… 楊富華後來說，男兒膝下有黃金，我是從來沒給誰下過跪的。那回，不知咋啦，我撲通跪下了，哭著說：醫生，拜託啦！媽，拜託啦！多多拜託啦！ 他一路哭回來，快到連隊時，連忙把眼淚擦乾。他說：叫戰士們看到了，還不知怎麼看我這副指導員呢。 後來他和連事務長周邦炳說了，週又告訴了我。還說：教導員，這事你處理不妥，也不問問人家回去啥事。 我專門跑到他連臨戰訓練地，向楊富華道歉。他說，沒啥，千軍萬馬的行動總不能等我一個。以後我如活著再彌補，我天天給老婆做飯洗衣服。又說，當兵的，真不該找老婆，我要沒結婚，決不找。他笑呵呵的，我的心都熱了，眼也濕了。我坦率地說：要是我，我辦不到！但對他只說：你的感情經得起一顆原子彈爆炸呵！

戰後，他愛人帶著孩子來了。我又去向他愛人道歉。他愛人說：“我當時真氣昏了，心裡想，看我以後還理不理你！”我說：“小楊講了，他以後天天給你做飯洗衣服彌補。”他愛人說：“要做飯洗衣服的人我找你？”我問：“你看上他什麼啦？”她說：“我就看上你們當兵的這個'傻'勁！” 老山作戰期間，打八里河東山的部隊有個砲連，戰果很突出，這個連的指導員張國強起了關鍵作用。他既做政治工作又指揮打炮，只要捕捉到目標，他便能立刻發出口令，第一發不著第二發準著，腦子就像一台電子計算機。這個人我特別敬佩，不光是他業務熟，還因我當時了解他心裡有著沉重的負擔，重到我認為已超過常人所能承受的極限。 他是河南人，1973年入伍，1976年回家結婚，兩口子感情很好。他家只有一個70歲的老父，常年臥病，愛人對他老父敬奉照料，無微不至，還包種全家的責任田。到打仗前，他們已經有了一個三歲女孩，一切的家務重擔全都壓在這個女人肩上了。照他的話說，他娶的是一頭“牛”，還是一頭又出奶又耕田帶拉車的“牛”。

到部隊受領老山作戰任務時，他突然接到愛人弟弟電報：姐病重……他了解家裡，不是開玩笑的。他也早有察覺，近幾年每回去探親一次，都發現愛人過一年像老了十年，是勞累垮的。他只能用話安慰她：等我轉業回來松你的套，你再咬咬牙吧！開拔前，他向司務長借了兩百元錢給愛人電匯去。附言道：暫不能歸，望全力治療。給司務長留下的借條上寫著：如我犧牲，請在撫卹金中扣除。 家裡收到錢後，又是接連兩封電報：姐病危，遲歸恐難相見。他知道問題嚴重了，這才拿著幾封電報一塊找領導。團裡認為情況確實特殊，雖臨戰訓練十分緊張，還是批了他的假。但嚴格規定，在家只住一星期，不要超假。 連里戰士也知道指導員這時回家是萬不得已，但臨戰“失”將。大家都像失了主心骨似的，默默送了他很遠很遠。 “指導員，有啥難處，你打電報回來……”

他搭車到昆明，連夜買了張硬座票回河南。到家一看，愛人已失了人形，一層皮包骨，嘴能動，但聲音細微得很難聽清楚。那二百元基本沒動，還壓在她鋪席下。三歲的女娃在炕上炕下爬，一團泥球似的……他抱起愛人揣上錢：走，我送你上縣城看病去。愛人弟弟來了，把他拉到一邊說：沒救了，醫生說是癌，屬晚期了！ 一個禮拜，他清理了屋里屋外，給愛人換了鋪草，洗了被褥，還買了藥品、營養品，一匙匙餵她。愛人雖仍說不出話，但臉上有了笑意。三歲女娃也一身清爽，摟著爸爸又唱又跳…… 一眨眼間，六天過去了。他很艱難地向愛人和他弟弟說明，他明天必須啟程歸隊……她弟弟氣得兩眼圓瞪，兩拳緊握。他準備好而且希望著弟弟狠狠捶他一頓，他會連眼也不眨一下承受的，但那小伙子還來不及作出反應時，他愛人竟然從炕上爬了起來，喑啞地說：我跟你走，我要……你看著我死……

小舅子沒打他，但他的話比他的的拳頭還要重：什麼上頭規定，工作需要，這個那個，無非為的一個——想當官，往上爬，怕給上司落個不好的印象！可你就不怕人沒良心，要天打雷轟麼？ ……他一鬧，親友鄰居也來了，七嘴八舌：國強呀，人生在世，功名利祿重要，可仁義值千金呀，看看你老婆這樣子，你咋忍心說得出一個走字，她可是拿骨髓給你一家當燈油呵…… 張國強當眾無話可說，也想過再給上級發封續假電報，可又一想：不行呀，連隊成分新、幹部嫩，好多訓練科目只課堂上過了一遍，實地演練還等著他去主持去示範呢。打仗可不是兒戲，砲兵更是開不得玩笑的，一發砲彈出去，打著打不著敵人且不論，萬一落在在自己人頭上可就是幾十幾百人的生命大事。這種事幾年裡還少麼？他也想到部隊裡，家庭出了這樣那樣特殊情況，不止他一人，可上級還是考慮了他是特殊中的特殊，唯獨準了他一人的假，他咋好再特殊呢？

