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秋里好景象。
那一天是10月7日。住在西山的將軍，突然接到李先念的電話：那幾個“跳梁小丑”給抓起來啦！
“抓起來啦？！”將軍萬分意外，但又立即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他忍不住在電話裡不由“哈哈”大笑起來，這樣的笑聲已經多年沒有了。
“秋里，你的病怎麼樣了？能上班嗎？”李先念問。
“好了。今天就可以上班！”將軍豪氣沖天。
真是太值得高興了。將軍當天跑到301醫院——這一年將軍因受“四人幫”的迫害和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相繼去世的打擊，身心極度不佳，已有幾個月住在解放軍總醫院，有時則回西山療養。當從李先念那兒得知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抓起來的消息後，興奮得直奔301醫院辦出院手續。
“我看到爸那天在走廊裡，把拐棍一甩，嚎著嗓門，喊著：'找你們院長來，我要出院！'”女兒曉霞這樣說。
隨即將軍回到家，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將夫人叫到內屋，然後關上門。一會兒，又匆匆出來，夾著皮包就往外走，那臉上掛滿了抑掩不住的喜氣，步子也變得輕盈無比。
兒女們追不上爸爸，也知道他是家裡有名的“保密專家”。於是纏著母親讓她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回母親向孩子透露了“機密”：那個幾壞蛋給抓起來啦！
“好——”兒女們頓時歡呼起來。兒子個高，一蹦頭撞在了木樑上，可他一點不感疼，心裡甜水如潮。因為他們都知道“壞蛋”指的是誰。
關於1970年後的將軍情況，我縮寫了，是因為這段時間“四人幫”橫行，將軍只能在周總理的支持下，與穀牧、紀登奎等人苦苦地支撐著國家生產和經濟的那隻破漏的船在風雨中飄搖。雖然有一陣子鄧小平重新出山使他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四人幫”又藉“右傾反案風”把更大的災難禍嫁給了苦難深重的共和國。
粉碎“四人幫”，使一心想把國家經濟搞上去的將軍欣喜若狂。多年積憂的肉體和心靈上的病也隨即一揮而去，他要工作，要像當年大慶會戰那樣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場。
將軍這一年62歲。而這個年齡已經不再可能像毛澤東當年點將他上石油部當部長時那樣朝氣蓬勃，也不可能像毛澤東第二次點將讓他上“小計委”那樣年富力強。但聽得妖孽一除，將軍彷彿又一下恢復了當年那個精神頭。在這之前的一年多，他已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從1970年至1976年秋，將軍雖然官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可經歷的風風雨雨仍然不計其數。這中間有欣慰的事：比如他主持了自與蘇聯斷絕合作關係後的第一批引進項目，這些項目對日後鄧小平全面啟動四個現代化建設起到不可估量的基礎作用；比如恢復和組織了外貿出口工作；等等。也經歷了電影《創業》風波等政治事件。然而縱觀這幾年，將軍總有一種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壓抑和政治上喘不過氣的痛苦。這種壓抑和痛苦，使素有“猛打猛衝”、喜歡幹驚天動地事業的將軍身心倍受創傷。
現在好了，“四人幫”垮台，將軍頓感昔日雄風重振，大有願望再領導一回大慶會戰那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戰役。 1977年的黨的十一大上，將軍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次年春天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大會議上被推薦繼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家計委主任之職。兩年後的1980年中央在設立書記處書記時，將軍又任書記處書記。這樣的職務，對老百姓來說，是登上天的大官了。事實上將軍也確實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黨和國家核心領導層的政治生涯。
但將軍就是將軍，與其讓他天天坐在辦公室開會和文件上畫圈，還不如去為拔亂反正、改革開放大業干點實實在在的事。這是他的性格：見不著老百姓，他心裡不踏實；不是挑戰性的工作，他總感不過癮。
將軍這麼大的官了，可他還是用著一輛公務車，而且一直是老司機賈師傅開著。現在不少地方上“七品”芝麻官出行都是警車開道、前呼後擁的。將軍這麼大的官則不，他平時出行從不要這種“氣派”。專用“座車”既是警衛車、又是工作車，需要時車上坐四個人：將軍自己一個、秘書一個、警衛參謀一個，外加開車的賈師傅。不需要時，就將軍和賈司機倆人。賈師傅雖比將軍小一二十歲，但他們像是“老哥倆”，車子內的方尺小天地裡無話不說——當然除機密外。將軍喜歡平時一有空就喜歡出去跟老百姓聊天、上基層單位調查私訪。開始賈師傅勸他說你年歲大了，別那麼累，有空也休息休息。將軍立馬板著臉：“共產黨員，哪有什麼休息？”賈師傅再也不敢阻攔了。兩個“老頭”單獨出行總是有些不安全吧？將軍又嘴一撇，說：“我做事對得起老百姓，給他們辦事，老百姓怎麼會害我嘛？”將軍的為人哲學非常樸素，但裡面卻折射著很深刻的道理。現今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執政為民”，不也是這個道理嘛！
將軍官大了，但小事上依然不含糊。他最恨那些官當得不大，卻大事小事都把手伸得特長。他不，就連抽煙這樣的細節也都十分注意：他煙癮大，一天都在兩三包水平上。口袋裡總不能塞得鼓鼓囊囊的，於是經常一開會就是半天，他的煙就會“斷檔”。這時將軍就會抬頭朝坐在某個旮旯裡的賈師傅使個眼神，賈師傅馬上悄悄走過去塞上一兩包煙——倆人有默契，因為將軍有一條自律：不抽公家的“招待煙”。
李先念曾有話評價將軍：粗中有細，一心為公。
“為公”兩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易事，而要一心為公，怕是難上難。有人可以一時為公，卻難能做到一輩子為公；有人可以在某些容易做到的事上為公，卻不能在所有事情上特別是涉及到錯綜複雜、尤其影響到自己切身利益和個人形象時就再也做不到了。
當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後也常有衡量他為人處世的品質問題。
將軍在任副總理和政治局委員時就奉命做過兩件“得罪人”的事——而這又是必須有人去做的影響國家和軍隊改革的大事。
一件事是八十年代初國務院所屬的工業部門的機構改革。
