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篇的哥和我都哭了……

“媽媽，你怎麼走得這麼快啊？” 4月初的一個早上，當秦女士接到武警總隊醫院通知她的母親患SARS已死亡時，當場哭昏在地。她怎麼想得到患糖尿病的母親會在轉眼間變成了SARS患者並死得這麼快！ 那時SARS患者的家屬還不是特別清楚自己的親人為啥突然死亡，而且死得那麼快。因此，秦某的心境非常不好，加上前期在醫院陪床，已經被拖得很累。母親沒了，秦某的心空蕩蕩的，也吃不下飯。到第三天，又是咳嗽又是發燒，當時她還以為自己是累的，想吃點藥可能就過去了。哪知4月5日到人民醫院門診就醫，醫院覺得她有點像非典症狀——“當時雖然聽說東直門醫院等已經有非典病人了，可到底非典是什麼樣，說實話我們也不清楚，更不知道應該怎麼收治。所以秦某上醫院門診後，我們就把她放在觀察室留觀。而那時醫院的觀察室沒有什麼特別的隔離措施，這讓我們人民醫院埋下了惡性傳染SARS的禍根。”該院的一位工作人員事後這麼說。

那是真正的惡性！ 人民醫院是北京著名的三級甲等醫院，擁有85年曆史，每年到此就醫和住院的患者高達百萬人次！為了能夠讓更多的市民到此方便就醫，醫院在設計時以盡量節省空間和方便快捷為原則，所有化驗、門診和收費窗口都盡可能地在一起。 SARS就像一個殺手端著衝鋒槍走進了人群聚集的地方。 秦某在留觀期間，旁邊是十幾個其他病患者，他們後來大多沒有脫離SARS的傳染，其中有一位心肌梗塞患者轉到心臟內科，一人傳染了11名內科醫生。那些內科醫生哪知這位患者與SARS重症者秦某有過“親密接觸”，完全在不設防的情況下又不斷傳染給其他的同事和家人……4月17日，在向外轉出29名患者後，人民醫院於當晚關閉了急診大廳間的天井，意為安排成批的留觀患者所用。哪知原本就通風不良的急診環境更加惡劣，致使急診藥房、急診檢驗、急診收費和近鄰的其他幾個科室均處在由於空氣不暢而形成了SARS強大的交叉感染區。

人民醫院終於哭泣了，哭得那麼悲慟。人們目睹著一個又一個的倒下，一批又一批的倒下，卻無能為力……於是，醫院上下，醫院內外，一片恐慌。那些來看病和正住在醫院的患者聽說SARS蔓延後能逃的就逃，不能逃的也紛紛想法遠離醫院。原先在醫院幹得好好的清潔工和護工扔下一個月幾百元的“瓷飯碗”，不辭而去，SARS病房內的清潔工作和後勤工作不得不由醫生護士來完成，這使得又有一批批醫生護士感染上SARS而再度倒下…… 人民醫院再也無法承受這打擊，於4月19日、20日、21日，連續三次向上面打緊急報告，請求停止急診和門診。中國CDC派出首席專家曾光前去調查核實。 “情況屬實，建議立即關閉所有門診急診。”曾光的結論，給災難深重的人民醫院帶來轉機。

4月24日，整個醫院被市政府宣布隔離。 5月初，人民醫院向市、區兩級CDC報告的非典患者高達200餘人，其中本院的醫務人員89人，年齡最小的20歲，最大的63歲，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醫院的骨乾和專家。 與此同時，我們知道從人民醫院那兒傳染上的SARS患者仍然在北京其他醫院不停地就診看病，先是中央財經大學出現SARS爆發，繼而是北方交通大學又爆發疫情，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醫三院……等地方的疫情也頻頻而起。 北京城徹底恐慌了—— 學生開始成群結隊地離校； 民工開始成批地乘火車汽車逃跑； 有錢人駕著車、搭上飛機匆匆離開北京； 普通百姓撲向商場食品店捲起米麵油鹽醋往家奔跑…… 一個個機關大門開始關閉；