他決定按期歸隊。夜裡，他給愛人說了千萬道理，賢良的女人聽明白了，點了頭。他又抱起女兒，把她吻了個夠，淚水糊滿了熟睡的孩子一身、然後給愛人弟弟留了個條：好兄弟，原諒我，但願我還能看到你姐姐，不然我只有祈願真有來生，讓我變牛變馬來報答你們…… 他提起僅有的牙具袋……但門是鎖著的，他只好跳窗逃出。 趕回連隊後，立刻投入訓練。到4月2日參加對老山砲擊作戰，半個多月的應急訓練，換來了他的連隊首戰告捷的喜訊。幾乎就在上級嘉獎令來到的同時，他收到了家裡的電報，他的愛人在他離家的第三天，終戀戀地離開了人世。因電報是寄到部隊原駐地後轉來的，遲到了二十多天。與電報同時收到的，還有幾封信，其中一位同族老輩這樣寫道：古有陳世美，今有你張國強！陳世美殺妻滅子，千古落罵名，你張國強面臨妻子落氣拔腿而逃，天理不容……

張國強看著這信和電報，如五雷轟頂，但他不能哭，也不能告訴別人。戰鬥正緊張激烈，他怕分了同志們的心，怕大家不信任他還能指揮……第二天，他一人跑到一個僻靜的山谷裡，造了一座墳，采了一大抱花，然後雙膝跪地放聲號哭：妞她媽，我對不起你呀，我給你叩頭，求你原諒！是我、是我一家把你拖死累死的呀，你才二十八歲，你本不該找我呀！ …… 他的通訊員先看出了他心裡有事，偷偷跟在他後面看到了這一切，回來報告了連長，連長又報告了團裡，那時我（軍政治部副主任）正在他團裡蹲點。我立即跑去找到張國強，他一五一十給我說了。 我沒有說話，我覺得說什麼也安慰不了他，說什麼都表達不了我自己那那如像滾油煎著的心。我說上山吧！他只好跟著我去。

我也采了一抱花，在他妻子“墳”前舉起手，久久停在我的軍帽沿上。我對他妻子的英靈說：“我們將用勝利來祭奠您！相信吧，有像您丈夫這樣的好乾部，我們一定能打好這一仗，打好任何一仗！” 我們砲營高機連在老山，八里河東山作戰期間擔任前送後運任務。三個月內，每人平均行程四千公里，運送物資一萬餘公斤。 送上陣地的熟食是他們做的，但自己吃不上，因為來不及做，也來不及吃，幾乎全啃乾糧。 他們沒有白天黑夜，哪兒有槍聲哪兒就有他們的任務。 一次他們去662.6高地送熟食。路不熟，只憑一張地圖，走錯了，天也黑下來，轉來轉去找不到方向。帶隊的二排長李黎是軍校剛畢業的，叫大家先休息，他從地物地貌判斷出方向後，叫大家排隊，說：我第一，黨員在前，大家跟上！那路上說不清哪有雷場。 他們終於到達。問了一句：是不是×××團？對方答應一聲是，他們一個個都倒下了。是累的，也是餓的。但背囊裡的食物沒動。 李黎是連水人，幹部家庭出身，高中畢業考入軍校，剛分下來就當軍工。這個21歲的“士官生”不是很壯實，按他的家境，學生時期如不算很嬌貴也不會幹什麼重活。人們都估計他會受不了，但他一直乾了三個月，每次背一百二十斤，爬大山，尼龍背帶背斷了十幾根。直到他病倒為止。 是什麼病呢？開始他自感胸口不適，後來吃東西也覺得食道梗阻，嘔吐。到醫院檢查，醫生問：你的胸部是不是在哪受過撞傷或擠壓？診斷結果是胸骨彎曲變形。 當醫生了解到他的經歷和三個月來的勞動情況時，一個個感動得直搖頭：怎麼苦到這種程度，不可想像！醫生又對他的連隊幹部說：他本人一直不說，這更了不起！至少在最近一個月內，他每背一百斤的東西，需要有背起二百斤的忍耐力！ 醫生用夾板將他的胸骨壓平、矯正、紮緊，又用了三個月才使他彎曲的胸骨復原。 還有個彭坤彬，也是這個連的一個班長。他最能吃苦，別人扛一箱他扛兩箱，大家叫他“老工人”。 我們團打那拉口子，打八里河東山，運送任務很緊張，軍工，民工都累得歇下來便能睡過去。彭坤彬最能睡，鼾也打得最響，但不論什麼時候，只要幹部出現在他面前，他就會跳起來問：“有事？”你還沒說話，他就說：我去！ 有一天晚上，他們連每個班都跑了三趟了，山上又來了電話：又有兩個傷員……我放下電話。彭坤彬已站我我面前。這時他頸背上已長了一個大包，是馱包磨破感染了的。我不好意思再叫他去，就說：沒事，你吃罐頭吧！他接過罐頭，剛打開，瞅著了。我帶了營部幾個人上山抬傷員，剛出門，彭坤彬卻帶了他班上的戰士來了，笑嘻嘻搶到我們前面…… 後來診斷出，小彭背上的大包不全是外傷感染，也有個頸脊椎骨錯位的問題。 他初中畢業，文化低一點，上學考不上，提干也就沒門。戰後叫他走，他要求再乾一年。他說：“教導員，都走了，再打仗沒人認識路呀！” 我說：“你留下，不好辦呀，提不了官呀。”我愛和他開玩笑。 他說：“你放心，我自知不是那材料，不圖個啥。” 他又留了一年多。 他走時，我看著他那累變了形的脊梁（他的內外傷是治好了），心裡真過意不去。 我說：“彭坤彬，真委屈你了！” 他說：“教導員，我嘴上說不出，心裡可懂，部隊教給我的東西，我一輩子忘不了，用不完！” 論吃苦，沒人可比，論能力，他比當時有些連的干部還強，尤其能團結人。我老想，這樣的戰士為什麼留不下呢？文化重要，但當真它就是衡量人的唯一標準麼？ 最近北京一個慰問團，唱了一道歌，叫山駱駝，是寫給老山軍工、民工的。我聽時，眼淚止不住往外湧，心裡想著李黎、彭坤彬，我們高機連的干部戰士們…… 如果你未能看到過戰場上炮火交飛的實景，你就去看看我們的彈藥倉庫吧。