積五六十年代中國計劃經濟時機構龐雜的慣性和文革十餘年留下的干部問題，改革開放如初，我國政府機構的臃腫和人浮於事的現像極其突出，政府部長級幹部中“一多二老三不專”的情況非常嚴重。一多，即為有的部正副部長多達20人，少的也有十幾人。一份文件傳閱、畫圈有時一個月還沒有轉過來；二老，即正副部長年齡都在六七十歲左右，部長會一開起來圍了一大會議室，真正能堅持正常工作的卻並沒有幾個人。三不專，即文化水平普遍低，大部分部長只有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對專業知識尤其是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更加缺乏。面對這種局面，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把精簡機構的意義提高到“一場革命”的高度。他說：“精簡這個事可大啊！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讓黨和國家的組織繼續目前這樣機構臃腫重疊，職責不清，許多人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的狀況，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贊同的，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下面的干部。這的確是難以為繼的狀態，確實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們黨也不能容忍。”
機構改革的這場“革命”，革的大部分都是為建立新中國和在新中國建設中立過汗馬功勞的老同志，他們大多又是在文革中慘遭林彪、“四人幫”的迫害、多年失去工作機會的老幹部。 “四人幫”垮台，他們才重新獲得工作機會，可現在精簡機構又要他們退位。許多人想不通，抵觸情緒自然非同一般。誰去做這得罪人的事？一些“聰明人”躲到一邊去了，將軍沒有躲，並主動承擔了他分管的那些部委的精簡任務。
難哪！既然精簡，就得有硬性的“槓槓”：年齡槓槓、編制人數槓槓，這都是要了那些想留任的老同志的“命”。
將軍為此一個部委、一個部委地跑；一個人、一個人地找談話；談了部長，談副部長，談了留任的再談退位的；談了正副部長，再談司局長……談得通的可以過關，談不通的最後還得想法談通後再過關。罵娘的、拍桌子的有，告狀寫信的有，領導幹部也是人嘛！而且大家都是“以革命的名義”在跟你說話。將軍靠的一是擺大道理，二是耐心細緻的做說服教育，三是合情合理的妥善安置。經過50天的緊張工作，將軍分管的那些工業部門機構全部完成，新的領導班子獲得中央書記處一次通過。總書記胡耀幫和書記處其他領導同志對將軍的工作非常滿意，並將經驗向其他部門和省市區推廣。
1982年9月27日。又是一個秋天的日子。脫了24年軍裝的將軍這一天突然出現在人民解放軍總政大院的寬闊操場上。令人驚奇的是他穿著一身嶄新的軍裝，那鮮豔的紅五星、紅帽徽，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上午九時，將軍面對操場上整齊站著的23個綠色方隊，健步登上閱兵車，甩起那條威武有力的右臂，目光炯炯地向受閱的官兵高聲緻禮：“同志們好！”
頓時，24個綠色方隊的官兵，齊聲回應：“首長好！”
“同志們辛苦了！”
“為人民服務！”
那響亮高昂的號聲、整齊一致的步伐，鏗鏘有力地敲擊著大地，預示著中國軍隊將掀開新的一頁：是的，新華社借一個規模並不大但很特殊的閱兵式向全國和全世界宣布了我軍的一項重大人事改動：余秋裡將軍重新回到人民解放軍領導崗位，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兼中央軍委副秘書長。
將軍是一個星期前接到中央任命的。像當年戰爭年代接到戰鬥命令一樣，第二天他就上了闊別24年的軍隊報到。因時間緊，軍裝都來不及做，將軍那天是著一件平時常穿的藍色中山裝走進總政大院的。
文革十年，特別是林彪、張春橋（曾任多年總政主任）給軍隊留下的一系列問題，將軍上任初始面臨的軍隊撥亂反正、清除極左思潮、改正精神污染等方面的政治工作任務極其繁重。他在黨中央和軍委主席鄧小平的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了軍隊整頓的工作。
老實說，由於“文革”帶來的後遺症，這個時期的軍隊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像不怎麼好。而當兵的人不按心部隊工作，缺乏理想信仰，為誰當兵等人生觀方面也存在嚴重問題。將軍在重新踏進軍營的那一天，便深感肩負的責任重大而緊迫。甚至有軍隊高級幹部好心地對將軍說：秋里同志，眼下的軍隊不是那麼好抓的，你得有思想準備啊！言下之意，你將軍這回被鄧小平點將回到軍隊的擔子，可並不比當年毛澤東兩次點將輕鬆。將軍對這位善意的老同志點點頭，然後掏著心窩說：我何嘗不知？文革十年遺留下很多問題，新時期又會出現不少問題。可做工作哪能沒有困難？我這個人如果有個優點的話，就是不怕困難，逼著自己面對困難和問題去動腦筋，想辦法去克服困難。我的幾十年革命生涯不就是這麼走過來的嗎？是的。將軍現在又要重新邁開步子，在新的時期、新的戰場，一展風采。
自南昌起義以來，我軍與老百姓的關係從來都被稱為“軍民魚水情”。然而十年浩劫使這種關係受到極大傷害。如何恢復“軍民魚水”關係，這是將軍必須完成鄧小平主席交給的一項緊迫而艱鉅的任務。
軍民共建精神文明！將軍在保定駐地的某集團軍調查中，總結和提出了一項具有新時期我軍建設里程碑意義的創新。而正是這項被黨中央、中央軍委確認為“建立和發展體現社會主義精神的新型的軍民關係的一個好途徑”、“是加強現代、正規化革命軍隊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的偉大創新，使得被林彪、“四人幫”扭曲了的軍民關係迅速恢復到了戰爭時代那種互不可分離的魚水關係，並更進一步的發展。與之同時，軍隊的自身建設也在這樣的精神文明建設中得到提升和鞏固。官兵一致，從嚴治軍，也是在將軍和軍委其他領導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現實了一個又一個的新台階。
像我這樣年齡的曾經是軍人現在又離開部隊的同志和千千萬萬今天仍在軍隊一線工作的中青年，我們都慶幸經歷過新時期軍隊歷史上一個使我們受益終身的重要事件，那就是“軍地兩用人才”活動。而這項活動的積極推動者和主要領導者正是將軍余秋裡。
面對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新景象和新現實，我們這些“出生在困難時期、成長在文革時期、當兵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當兵人，都曾有過徘徊，都曾有過痛苦，但我們很快獲得了春風和新生，這個春風和新生就是“軍地兩用人才”活動在全軍的展開。當兵者，毫無疑問我們的責任是扛槍保國。但多數人不可能一生都留在部隊，我們需要適應新的崗位、新的工作挑戰，我們要安心當好兵，就必須考慮好今後的出路。這時和平時期所有軍人及其軍隊的家庭和與軍隊們相關的人都在考慮的事。將軍審時度勢，在深入部隊一線的調查研究中，他把軍隊的戰時責任與和平時期軍人們面臨的實際問題放在更高的起點上看待今天的軍隊建設，於是創造性地提出了“軍地兩用人才”的科學建軍理念，使得那些既願望為保國守疆獻青春、又期待未來能有更廣闊戰場抒展建設四化才能的廣大官兵，有了立身之本、建功之技。而關於這項影響深遠的活動意義，我在此僅用幾行字記述，顯然過於簡略和筆輕。但我有自己的認識，因為對於一個真理的認識，通常我們根本就用不著堆積許多所謂的生動事例或華麗詞藻去粉刷它，就像我們對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一經典真理的認識一樣，不需要用“南昌起義”、“秋收起義”或“三大戰役”來解釋它嗎？顯然不用。