一座座小區實行封鎖； 一條條街巷沒了行人和車子； 市民們躲在居室不敢出門，驚恐地睜著雙眼看著外面那個黑雲壓陣的慌亂世界…… 一天，一輛公交車上一個抱孩子的婦女咳了幾聲，全車人吆喝司機趕快停車，隨即爭先恐後跳下車，路近的人乾脆步行，路遠的紛紛招手“打的”。 “的哥”問：那公共汽車上出什麼事了？乘客說，上面有人咳嗽咳得厲害，可能是非典。 “的哥”一聽，臉色煞白，忙推說“車子沒油了，我要去加油。”說著，“哧溜”走了。 “喂喂，我又不是非典！停車停車！”乘客一邊喊著，一邊追趕。 “的哥”早已溜回自家的巷口，想把車開進大院。 “不能進！你們出租車整天在外面拉人，誰知道有多少非典患者上了你的車。為了你的家人和全院人的安全，我們不能讓你進去。”幾位老太太嚴防死守著鐵門，任憑“的哥”怎麼說，就是不讓進人進車。

“的哥”直蹬腳，“我、我……這到底是怎麼啦？你們不能不讓我回家呀！要是我家有人得了非典誰救他們呀？” “啊？你家有非典病人哪？”老太太們一聽，嚇得四處逃避，一溜煙人走巷空。 “的哥”抹乾淚，走進自己家的樓門，敲了幾下，沒見動靜。又敲：“我回來啦，怎麼不開門呀？” “知道你回來了！可你不能回家，孩子要被你傳染了怎麼辦？”裡面的女人說話。 “的哥”一愣，說：“你們怎麼知道我會傳染非典？” 裡面毫不留情地：“我們怎麼知道你不傳染嘛？你整天在外面拉人……” “的哥”有口難辯，只好問：“我總不能睡在門外面吧？” 這時門突然開出一條縫，縫裡甩出一條被子，門又猛地關上。 “你就今晚先在外面睡。不為大人想，也該為孩子想想。”

是啊，孩子比什麼都重要。 “的哥”想想也是，於是便無奈地捲起被子，萎縮在牆旮旯。真的累了，不管怎麼說，先睡一覺再說。 “你別睡這兒呀！離我們門口這麼近不行！”突然，對門的鄰居在裡面高聲嚷嚷道。 這是“的哥”想不到的事，他火了：“你們以為我真是得非典了呀？” “你不是非典為什麼你家里人不讓你進屋？” “我……”“的哥”有口難辯，抱起被子就往樓下走。 他重新回到車裡，一狠心：媽的，上路拉活去吧！ 車子發動起來，輪子向前飛奔。 “的哥”突然發現今晚的大街上，這麼少的行人，這麼少的車子，一條平安大道，竟然從西到東，沒遇見幾輛車子…… “這麼大的城市，見不到人，見不到車，那種情景，不是親身感受你是無法想像出來的。一句話，它比進地獄還嚇人。”一個多月後，這位“的哥”依然心有餘悸地這樣說。

我就是在那時看到了這位“的哥”，而他也看到我——準確地說是看到了我們全家。 我、女兒和家人，全副武裝的幾個人：都戴著雙層口罩，都戴著厚厚的眼鏡，都穿著臃腫的衣服。 “的哥”下車給我們開車門，他的超常規動作，叫我感動。而他的話卻更讓我意外：“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今晚給我開了彩……” “北京這是怎麼啦？大哥，你說這非典到底是怎麼回事？咋弄得大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啊？”他竟然哭了起來，哭得那麼傷心。 兄弟啊，你哪裡知道，我們還有比你更痛苦的心理歷程呀！我心裡這樣說，嘴上卻不敢對他說，因為他不知道我們一家三口剛剛經歷的一場“劫難”比他經歷的更加恐懼。 “的哥”將我們送到目的地後，一連向我說了三個“謝謝”。

紅色的“的士”消失了，長長的街頭恢復了死一般的寂靜。 回到家，疲憊的女兒入睡了，家人則在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用高強度的消毒藥水在我們剛剛脫下的所有內外衣上噴灑著。而我怎麼也無法抑制波瀾激湧的心潮，獨自久久地站在窗台上，俯視和舉目遠眺著眼前這個正在被SARS奴役和摧殘的城市…… 那一刻，我發覺自己真的淚流滿面。 那一刻，我突然聯想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在部隊參加一場流血的戰爭時的情景。 我怎麼發現眼前的SARS竟然會讓我感到比當年參戰時的那種心境更加恐懼？呵，我明白了：與敵人拼殺的戰場上，我去了，死的可能就是我一個人，死了也會很光榮。可這SARS不一樣，它讓我看不到，它讓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我的家庭，屬於我的同事和單位，屬於周圍的環境，屬於這個城市，屬於看不見摸不著的空氣！