我們分部有幾個這樣的彈藥倉庫，離前線幾十公里，幾百公里不等，無論你看哪一個，地面的、山洞裡的庫房都是彈藥箱壘起來的長城，把這長城的夾壁縫都走完，你大概會感到腰酸腿疼了。當你了解到，必要的時候我們能把你走過的“長城”在一天內傾洩到敵人陣地上去時，你就能想像得出戰爭是怎麼個情景了。 記者、作家們寫過各個兵種，各樣血與火的戰陣，但很少提到我們彈庫兵，怕連知都不知道。 從1979年到現在，我們後勤兵是真正的八年抗戰，其中又數彈庫兵苦累。不說過節假日，八年來的九個除夕夜，我們幾個彈庫都是在緊張的裝卸勞動中度過的。 1984年老山作戰期間，我們的彈庫前場景更是壯觀。後運前送的汽車在各庫房兩面公路上扯起幾公里的長龍，日夜馬達轟鳴，塵埃蔽日遮天。有時前線一小時三次電話，跟車來護運砲彈的人把辦公室、過道都住滿了。除了我們自己幾個團的汽車出動外，還有滇南幾個地州市的汽車支援。那時各彈庫一點機械化都沒搞起來，全是肩扛手搬，在裝卸勞動量劇增的情況下，分部、兵站、庫房的領導、機關幹部都上陣了，醫務站、通訊站的女兵也參加了。 “7.12”大戰前後，我們分部全體幹部五天五夜沒有離開過裝卸場，每個裝卸組8人，要求五分鐘裝（卸）完一車，每車都在五噸上下。 每個人都像馬拉松運動員，每個人都汗流如洗，每個人的衣衫都被木箱磨破了，手、肩、胸前都有被角鐵劃破的口子。歇息、睡眠只能在一車開出，另一車回倒的瞬間。不知有多少人累昏倒過，被木箱砸傷過。 裝卸場上，人踏車滾，揚起的塵埃像大霧，塵霧沾在人們的汗臉上，便每張臉都成了一口帶窟窿的黑鍋。有的人被嗆得咯血。 女兵們開始格格笑，後來笑不出來了，沒勁了。 地方司機看著這場景感動不已。有人問：“怎麼就不弄幾台裝卸機呢？”“老師傅，事先沒想到，等想到了沒功夫了！” 我們統計過，那幾天我們每個人平均超正常勞動量的8倍。最多有超出20多倍的。真正的馬拉松運動員來，他也不一定受得了，頂得下了。 車輛調度員石遠義，連續幾晝夜不停地跑前跑後，指揮車輛進出，後來他累倒了，別人抱起他，搖醒他後，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原來他的嗓子不但早啞了，而且是破傷了，到這會兒一嘴的燎泡一嘴的血。 班長時進，在現場昏倒，醫生搶救過來後，先是神經衰弱，什麼藥也不能使他入睡，後來精神失常。 那時，現場沒有什麼鼓動、評比競賽那一套。大家都自覺，只要有口氣就不會停下，累昏的人，你拉他抬他也不下來。力量來自哪裡？來自前線。這些運砲彈的車輛都是從前面運下傷員的，車廂板上有血跡，四角能見到凝結的血塊，以及未清掃乾淨的染血的草、繃帶…… 這些都無聲地告訴了我們彈庫兵，前方比我們更苦累，更艱險，時刻都在流血犧牲！還有司機們不時帶回的勝利消息，使我們每個人都受到鼓舞，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義。無疑，我們手中送出的每一發、每一箱砲彈都將使前線減少流血傷亡，增添一份力量，贏得更多更大的勝利。再加上各級領導都在現場和大家同樣勞動，也是一種鼓動，再不需要誰去高呼口號了。 有個年輕的地方司機問我們一個戰士：“你們裝一車多少錢？”一個老司機又反過來問道：“叫你幹，你要多少錢？”年輕司機說：“像他們這個乾法，給多少錢我也不干，受不了。”老司機說：“對了，抱金磚也換不來他們這股拼命勁！”這是對我們最公正最崇高的評價。 這是最緊張的時期，平常呢？也不輕鬆。你去看看彈庫兵的宿舍就知道了，屋子里長著草。這是因為來送彈運彈不定時，不分晝夜，它來了你就得卸，所以彈庫兵吃住都在庫房，沒功夫回宿舍。常常，放電影沒人看，炊事班把飯送到裝卸場，中午的飯放到晚上還沒人動過。 彈庫人員的工作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防事故，防差錯方面。得派人日夜警衛巡邏，半點疏忽麻痺不得。道理很簡單，萬一出個什麼事，方圓幾十里都得天翻地覆。還有，同樣的彈種，生產的工廠不一樣，時間不一樣，批次不一樣，再忙再亂，也不能有一箱砲彈串堆，不能混裝。有一箱化驗彈，混在上千噸的彈藥中去了，這是事後才從發貨單位的調撥書上發現的。這箱砲彈由於藥量已抽掉一半，如運上前線，打出去必是近彈，有可能傷了我們自己的人，可了不得。分部和兵站領導聞訊後連夜趕到現場，帶領大家翻堆。十一個人翻了三天三夜，終於從成萬箱的砲彈中把這箱有白漆標記的化驗彈長到了，大家很高興，又唱又跳的。還有幾次，砲彈發出去了，發現裝藥號數有混雜現象，立刻又派人追到前面去堵車，堵不住則一直追到前線。雖然彈箱上都有裝藥記號，但我們還是要通知到用彈的砲位才放心。 我們彈庫人員的奉獻精神更多的更不為人知曉的還不在他們付出的血汗上，所有彈庫都在大山溝裡，遠離城鎮與人煙稠密地區，長年累月在那里工作的人，勞累枯躁不說，沒結婚的干部找對象難，結了婚的家屬安排工作難，孩子上學難。