一滴水可見太陽。將軍的“軍地兩用人才”觀就是這樣滴水見得太陽的建軍新思想，它的深遠意義在我軍現代化建設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將被顯現出來。我們這些有幸在其中受益的親歷者，只有深懷朝聖般的虔誠才有可能充分認識它的光芒所在。
百萬大裁軍——這是將軍出任總政主任一職後，又一件非做不可、又極“得罪人”的事。較之將軍在副總理時主持政府工業部門的機構精簡，軍隊大裁軍的難度要大得多。
那些裁掉的軍隊，都是比將軍更老資格的將軍們的心頭肉，裁誰不裁誰，常常會搬弄出諸多歷史上的許多陳皮爛糠，你惹得起嗎？
惹不起也得惹。
大裁軍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軍隊現代化需要。而讓軍隊的老同志退位，意在使部隊的干部年輕化。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這些人交不帳。”軍委主席鄧小平說得很清楚，也很嚴重。
交帳就得理帳。這“理帳”人便是將軍余秋裡。
自1927年南昌起義的一聲槍響，中國人民解放軍走了漫長而輝煌的歷程。而這過程中，活著的和犧牲的都被銘刻在中國歷史的豐碑上。現在將軍要把一些年齡超大的同志從崗位上“請”下來，讓他們結束一生以此榮耀的軍人生涯。而那些從戰場上走過來的老軍人們、老將軍們，對軍隊的情結遠勝於生命。如今靠一個“請”字來了結血脈裡流淌的軍人情緒，談何容易！
年齡到限，一律退位。這容易實施，不接受也得接受。大勢所趨，服從自然規律。但將軍還要做另一件事，這讓無數“生為革命而生，死為革命而死，從小立志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老軍人不干了：退出崗位，已經實屬無奈，就連一件新軍裝都不發給我們呀？不行！
將軍們憤怒了！憤聲震天宇！
一身軍裝就那麼重要？自然重要！比將軍更高位、資格更老的將軍們這樣說。
我們都退下來了，連一身軍裝都不發給我們，太絕情了吧？發一套新軍裝給我們，死了也好做壽衣嘛！有人帶著悲憤與眼淚在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上這樣懇切道。
將軍的心其實與這些戰火中走過來的老戰士們一樣。他何倘想把事情做得這樣“絕情”？但他必須執行軍委和鄧小平主席的命令：新軍裝還是不能發。
將軍向老戰士們陳述的理由是：軍服是軍隊的一種標誌，是軍人區別於其他人員的一種標誌。此次新軍服改革，本來也是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一個內容，因此只能是現職現崗的軍人才能換新軍服。老同志們當兵一輩子，穿了幾十年軍裝，現在離開崗位，又不能穿新軍裝，感情轉不過彎，這是自然的事。但大家只要好好想一想，問題可能就想通了。五十年代實行軍銜制時，許多戰爭年代擔任過軍隊高級領導職務的同志，還有的是開國元勳，因為當時沒擔任軍隊現職，他們不僅沒有授銜，更不用說軍裝了。這說明什麼？說明這既是我們黨和軍隊的一個傳統，又是一條紀律準則。另外我們查閱了外軍資料，各國軍隊也是如此，一旦離開現役，就不再穿軍服。
這樣有情有節、有據有理的說明，多數老同志轉過了彎。但仍有些依然接受。將軍只好向他們敬個禮，情深意切地說一聲：拜託了。
不那麼簡單。將軍為公鞠躬盡瘁一生，因這樣的事也被人放過“暗箭”，而且射得蠻兇。甚至有人在他退休之後重病在醫院住著時，也還有人跑到病榻前怨他“軍裝”一事沒辦好。將軍聽後沉默許久。身邊的工作人員實在看不過去，便對將軍說：“不給老同誌發軍裝是軍委的決定，他們這樣埋怨你不公平。你應該向大家做個解釋。”將軍搖搖頭，說：“我執行軍委的決定，理所當然。一些老同誌有意見，我能理解。但對項工作我不後悔。”繼爾又說：“我這個人被人誤解過，也被人誣陷過。但毛主席說，我們要想信群眾，相信黨。我自己又加了一條：要相信自己。”
有道是心底無私天地寬。將軍這句“要相信自己”的含義也在於此。
毋須諱言：現在有人做官後為自己的家鄉傾斜點感情，造福一方的事不少。這也是人之常情，並不算過分。但將軍則在這方面真可謂鐵面無私。
自1929年15歲時跟著紅軍離開吉安老家後，一別就是54年！這54年裡他幾乎跑遍了國家的每一個角落，唯獨沒有在家鄉駐足過。 1983年5月，將軍在浙江金華開完“軍地兩用人才”交流會，正巧與回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時間還差幾日。金華與吉安相距甚近，將軍這回終於萌發了回老家看一看的念頭。
闊別半個多世紀，誰人不憶家鄉？一路上，將軍興致勃勃，對隨行人誇口：到吉安後，一定請大家吃幾個吉安名菜：粉蒸肉、紅燒狗肉，外加封缸酒。然而到了吉安老家後，將軍再也沒提這事。為何？將軍回老家後目睹半個多世紀後的家鄉人仍穿著縫滿補丁的衣服、孩子們吃他帶去的幾塊糖果像過年一樣、村上農民裝著電燈卻捨不得開亮的一幕幕貧窮的境況，讓將軍心頭久久不能平靜。
與當地干部座談會上，有人借他仍在當農民的弟弟的嘴巴說：“你在北京當那麼大的官，可什麼事情也沒為家鄉辦過，大家都說你六親不認。”
將軍那天低下頭，沉默很久後說：原則問題上我就是六親不認。過去在當國家計委主任時，也有江西的同志跑到北京讓我多給江西點項目和經費，我對他們說，我這個計委主任是全中國的，不是你們江西計委主任。現在我還認為這話沒錯。只要我在任一天，就不能行使權力專為老家做事。
那次將軍在吉安只停留了一天，多半時間是在與當地黨政幹部商量如何振興吉安經濟的事。原本請隨行人吃“特產”和遊井崗山的事全然不提。故鄉的依舊貧困讓將軍很多日子心情沉重。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你讓他辦些跟他個人或者家鄉沾邊的事，那真是難以上青天。在他從崗位上退下後，曾經找過我幫他老家辦過脫貧的事。可他在位時連一輛拖拉機都沒給過吉安。我還開玩笑說，你做過分了一點。秋里同志還朝我瞪圓了眼睛，說：過份點好。”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顧秀蓮同志在她的辦公室笑著對我說。
將軍在對自己和家人的問題上，有時真的很無情。但這種無情中卻蘊藏著一個共產黨人的大情大義。余浩是將軍惟一的兒子，算是我們的同齡人。余浩自己說從小幾乎就沒有得到過父愛——因為父親太忙了，連跟家人說話的時間都極少。同一小院住，卻見面很少。將軍通常半夜三更打道回府，等他第二天起床上班時，孩子們一個個已上學校早讀去了。節假日全家人一起上什麼公園玩一趟的事，余浩說好像他的童年和少年記憶中就根本沒有過。八十年代，中國的南方邊境有過一場戰事。余浩當時剛從北京某部隊轉業。有一天將軍見兒子突然問道：你現在在幹什麼？兒子答：剛部隊轉業。將軍感到意外：好像兒子當兵也是第一次聽說，更不明白兒子為什麼會轉業？那時南邊已經開仗，身為總政主任的將軍這回對兒子特別關心起來：你不能轉業，得重新回部隊去！兒子有些惱：憑什麼？我當兵時你關心過沒有？現在我轉業了你倒關心起來了？將軍兩眼一瞪：給我回部隊，這是命令！