就在十個小時之前，當我居住的整個北京城人人都從單位和大街上躲進自己的家居時，人人都在關緊自家的門窗，以家為戰，消毒反擊，堵疾防魔時，剛因停課回家準備高考的女兒在下午三四點時，開始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說她胸口難受。我和家人手忙腳亂地讓她從書堆中躺到床頭。然後開始測量體溫…… “37.5℃”。第一次測量，就嚇了我們一跳。 家人忙著找藥，而我則忙著打開電腦，上網尋找“非典”的特徵。網上的“非典諮詢”都這麼說：體溫在38℃以上，伴有咳嗽，肺部有陰影…… 吃藥，繼續測量體溫。半小時一次。 下午4點半以後，女兒的體溫一直上升至38℃，而且居高不下。 “我難受，爸爸，我難受呀……”女兒的每一聲叫喊和哭泣都揪著我的心。我成了熱鍋螞蟻。

家人守在床頭，負責測量女兒的體溫，而我則不停地翻閱網上的“非典”知識，又不停地想操起電話諮詢“非典”熱線——可這一項又不敢輕易使用，因為知道一旦“暴露”家中有38℃高燒者，當時的情況下準會被視為“非典”患者。 “120”急救車說不准馬上開到家門口。 我不想這樣簡單地把女兒劃進SARS去。 我們全家誰都不想這樣簡單地劃進去。 是，還是不是？如果是，該怎麼樣？如果不是，誰能保證？是送醫院，還是不送？如果送醫院，要是不是非典，不是自找傳染的死路嗎？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誤時間怎麼辦？ 我和家人激烈的爭執著，每一次給女兒測量體溫後，都會在另一個房間裡誰也不讓誰地爭執著。 我感到我要崩潰了。我甚至已經作好一切心理準備：假如女兒被SARS傳染上，被急救車拉走，我一定毫不猶豫跳上車，一起與她走進病房，一起戰鬥每一分每一秒。那一刻，我覺得什麼都可以不要了，我只要比我生命更重要的女兒！ 女兒還在哭泣和叫喊。我無法在她床頭呆著，我的焦慮已經使我失去了作為一個父親能夠克制的情緒——我強裝若無其事的表情走出電梯，又走出大樓，我看看周圍沒有一個人，於是躲到台階的一側，然後無比痛苦地揚起頭，閉上眼，又合攏雙掌，默默地祈禱了三聲：老天，請你無論如何保佑我的女兒平安無事。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蒼天求助。 女兒的高燒不退，家人的藥物治療不見顯效。我們全家需要作出選擇——醫院是唯一選擇的地方。而醫院在那時是最危險最容易傳染SARS的地方。 我們不能不去了——在無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況下，只能選擇去那個最危險的地方——去醫院在那時等於是在死亡陣地上尋找一根救命稻草。 約深夜11時左右，我們一家幾口全副武裝地走出家門——其實也就是戴上兩個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門後，好不容易打了一輛“的士”，還不敢對司機說上醫院。 車至醫院附近的100米處停下。我們一家人走進北大醫院，發燒門診大夫說還不能進去，“剛消毒，得等一小時。” 家人悄悄對我說：“還是上普通急診去看吧，進發燒門診不等於接觸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會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於是我們帶女兒上了醫院一層的普通急診室。當走進急診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緊：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樓道裡一個個“非典”，他（她）們或是有人攙扶著，或是橫七豎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著…… 門診的醫生全是全副武裝，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麼叫防護服。那醫生穿的是罩式防護服，就像電焊工頭上戴的那種。她每會診一個病人就拿起消毒劑在空中噴射一次，一個十來平方米的門診室，湧進排著長長隊伍的患者，我想不傳染只能算是上帝開恩了吧……我已經把自己列入SARS候選人。 排隊半個小時左右，醫生讓我女兒到另一個診室拍胸片。 20分鐘後，X光片出來。 “沒事，肺部清晰。”醫生遞過片子。 我們一家人都不約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爺！ 緊接下來是驗血。