幹部不安心，年年都在叫喚：不是虧了我一個，是虧了我一家！也確實如此，希望上級認真研究制定一些相應的政策，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1984年打老山前，我負責帶團偵察隊，執行出境偵察捕俘任務。 從步兵團調來個新兵給我當通訊員。他個子小小的，臉白白的，不說話也笑瞇瞇的，還露著個小虎牙。本來我不會收他的，營裡說給我挑來的是個最好的兵，我才把他留下了。 來時，我問過他的姓名，還問過他：“你知道你的任務嗎？” 他說：“報告首長，知道！一步不拉跟著你，隨時準備用生命保護你。” 我說：“保護我倒不必，最重要的是把通信任務完成好，要記住路，到過一趟第二回就能把命令傳達到，能做到嗎？” 他露出虎牙一笑：“這太簡單了！” 第二天，春節大年除夕，駐地附近雖然老鄉不多了，但還是能聽到遠遠近近的鞭炮聲。我們放出的偵察小組到傍晚還沒回來，我就帶著他到半道上去迎接。 從指揮組到國境線幾百公尺，一會就到了，但不見偵察組的影。我對那一帶地形很熟，哪個草叢裡能鑽過去，哪兒可能有雷場，哪兒可能有敵人特工隊來，我都摸熟了，還作了記號。因為心裡著急，我決心再摸出國境線去看看。便對他說：“小鬼，踩著我的腳印走，別出聲！”他回答了一句：“沒問題！” 我們下一條溝又翻上一座陡崖，來到了一個密林裡。這是我們偵察隊的一個會合點，但林子裡什麼都看不見了，一種什麼鳥獸的怪叫聲，很嚇人的。 來到了一個岔路口——其實沒有路，也不能叫路口，只是我們偵察隊規定的一個會合點，還是不見偵察組。我決定讓小通訊員在這兒等，自己再前去到山頂上看看。他以為我是照顧他，讓他歇著，高低不干。我如實說，怕的是偵察組從另一個方向回來，他才欣然同意。怕地下潮，也怕野物傷著他，我把他舉到枝椏密茂的樹杈上坐起，還叮囑他：“千萬別睡著了栽下來，我至多一小時就返回。” 我在山頂上迎著了偵察組，因為要和友鄰偵察隊交流匯集情況，我們便順著另一條路回到境內，又急於向上級聯絡報告，我就把留在林子裡的小通訊員忘在了腦後。直到我忙完了，一身酸軟地躺到了床上時，才看到我對面的小舖空空的，我大叫一聲：哎喲，我的小鬼！ 我帶著幾個人沒命地往山上跑。 從境內駐地到那座林子，直線距離不過兩千公尺，因是叢林峽谷地，平時走，最快的速度得一個半小時，這次，我一個小時最先跑到了。累得我汗水順著頭髮往下滴，通身就像水池裡剛撈上來。 我一直跑到那棵樹前，喊著：小鬼，小鬼！ 沒有應聲，我的心正往下沉，卻聽到了那樹杈上一聲哭，開始是抽抽嗒嗒的，越哭越大聲越淒厲。 我舉起雙手接他時，不斷聲問：“咋啦，咋啦？” 他還是哭，哭得一身顫巍巍的。我接他下樹時，發覺他的褲襠是濕的！ 他抬起淚眼問：“他們呢？” 這時跟我來的幾個偵察兵跑攏了，我愧疚地對他說：“我從另一條路把他們接回去了，因為要交流情報，我……” 他抱住我的腰：“唉喲，我以為出事了……” 路上，我問他：“怕嗎？” 他點點頭：“怕！怕得很！” “那你為啥不自己回去？不識路？” “不是你說了的，一定要等你回來？” 多好的戰士，我簡直找不出話了。 從我留他在林子裡到接他回來，他獨自在那裡待了六七個小時。 那天是除夕夜，我想他家吃團圓飯時一定多麼想他，如果知道我這個“首長”這麼對待他們才離家兩三個月的小兒子，還不知該怎麼哩。 者陰山戰鬥中，我在二連當指導員。 我連戰士韋興林，貴州人，1983年入伍的新兵。這年底，他接到家裡的信，十六歲的妹妹失踪，生死不明，母親氣病，要他趕快回去處理。他拿著信找我：指導員，我得走，回去找妹妹。當時我們已接到戰備命令，但還未向下宣布，所以我有些猶豫：“我請示請示再說吧！”他說：“你請示吧，準不准我也得走，槍斃我也得走！”他一直哭，不吃不喝。我請示上級，怕強留下他出問題，不如放他回去一趟。我給他做了工作，回去要找政府，按政策辦。又叫他班長給他買了票，送他到車站。 在車站，他看到一些休假的干部提前歸來，一撥一撥，來自不同方向。問班長咋回事，班長咬耳朵告訴他：要打仗了！指導員考慮你家裡的事關係兩條人命……如此這般。韋興林對班長什麼也沒說，把票退了，回來對我只說了一句：你槍斃我，我也不走啦！ 攻擊前，我連負責背彈藥，六七里上山陡坡路，又是趁天最黑、雨霧最大，敵人發現不了的時間進行，每人背兩箱，一箱23公斤。那個艱苦勁真難說！如是哪個父母看到他兒子那一身的泥水，洗面似的黑汗，拉風箱似的喘息，心裡不知痛得什麼樣？ 韋興林呢？他背三箱！不知什麼時候他扭了腳，腳脖腫了，拄一根棍，照樣背三箱。我對他說，你不行了，歇著吧。他只搖搖頭，好像還在慪我的氣，怪我不該不早對他說要打仗。 向者陰山進攻時，我們二連擔任穿插，七班又在最前面，韋興林是七班尖兵之一。