回就回！兒子也不是孬種，轉過身就到新部隊報到。
不幾日，將軍又碰見兒子，便問：在哪個單位？
兒子說：總政下屬的一個單位。
將軍立即不悅地：你上那里幹什麼去？
兒子：是組織安排的。
將軍怒氣上來了：你這算什麼兵？下去！
兒子只得離開北京，上了南京軍區。
不行，得到一線的作戰部隊！
將軍聽說南京軍區的領導將他兒子安排在非前線作戰的機關當參謀，好一頓將軍區頭頭訓斥。無奈，軍區領導不得不將余潔一桿放到底——安排他在最前線的某軍一師一團。這個團就是將軍在紅軍時期一手創建的，現在正執行南疆前線的攻堅任務。
戰鬥異常慘烈。一團英雄官兵們在搶占高地的激中傷亡慘重。將軍身在京城，卻每天可以看到前線的戰報，但他把對兒子的那份牽掛之情，傾注在前線所有的官兵上。 “為了國家的尊嚴，必須英勇戰鬥，不怕流血犧牲。”那些日子裡，將軍不准有人提及他兒子在前線的事。
“如果說兒子，那麼幾十萬前線指戰員他們都應該是我的兒子。我牽掛他們中的每個人。”將軍在前線的無名烈士墓前，高高地舉起右手，向默默躺在那裡的“兒子們”敬禮，心底在喃喃地念叨著一句話：我為你們自豪。
經過戰火洗禮的兒子真的讓將軍自豪——余浩從硝煙迷漫的南疆回到祖國時，已是戰功顯赫的英雄。將軍這時才有了笑容，而這時人們似乎猛然發現他的滿頭寸發也在一夜間全部銀白了……
無情未必真豪傑。將軍的情在心底，在細微處，在他揮手與斥罵中，在他沉默與大笑間。女兒曉陽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也是將軍掌上明珠。曉陽說，我們小的時候，父親正在大慶會戰，後來又是文化大革命，記憶中的父親很少與我們在一起。 1979年我出國留學，之前沒跟爸爸商量過，怕他不同意。爸爸是個很傳統的老布爾什維克，他最痛恨跟“洋”字沾邊的，尤其是自己家的孩子。聽說我上瑞士，爸先是沉默不語，然後問學什麼專業。我說是金融。爸竟然站立起身，爽朗地說了一聲：那你把它好好學了！好像在指揮下級的一名油田開發者：你把那個油田拿下吧！爸就是這樣的人。別看他是老紅軍出身，從小沒上多少學，但他從不墨守成規，相反接受新事物也特別快。每次我從國外回來，爸顯得特別高興，常常還在外人面前把我炫耀一下：這是我小女兒，在國外讀工商碩士呢！有一次曉陽把從國外帶回的一個很大的巧克力蛋給了父親，那會兒將軍正隨胡耀邦總書記在昆明視察工作。將軍見女兒的禮物，好不喜歡。看著看著，突然說：這個給耀邦吧！於是帶著女兒，抱了巧克力蛋，去見了總書記。女兒後來又隨父親上了大港油田。曉陽手頭帶了一份剛剛翻譯好的外文資料。將軍見後甚為驚喜，令秘書說：曉陽的翻譯論文，你把它放在我睡覺的枕頭旁。 “當時我很感動，爸爸那時是副總理，日理萬機，可他卻對我的一篇極普通的翻譯作品看得這麼重。我知道那是他對我的一片父愛之情……”曉陽說到此處，有些哽咽：“父親每回在我從外地回來時，總說：你怎麼又瘦了？飯要吃好嘛！每回臨走時，他又總說：好好學習，努力工作，外加註意身體。他基本上都是這幾句話，可我感覺裡面有千言萬語。每回走出家門時，我總要回頭看一眼，而每回準能看到白髮蒼蒼的爸爸和媽媽一起站在院子門口，正遠遠地朝我揮手，那一瞬我總忍不住淚水滿面……”
二女兒曉霞可能更遺傳了父親的性格，做事風風火火，乾脆利索，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可一談到父親，立即有種肅然起敬的神情。她的話也頓時變得如同噴射的火山：我爸像一座高山，巍峨挺立；像一片大海，可容納整個世界。他對人愛，愛在你水深火熱之時，愛在你危難險峻之刻，愛在你痛苦絕望之瞬。而他平時則用嚴、用罵、用罰你工作更高要求、用罰你不斷清醒、保持謙虛謹慎和進步，來表達他的愛。
女兒的這段話總結得很到位。
王宏，一軍某師副參謀長。年輕又帥，更因為他有一大串光芒照人的頭銜：曾是“硬骨頭六連”連長、一等功臣、國防大學首屆集團軍作戰專業研究生班碩士畢業生。在春風蕩漾的西子湖畔，我們面對面地坐著。這位“軍中少帥”說過自己的成長經歷，臉上微微一紅，說：沒有餘主任（總政主任余秋裡——筆者註）當年對我的關愛，我王宏不可能有今天……王宏的經歷有些傳奇，在“硬骨頭六連”任職時，因為南疆一戰建立顯赫戰功，成為全軍戰鬥英雄。但年輕人從戰場上回來後驕傲了，連軍人的基本紀律都不放在眼裡，為此吃了個處分，降職到另一個連隊。將軍巡視下屬部隊知道此事後，專門找他談話，勉勵他正確認識錯誤，重新奮起前進。受挫的年輕人不曾想到在自己絕望的痛苦時刻，軍委總政首長會專門抽出時間親自找他談話。感激涕零之際，是振作奮起的動力。後來王宏又從跌到的地方站起來，1998年他帶領部隊在九江抗洪前線榮立戰功，受到軍委江澤民主席簽發的表彰。
在與王宏交流中，讓我這個離開部隊十餘年的小老兵看到了新時期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希望。而那天我的身邊還坐著一位更富才氣的“軍中諸葛”，他姓張名天富。天富天富，真是很有天賦。 38歲便是集團軍的師長。 40來歲又當了集團軍參謀長。將軍很欣賞這位“年輕的師長”——他總這樣稱呼張天富。兩位一老一少的將軍，他們在共同的軍事科學研究中成了“忘年之交”。將軍一生最喜歡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敢打敢衝、誓死取勝的硬骨頭；一種是好學愛鑽、有真本事者。張天富屬於善思考、有見解的儒將，將軍喜歡與這位“年輕的師長”徹夜傾談，是因為這樣的具有現代先進軍事知識和軍事意識的年輕幹部在軍中並不多見。他們在一起時談諸葛亮的《將苑》、談《曾國藩》、談海灣戰爭、談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惟獨將軍沒有跟“年輕的師長”談職務問題。於是我一直認為張天富有一大冤：這麼好的年輕將領為什麼不在更高的軍隊崗位上發揮作用而早早地退職離崗（張天富在副軍職崗位上盡職十年後，而今離崗在家一心研讀中外軍史和各類社科與自然知識）？
張天富的現況，更讓我證明了將軍一生心底不留一絲雜念和行為上的半點私念好惡。現在，我的這部關於將軍的報告文學作品將要收筆了——我知道不收筆準會寫下百萬字的長篇鴻著也斷然不存在問題。但，那種欲滿則反拙的事我不做。
我把收筆落在一個人身上。他叫李曄，曾經是將軍的一位秘書。李曄現在也是我稱他“伯伯”的老人了。
李曄伯伯太可愛了，他對中國石油的赤愛，對人生的赤誠，對痼嫉的蔑視，都讓我感到震撼與敬佩。
2004年“五一”前夕。我和將軍的二女兒、三女兒專程從北京趕往河北任丘油田，因為事先得知李曄在那兒正與幾位“老石油”在寫一部“聊聊石油”的書。將軍的女兒們說，你見了李曄叔叔，就能像見了我父親一樣。言下之意：李曄是個活脫脫的“小余秋里”。
之後的四天時間裡，我全然沉浸在對“小余秋里”的感受和欣賞之中。
“高興高興！見了兩個娃兒就高興！”矮小而體弱的李曄一見曉霞、曉紅，嘴裡不停地喃喃著，那張佈滿紋絲的臉上綻放著父愛的笑意。