我讓女兒和家人在遠遠的醫院外等著，而我則回到化驗室等著，一分鐘一分鐘地等著——因為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據之一。 25分鐘後，化驗單子出來。我趕緊出醫院交給家人看。 “沒事。”當過醫生的家人這時恢復了自信。 又一個沒事。那一刻，我的心——其實是我們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來。 上面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們回家的路上遇見的…… 第二天清晨，女兒的高燒已退。而我們的生活開始了新的內容：早晨起來，先是打開所有的門窗，再在所有的房間噴射消毒劑。特別是門把手，要進行反复消毒。再在與鄰居的接觸地段，“狠狠”地噴射高量消毒液；吃飯時，相互監督誰沒洗手；出門時，檢查口罩帶了沒有——能不出門的盡量不出門。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車，也不能“打的”——單位裡已經這樣明確規定了。有趣的是女兒一反常態，對還需上單位值班的我特別關心起來，只要一進門，就先讓我站在門口，把鞋脫掉，再將外衣脫下擱到涼台。然後監督我到門口處的消毒液裡洗手，洗完後再進里屋的一隻同樣盛有消毒劑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後跟在我後面，不停地朝我身上、頭上噴射由她媽配製的稀釋消毒劑——我呢，每每女兒這樣做時，都能自覺地配合。這樣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這一年四五月間，幾乎成了普遍。只是我們一家比別人多了幾分緊張，因為我們全家都到過一次醫院。那時得非典的人在別人眼裡就是“瘟神”，而發高燒的人則幾乎都被視為非典患者對待，如果有人到過醫院則彷彿你已被死神抱住了——這也不能怪公眾有這樣的恐懼，因為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醫院傳染的。事後我才知道，當晚我們全家去就醫的北大醫院，那幾天正處在非典患者就診的最高峰。 “24號人民醫院被隔離後，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發燒疑似患者全都湧到了北大醫院，由於定點醫院緊缺床位，那些已經確診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觀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只能躺著等在門診室的走廊內外。那些日子裡，天天都是這個樣。”西城CDC的張震科長在我採訪他時這樣說。 數日後，我們全家安然無恙，逃過一劫。那種心境下使我有可能將精力和目光從自己的家庭轉向外面的世界。 此時的北京城已經完全發生變化。 “國難當頭”，成了許多官員和民眾的口頭語。 那時北京城裡的空氣是凝重的，人們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相互之間看不清對方的表情——口罩將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壓在心頭。 一條“短訊”，可以在不到一天之內，傳遍全市。 “某某時間要封城了！” “某某夜間要飛機噴藥，請關好你家的門窗！” 謠言和消息就是如此迅速傳播的。人們雖然不太相信有些太玄乎的“短訊”，但採取的態度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 那些日子裡，市民們的生活這樣度過： 有車子的，想跑到市郊，但他們常常被農民趕回來。 “告訴你們，不能在這兒通過，更不能進我們村。”農民們警惕地把守著自己的家園。甚至有的村民手持菜刀，列隊排在村口的路中央，電視裡播出一個村子不僅將全村四周全部用鐵網和磚牆圍得嚴嚴實實，而且把村口的那條通向外面的公路攔腰斬斷——路中央挖的坑足可以填進兩台坦克。 沒有車的人，呆在家裡，成天開著電視——電視裡整天是“非典”節目。那時一天學的預防非典和“公共衛生”知識比以往一輩子學的還要多出幾倍。 人們的防範意識超出了想像。在管好自己的前提下，將全部的精力注視著周圍一切可能出現的漏洞。大家有個共同的認識：要真正地保護好自己的生命，就必須關注別人的和周圍的生命是否安全。 “一個僧人發燒倒在馬路上，我們竟接到20多個電話。”120急救熱線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當急救車前往事發地拉走僧人後，他們又接到了30多個市民電話，是市民在打聽那僧人是否是非典患者。