在攻奪21號高地時，他負傷了，班長要給他包紮，他推開班長：“別管我！”他是握著槍，瞪大雙眼死的。 戰後，發現他未及寄出的家信：媽媽，我現在本該去找妹妹，本該和她一起回到你身邊的，但我不能……有人要欺侮我們，我只有把他們收拾了，再回家收拾那個欺侮妹妹的狗雜種…… 戰後，我們團先給韋興林家鄉貴州獨山縣去了一封信，接著又派專人去慰問他家，查明了他妹妹的情況，找政府妥善處理。 1984年我在老山一百天。 沒水喝。半夜裡做夢就到了大河邊，一喝，水是鹹的，咽不下…… 團長謝聖明決心去找水。他有經驗，說有竹子的地方就能找到水。走著走著，他說：“你們別來了，我踩著了地雷！”大家以為他開玩笑。因見他找到了一汪清亮亮的小水氹，邊捧水喝邊說：等老子喝夠了，死了也值得！然後挪開腳。 “唉——”一聲，真的取出個地雷來。原來他踩偏了，沒踩到壓發蓋上。後來他從這地雷上取出了壓發裝置作了打火機，白金的，還真好使。那股水也用竹子接到了團指揮所，不但夠喝，節餘下的還可洗澡。楊龍明寫了篇報導，叫《團長找水》，遭他罵了一頓：“團長找水有什麼了不起，只能是戰士找水呀？” 不過各連排陣地還是缺水。據說，一個人每天正常用水量平均是60公升，在老山，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公升水。戰士們捧著水壺如喝酒，抿一口，品品味。因為不是每個陣地附近都能找到水源。 吃到熱食難。炊事班只能在山下做好飯，送上來，一般都得兩小時。天熱，他們一律光膀子，穿褲頭，塑料袋裝的熱食都餿了——送到連隊還得往下傳送到班排。後來改用竹背篼，但它不隔汗，光背上的汗氣都進了飯菜裡。戰士們照吃，說：多了點鹽肉味，更香！ 有一回我跟團長去一個山頭接防，從清早到晚上什麼也沒吃，到了軍工兵團一個點上，正遇上人家吃飯。團長說，救救命吧，諸位！人家沒碗筷，團長一手揭鍋，一手揭下他那黑黝麻污的帽子，喊我：“鏟呀！客氣什麼！”我鏟了一帽子，兩人抓了就吃，剛好軍裡攝影幹事在，給我們拍了照，還登在“國防戰士”報上。我愛人見到照片的時候哭了，現在還一直笑我。 苦累自不必說。有的連隊負責運送。開始有騾馬，它能馱百十斤，十天后只能馱四十斤，再過十天你打死它它也不朝山上走，它垮了！戰士們呢？開始背兩箱彈藥，最後還是兩箱，二連連長不但自己背兩箱，每次遇崖坎還站在那裡將全連的人拉上來。戰士們哭的、吐血的都有，怪話也不少：媽喲，我們連牛馬都不如，騾子垮了我們不能垮！可是叫誰下去誰也不干。 下雨塌方，把四個通訊兵壓在貓耳洞裡，從此大家只能睡溝槽，上面搭竹子，蓋塑料布。被子能擰出水。我得了關節炎，團長叫我去師指揮所開會，我走不了，他派一個偵察兵半撐半扶著我去。到了師指，總參一個處長見我就流淚。 有個排長，感到實在受不了啦，要求住院，營長在電話裡說：“你敢下來，我斃了你！”政委何興平趕到陣地給這排長做工作，到打敵人反撲時，這個排長表現很不錯。在那個環境下，誰都受不了。要是向“錢”看，給我一千元一天我也不干！ 整整一百天后把我們換下來，團長和我們一共五個人坐一台車下山。經過第一個城鎮，團長說：該我們好好吃一頓啦！大家都沒帶錢和糧票——陣地上用不上這。團長說：陣地上可以伸手，這個地方可不能丟人。有個人身上終於找出了半斤糧票，換了五條黃瓜。團長不讓吃，喊開車！車到無人處，他又喊：“停！吃黃瓜！”一人一條黃瓜，吃得口水直流。 那生活，真是再苦也沒有了，可現在回味起來又感到甜滋滋的。 攻老山，我們師醫院所在地離老山主峰平面距離四千公尺。 開始砲擊時，我們還湧到帳篷外面看炮火，像看節日焰火，覺得多好玩的。 砲擊結束兩小時後，第一個傷員下來了，他是觸雷負傷，兩腿都沒有了，第一個要求是要煙抽，抽了半截就昏迷了。我們幾位小姑娘見了就打抖，神色都變了，但喊獻血時，立刻擼起袖管來，三個姑娘，一個通訊員的血流進了這傷員的軀體，但還是沒把他搶救過來。 到下午二時，傷員像流水一樣下來了，大都是奄奄一息的。我們原來準備了5個手術台，臨時改為9個。這次戰鬥所有傷員都經過我們那裡，一個不漏，能後送的才後送，估計送不到後面醫院中途就可能死亡的立刻搶救。 每個傷員衣衫都撕破了，有的赤身露體，從頭到腳都糊滿了泥漿。大多數人身上還綁著子彈帶，腿上綁腿也在，但解不下來，只能剪開。全是被他們的汗水、血水、泥漿沾得緊繃繃的呀！有的一百多天——自臨戰訓練以來就沒有解過綁腿，沒洗過臉，理髮更不用說了，他們的頭髮鬍子一般長，一個個臉色黃黃的。這一百多天一會雨裡泡著，一會烈日曝曬！我有個錄像，不敢拿出來給人家看，怕把人嚇著了。你可以看，看了你就知道不把老山這一仗寫下來，你這個作家可就欠了我們戰士一筆大帳呵！ 我們作手術的洞子裡滴嗒滴嗒直往下淌水，想找塊油毛氈遮漏，沒有呀，地面被傷員的血浸透又浸透，成了血的泥潭，一次次消毒，臭得很呀！