李曄1949年在我軍南下時參軍，後到西南軍區。 1954年到了將軍身邊。李曄生性不屈剛阿，開始讓他到將軍身邊當秘書，他不願。原因是聽說將軍脾氣大，不順心時會把鋼筆甩在桌子上。李曄說自己雖是個“小蘿蔔頭”，但受不了這種氣。哪知在不得不“服從組織”之命到將軍身邊後，一干就是15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還不知要在將軍身邊幹到什麼時候。
1994年將軍一病不知事後，李曄赴北京看到將軍成為躺在床頭沒有語言、沒有知覺的植物人的情形後，他一悲之下從此離開北京，將家搬到勝利油田所在地的那個東營小城，開始了半隱居式的孤獨生活。
“不能跟首長說話了，我還留在北京幹啥？這樣留在北京比死還難受。”李曄對將軍的那份情超越了秘書與首長的關係，超越了親人和友人的關係，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屬於將軍的，將軍的一切就是他的一切。
為這，李曄常常當眾慟哭——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一個怎麼著也是省部級身份的高級幹部、一個經歷了無數蒼桑的頂天立地的漢子，他在我這樣一位初次見面的晚輩面前，能毫無顧忌地說哭就哭，說怒就怒——我還是生來第一次見這樣的人。
李曄哭什麼？為何而哭？
後來我終於知道了：他為將軍一生的大起大落而哭，為將軍後半生最大的願望——把勝利油田建成第二個大慶、在全國建十個大慶的夙願未能實現而哭，為今天中國的石油資源需要越來越多地依靠進口而哭……
將軍也有大起大落？將軍也有宏偉的夙願沒實現？這是我初見李曄時內心存有的極大疑惑。
“當然有。”老人告訴我。他拿出一份幾年前寫給中央領導的信，讓我讀——
“這樣的信，我寫過幾回。這信中的字字句句，都是我訴說中國石油建設的血和淚……”老人說到處時，一聲又一聲扼腕長嘆，支著拐棍在房間裡不斷走動起來，帶著無限悲憤的激動之情昭然可見。
“每每想起首長，想起他生前想把勝利油田建成第二個大慶和在全國建設十來個大慶的願望得不到實現時，我經常在半夜被噩夢驚醒，然後嚎啕大哭一場……” 老人開始拭淚，繼爾雙手伏在膝蓋上久久不起，那雙瘦削肩膀竟然在不停抽顫。
其情其境，讓人心酸不忍。
“六年了，我們幾個老傢伙行程4萬公里，訪遍了祖國陸上、海洋所有油氣田（台灣除外）。收集各類資料近300多公斤，接觸訪問了700多位石油職工。其中，深入座談研討的石油界的局以上領導幹部與資深專家學者就有100多人。為啥？就是為了想把這些年來中國石油事業上的成功與教訓向世人作個我們認為的解釋。新中國石油事業曾經有過輝煌的自給自足時代，現在我們每年則將近有近一半原油要進口，而且這種趨勢越來越嚴重，這就是我們這些老石油人最憂慮的事。我們是過來人，了解中國的石油工業狀況，所以更懷念余秋裡、康世恩時代他們留下的中國石油開發思想。用一句比較簡單的話說，如果當年余秋里和康世恩他們制定的石油戰略思想得到很好的沿續和執行的話，中國的今天更加強大和繁榮。可眼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飛速發展，制約我們的經濟建設和日常生活的能源問題卻越來越突出。大家不都看到現在國家一年比一年用電緊張情況嗎？而在能源中石油總是第一位重要的，可現在原油缺口之大令我們更加擔憂……”一旁的鄭躍舜先生對我解釋道。
李曄、鄭躍舜和毛華鶴、王福臻四位在石油戰線工作了一輩子的老人，他們費盡心血要向國人“聊聊石油”，到底想聊清些什麼事呢？
原來，他們耿耿於懷的還是當年將軍和康世恩等老一代石油開拓者和領導者對中國石油的戰略思想和後人因種種原因沒能實現這種戰略意圖所帶給現實中國石油大量進口的問題。核心問題是像勝利油田這樣的好油田到底能不能建成“第二個大慶”和與之延伸出的在“全國建立十來個大慶”符合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爭論上。
讓我們來聽聽李曄他們是怎樣“聊”以上那些好似石油問題其實是中國經濟建設全局的方向問題的——
關於把勝利油田建成“第二個大慶”的戰略思想，是1984年2月胡耀邦、余秋裡明確提出，到1986年1月由康世恩主持正式編制出來，歷時近兩年。而醞釀與議論這個規劃，時間則更久遠，並有著更深刻的背景與淵源。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按照國務院指示，余秋裡、康世恩等人編制石油長遠規劃和“四五”計劃綱要時，就將我國石油與美國石油相比較，提出了兩國國土面積與沈積岩面積基本相近，石油儲量與產量也應基本相當，即年產四、五億噸石油（十來個大慶）的設想。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1977年5月，中央在大慶油田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上，余秋裡與康世恩經反复研究，由康世恩在大會提出“在20世紀末石油工業要建設十來個大慶”的奮鬥目標。這個目標當時既符合華國鋒有關經濟建設要“四個一點”的要求，也符合後來鄧小平提出的“發展是硬道理”、“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精神。 1977年5月，在大慶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期間，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參觀大慶油田地質科學展覽館（地宮）。在一幅很大的全國石油地質勘探遠景圖面前，感慨地說：“我們國家如能搞到十來個大慶該多好！”1977年7月勝利油田會戰指揮部的《勝利油田1980年建成一個'大慶'規劃匯報提綱》。其中寫道：“油田黨委集中了廣大職工積極響應華主席和黨中央號召的心願，反复研究，決定在1980年提前將勝利油田建成一個大慶式的油田。……1980年建成一個'大慶'的總體規劃是以老油田為基礎，實現高產穩產，現有資源建成並穩產2000萬噸；以濟陽、臨清兩大坳陷為主戰場，堅持古潛山、二級帶、深層三個勘探方向，新增地質儲量20億噸，新建原油生產能力3000萬噸。設想在三年內逐步形成東營、沾化、惠民、臨清四大油區，實現5000萬噸的目標。”1978年9月14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第三次到大慶視察。他一針見血地提出：“你們要加快找油，加快找氣，找到更多的油氣田，我們有5億噸油就好了，搞十來個大慶油田還是很不容易的哩！”從1981年勝利油田打翻身仗以來，搞“一個大慶”的議論又開始熱鬧起來。其中余秋裡起了倡導與鼓動作用。如前所述，他在這幾年的講話與活動中都提過勝利油田的奮鬥目標：—— 1981年8月，在勝利，余秋裡講：“勝利現在帳面上有儲量11—12億噸，如果再找到二、三億噸，加起來就是14—15噸，相當於大慶當年儲量的一半。大慶現在每年產5000萬噸，你們為什麼不能在這幾年搞到2500萬噸？”（注：勝利油田1985年產油達到2705萬噸。）——1983年9月，在勝利，余秋裡又講：“從長遠講，勝利油田搞到40億噸左右的儲量，搞到6000萬噸左右的規模，也就是搞個'大慶'或'尼日利亞'，應該是有條件的，是可能的。具體時間、具體範圍不說死，作為奮斗方向，應當有這樣的雄心壯志，應當提出這樣的戰略目標。”（注：經專門機構核定，到2000年勝利油田累計探明儲量為40億噸。）