市民說，如確診那僧人是SARS患者，我們所有近距離接觸他的人就都得趕緊消毒和防範呀！可不能一絲馬虎。 “瞧瞧這警惕！” 家住東城的李某一家四口，突然感覺發燒。在猶豫去還不是不去醫院時，120急救車已經到了他們家門口。原來，鄰居聽到對門的不停咳嗽聲，就打電話叫來了救護車。 這就是非典時期。個人的生命不再屬於你自己，你要保護好自己的生命，就得以同樣警惕和呵護的心態保護別人的生命。 小黃是外地民工，負責一個居民區前的兩條大街的環衛工作，說白了——是乾掃大街的活。小黃負責的大街是條人來車往密集的地方，有五輛公交車的車站靠近居民院前的大門口。平時的車站旁，早晚滿地都是扔棄的垃圾，小黃舉著掃帚想清除，常常被乘車的人口出穢言罵道：“你沒長眼？想往我身上掃？” SARS來了，大街上突然沒了人影。公共汽車偶爾來一輛也不見幾個人上車。小黃的活兒頓時輕鬆了許多。有些日子小黃也想歇了，傳說非典能從空氣里傳播，大街上也不安全。可小黃發現大院前的馬路邊不知什麼時候又堆起了垃圾，他掃儘後，剛想按常規倒入附近的垃圾箱。 一群居民追過來，詢問他：“餵，小兄弟，這垃圾不能隨便倒，得放到安全的地方。” 小黃不解：“那該倒在什麼地方？” 居民：“應該拉到垃圾集中的地方。” 小黃：“那得有環保師傅拉走才行，我可沒能耐叫他們來。” 居民們：“這你甭管，我們來。” 不一會兒，環衛車還真來了。是居民們給衛生局打了電話。 小黃扛著掃把要回宿舍。 “慢著，”居民們將他叫住：“你是住在地下室？” 小黃滿臉狐疑：“是。” 有居民送上兩瓶84消毒液：“每天在房間裡噴上兩次。” 當他回到地下室剛剛洗完臉，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已經進來。領頭的一個人對他說：“我們要改造一下你這間房子的通風設施。” 小黃愣神之間，幾位穿白大褂的人七手八腳地忙碌了起來……兩小時過後，在房間裡從來沒有吸過新鮮空氣的小黃，重重地做了幾個深呼吸，那氣兒真清純，他感到特別的愜意。 第二天，小黃舉著掃把，正要出門幹活，突然發現門口堆著兩筐水果、蔬菜和一堆營養品。上面還有一張條子：小伙子，注意你的身體。有情況隨時與我們聯繫。本樓居民每一刻都在關注你。 市急救中心的幾十名司機，從投入戰鬥以後，他們不分日夜，天天都在與SARS爭奪患者的生命。每一次白色救護車所到之處，人們就像躲避瘟神似的遠遠躲到一邊。如果迎面遇見一輛私車，那車子的主人便會以最快的速度將敞著的玻璃窗搖起。有一次馬師傅的車稍稍挨路邊近了些，一位五十上下的大嬸竟然為躲他的車子，連人帶自行車倒在了馬路上，造成骨折。 “其實當時我們的救護車離大嬸至少還有三米遠。”馬師傅事後說。 “大嬸，你傷著了沒？”馬師傅趕緊停下救護車，想上前扶一把受傷的大嬸，誰知那大嬸驚恐地連連朝他擺手：“你別過來！你別過來！” 馬師傅立即止步，開始他沒有反應過來，後來一看自己全身穿著的白色防護服，終於明白怎麼回事。 “我就是摔死了，也不要你來扶我！”那大嬸一邊在地上打滾，一邊衝馬師傅說道。 那一刻，與SARS出生入死搏殺的馬師傅只覺得鼻子酸酸的…… “孩子他媽，我今天到咱家附近的一家醫院拉病人，我能看一眼你和兒子嗎？”在又一次執行任務前，馬師傅打電話給妻子。 “行啊，我帶兒子去看你。”妻子興奮地說，又突然疑惑起來，“你穿了防護服，又不能接近你，我們哪看得到你呀？” 馬師傅說：“你們在100米左右的地方站著，到時我向你們招手不就行了？” “哎。”妻子顯得很高興。 馬師傅和車隊的戰友們浩浩蕩盪地開著救護車駛向那所收治非典患者的區級醫院，行動是在深夜進行的。進去的時候，馬師傅根本來不及環顧一眼周圍的情況，每一次轉送非典患者的行動就是一場突擊戰，分秒必爭。 一場激烈戰鬥結束，幾十名患者被安全轉到急救車上。就在馬師傅他們臨登上駕駛室的那一刻，他看到了遠遠的地方站著他的妻子和兒子…… 馬師傅趕緊舉起右手，向妻子和兒子的方向招手。 啊，她和兒子看到了他，也回應著招起了手。 馬師傅的鼻子頓時發酸，一直酸到心窩窩……當他再抬頭朝妻子和兒子望去時，發現她的手猶豫地放下了，稍許才又重新高高地舉起。 馬師傅趕緊再度舉起自己的手，頻頻揮動著。 “上車吧上車吧，別再招手了啊！等戰鬥結束後，我放你們十天假！快快上車吧！”是隊長在說話。 馬師傅以為隊長在說自己呢，可當他轉頭那一瞬間，馬師傅驚愕了：原來他的隊友們都一個個高舉著雙手在向他的妻子和兒子招手呢！ “喂喂，哥們，那可是我的妻子和兒子呀！我們是有暗號約定的，你們都招手了，他們怎麼看得見我是哪個呀？”馬師傅有點急了。 “老馬，你別太私心了，嬸子他們是來看你的，可也是來看我們的嘛。在這個時候有人向我們招手致意，我們心頭熱乎啊！老馬，你一定代我們好好謝謝嬸子。” 這回，馬師傅的眼淚終於忍不住了。他再次看到幾十雙戰友的手在向自己的妻子和兒子高高地舉著，揮動著……