我想鋪上木板，哪有呀！人力有限，車輛要前運後送傷員，來不及搞別的呵。鋸下來的斷肢殘臂，一桶桶往外抬呀！ 我們所有工作人員的家當都拿出來了，被子、衣服、床單……你不能看著傷員光溜溜地抬走呀，你總得給他蓋上點什麼呀！ 7.12打敵人的大反撲，我們原來的手術帳篷炸爛了，手術床炸飛了，生活車炸飛了，對面村子裡老百姓炸死幾個，幸好我們事先轉移到了一個山崖下，在崖下掏了一條溝槽，外面壘上土包，在裡面展開小手術床，不然可就不是我們搶救別人，而是自己也要人搶救了。這一天從早到晚，雙方的砲彈在我們頭上飛，大家分頭忙著分類、餵食、止血、搞休克、清創、作手術……沒有一個人躲炮。手術人員都帶鋼盔，炮火間隙裡，便能聽到手術床前一片叮叮噹當的鋼盔碰擊聲。 無論多麼危重的傷員，很少有人哭叫。有的昏迷了，醒過來就問：“前頭怎麼樣？”“某某高地拿下來了麼？”“7.12”那天，傷員比較少，情緒也更高，下來的傷員高興地說：“我們陣地前的敵人屍體擺滿了！”先到的傷員高呼：“哈，總算讓越南小鬼子嚐到厲害啦！”看著他們，我心急更心痛！ 師保衛幹事張仁龍，主動要求下戰鬥部隊去代副營長，進攻老山戰鬥中，他頭部負傷，臉腫得很大。我們很熟，他平時愛搞電器，幫我們醫院搞過器械革新。當他被抬到我面前時，我已認不出這位相處多年的戰友了。看了傷票——陣地救護組登記卡片時，方知是他。我喊他，他流了淚。我說：“我馬上送你走……”他說“我沒完成任務……”後來，他活過來了。 我們師醫院的同志真好呀，用什麼詞形容他們救死扶傷的精神我都覺得不過份，不夠勁。可惜戰後大多數都處理走了，有的連個小功都沒立上。我們醫院現在對外服務，賺了一些錢，我想，有一天要給我們醫院每個參加這次戰鬥的同志送去一塊金質獎章，才算我對得起他們，才放得下我這顆心！ 女護士蔣濤，多次給傷員輸血，一個很壯實的姑娘變得像個瘦小老太婆了。有一天連續兩次她自己從自己身上抽血，救活了友鄰師一個醫助。她的臉都黑了，只有眼睛還是亮的，她沒叫一聲苦，照常參加前接後送。 女戰士楊友香，烈士的妹妹，接替哥哥來當兵。她負責麻醉，常常幾天幾夜不休息，什麼手術都少不了她。手術帳篷真熱呀，40度上下，還潮濕。她就日夜穿著工作服、手術衣在“蒸籠”裡烤著。我看到她暈倒就有兩次。戰後，她幹部不能提，考學分數不夠，轉志願兵沒女的名額了。她什麼也沒得著，還是複員回山東農村。走時，她嗚嗚哭，說：“我什麼都不要，只想留下來為傷員服務。”她哭我也哭，我說：“我們向黨委寫過保證的呀，工作確實需要你呀，可是沒有你的位置呀……” 幾個女兵都走了，她們沒功夫補習功課，考不上學，吃的就是這個虧！我真過意不去呀！ 我們醫院還有一對夫妻，男的叫吳熙德，外科醫生，女的叫丁蘭仙，負責輸液，她技術高，輸液穿刺，一針成功。兩夫妻在去支援前沿救護時，同時負傷。兩人回來時，衣服都被燒焦了，鞋子也各掉一隻，男的把剩下的衣衫破片蓋在妻子衣衫破洞上，一隻鞋也讓給了妻子。老吳就只穿一條短褲，光著腳，耳朵還流著被砲彈震出的血。妻子傷輕一點，半撐半抱著丈夫，一瘸一拐走回來。作家，你在哪裡見過這樣的恩愛夫妻？吳熙德第三軍醫大學畢業，丁蘭仙原是大醫院護士，兩人戀愛結婚。雙雙上前線時，家裡還留著一個剛滿周歲的女孩。 袁其林，他是我們醫院“第一把刀”，最難做的手術都是他主刀。他身體魁梧，又正值盛年——三十多歲，三天三夜的連續手術他也堅持下來了，只是有時蹲下來歇一會兒，每天經他的手從閻王殿前拉回來的人不知有多少。他聰明，寫過不少醫學論文，搞了許多革新，我們醫院用於急救的輸血加壓器、胸腔閉式引流器都是他創造的。 1979年他上前線打仗，“打掉”了一個愛人——婆娘跟人家跑到外國去了。他又找了一個，快結婚了，他又上了前線，正當他這邊緊張工作時，那邊又要吹。三天三夜累不垮的他，卻被這樣一封信擊倒了，他咬牙堅持著，但內心很痛苦。也不能說女方不好。誰不見，前方打仗時，軍營裡的女人熱鍋上的螞蟻似的？谁愿意找這份罪受？何況那女人條件好，追求的人不少？為這事，我到師部給我愛人打了個電話。我愛人一聽見我的聲音，就哭開了：“你怎麼樣？出了什麼事了嗎？”我說：“你先別忙哭，也別忙問我，我很好。你趕快去某某單位找某人——老袁的未婚妻，趕快叫她寫封信來安慰安慰老袁，要吹，也得等以後再說，請她看在我們打老山部隊的面子上，無論如何也得這麼做……”女方聽了我愛人的轉達，立刻捎了兩條云煙，捎了個字條來，老袁好高興，打開煙分送全院的人抽。後來他們好了，結了婚，夫妻很和美。 醫院最苦最凶險的還是負責前接後送的同志，沒有一次不挨炮。馬偉，耳鼓膜震破；王保林，五次被埋在砲彈炸塌的貓耳洞裡；衛生教導隊多人受傷，隊長鄭繼坤也傷了；劉樹林聽到傷員在林子裡哼，他去救，傷員喊：“不要來，地雷多得很！”