簡單的割斷歷史論事容易片面。關於石油工業的發展更是如此。新中國的石油發展從來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摸不到石頭時要小心謹慎，石頭摸准了就要快上。”這是將軍的經濟學思想之一。
1984年2月11日，心系石油事業的將軍雖此時身為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卻仍然時刻想著把勝利油田建成“第二個大慶”的宏願。他隨胡耀邦總書記（其實我猜測，應該是將軍“鼓動”胡耀邦更準確些）在結束廣西邊境度過春節後，經南京直飛黃河入海口的勝利油田。同樣滿懷一腔“石油情”的胡耀邦同志對勝利油田和中國石油事業倍加關懷。他一到勝利油田就在石油工人中間搞調查研究，聽他們講自己的艱苦奮鬥史，向他們打聽油田的發展前景。當天晚間，胡耀邦欣然揮筆寫下了“一部艱難創業史，百萬覆地翻天人”的題詞。
胡耀邦同志對勝利油田的了解和熟悉是從將軍那兒獲得的。還記得本文前面敘述過的，在五十六年代時，他這位住在將軍後院的團中央書記時不時經常出現在秦老胡同之景？關於勝利油田能不能建成“第二個大慶”，早在1982年2月的一天，胡耀邦、將軍和李曄等人就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根據李曄錄音整理）：
將軍：我給你們當個參謀，向總書記匯報一下。 ……我國960萬平方公里，400多萬平方公里能夠找油，領域大得很。你們勝利油田搞了20年了，應該有經驗了。有700平方公里的油田面積，20多億噸儲量。要當個大慶來開發。因為大慶（當時）也只開發800多平方公里，24億噸儲量，……
胡耀邦：如果我們國家能夠搞第二個大慶，那我們80年代就大有希望，這是個重大因素啊！提建設十來個大慶，想是可以這麼想嘛，怎麼不可以這麼想呢？只是當時估計得過於樂觀一點。
接著，總書記和將軍倆人頭挨頭地掐著指頭算起搞十來個大慶的帳來。
胡耀邦：東北算兩個，勝利油田算一個，……九十年代搞它五、六個，六、七個，……如果我們的國家有更多的石油，比如說本世紀能夠達到三億噸，甚至更多一點，那麼，我們翻兩番就有了更大的物質保證。物質保證的條件很多，但是如果石油能搞到3億噸，那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胡耀邦回過頭來問李曄：你們今年想搞到2000萬噸？
李曄答：我們想搞到2050萬噸以上。 （實際產油2301萬噸）
胡耀邦問：你們什麼時候搞到3000萬噸？什麼時候搞到4000萬噸？
李曄答：原來設想，90年搞到30億噸儲量、3000萬噸產量。
胡耀邦：（你們）要把搞第二個大慶的方針制定下來。 ……
後來，胡耀邦又給勝利油田題詞道：“建成第二個大慶，獻給開國四十年”。可惜，開國四十年時，胡耀邦沒能繼續留在總書記的位子上，而且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他的死，在中國政壇上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這多少影響了勝利油田關於建設“第二個大慶”的實施進程。這是後話。
但此次總書記在將軍的陪同下來勝利油田視察時的情景，則永久地留在勝利人的腦海裡。那是少有的一種激情，一種大國領袖的“激情燃燒”：在千人幹部大會上，胡耀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同志們：
……
我對石油工業不很熟悉，也很少看望奮斗在最艱苦的地方、對國家作出了很大貢獻的石油工人。如果你們批評我這是犯了官僚主義——總書記嘛，對石油工人不來看一看，我是接受的。但是我們黨的政策有一條：既往不咎，過去從寬，不要糾纏歷史舊賬，團結起來向看前嘛！ （熱烈鼓掌——現場情景筆者註，下同）
而事實上這兩年我也有所改正嘛（全場歡笑）。
從1982年開始，那年5月我第一個是看了大港，8月看了大慶，10月看了中原油田。 1983年5月我看了克拉瑪依，8月看了長慶。這一次是第六次，來看你們。 （熱烈鼓掌）這說明什麼？說明我還是積極改正錯誤嘛！ （全場歡笑）。
我還有一個心願，我現在68歲了，只要今後能夠走得動，我準備看遍全國的石油基地。 （長時間熱烈鼓掌）
石油戰線上的同志們，是值得看望的。為什麼呢？至少有兩大理由：第一大理由，是石油戰線具有光榮的歷史……第二大理由，就是石油戰線是我們四化建設的先鋒……
……
昨天聽了你們匯報，我們幾位同志在那裡開動腦筋想，你們能不能搞出個第二個大慶？這個話首先不是我講的，是秋里同志提出來的。 （秋里同志插話：對，我講的。）他講的嘛！如果說這是向你們“發難”的話，首先不是我，是他呀！ （熱烈鼓掌）
我們這樣的大國，一個大慶就是不行。我們希望有第二個大慶，第三個大慶……幾年以前，有的同志說要想辦法搞十來個大慶。我覺得如果真的搞十來個大慶，有什麼不好？ （熱烈鼓掌）我們不贊成的只是認為很快就能搞成十來個大慶，那就辦不到了，那就是主觀主義了，想得太急，想得太快了。那麼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大慶，想找第二個大慶，別處找不到，就首先找到你們了！ （熱烈鼓掌）你們要首先建成第二個大慶。當然嘍，困難是很多的，但條件也有嘛！可能性是存在的！有困難，要克服困難，才是好樣的嘛。剛才秋里同志講的，第一要靠志氣。我還想加一條，也是秋里同志講的，一方面要發揚優良傳統，一方面要鑽研新的技術。要有新思想、新技術、新辦法。過時了的老框框、老思想、老辦法，我看不要留戀。今天早上，我的秘書找了一份材料給我，是一個美國人叫華萊士？普拉特寫的，叫《找油哲學》。他就提出了這個問題，要反對找油上面的保守思想，是反對老框框。所以，我說第一要有志氣，要發揚石油戰線上幾十年來的優良傳統。第二要努力掌握新的本領。如果有這兩條，建成第二個大慶是能夠實現的。
我提的“第二個大慶”，是有個註解的。大慶現在核實的地質儲量是30多億噸，年產量5000多萬噸。我昨天同你們的李曄同志講，我說你產量達不到5000萬噸，但如果地質儲量先搞到30億噸，產量又逐步上去，有一個可觀的數目，比其它油田多，那也叫大慶嘛！叫第二個大慶嘛！大慶是老大，你是老二嘛！ （熱烈鼓掌）……
最後，我想起了我們的延安吶！我是抗大的學生，你也是抗大的。 （秋里點頭：我也是抗大的學生。）我們抗大的學生在這裡。抗大當時有個校歌，叫“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胡邦同志高興地唱起“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將軍跟著唱。全場熱烈鼓掌，也是很多人跟著唱，情景極其感人。）
你們這時不叫黃河之濱嗎？你們這裡也是黃河之浜。下面還有幾句，我就不唱了。叫“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的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當時是1938年。現在，我就把它換那麼幾個字：“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責任，要靠我們打頭陣……”（長時間熱烈鼓掌）