他還是不顧一切衝過去，剛背上傷員，敵炮打來，他用身體掩護傷員。我的通訊員小古，頭天獻血，第二天去前接傷員，眼一黑，從橋上栽下去，腿骨折斷。最突出的是胡龍泉，他送一個受傷的副指導員，遇敵砲擊，炸斷的一棵樹倒在路上，車過不去了。這傷員下頦打穿，氣管切開，萬分危急。胡龍泉叫車開到一個隱蔽地，用嘴吸出傷員堵住氣管的痰，把他搶救過來。 前接後送中，我們沒有一名傷員中途死亡。危重傷員在我們醫院死亡率只0.37%。 （她叫劉亞玲。我從成都出發時軍區後勤政治部領導囑我一定要採訪她，還希望我給她寫篇大文章。我到文山軍醫院找她時，她上山採藥去了，後來我到了分部，領導們也一再介紹她，讚揚她，並叫她的醫院連夜派車送她來分部“向作家匯報”。我們開始談話時，劉亞玲就坦誠地表示：“我根本不願來……我反感作家和記者，我不願別人報導我，過去每一次對我的報導，給我的榮譽都是給我加一道枷鎖！到北京出席英模會，我也不激動……榮譽影響我的事業，它只是面具，成功只能靠真才實學。我奉命而來，只想說這些，也不想多解釋……”我說我去過文山專程找她，我也不知道分部領導下令叫她來。還表示：“我決不寫你，也不想叫你說什麼。不過你們分部張副政委向我講了你的情況，要我回去向有關首長詳細報告，所以我只想將他介紹中有關你在前線救護傷員的事蹟核對一下，免得出差錯或再給你加一道枷鎖，你看行麼？” 她欣然同意了，並且在核對之後主動講起了她在前線的風聞與感慨。她自己說，有些話是她從來沒說出過的。我對她的某些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見……總之我們談得很坦率。最後她同意了我可以寫出張副政委——現紀委書記對她的介紹。 ） 劉亞玲，又奇特又難得，又可氣又可愛，又倔又怪。 她1963年生，家在西安市郊。 1984年8月由第四軍醫大護士班畢業分來文山軍醫院。 她學過醫學統計學，發現我們國家戰傷死亡率比一些先進國家高，從朝鮮到這次戰爭都如此。她也發現前線對有些傷員救護不當，感到在醫院不如到前線陣地去直接救護能使自己在這方面積累一點經驗。她還看了一本叫《南丁格爾傳》的書，書上講的南丁格爾是一個英國女護士，家裡很富有，她卻跑到戰場上當看護，並有很多創造發明。劉亞玲很崇拜這個人，更堅定了去前線的決心。 她先後給各級領導寫了七封信，要求到第一線去。開始我們沒有同意，只考慮到她一個女同志去一線不方便，是出於對她生活、安全的關心；對她在事業上的理想追求了解不夠，理解更談不上。 為了能參加陣地救護，她用節約下來的節假日幾次到前線。 1986年4月，某軍路過文山，她去看老鄉，人家邀她去，她也想有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作調查，便提出請假回家探親。但她沒有回西安，而是到了前面一個營救護所。到假期快滿的時候，她給醫院桑院長寫了信，說她回不來了，說了理由，也說了些過頭話。醫院要整黨了，她是黨員，院裡兩次派人去叫她，她不回來，話說得更不好聽了：“開除黨籍也不回去，除非抬了我的屍體回去！”醫院又給前面部隊寫了信，請他們幫助動員她回來。就在這時，前面部隊來信調她，我們不同意。確實我們有個想法，怎麼能想到哪就到哪？後來人家還是動員她回來了。這次准假一個月，她離院兩個月。為這件事，醫院從上到下有反映，院領導提出給她處分，9個黨員討論，4個同意留黨察看，5個同意嚴重警告。院黨委報到分部黨委是嚴重警告，分部沒批，所以一直沒公佈。 到1986年12月，她又要求到前線。我打電話和前面聯繫，軍裡同意她去，但不是調動。 1987年1月她負傷住院。出院後她又去探家，3月回院，小組、支部通過了她的黨員登記。登記前是叫她作了檢查，大家認為她態度謙虛誠懇。 應當承認，是軍區傅全有司令員轉來《解放軍報》一封“今日來信”才引起我們對劉亞玲的關心與重視、促使我們對她在前線的表現作比較充分的調查了解的。 按照傅司令在信上的批示，分部派了我和其他三位同志去前線調查了解。她的事蹟確實是了不起的，感人的！ 她先後6次去前線（三次未經批准），到過營以下陣地14個，隨救護組參加陣前出擊4次，拔點作戰3次，參加救護過的傷員130多名。 （劉亞玲：目睹過慘烈戰斗場面，且離得最近，見得最多，女同誌中我可能算第一人！） 平時她幫救護所、連隊、炊事班做了許多工作，還和到前線採訪的一位攝影女幹事舉行過兩次電話演唱會。 1986年5月2日晚，某部六連戰士，音樂學院學生徐良左大腿中彈負傷，動靜脈破裂，送到營救護所，劉亞玲配合其他醫務人員給他重新包紮止血和輸液。由於徐良傷勢重，她堅決要求隨軍工後送，途中，她一手固守輸液針頭，一手舉著液袋。通過狹窄塹壕時，她鑽到擔架底下跪著、爬著走。上車後，因車顛簸，她用一手抱住徐的傷腿，一手墊在他的腿下。我見過徐良，他至今很感激那護送他的女護士。 砲手高海元遭敵炮傷，劉亞玲背著多處負傷的大個子小高跑了一百多米，使他及時得到搶救。 1987年1月5日拔點作戰，劉亞玲先一天趕到營指，要求到前指救護所，副團長不讓她去。次日戰鬥打響，她跟著一個錄像員上去了。在通過敵火力封鎖地段時，臀部負傷，她沒和別人說，自己跑到一個隱蔽地拔出彈片，便投入搶救傷員。在前沿救護所，劉熟練的包紮與穿刺（輸液）技術，起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醫務人員在這次戰鬥中救護25名傷員，無一死亡。有個傷員多處負傷，衣褲被剪掉，赤身露體，劉給他包紮輸液，他大喊：“不，不！”劉說：我都30歲了——其實她24歲，是你大姐姐，怕什麼？一位醫生說：“這回沒她，有的傷員就救不活了！” 這次戰鬥後第三天，劉再次要求參加拔點作戰。戰士不讓她再往前去，要通行證看。她掏出“光榮彈”——防身自衛小手榴彈，說：這就是我的通行證！戰鬥打響後，敵炮不斷落在救護所的山洞內外，彈片飛進洞內，劉多次往返洞內外救護傷員。她忍著自己的傷疼，20多個小時沒吃喝，參加救護傷員近40名。 一星期後，她的傷疼終於支持不住了，才回到師醫院檢查，師醫院見她傷口已感染化膿，立刻送野戰醫院，在那裡她一度高燒昏迷，後來作了傷口縫合，創面植皮手術…… 調查回來，分部黨委在聽取匯報時都對她的事蹟深為感動佩服，立即決定給她立一等功。又派我到醫院廣為宣揚。我開了八次座談會，大講特講，對過去我們對她了解、關心、支持、宣傳不夠，作了檢查，以此扭轉一些同志對她不正確的看法和議論。 1987年八一，劉亞玲出席了全軍的英模代表會。 現在使我們感到有點惱火的是，一些人對劉亞玲還是議論紛紜、冷談她、不安逸她。劉亞玲自己也為此感到苦惱，不那麼舒暢。給她的榮譽越多，宣傳越多，統一思想越多，越加劇這種狀況！ 問題在哪？還不能籠統說出於嫉妒，出於“紅眼病”，也不能怪她自己，她現在“注意”多了，“尾巴”是夾著的。歸罪於領導，那也太冤枉。問題在一些記者的“起哄！” 對劉亞玲有過那麼幾篇報導。有一篇為了突出劉亞玲到前線的動機，把文山軍醫院說是無所事事，一個個閒得發慌，想到哪就到哪，唯獨劉亞玲去前線不行，還給處分。文山軍醫院是離前線最近也是最大的醫院之一，多年來都是超負荷收治傷員，一段時期，過道、辦公室都設了臨時床位，有的醫生累昏倒了，爬起來又上手術台；有個護士正奶孩子，她媽媽抱了孩子找到病房，孩子餓得大哭，她還是抽不出時間來，把傷員們都感動得大聲“抗議”：“餵孩子，餵孩子！……”幾天幾夜吃睡都在病房的人就更多了！這個醫院也多次派人去一線救護，前運後送傷員……所以這個醫院對劉亞玲的意見不是，或者說不完全是對她本人的，而是對一些關於她本人的報導！ （劉亞玲：是的，有的報導假得不能再假！）他們說，為什麼要為“樹”一個人搞灰了我們一個單位呢？ 這個院老院長桑長祥，是個老邊防，老模範，老黃牛，有的報導把他形容得不像樣，給人一個武斷專橫、愚味無知的印像。他有次向我哭著說：整黨要百分之百的黨員參加，不參加的要根據不同情況處分，這不是你們上頭的規定嗎？文件規定的嗎？我叫她回來，參加完整黨再去。怎麼就不可以呢？ 由此，又引出對劉的處分該不該取消的分岐意見。有的人說，立一等功可以，但處分不能撤，功過分明嘛，她在前線搶救傷員有功，擅自行動就是不對的！ ——原先我也是這個看法。劉亞玲的嚴重警告處分分部雖沒叫宣布，但事實上是處分了，如後來一次該她調級未調。現在醫院主張按功勞給她晉級，但不能補調。我們準備宣布對她的處分無效，級別補調再晉級——不過分部黨委還沒最後決定，你先別說。 對“今日來信”的那位記者，我們也有個意見：他到前線採訪劉亞玲後，來到醫院找了桑院長，桑院長說明情況後，他曾明確表示：這個人——指劉亞玲——，不宜宣揚！ …… 桑院長表示：對劉亞玲，我們將全力支持培養，有什麼意見不能對她來，但希望記者們要實事求是。現在搞這行的愛找戲，為了有戲就找個“白臉”，這不是培養年輕人，是給他們“下爛藥”！ （採訪回來，我從報上得知，劉亞玲參加了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我祝愿她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也希望她周圍的同志對這樣一個25歲的年輕人給予更多的理解關懷，還有寬容。她說，她主觀任性，脆弱——有時感到孤獨甚至絕望，克服這些缺點，靠她自己努力，也靠大家幫助。 劉亞玲，我是不是又給你加了一道枷鎖？但願不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