胡耀邦最後還有一段話，他深情而又期待地對勝利油田的職工們說：“還有半小時我們就要離開這兒了。總而言之，希望你們要做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我祝你們加油幹！1989年在天安門上同志見！”
激情澎湃的總書記不曾想到時隔七年後，中國的政壇發生了連他這位總書記都不曾想的一幕。他離開了我們，也離開了石油人，給後人留下了許多遺憾。但勝利油田在他的那曲改編的“抗大歌”鼓舞下，捷報頻傳，每隔十天半月就湧現出一口千噸高產井——
1984年2月23日：樁西10井，日產3635噸
1984年3月15日：鄭4井，日產1095噸
1984年5月18日：樁古21井，日產2700噸；
1984年5月19日：鄭14井，日產1202噸；
1984年5月31日：邵4井，日產1117噸；
1984年7月1日：樁古9井，日產1085噸，
1984年9月12日：樁古15井，日產2023噸；
1984年9月27日：樁古14井，日產1076噸；
1984年12月16日：樁古25井，日產1087噸，
……
真也是神了！如此密集的高產井，大慶不曾有過，中國不曾有過，就是世界上著名的油田也是不多見的。勝利油田的消息傳到北京，胡耀邦十分高興，約將軍和康世恩，在中南海自己家裡請李曄吃飯。飯後，總書記又委託將軍出面主持以中央政治局名義請勝利油田的領導幹部吃飯事宜。
3月28日，余秋里以中共政治局名義，在人民大會堂請勝利油田的領導幹部吃飯。參加的有王震、姚依林、陳慕華、郝建秀、康世恩、王丙乾、宋平等人。石油部長唐克同志陪同參加。席間，將軍說：總書記告訴我，要我代表政治局繼續分管石油。王震不愧為沙場老將，指出：在搞第二個大慶問題上，小心有人吹冷風。像這個房子裡一吹冷風，我們這些老同志就受不了，就會感冒，就得住醫院，弄不好還得送了老命！ ……不知老將軍何所指？其實，這兩頓飯吃了些什麼，談了些什麼並不重要。而它再明白無誤地表達了胡耀邦對勝利油田創建第二個大慶的關切。
後來有人批評“十來個大慶”是典型的“假大空”。李曄等“老石油人”堅持認為要把這事說說清楚：首先是不宜隨隨便便地就給搞石油的人戴上“假大空”帽子。因為石油工業是極具風險的行業。它的運作比不得其它基本建設項目。比如修建一條公路，建設一個工廠，多少投資，幾年工期，達到什麼標準，事前大體可以框算清楚。但石油深埋地下，看不見摸不著，一切都只有依靠間接手段來評估、設計、計劃與攫取。既是高科技又具高風險。由於條件不同，認識各異，往往為一個地區有油沒油，油量多少，投入多少，計劃大小而爭論不休，反複數年乃至數十年。如果一味謹小慎微，並斥責有前瞻性的設想為“假大空”，那石油行業只好是無所作為、停滯不前了。自批石油“假大空”以來，我們可以舉出若干個實例，證明這種批評錯了。要知道，提一個偃旗息鼓的計劃那就是無所作為，提一個鼓舞人心的計劃又被斥為“假大空”。該怎麼辦呢？與其無所作為，無法向國家向人民交待，不如肩負“假大空”的“十字架”前行。真心搞石油的人只有一個“期盼”：讓歷史與時間來摘掉這頂“假大空”的帽子。
以余秋裡、康世恩為首的中國百萬石油人、特別是像李曄等一批立志“建設第二個大慶”的石油戰線上的棟樑們，在之後的那些年里為實現這一奮鬥目標所付出的努力可用悲壯二字來形容。
罵他們是“假大空”者有，說他們“不按科學規律辦事”者有——最有力的“證據”是幾年前沉沒的“渤海二號”最典型。甚至有人藉機把過去曾經捧為大慶油田開發經典的“先生產後生活”口號也拿出來批判。
“扯蛋！他們了解當時的情況嗎？了解大慶油田的開發建設是在什麼情形下進行的嗎？”將軍火了，雖然他已離開戰線多年，但誰想否定大慶、否定大慶精神，他絕對不會答應。
提起這類事，李曄無法平靜，他在一番激烈的痛斥醜罵之後，給我這樣聊道——
他們說余秋裡同志當年提出“先生產後生活”是不關心職工疾苦，這是完全不符合當時我們石油工業和國家所處的實際情況的。要知道，石油業是個極具風險性的行業。你設想規劃好了這兒是一個多大規模的油田，可常常實際結果並不是那麼回事。五十年代，在新疆獨山子地區，由中蘇聯合規劃開發的獨山子油田。按照前蘇聯的基建程序，先修建了一些職工宿舍樓與生活區，等入住完畢，再著手開髮油田。結果事與願違。獨山子油田面積極小，職工生活區的設施大量閒置，造成不應有的浪費。這類事情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玉門油田也發生過。當時玉門發現白楊河油田後，人們興高采烈，但又無經驗，在沒有搞清油田面積、儲量時，就先蓋了幾幢大樓以便職工使用。最後這個油田面積很小，產量很低，並不需要很多人管理。結果，那幾幢大樓成了野黃羊的棲息地。這種“先蓋樓，後找油”的教訓還不十分深刻嗎？余秋里和康世恩作為新中國石油工業的開拓者和領導者，自然更懂得應該從這樣的教訓中吸取什麼，所以後來在大慶會戰時提出了“先生產後生活”的戰斗口號。它實際上是一種權宜之計，並不是余秋裡的一貫思想。相反，“總後”政委出身的第二任石油部長的余秋裡同志一直把抓職工生活問題當作出生產力的“動力”，甚至在像“三年自然災難”時期他親自動手抓職工生活，其情其景，凡是石油戰線的老職工都會記憶猶新。說得再心平氣和些，諸如“先生產後生活”、“先生活後生產”還是“生產生活一起抓”一類問題，對那些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看來，它與“先有蛋還是先有雞”一樣，這個連哲學家都難於扯不清的問題。更何況，余秋裡一向主張生產是第一位的，而保證生產能不能快速發展，職工的人心、人氣又是最關鍵的，而要保證人心、人氣始終處於高昂之中，生活問題必不可忽視。幾乎可以這麼說：在眾多的中國高級領導幹部中，能夠像余秋裡這樣既懂得如何抓生活、又親自上灶能炒出幾個拿手菜、在桌台上也能“指點江山”的美食家並不多。
八十年代初，中國的石油工業出現過一段痛苦的爭執與滑坡現象。這既與當時國家剛剛起步的四個現代化快車有關，也與社會上有人借撥亂反正、批“極左”有關，加上生不逢時的“渤海事件”，使自1964年毛澤東向全國發出“工業學大慶”以來，石油人第一次以屈辱的形像出現在國人面前，一張張多年高昂的臉低了下來……全國原油產量跟著一滑再滑，繼1978年首次10404噸後，到1980年時卻倒退到了10121噸。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感到了壓力，因為石油產量的下滑進而導致整個國民經濟下滑的可能性在所難免。這是他作為總理所不願看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在尋求“新人”保住一億噸無望後，此人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又把目光聚集到了因“渤海事件”從國務院副總理一職上“休息”下來的康世恩身上。康世恩此時已年至65歲，又因患膀胱癌而病臥在醫院。 1980年12 月的一個下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人親自前往醫院看望康世恩，向這位老石油人討取保住一億噸的良策。交談中，康向他推薦了經與余秋裡等人集體研究的一億噸包乾設想。那位總理要康世恩再次出任石油部長，並說：此任非你莫屬，其他人都擔當不起保住一億噸的重任。在這樣情況下，重病在身的康世恩應承接擔。 1981 年1月19日，在國家能委召開的會議上，新調任的國家能委主任余秋裡宣布：今天早晨中央決定康世恩副總理兼任石油部長。這就是石油部盛傳一時的“康世恩臨危受命”的故事過程。
需要說明的是，從1979年開始，全國經濟進入了三年調整時期。壓縮基本建設投資成為調整時期的主要工作。此間，國家對石油的投資銳減。 1981年計劃投資只有1980年的一半——才17億元。在這種形勢下，石油如何穩住年產一億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1980年秋天，作為副總理兼能委主任的余秋裡就對石油部提出：“1981年產量1億噸就1億噸，要講些道理。……現在國家有困難，你們要有點革命精神，還是要敢想敢說敢干，還是要解放思想，三年之內一定要搞上去！現在國際油價上升，過去沒開採價值的油田現在都可以開采了。採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這些資源，積少成多，一本萬利。沒有錢可以藉。”曾長期擔任過石油部副部長的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也說：“你們石油部想辦法，增產節約100萬噸原油，可以考慮都給你們”。住在醫院裡的康世恩也在不停地抱病找石油戰線的有關人士議論如何把石油從“資金短缺”的困境中衝出來。最後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並逐步形成了“石油工業年產一億噸的包乾方案”。這套方案簡而言之是：在國家對石油不增加投資的條件下，石油部“包乾”年產一億噸原油。但國家允許，在一億噸以外，石油部增產和節約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籌措的資金作為國家對石油投入的補充。這個方案在當時“統支統收”、“打醬油的錢不許買醋”的體制下，是個“創舉”，也開創了石油工業改革的先河。
中央很快同意了這一包乾方案。
同年5月14日，國家能委在余秋裡的主持下，邀請國家計委、建委、經委、進出口委、外貿部、財政部、商業部、石油部、物資總公司、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等11個單位，共同商定了石油部超產原油的出口事宜。至此，這個鼓勵石油自主發展的“一億噸包乾”方案正式出台，它對石油工業的持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要實現年產一億噸的包乾方案，第一重點是大慶油田。自從60年代初發現並開發大慶油田以來，它一直撐起了祖國石油工業的“半壁江山”，一天也沒有鬆懈過。大慶油田自從1976年起，就達到了年產5000萬噸的規模。在一億噸包乾的形勢下，1981年8月，餘、康經過反复斟酌，並把大慶的陳烈民、王蘇民等領導幹部和專家請到北京開了13天座談會，商討大慶油田有沒有可能在5000萬噸基礎上，再增產150萬噸原油。當時大慶沒有新增後備儲量，5000萬噸產量已繃得很緊的情況下，要再突然增產這麼多，無疑是有風險的。一旦把大慶油田累垮了，局面更是不可收拾。何況，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的10萬職工當時仍住在會戰初期的干打壘房子裡，生活情況基本沒有多少改變，仍然十分艱苦，生產配套、礦區建設和生活上設施欠帳很多。但是，大慶幹部、職工歷來具有以大局為重的好傳統，他們二話沒說地接受了每年多產原油150萬噸的任務。第二個重點就是勝利油田。作為全國第二大油田的勝利油田，自“四人幫”垮台後，在會戰指揮部劉佩榮、張兆美、焦萬海、陳賓等人領導下，團結廣大會戰職工，奮力工作。面對複雜的地質條件，葉大信、陳斯忠、錢凱、劉興材等石油地質家，帶領廣大科技人員，攻克一個個難關，使石油產量在1978年達到1946萬噸，生產建設取得了突出成績。爾後，由於資金不足，勘探工作量減少，原油產量逐年下降。 1980年冬，石油部副部長焦力人、黃凱與勝利油田書記陳賓等商議，認為要實現一億噸包乾任務，在穩住大慶之後，關鍵是要在勝利油田打一場“翻身仗”，迅速遏制它的下降趨勢。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石油部把在中原油田主持工作的李曄調回東營勝利油田工作。
國務院正式批准一億噸原油包乾方案後，石油部抓緊方案的落實。 1981年5月24日，康世恩離開醫院正式到石油部上班。他即派副部長焦力人、李天相、閔豫率領的專家工作組到勝利油田，和油田的領導幹部一起，從資源、工程、經濟三個方面聽取匯報，經過反复討論，初步擬定了勝利油田包乾方案。這個方案中，勝利油田1981年的生產指標是1590萬噸。討論這個指標時，康世恩苦笑著對李天相說：“好你個李天相，連1600萬噸都不敢要，給我簽了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可見，勝利油田在當時即便是一年內只多產10萬噸，也非常艱難！這個方案八易其稿，終經石油部通過。又向國家能委、計委、經委、財政部作了匯報，得到了一致同意。同年8月，石油部正式下發了《關於勝利油田實行原油產量包乾試點的通知》。 10月，國家經委、財政部、石油部又聯合行文下發了這個通知。
此時，身為國務院領導之一和國家能源委主任的余秋裡同志，一直十分關注著全國的石油生產尤其是“一億噸包乾”的事。他在北京召開的石油部廠礦長會上明確指出：“今後石油要繼續大發展，要繼續大踏步前進”。具體要實現“一個加深、三個開展、六個穩定發展”的奮鬥目標。即：加深從松遼盆地到渤海灣盆地的廣闊東部地區的勘探；開展準噶爾、陝甘寧、柴達木盆地的工作；繼續穩定地發展大慶、勝利、華北、遼河、中原、克拉瑪依油田生產。他為石油工業勾畫的這幅發展藍圖，事後證明之後幾年的我國石油工業基本上是按這個軌跡運行的。
“全國穩產一億噸，其中大慶5000萬噸，勝利油田怎麼辦？”將軍在此次會議上，他向勝利油田的干部職工提出了這個問題。這也是他繼抓大慶油田穩產5000萬噸後，力致“建設第二個大慶”的一個宏願。
1981年8月下旬，余秋裡奔赴勝利油田。這個油田他不陌生。早在1964年，他兩次在這兒蹲點，長期坐鎮指揮，與石油工人一起，在一片鹽鹼灘上創建了這個油田。此次故地重遊，老將軍或巡視現場看望工人，或聽匯報找人座談，與油田的領導幹部和地質專家們切磋，深入研究與討論了勝利油田的現狀與發展前景。油田乾部大會上，他深情而又嚴肅地指出：勝利油田仍大有作為，大有發展前途。面對當時在勝利油田發展問題上存在的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少數人認為勝利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主張把現有產量大幅度降下來；大多數人則認為，勝利油田的生產基礎比較雄厚，勘探領域還很廣闊，資源十分豐富，還大有發展前途。對此余秋裡明確表態：堅決支持大多數人的觀點。接著，他用大量的事實與數據，從領域廣闊、資源豐富、基礎雄厚、潛力巨大以及技術裝備不斷進步等方面，向人們展示勝利油田大有可為的前景。
“你們現在搞到的儲量相當於大慶儲量的一半左右，大慶現在每年產5000萬噸，你們為什麼不能在這幾年搞到2500萬噸？”將軍發問勝利人。繼而他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